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亚洲发生金融风暴时，有人说这是由于这些地区缺乏法制、司法独立、民主选举制度、开放和负责任的政府以及对人权的尊重，充份暴露了亚洲价值观点的黑暗面。那么，当下这来得更猛烈得多的全球金融风暴又是因为什么？这些人是否也会去追问其所暴露的又是西方价值观及其论述的哪些黑暗与荒唐呢？

是的，它直接源自华尔街甚至整个美利坚的贪婪：金融衍生产品的开发，是商人的贪婪；铸币权的滥用，是帝国的贪婪；透支借贷寅吃卯粮，是消费者的贪婪。商人的贪婪，从债券的证券化并以此为支点将自己资产撬到高出其所有者权益的数十倍可知。消费者的贪婪，从那个中国老太和美国老太购房的经典故事可见一斑――在对这位美国老太是否属于“次贷”对象之前将这种“预支未来”的智慧说成贪婪也许并不完全准确。但是，这一行为得以成立的有条件性以及这一行为方式后面美国社会的低储蓄率却足以说明，美国人的消费欲望是得到最大程度的纵容和满足的（一方面，美国以世界5%的人口消耗着世界三分之一的资源，其年人均能源消耗量是全球平均水准的9倍；另一方面，美国普通民众的住房负债加消费负债共计14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01%，平均每人7万元美元）。美联社援引监测房地产行业的美国“房地产跟踪公司”提供的信息报道说，今年７月份，美国有超过２７．２万个家庭收到了至少一份与丧失抵押品赎回权有关的通知，比去年同期的１７．５万个家庭增加了５５％。这些美国老头老太们或许是值得同情的。但正是与此相关的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才在相当程度上使得中国老太手中的有价证券严重缩水瓦屋变草房！

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虚拟经济乃是以全球的实体经济为基础的。因为，跟所有其他国家不同，美国不仅是国际社会之一员，同时也是一个帝国。彼得•卡赞斯坦分析这个帝国时说，“帝国体系包括行为体和体系，还包含领土范畴和非领土范畴的混合权力。”基于经济与军事实力的“美元霸权”正是“非领土范畴”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数据统计，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64％、外贸结算的48％和外汇交易结算的83％。这些稳定的货币共同构成了传统意义上的美元国际铸币税，有研究指出，从1990～2004年，美国每年从中获取的铸币税增量高达181亿美元，占美国GDP的0.2％。在放弃金本位制之后，作为拥有国际铸币权的美国，只享受权利而不必承担义务。从保罗•沃尔克放弃美元货币供应量的管制到格林斯潘一再大量发行美元支撑美国的繁荣，在所谓债务经济模式中，美国几乎可以从国际市场购买一切商品，而自己只须在纸上印上帝国的纹章。而以美元作为结算、储存手段的国家不仅补贴着美国人的生活，而且承担着金融危机的风险。“权力必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的名言也适合国家，适合美国的铸币权。这就是帝国的贪婪。正是因为外国银行和外国政府储存着大量美元、持有了大量与美国房地产相关的证券，华尔街这只蝴蝶的翅膀才卷起全球性金融风暴――美元和美国的债务早已牢牢绑架了世界。

人性贪婪，资本嗜血，而帝国的霸权则使噩梦变成、现实。既不能闭关自守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亦步亦趋，改革开放步入第三十个年头的中国是不是可以平心静气来思考一下这个概念，儒教资本主义？

这个概念是根据韦伯经济增长与其背后的文化存在必然联系的预设，对区别于欧美“新教资本主义”的“东亚经济模式”做出的命名。由于李光耀对亚洲价值的论述忽略民主的意义，加上随后的亚洲经济危机以及阿马蒂亚•森的驳议，儒教资本主义几乎成为一个笑谈淡出理论视野。实际在所谓复数现代性的探索中，在中国共产党实现意识形态话语的转换（如将党的属性定义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取代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之后，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极力推行的货币自由兑换，取消贸易保护，取消政府干预这个经典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发生严重危机之后，它注定要作为一种方案选择强势回归，无可回避。

在这个正面论述的进路里，儒教资本主义的特征不是专制集权、轻忽人权和自由民主，或者裙带关系、官商勾结等。如果东亚国家表现出这些痼疾，那么它也主要是这些地区的社会生态使然。而这种社会生态本身则是基础性的或道德上是中性的，例如家族组织的“团体习性”就可以有裙带关系与合作精神的不同发展方向。儒家讲“修齐治平”是希望执政者视他人之家如己之家、他人之国如己之国。阿马蒂亚•森说，“没有证据表明，柏拉图或者奥古斯丁比孔子更讲宽容或更少一点威权主义”。孔子的理想国并无等级，而是“老者安之，少者怀之”、“近者悦，远者来”的和谐生活状态。其它一切不过是达至这一目标的手段可随时调整无需执着。当代大儒钱穆在感受了美国国内的民主制度后曾感慨“三代之治在美国”，就充分证明了这点。

最早提出儒教资本主义说的可能是西方人弗兰克•吉布尼；《东亚之锋》的作者霍夫亨兹和柯德尔在分析东亚经济的崛起时就把儒家文化作为东亚国家和地区“共同的力量源泉”。或许可以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人性的理解、对利益的判断来对儒教资本主义的理论架构稍作勾勒。

政府在近代政治哲学中被看成“必要之恶”，越小越好。市场则被神化，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冥冥之中安排一切。它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市场机制可以使每个人主观上自利的行为，客观上有利于全社会福利的增进。长期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就坚信“金融市场的自我监管比政府监管更有效”。中国最早的政府可能肇始于治水这样一些公共事务的需要。由于尚处历史发展阶段早期，“差别利益”或“个殊利益”尚未出现或凸显，因此这一权力系统比较注重权力的运作目的及以运作效率，即只要运作目的是公共性的效率是最大化的，则制度结构形式则不拘或不是特别关注。众所周知，制度都有成本，在当时情况下这实际是一种相对最佳的选择。在“为政以德”，强调“政作民之所好”、“博施广济”的儒家政治哲学论述里，与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理解不同，政府被看成是一种“必要之善”。《东亚之锋》注意到了东亚人人对政府的期待与美国人形成鲜明对照，发现他们心目中“最重要的是关心全体人民的共同福利”。

如果这可以称作“行政吸纳政治”，它的成功前提或保障就是执政者的道德人格。现代人知道“总统是靠不住的”，古人也只把圣王的桂冠戴在远古传说人物头上。所以，儒教社会主义并不反对建立保证公共权力合法使用的制度。近代迄今，很多论者对“礼”的宪法意义和功能做出过认真论证和研究。

市场崇拜表现为对“看不见的手”的无限信心――那无限信心根深蒂固，可能跟古希腊的logos有关，跟希伯来的上帝也有关。个人自利行为导致社会合作秩序的生成并促进公共福利乃是或然的，并非绝对，至少是有成本的。成本大小，就相当程度上系于《道德情操论》的主题“欲望约束”。但是，人们在把斯密《国富论》奉为圣经的同时却对《道德情操论》之所言听之藐藐。关于市场失灵的讨论通常都是技术性的，其实所谓的失灵本身乃是具有哲学意义的，譬如其对人性的扭曲、对社会的损害，就像这场金融危机表现的那样。各国政府的救市行为就是亡羊补牢。所谓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就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直宣扬和接受的“无规制的市场富有效率”的神话彻底破灭。

理性人概念是一个伟大的假设，它同时体现着对人性的悲观与乐观。在儒教资本主义理论话语里，逐利是人类行为的特征，但并非人类行为的全部或人性本质。荀子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黑格尔认为性恶论比性善论深刻，不知他会怎样评价荀子“化性起伪”说？我觉得它更接近“一般是野兽，一般是天使”的真实描述。所以，儒教资本主义对人性也是既保持警惕又充满期待。所不同的是，经典资本主义是通过理性概念实现二者的统一，儒教资本主义则寄望于圣贤，因为中国人的神灵信仰并不强烈。这样一种古典主义、精英主义或许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却为“欲望约束”奠定了理论基础――更接近于斯密。换言之，儒教资本主义不仅认为政府应该对维持市场有序运行承担责任，对社会发展加以引导也是其义务所在。《礼记》把“均富安和”作为追求目标；蒋经国先生将其作为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新诠。而中山先生用民生主义统摄经济活动，完全符合经济者经邦济世之谓也的古意。查尔斯•泰勒主张把GDP的增长与社会团结的因素要做平衡的综合考虑，主张坚持一些非常重要的人性的、社会的“好”。可谓古圣今圣心同理同。

个人、社会、国家、天下四个层面都是真实的组织结构，据此可以形成不同的利益观或价值观。当代自由主义理论的基本特征是偏执个人，体现反映着近代社会的进步。但是，那种原子个体的抽象是不真实的。吉布尼《日本经济奇迹的奥秘》发现，日本人思维方式的特征是，“衡量事物的尺度是相互关系，而不是个人”。这实际与东亚社会长时期的共同体生活方式有关。在这样的共同体中，公共利益在文化上受到特别重视。“礼之用和为贵”以及“仇必和而解”的和谐的思想就是以此为基础。追求共赢的“蓝海战略”由韩国人提出，也许不完全是偶然。

冷战结束后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实际将人们对市场经济、宪政、理性等现代性的认知封闭僵化了。许多人不明不白的跟在别人屁股后面鼓吹货币自由兑换、取消贸易保护、取消政府干预的纯粹市场经济，理论上荒谬，现实中有害。儒教资本主义？是的，尽管它并不成熟，孔孟荀的理论演绎、四小龙的经验归纳都不足以将其支撑起来，从根本上说它能否成立完全取决于中国大陆未来数十年的发展。虽然它对经典资本主义绝对权利论和绝对权力论之哲学基础、道德基础的反思明晰深刻，虽然弗里德曼在其新作里调侃CPC已经不是China Communist Party，而是China Capitalist Party，但这并不意味着儒教资本主义即将上路。如果一定要给自己在这里大发空论找一个原因，我会说因为美国无法克隆，因为它是一个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