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做学官，可能“外面好看，其中不快活”；若能让其享受到“好看”也“快活”的乐趣，我们的学术社会或许就会更为和谐

五代为枢密使的桑维翰曾说：任宰相就像穿新鞋袜，“外面好看，其中不快活”。古代的新鞋袜不比现在，总要经过一段与脚的磨合期，开始的确不那么舒服。任高官者有类似的不快活，似乎还是延续的现象。杨荫杭在20世纪20年代观察到，当时“军用内阁中人物，亦间作桑维翰口吻”。不过他也注意到，这些人中的大多数“犹以新鞋袜自鸣得意，以为其中虽不快活，外面究竟好看。故在栈内者恋恋而不去，在栈外者皇皇而求入”。

在读书做官的时代，士大夫多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如果想要“澄清天下”，当然是“在位”比较方便，也更有成效。因此，历史上那些努力于仕途者，虽不乏钻营“干禄”之人，也不排除其中不少人是出于较高尚的动机；更多的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不那么高尚也未必卑劣，分享着为官的“好看”与“不快活”。甚至可能偶有类似“围城”的模式——外面的想进去，里面的想出来。

桑维翰的仕途是逐步攀升的，他的言外之意，似乎小官虽不那么“好看”，却更为“快活”。然对很多人而言，“好看”就是一种“快活”。在讲孝道的时代，振家声就是大孝，而做官则是振家声的常规途径。中国很早就有“窃钩者盗，窃国者侯”的说法，在“好看”方面也大致如此。“好看”到了“居宰相”的层次，通常较为人知，也许还可留下一些历史痕迹；但相对低层的“好看”，其实也就表现在较短的时期和有限的空间之内。

“外面好看”，即俗所谓“面子”。在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中，“面子”的作用曾经甚大。在基层社会中，很多现在被认为是“权势”的因素，以前是以付出为主的。正因曾有那样多的人为了“外面好看”而付出，才有了各地社会的稳定（也有人视作停滞）。今人显然更重实利，或许我们的社会改变太多（“面子”的涵义也随时代而变化），或许西方讲“权势”的新说无意中影响了我们中许多人（譬如把历史上劣绅的作为视作士绅的基本功能，从修桥补路的善事中看出功利的计算等），我们可能较多看到了那些“外面好看”者“快活”的一面，而忽略了其付出的一面。

自从文凭受到尊重，学界中担任“管理”的基本已是学人了。许多人对他们不满，因为高校和研究机构中“官大学问就大”的现象确实存在，有些地方还较严重。我个人对这些同人则基本怀着感激的心态，他们中以“好看”为“快活”者或不少，但谁都知道“好看”也是要付出代价的：人的生命有限，学术创造力丰沛的时间更是一个常数，用之于此，便会失之于彼。在推动其所在机构学术发展的同时，许多“好看”之人都捐献出了大量可以用于自身学术发展的时间和精力。

中国传统重“立功”甚于“立言”，据说孔子也是奔走列国不成功后，才退而删诗书以立言的。不过，一般未能立“大功”者，在“立功”方面的努力及其实际所立之功，是难以“入史”而得到记忆的；而立言者如果对学术思想有所推动，或许还多少留下几许历史的痕迹。任何人类社会或族群中，大致是以“中人”为主。同为“中人”，“立功”与“立言”在历史上存留的可能性，显然是不同的。就此意义言，任学官者为“好看”所付出的代价，也不可低估。

现在操作层面的“体制”是：学问方面有所成，则以提拔任干部为奖励式的回报。而干部任免常有精确的年龄限制，结果是相当一些能做学问的人将其盛年的精力投放到管理上去了。在一定程度上，这个方式对学术的产出是有负面影响的；但从整体看，这仍比“外行领导内行”要好太多。因为今日处于一个学术标准日趋多元化的时代，管理者识别学问优劣的眼光和能力，对所在机构的发展至关紧要，或许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我想，任学官者若能在意识层面尽量避免予人“官大学问就大”的印象，必会得到更多的尊敬；而我们这些仍可把主要精力置于学问之上的人，也要对付出者有足够的了解之同情，更从内心尊重之，庶几使其至少享受到“好看”也“快活”的乐趣，鼓励他们继续努力，进一步提高识别学问优劣的眼光和能力，或许我们就能有一个更为和谐的学术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