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937年间的西班牙内战和其他事件，对奥威尔影响极大，成为他写作生涯的转折点，“1936年以后，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的文字，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地为反对极权制度……而作。在我看来，身处我们这样的时代，如果还以为自己能避开这类话题，纯属无稽之谈。每个人都以这样或者那样的伪装在写它们。所不同的，只是你站在哪一边、采取哪种写作方式的问题。”

从西班牙回到英国后，亲身体验了欧洲的极权主义的奥威尔，见到那些完全盲目的书斋知识分子赞同斯大林极权的清洗和屠杀是“必要的谋杀”，他的反应比一般人更强烈，也比一般人更清楚地看到，左翼知识分子“就好比不知道火会烧伤的人在玩火”。

在他看来，这些知识分子，就像他们不愿真实地想象工人阶级的失业和贫困一样，他们也不愿想象极权统治下会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因为这两种想象都需要“一个人能够设想自己是一个受害者”。对生活在英国的作家和知识分子来说，设想极权下的受害者生活确实是不容易的，他们把自己在英国享受的民主生活和自由言论当做像呼吸空气那样再自然不过的事。英国作家简直是一群政治上的天真之徒，他们之所以满不在乎地说起莫斯科审判这样的事件，因为那样可怕、匪夷所思的事与他们的经验是完全脱离的。

奥威尔抨击英国左派知识分子，还因为他们属于一个封闭的、与大众脱离的小圈子群体。奥威尔不喜欢知识分子的小圈子文化，他的文学评论，几乎全都以受大众欢迎的作家为对象，如狄更斯、马克·吐温、莎士比亚、斯威夫特、托尔斯泰等人。他还很关心男孩子读的周刊、唐纳·麦吉尔的漫画明信片、谋杀故事和儿童读物。

让作品不知不觉地成为大众读者社会文化意识的一部分，这可以说也是奥威尔对自己写作的期许，他关心的种种政治和社会制度、文化、人性问题，以及他特有的那种清晰、精炼、诚恳的文字风格都是他与尽可能多的读者保持联系的方式。

与奥威尔关注的那些广有读者的文学相比，20世纪的一些文学，尤其是诗歌，就明显是小圈子写作，诗人与普通读者之间是搭不上话的，“诗的概念……只有少数人才明白，鼓励诗人深奥莫测，‘耍聪明’。”相比之下，他更欣赏那些“表达了农民对生活的悲观态度和临终智慧”的民间诗作。那种貌似深奥莫测，其实是耍聪明的文学或学院写作，任何一个时代的社会中都不少见。这种写作对社会的恶劣影响不仅危害文学，而且危害社会中的人本身。所谓的“高等文化”造成并强化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和距离，比由阶级和财产造成的人间隔阂更难以消除。奥威尔不仅主张正义和自由，更主张一种知识、文学、文化的平等和民主。他反对小圈子文学，与他反对任何形式的精英特权是一致的，他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自以为是和自视高人一等，还因为所有的极权统治者，就像《动物庄园》里的猪们，都是自以为是和自视高人一等的。

左派知识分子对苏联的极权保持沉默，是奥威尔最为反感的，他写道：“英国那些亲俄的时事评论家继续为苏联1936年至1938年间的大清洗和大放逐进行辩解，说不管怎么样，苏联在战争期间‘没有出现傀儡政府’。围绕着乌克兰饥荒、西班牙内战、苏联对波兰的政策等等话题，更是谎言连篇，歪曲不断，虽然不能说全都是出于有意的欺诈，但是，所有完全同情——也就是说，按照苏联所希望的方式同情——苏联的作家和记者，在重大的问题上，都对苏联方面故意的编造保持沉默。”他敏锐地看到“无耻地伪造历史的情况，已经出现了。但是，最让人担忧的，还不是确实发生了伪造历史的情况，而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人们都知道这些情况，但整个左翼知识界却对此毫无反应。有人会说，讲出真相是‘不合时宜的’，或者只会‘有利于’这个或那个敌人，这个论据似乎是无可辩驳的;可是，谎言很可能会从报纸窜入历史教科书，对此却很少有人感到不安。”

奥威尔特别担忧的是，即使那些能够看清斯大林主义本质的知识分子，也看不到走出极权的出路。在《阿瑟·凯斯特勒》中，他提出的正是“与斯大林主义决裂后找不到政治立场”的问题。

奥威尔认为，凯斯特勒所写的《正午的黑暗》提出了暴力革命腐败的问题，而凯斯特勒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也是典型“左翼”知识分子式的。奥威尔怀疑，凯斯特勒似乎已经看到，一切通过暴力手段改造社会的努力，到头来都会导致格伯乌的审讯室。但凯斯特勒最后还是把腐败的原因归结为个人的邪恶，而不是革命的方式，“某某‘出卖’了革命、事情之所以搞坏，是因为某个人的邪恶，这种认识在左翼思想界一直存在。”左翼知识分子对邪恶本源闭目塞听，在上世纪30年代是因为一心要达到消灭希特勒的目标，无暇也无心顾及这之后的正义社会未来;在今天，一些“后殖民”批评家一心要达到反抗西方文化影响的目标，也同样很少思考要开创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未来，奥威尔所关注的那种知识分子的“失职”看来还在以变化的方式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