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小说家奥威尔逝世，饱受肺结核折磨的他终于可以解脱了。那年，他46岁，正是一个小说家的最好时光。
如果奥威尔熬过了这年春天，我想，他将活下来，并最终会抱着他那病羸的身躯，移居中国，近距离观察他的绝笔之作《一九八四》在人类历史上的首次排演。没有一个小说家能够抵抗这场试验，轰轰烈烈、空前绝后的人类试验之强大诱惑，更何况，那还是他自己剧本的首演。自然，断送他那小说家生命的肺结核也可以借助中医的法术得以根治，而他那近乎忧郁的心情大约也会像北京的天空一样开阔、高远，和……短暂（这大约是一个合适的词汇）。这位人类命运的预言者，大约也会选择定居在北京这个适宜肺结核病人疗养的城市，一个充满金黄尘埃与廉价阳光的城市，并写下另一部长篇小说，那，该是一部历史传奇了。
然而，奥威尔幸运的早逝了，留下了《一九八四》这部令人震撼且恐怖的小说，和这部小说中场景在东方世界那更加震撼与恐怖的演出。剧未终而人已残，好在剧作家已经不能出席谢幕了，否则，这将是怎样的尴尬与悲惨！
奥威尔说，极权主义的本质是思想控制。是的，现代极权主义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专制统治之处，就在于极权主义关注的不仅是它臣民的身体、行动，而是他们的思想与感情。极权主义的权力冲动，在于对人的控制与改造，而不是物的占有与分配。如果技术能钻进人的身体并控制人类情感，极权主义者必然不惜代价获取，甚至毁人之城，灭人之国。好在这种技术没有原子弹那样简单，至今还没有发明，这于《一九八四》中人物温斯顿来说，是活下来的惟一理由。因为思想的反抗是他活着的意义，而反抗之可能，就因为还没有这种技术——“他们无法钻进你的身体”，因此我们可以幽会，可以做爱，更关键的是，我们可以思想，至少在头脑中，在与情人的对话中。
然而，他错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正是这个错误，注定了他温斯顿的命运——陷入核心党虚构的反对组织的阴谋中，主动交出了自己的思想与忠诚，向敌人放开了最后一道防线。自然，身陷囹圄只能是最终结局，身体的折腾与思想的改造继之而来，无可或逃。甚至连最后一点人性的东西也被周密地消灭了，活下来的温斯顿已经是一具僵尸。且听听核心党成员奥勃良的嘲笑：
“如果你是人，温斯顿，那你就是最后的一个人了。你那种人已经绝迹，我们是后来的新人。”
“你处在历史之外，你不存在！”
温斯顿打败了，完全崩溃，身体的与意志。他的生命已经终结，而那位核心党领袖奥勃良的嘲笑却从《一九八四》中汹涌而来，越过小说中的大洋国，淹没了东亚大陆，那片由长城防卫着的黄色土地。
“你就是最后一个人！”核心党说。
是的，自从意识控制术发明之后， 最后一个人已经消失，所有的人都只是傀儡，被操纵的机器与组织的工具。人的皮囊只是信息编码与控制的对象，作为防护体系的皮肤与作为自主意识的大脑，已经瘫痪，成为意识控制的最好与最后的试验场。而所有这些现代政治技术中的核心技术，就是意识形态，或者，按奥威尔的说法，那就叫做“双重思想”：一个人的思想中同时保持并且接受两种相互矛盾的认识的能力——
有意说谎，但又真的相信这种谎言；忘掉可以拆穿这种谎言的事实，然后在必要的时候又从忘怀的深渊中把事实拉了出来，需要多久就维持多久；否认客观现实的存在，但与此同时又一直把所否认的现实估计在内——所有这一切都是绝对必要的，不可或缺……
这段核心党伪造的极权主义理论，足以让普通读者迷失。它太理论化、太费劲了，不适合普通读者的胃口，但奥威尔却不想放弃，在小说中插入这样坚硬的石块。其实，国人对于“双重思想”的理解，简直不需要任何解释。所谓“双重思想”，无非是“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无非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那一套；无非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所谓“生存哲学”与“政治智慧”；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那种反抗策略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混世名言；是对现有势力的恭顺与屈服、承认与分赃，是随时准备“彼可取而代之”的暂时容忍与最终的反叛；是以“无法之法”为一切法的统治手段的核心内容。核心党领袖奥勃良说“我们对你犯的那些愚蠢罪行并不感兴趣。党对表面行为不感兴趣，我们关心的是思想。我们不单要打败敌人，我们要改造他们”。
“我们关心的是思想”、“我们要改造他们”是的，多么宏伟的宣言！多么崇高的冲动！而这就是现代极权主义的本质，权力冲动最原始的依据。按奥勃良的说法，就是，核心党“不论财富、奢侈、长寿或者幸福，我们都没有兴趣，只对权力，纯粹的权力感兴趣”；“权力不是手段，权力就是目的”——
以前的各种文明以建筑在博爱和正义上相标榜。我们建筑在仇恨上。在我们的世界里，除了恐怖、狂怒、得意、自贬以外，没有别的感情。其他的一切都要摧毁。我们现在已经摧毁了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思想习惯。我们割断了子女与父母、人与人、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没有人再敢信任妻子、儿女、朋友。而且在将来，不再有妻子或朋友。
《一九八四》的世界是一个恐怖的世界，也是一个由仇恨、欺骗与镇压编织的世界。这个世界建立在对人类思想的控制上，但更是建立在对人类情感的毁灭上。一切极权主义在本质上都是对人类的犯罪，以反人类为惟一的快乐之源。思想的改造、情感的亵渎、意识的控制、肉体的消灭、人际关系的拆毁、社会的瓦解，都只有一个目的，将人类当做试验品，以发泄他们对人类的仇恨。
我们总是将极权主义当做西方世界的舶来品。其实，以中国文化积累之深且厚，哪里需要西方世界的扶贫？《孙子兵法》的“攻心为上”虽说是战争艺术，但稍具历史知识的中国人都明白，中国的政治技术，从根本上说就是军事技术的运用。“攻心”也者，思想与情感控制是也；“攻心”云者，“教育与改造”是耶！只不过这一套现代技术，融合了中国文化中更悠久的传统，法家的威权、兵家的阴谋、儒家的温情、官僚的冷酷、现实理性的算计，众恶所归，五毒俱全；再来一个创造性的“秦始皇加马克思”，西方极权主义的“中国化”，人类历史上两股权力主义终于合二为一，且蔚为大观，并登峰造极……真该为我们伟大文化的新生而举杯相庆，奏盛世乐章了！
学者们总是以数学运算来推测文化交流，以为东西对撞的结果必然是最优文化的融合与最新文化的生长，这真是所谓逻辑梦梦了。可悲的是，文化交流的现实却往往是最劣文化的汇流。惟水就湿，惟水流下，是谓“下流”。只有那些“下流”、“低劣”的文化因素才会馄饨一体，汪洋恣肆。人类文化的优良成分，必是逆流而上的结果，是抵制、抗拒人性中恶的结果，所谓“一口气提不上则万劫不复”。文化的优良成分，因此必然崖岸崔嵬、壁立千仞，需要人类去朝圣、去膜拜、去上下求索、去静修与参悟；需要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敬审谨慎“善护持”。夫子教导“未闻往教，只闻来学”是，此之谓文化的尊严。而那些“下流”们总是自己找上门来，随势就下，侵入你的身体与意识，如同酒肉之徒呼朋引伴——泥水搅合，鱼龙混杂。
现代极权主义的中土化，批评者往往归罪西方，文化侵略，文化帝国主义云云，这真是找了一个特好的替罪羊。它将自己的罪恶一股脑推给一个无名之物，一个无法开口说话、无法自我辩护的“他者”，这本身就是极权主义统治技术的专门——制造并不存在的敌人！制造假想敌，一个永远处在黑暗中的影子。“仇恨”于是有了对象，控制于是有了理由，清洗于是有了借口，饥饿与死亡于是有了崇高的价值；而核心党也因此获得了永恒权力，那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绝对权力……
奥威尔揭示的现代极权主义，使东方世界的我们猛然惊醒——原来那并非西方式的凶神恶煞，武力与暴力、技术与组织；而是我们文化中的温柔面纱，一种古老的“亲爱的妈妈”式的统治；一种“动之以情”的说教工作；一种“攻心为上”的统治艺术；一种人性改造的系统工程。
奥威尔的写作，因此便在替东方世界的现代性正本清源。也因此，奥威尔是我们的，他为中国写作。
有人说，奥斯维辛之后，诗已经死了。同样，《一九八四》之后，思想已经终结。然而，思想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最后历史的到来，因为人类的命运远未注定。“人”，那些无产者的存在与发现，证明了这一点，至少，作为希望。
在奥威尔那黑色的忧郁中，总是有那么一缕亮光渗漏。这大约是社会主义者奥威尔内心的矛盾。他无法放弃理想，那是他政治思考的出发点与价值标准，更无法割舍历史，他那短暂然而饱受折磨的生命历程。对无产者的亲和，试图与无产者打成一片，进入他们的世界并了解他们，是他生命中最强烈的冲动，对无产者的“发现”与寄托，也是他坚持写作的永恒动力——一个黑暗世界里的惟一光明。尽管，在奥威尔的笔下，无产者只是一个影子，模糊飘忽，仿佛剪影，但他们却少有的鲜活、生动、充满生命，充满人性的光辉。他们是真正的“人”，笑着、叫着、爱着、恨着、生育着、劳动着、烦恼着并痛苦着。他们在生活中，生活在他们中，生活只在他们那里，他们就是生活。也正是在这里，我们这些东方读者，重新发现了无产阶级的存在——一个被完全扭曲了的概念，一个被改造了的群体——无产阶级之人性的力量。在中国近代史的叙事里，无产阶级的人性早已被阶级性掩盖与抹杀。读奥威尔的过程，于是便成了发现之旅：对于无产者、对于无名群众、对于生活，对于人性，对于历史中的永恒与人类希望的探险之旅。
是的，无产者是没有思想的个体，永远活在当下，他们没有意识。“他们不造反就不会觉悟，他们不觉悟就不会造反”，一个悖论！一个令人绝望的谶语！但这仅仅是理论，是语言建构。幸运的是，奥威尔不是一个理论家，而是作为小说家存在。作为小说家的奥威尔，虽然有着令人震撼的政治敏感与历史想象，但理论激情从来没有窒息他那小说家的直觉，那种艺术家成其为艺术家的强烈现实感，那种对生活本身的关注与洞察，那种对存在局限的绝望却清晰的反思。
“我们不是人，他们是人”， 温斯顿对情人裘莉亚说。他们，那些无产者，那些无名群众，他们是人，而我们不是！
“生活会打败你们”。尽管在奥勃良的严刑之下，温斯顿还是抱持着道德上的优越，这种优越也许仅仅是某种希望，某种漂浮物，某些模糊片段，但他绝不放弃。“生活会打败你们”！不错，这是最后的真理，温斯顿的与奥威尔的，如果有真理的话。
这是奥威尔一切主题中的最核心的主题，一切思想中最核心的思想。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读懂奥威尔；理解了这一点也才能最终逃脱奥威尔式绝望假象的迷惑：理想破灭者的痛苦，未来世界追寻者的焦虑，过于强大的思想体验捕获了一个小说家的情感。但奥威尔的绝望绝非宿命，因为他的底层体验，因为他对人性的确证，因为他对生活的敬畏。
是的，他们是人，而我们不是。
思想者总是为思想迷狂，但思想者也为思想丧失一切，身体的与情感的；
无产者或许没有大脑，但无产者却保持着完整的身体，与完全的生活。他们也许不会思考，但他们从来就不靠思想活着；
思想者可以为思想放弃人的尊严，忍辱含垢，唾面自干；
但无产者绝不为任何抽象之物背弃自己的直觉，绝不容忍，有怨必报，有仇必报，欺人者必得报应，杀人者必被人杀；
思想者总是为概念争吵，权利与权力、法制与法治、为民做主与由民做主、极权与集权、批判性与建设性的争论，一生虚耗；
但无产者拒绝任何语言的诱捕，他们拒绝一切虚无缥缈的东西，只承认事实；
思想者也许知道无数的理论、信仰，却反而为那过多的知识迷狂，失去脚跟；无产者也许只有一种信仰，但他们以生命捍卫自己的价值；
思想者有着无数的真理，他们在真理的市场上讨价还价；但无产者只有一条，绝不折价、绝不出卖。那惟一的真理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奥威尔说，他们“不忠于一个党，一个国家，或者一种思想，他们只互相忠诚……他们怀着最原始的感情”。
是的，正因为这原始的感情，他们才是真正的“人”。
“群众”，当统治者发明这个词汇，在那些总结与表格中建立严格的等级身份，借以区分可靠与不可靠、自己人与外人，领导者与跟随者时，他们一定在为自己的语言天才而窃喜：啊，那群众千千万万，可最多的数量也只有统计学上的意义，群众，终究只是一些被处置的客体，被统治的对象，被关押在档案黑箱中无名之物，他们已经不再能获得自己的意识了——“他们不觉悟他们就不会造反，他们不造反就不觉悟”！统治者在窃笑着。然而，统治者忘记了，当群众在表格子填上“群众”这两个字时，那些无名之徒已经把自己凝聚为一个整体，一个庞大而无形的力量已经诞生——那是一种无名的力量，因此也必是无法控制的力量；那是地下的暗火，因此也就是永恒的热能。制度、法律与组织拒绝了他们，因此他们也拒绝一切组织、制度与法律的约束；权力将他们控制在黑暗中，他们也就以黑暗作为战场。身份的壁垒隔阻了他们，但这种壁垒也正成为他们举旗的路障；统治者以剥夺名分惩罚他们，但他们失去的却只有枷锁——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如此说。
正因为无名，它便无法控制；正因为无名，它便无处不在；正因为无名，它便无影无形，飘忽不定；正因为无名，它才不需要任何理由，合法的与非法的，正当的与荒谬的；正因为无名，所以它能借用任何名义，斩木为兵，揭竿为旗，风驰电掣，席卷残云。
老子说，“有名，万物之始；无名，万物之母”。无名乃生化一切力量的源泉，控制一切权力的权力，打碎一切统治的统治。因为这无名，统治者将终身深陷它的莫测变幻，成为无名的影子，正如游击战中那些追击者，被影子所拖垮。
那些无名者惟一遵守的法则，就是万物之母的法则——自然的法则——“反者道之动”！按老子的说法，那叫做“天道好还”——剥夺剥夺者，统治统治者，以暴力还击暴力，以死亡回报死亡。
这就是历史，如果历史有所谓规律的话，这就是人类历史的永恒规律。
试看2008年这个黑色盛世，以天冤飘雪始，以戾气杀人终。无名群众的暴力报复春夏以降，秋冬以继，杨佳行刺、瓮安啸聚、吉首骚乱、深圳袭警，永登罢运；雪灾、霍乱、地震、海啸、暴雨、泥石流、六月飘雪、白日放毒，天灾人祸，望踵接肩…… 群体骚乱与天道示警一道，将一个“盛世”搅得乌烟瘴气，浊浪滔天。“一阕天谴遭众嫉”（朱学勤），然而天命转移、天谴报应之说，无非“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正的。谁谓苍天无眼？谁谓天道无情？！
体制拒绝“群众”，拒绝他们拥有自己的“名”——组织与团体，群众必然拒绝体制，拒绝体制的约束。当表达机制被统治者的暴力强行关闭，群众必然以暴力表达自己的意志。当法律被谎言、权力、利益所践踏，群众必然践踏那被践踏了的法律，而祭出他们自己的律法。那一切法律之上的法律、一切法律之最终的法律——此为“天道”，此为“自然正义”！
因为群众是人，是天命的最终归属。
但“我们”不是，奥威尔说。
2008年11月13日整理
幽燕之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