前几天，国务院在宣布恢复实行中断四年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又推出了一个高达四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拟通过如此庞大的巨额投资来扩大内需，摆脱是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可以想见，中央政府这个巨额投资计划在短时期内无疑会起到提振市场信心，拉动投资并降低中国经济突然失速的风险。
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和对照就可以发现，与十年前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所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措施相比，这次的规模巨大的刺激经济发展的十项措施，除了投资总额增大许多并增加了安居房建设、部分农业补贴和以及减税等措施以外，可以说在投资领域和范围上与十年前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甚至在对一些文教卫生和民生环保等方面支出的表述上还没有上次的那么清晰和直观。我国上一次实行积极财政政策起于1998年并一直延续至2004年。在此期间，政府除了加大财政投入外，还先后一共发行了各类国债数千亿元，上马了约1000多个有关高速公路、铁路、机场等交通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众所周知，上世纪末推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与2001年的入世相结合在中国的经济舞台上的联袂演出，虽然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但在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上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于是人们肯定会很自然地问道：我们这次照葫芦画瓢恢复采用与十年前几乎一模一样的财政政策和投资措施也会取得成功吗？
坦率地说，我看未必。我这么说有以下几个依据：
首先，与十年前相比，国际国内政治和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非昔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了。比如，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在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美国、欧盟及日本等发达国家丝毫未受牵连。而亚洲（日本除外，主要是指东南亚地区）当时并非是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主要对象。（2000年时我国内地与东盟贸易仅为400亿美圆不到，仅比与台湾省的稍高些，远低于与香港的贸易额）因此，那场危机对我国当时的对外贸易发展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相反，亚洲一些国家货币体系的困境或崩溃反而促使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将海外投资更多地从亚洲其他国家抽调出来改为向中国投资。所以说，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于中国来说不仅不是一场灾难，相反可能还是一个机会，一个对外吸引外资，对内加大投资，加快建设基础设施，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经济的极好机会。我国当时推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恰好适应了这一需要。
其次，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却首先爆发于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现又逐步蔓延到欧盟和日本。自上月美国、英国表示步入经济衰退后，11月13日欧盟也紧接着宣布其经济开始衰退。日本则于两天后的11月15日宣布其经济增速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表明其经济也开始步入衰退了。美、日、欧盟这几个地方恰恰是我国目前最大的三个贸易伙伴。2007年我国与这几个经济体的进出口贸易总额高达9000亿美圆，占比近42%。如果加上香港、台湾和韩国等与上述经济体经济贸易关系联动密切的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潜在受到影响的贸易额将远远超过中国进出口总额的60%。如果再联想到2005年以来我国进出口贸易在贡献率中的比重一直高达百分之二十左右的数据（2005年为24.1%，2006年为19.5%），我们还能对因我国与这些最大的贸易伙伴的贸易额可能出现的大幅度萎缩而导致的进出口严重态势的前景持盲目乐观的态度吗？显然是不行的。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清醒的是：当美、日、欧这些作为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来源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步入衰退期时，可以预见今后几年中国可以吸收的外国投资金额必然也会出现大幅度的缩减。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十年前我国很多行业的生产能力还处于相对不足的态势。可经过这些年积极财政政策和大规模投资的推动，我国许多行业，特别是普通制造业的生产能力早已进入饱和甚至大量过剩的状态。比如，到2006年，全国已经有钢铁、水泥、汽车、纺织等11个主要行业产能过剩，其中纺织业产品中有85.9%生产能力已经过剩。这还是在我国出口额每年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出现的。也就是说，在纺织品每年大量出口的基础上我国的纺织行业生产能力竟然还出现了将近一倍的闲置！可以想见，一旦我国的出口增速开始减缓甚至于今后不远的将来出现绝对值下降的时候，这种大面积和大规模的行业产能过剩将会变本加厉并可能使得我国的经济遭遇到较大的破坏和损失。不仅如此，中国人民银行11月17日发布的《2008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住房交易量也出现了大幅度下降，房地产等领域面临回调压力，可能影响诸多行业。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对于拉动钢铁、建材及家电家居用品等产业发展举足轻重，对金融业稳定和发展也是至关重要。可见，在这种情况下，倘我们仍然将扩大投资作为我国摆脱是次国际金融危机的不二法门祭出，不要多久，无疑是要遭到经济规律的严厉报复的。
与我国许多行业产能过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十年前，1999年我国的消费率贡献率为74.7,拉动GDP5.7个百分点，而当时投资贡献率仅为23.7,仅拉动GDP1.8个百分点。然而，从第二年即2000年起，随着我国投资规模的不断加大，消费与投资的贡献率开始此消彼长，消费率及其在拉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均逐年下降。2003年消费率甚至只有投资率的一半稍多些。国民经济严重失衡。后经采取措施，消费率开始逐渐回升，2006年也只回升到39.2。而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的平均消费率从来就没有低于过70%！
中国消费率如此长期地持续低迷，不仅反映了我国推行的经济发展政策存在着巨大的缺陷，而且还反映了我国在国民分配制度上存在着巨大的社会不公。与消费率低下相对照的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始终以比GDP增速高一倍或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自1999年的1.14万亿元人民币猛地增长到2007年的5.1万亿元人民币，增长了4.6倍。而同期居民消费水平却只增加一倍略多些，而且，占比70%或以上的农村人口本来消费水平就更低，但这几年增加程度连一倍也不到。那些年里，一方面我国经济在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广大国民却很少分享到GDP的这种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切实利益和实惠。这些年里，城乡差距和贫富悬殊程度都在无情地扩大。实践已经证明，仍然依赖于扩大投资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只能降低而不是扩大内需，或者说，只能加剧而不是减弱社会不公和社会危机。可见，以扩大投资来刺激经济的政策其实也是一个充满政治风险的经济政策。因此，在眼下消费率低下之际，我们不能不对这次的以扩大投资为主的经济刺激计划的前景持谨慎的乐观态度。
最后，我觉得这里最有必要大书特书的是：与这次相比，十年前我们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那就是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中央政府还坚决果断地推行了两项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的经济和贸易体制方面的改革。一个是入世，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另一个则是国有经济全面退出竞争性行业领域，推行私有化改革，扩大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同时对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对于前者，当时的中央政府对原有的自我封闭和束缚的经贸体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顶住党内外很多批评，甚至是“卖国”的指责，最后还是痛下决心，全盘接受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规则，逐步但比较彻底地向世界开放了中国的已经闭关锁国了数百年的广大的内地市场，让中国开始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同时也让中国分享到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丰厚利益。
为此，在入世后不到一年时间里，中央政府和省市自治区政府先后分期分批总共清理和废除了上百万件的有关旧经贸制度的红头文件。而对于经济私有化改革，中央政府也通过进一步解放思想，在什么叫社会主义公有制问题上，排除了执政党内存在的巨大的意识形态上的阻力，坚定地在第二和第三产业中进行了中国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私有化和企业公司化的改革，使得当时占国民经济比重绝大部分的国有经济在3-5年内，即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内退缩到30%左右。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尽管当时我国在上述两个重大的制度改革期间也发生了不少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失误，其中包括官商勾结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等，但是不可否认，中国的经济正是得益于这两项翻天覆地的经济制度的改革才开始了一个长达近十年并延续至今的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
在进行了上述分析之后，我们再回到本文的题目上来，那就是“在四万亿投资之外，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显然，我们的答案是：在面临来势汹汹的国际金融危机时，经权衡利弊，我们可以恢复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推出这个四万亿的巨额的一揽子投资计划，但更迫切需要我们做的正是尽快地改革那些迟滞至今急待改革的不合理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而且，这方面的体制改革更需要我们“出手要快，出拳要重”。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达到扩大内需的目的，不仅成功抵御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还能让国民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最终使得我们所生活其中的这个社会的已经日益尖锐的矛盾和冲突逐渐地趋于平复并开始真正走向和谐。
那么，人们可能会问，这些需要我们尽快加以改革的究竟是哪些经济和政治制度呢？囿于篇幅，本文无法一一展开，只准备开列一个不尽详尽的清单，既表明我心中的改革路线图，也以此作为此文的结束语。今后有机会笔者将再逐一撰文分析。由于长期滞后，这些急待改革的体制和制度互相牵扯、数不胜数，但如择其要点，这份不完整的体制改革清单则应包括如下几项：
以将土地所有权归还农民为核心的土地制度改革、以消除社会歧视为目的的户籍与城乡分割制度改革、以实现市场公平为基础的国企垄断制度改革、以发展社会公益为主的医卫、教育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贯彻言论自由宪法原则为准绳的新闻和出版制度改革、以体现民富国强并重为宗旨的财税制度改革、以提供高效廉洁公共服务为目标的政府体制改革、以崇尚司法独立宪法原则为基础的司法制度改革、以还权于民为方向的政治民主化改革以及以思想解放为前提的意识形态和观念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