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既是美国人民为捍卫正在建立之中的全球自由秩序所付出的超常代价，更是人类的共同大悲剧。在人类文明正在走向人权高于主权的时代，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至高无上的。而在此次恐怖事件发生后，全世界的人神公愤表达的高度共识，正是建立新的全球规则的基础。
——“9•11”事件后《包遵信、刘晓波等中国知识分子致布殊总统和美国人民的公开信》
真痛心：中国这些牢牢套上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枷锁的所谓“头脑”和“良心”，似乎除了重复美国政客司空见惯哄骗本国人民的空话、套话和鬼话之外，竟然就说不出一字一句能够体现中国知识分子鲜明个性、反映中华民族独特思考和深远忧虑的语言来。
——李宪源《中国文化人的耻辱：评包遵信等〈致美国总统公开信〉》
美国总统大选在即，全球人民再次聚焦于一个国家的选举。这固然因为美国是超级大国，一举一动均会影响全球局势，但何尝不是因为美国已不单是一国，还在冷战结束后的新保守主义阵营，衍生了“超国”(supra-national)体系，足以凌驾世界各国？
一、不断革命的“选举观察工业”
基于其左翼历史渊源，新保守主义者有组织社运的实战经验，比旧右派更重视策略，更懂得打进群众，也更讲究影响各国政治。他们的托派知识可以大派用场，因为今日那种世界变天、游击战略、不断革命的逻辑，完全可以应用在推广海外新保守主义政权之上。整个“牛康运动”（neo-conservative movement），就是要成为大规模群众运动，扭转右翼思想原来的小圈子状态，在国内、国外扶植“右翼群众”——这个词汇在美国，原来是文法不通的：当年自居精英的“右翼”，又何须“群众”？令它文法又不通而通，而且藉此传道，正是新保守主义的创造。大概也是它很难让人消受的特色。
国际政治学者罗西纳（James Rosenau）认为，21世纪的全球管治模式，已经不再是国家的年代，而是由四类媒介共同主宰，它们分别是“次国家”（例如城市）、国家、没有国家背景的跨国组织(例如跨国企业或NGO)，和国家共同支持的价值（例如民主）。城市联盟、联合国、信用评级机关、选举观察员四类控制机关，分别负责监督上述四层管治。国际价值被宣传为“高于”其他三大媒介的一环，负责监督“民主”这个价值的选举观察员，几乎成为全球管治的灵魂。美国当年策动推翻智利左翼总统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一类的拉丁美洲政变，结果跌落道德低地；今日同样是颠覆其他政权，却走上人工道德高地堂而皇之搞“运动” “革命”。“平暴”变成“革命”，关键是在全球化时代，负责颠覆政权的再不是军队，而是一个“选举观察工业”。它已经夺取民主选举的话语权，成为新兴国际玩家。新保守主义扶植国外右翼群众的方式，革了一个又一个敌人，靠的除了武力，就是这种“工业”的“工业家”。
培训选举观察员的美国母体之一，是一个自称NGO的“全国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它由列根（Ronald Reagan）在1982年成立，作为终结“邪恶帝国”的新思维机关。身为名义上的“非政府”组织，NED每年获得美国国会超过四万万港元经费，通过旗下四个子组织“支援各国民主运动”，特别是共和党的“白手套”——国际共和研究所（IRI），和民主党的“白手套”——全国国际事务民主学会（NDI）。NED体系是一个划时代的尝试：一方面，它不受国家完全监管，各地支部负责人都独立自主，资助的所在地“民主组织”，更经常与美国外交政策产生冲突，结果比一条辫的官办外交更有拉阔光谱的效果，行动又比正牌特务机关更有弹性；另一方面，NED又是两大党共同受惠的机制，比容易受党派政治影响的正牌外交部更能代表美国利益。
NED体系不一定要派出庞大的选举观察团，但一定能够训练各国的土产选举观察家。除了开班授徒、出版教科书“教导民主选举”一类划一条件，NED体系也会对门徒做出先发制人的“预警”，并通过民调进行无限上纲的演绎，例如教导反对派如何在短期内扭转民调劣势，来反证官方强奸民意。近年前苏联各国出现的颜色革命，都是事先张扬的舞弊事件，可说是美国“选举观察工业”代表作。提供这批观察员的出口大国阿美利加，就逐渐成为一个“超国”（supranational）体系。究竟其他各国的有效应变，应该是培训打对台的另类选举观察家？还是加强对“选举观察工业”的反观察，作为监督这个新兴NSA的对口单位？俄罗斯近月对格鲁吉亚局势的回应，干脆拓展新战场，正是两者之外的选择。
讽刺的是美国本土对这个新兴行业，知己知彼，却心存戒心。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关键州份俄亥俄和佛罗里达，均曾拒绝本国观察组织“全球交流”一类的观察员说三道四，因为右翼人士认为，“全球交流是一个非常可疑的左派煽动团体，首要目标是在国内外激起反美仇恨”。说话的用词、着重的力度和各国左派警惕美国颠覆本国的话语，一模一样。
二、华盛顿的新对手：全球最大NGO梵蒂冈
非国家组织（NSA）和“国家”，不一定势不两立。最典型的例子，自然是又国又家的天主教教廷梵蒂冈。
1929年，教宗庇奥十一世（Pope Pius XI）和当时国际声望甚高的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签订《拉特朗协定》（Lateran Pact），意大利承认教廷直接控制的0.44平方公里土地，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个国家面积比香港中文大学还要小，人口就是境内的1000人，以教宗为国家元首，能够与世界各国建立称为“协约” （Concordat）的正式外交关系，是为今天的梵蒂冈国（State of Vatican）。
这自然不是21世纪的新思维：自从教宗史提芬三世（Pope Stephen III）在公元8世纪接受法兰克国王矮子丕平（Pippin the Short）的土地馈赠，查理大帝（Charlemagne）又以教会保护人自居，历任教宗开始直辖今日意大利部分领土为“教皇国”（Papal States），时而直接以国家身份参与国际事务，乃至出兵作战，时而以宗教身份“粗暴干涉各国内政”，下列国家参战，废立国王，乃至操心各国教徒的房事。不过教皇国领土在强邻侵占下越缩越小，最后只剩下0.44平方公里而已。
这个“国家”实际上是天主教会的一个工具，以便它在适当时候，能够参与国与国讨论，以及方便教宗以“国家元首”身份，到一些对教会敏感的地区外访。与此同时，教宗依然保存天主教会总领袖这个凌驾各国“非国家组织”（non-state actors, NSA）之上的“超国”总舵主身份，有责任管理各国天主教区，以及对教徒发布包罗万有的宗教文告。理论上，教会不能主动干涉各国事务；实际上，不少以天主教为国教的独立国家，都自愿上缴部分权力予当地教会来维系统治。例如保卫梵蒂冈全境的意大利承认天主教法高于本国婚姻法，又让教会掌控国家教育制度，神父在国内政治地位崇高。又如拉美各国自从沦为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就成为天主教势力范围，到了20世纪兴起挑战传统的解放神学，当地亦普遍让教会参与制定社会福利政策。
梵蒂冈有了双重身份，才能够承担主权国家难负的责任。列根和教宗结盟，愿意将终结“邪恶帝国”的道德功劳归于教宗，其实也是受制于主权国家的游戏规则：根据美苏在1975年签订的《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华府承诺放弃对共产阵营的“说三道四权”，把和平演变的责任交由东欧国民自行成立的“人权关注组”。然而蛇无头不行，结果只有已故教宗约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能够一方面出面关注祖国波兰的人权状况，另一方面又出其他东西，支援东欧地下教会的“和平运动”。
约望保禄二世擅长采用民间压力团体的lobbying方式向全球施压，划定若干普世价值为“运动”方针，而且施压对象并非个别政府，而是整个国际体系。英国宗教组织“天主教主教会”（Catholic Bishops’ Conference of England and Wales, CBCEW）助理秘书长、政治学者莱尔（David Ryall）一直研究梵蒂冈外交，根据其演绎，我们不妨称梵蒂冈为“全球最大NGO”。梵蒂冈“NGO化”有两个转捩点，一个是1994年的联合国开罗人口会议，一个是1995年的北京怀柔妇女会议。会议期间，教宗亲自指挥全体教会高层，游说所有国家反对堕胎，重点“斗争”对象是克林顿治下的美国。当时克林顿所属的民主党坚持堕胎是天赋人权，教宗并没有浪费时间于道德辩论，反而运用高超的政治技巧反制：一方面，他鼓励美国国内教会向克林顿政府施压，动员力量包括内部选举桩脚(brokerage politics)，好让梵蒂冈能够避开直接责任；另一方面，他成功和伊斯兰教国家结盟，依靠“第三世界票”，阻止美国通过全球堕胎合法化的议案。这是对美国霸权的当头棒喝，其他非政府组织（不管是否支持教廷立场），却士气大振。
约望保禄二世也是全球化理论“人权高于主权”的先驱。这条若即若离的运动路线，源自著名的“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会议一个重要决定，是让各国语言取代拉丁文成为“弥撒语”，各种中世纪的宗教仪式亦被简化。主持会议的教宗保禄六世把教廷定义为“有形可见、又是精神的团体”，鼓励教友参与政治生活。这种“参与”，不同于过往教宗与墨索里尼签订互相承认条约、秘密协助纳粹战犯逃往南美等不光彩往绩，只是以社会建构主义为基础，通过在非教会主导的国家建构话语权，来传播“人权高于主权”的客观现实。天主教自此逐步平民化、本土化，各国主教也开始调节政治立场，特别是中南美洲的“解放教会”，纷纷转向反政府阵营，扭转了教会和右翼独裁政府的合作关系。
约望保禄二世把“梵二精神”的人本主义发扬光大，特别重视树立黑人、华人等虔诚样板，以示天主教与世界各国都能够兼容并包，并刻意利用足球、摇滚乐一类全球中介软性传教，维持天主教在全球化时代的竞争力。他的手法比布殊（Geoge W.Bush ）更有技巧：一方面承认人权为普世价值，但同时认可国情有别，结果是否要挑战各国政权，是各地主教自行意会的事，也就容许了模糊化的空间。如此这般，教宗成为加速共产帝国崩溃的幕后黑手，印证最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对梵蒂冈的NGO政治，居然毫无还击之力。
三、新保守圣都华盛顿“梵蒂冈化”？
布殊卸任前民望低落，但他对美国新保守运动却贡献良多，原因之一，就是他落实了美国的超国体系。表面上，华盛顿自然不可能取代梵蒂冈，顶多将输出民主升华为宗教理念，而不可能推出人格化的“新保守主义老祖”到教堂台前，接受朝拜。但假如华盛顿成功“梵蒂冈化”，升格为一个摩门教大本营盐湖城(Salt Lake City)那样的宗教圣都，既拥有宗教理念，又同时拥有国家和超国家组织的双重身份，美国不但可以作为主权国家应付国际多边主义(例如旧欧洲)和新兴国家（例如中国）的挑战，更能应付主权之上（联合国）和之下（恐怖主义）的全球化挑战。“USA”，也就可以变成一个非国家个体“NSA”（non-state actor）。
布殊连任后，美国国会宣布成立“民主活动与过渡办公室”推动国际民主“过渡”，承办“孵化私营企业”和“促进民主选举”两大业务。此外，卡特总统首先提倡的“人权外交”，也是办公室业余经验的副业之一，因为新保守主义者认为尼克逊（Richard Nixon）时代的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只懂得赤裸裸硬销“国家利益”，和毛泽东及智利军事强人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一类独裁者称兄道弟，简直是出卖美国人的叛徒。
教廷在各国都有官僚支部，是梵蒂冈能够同时肩负国家和NGO责任的先天因素。美国有了这个三业务为一体的办公室，和刚才提及的NED体系，也已经开始脱离主权国家的游戏规则，并逐渐尝试和各国“进步力量”（即人家的“右翼群众”），结成教宗和教区那样的层级关系，变成一个“超国家个体”。事实上，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崩溃、最后一任伊斯兰哈里发马基德二世（Abdul Mejid II）被逼退位后，瓦杰帕伊（Atal Vajpayee）一类印度教积极分子又未能在任内令印度“印度教化”，今天梵蒂冈以外，已经没有国家同时有政治和宗教功能、主权国家和NSA的双重身份。若美国新保守主义朝这方向行走，无疑是百年未尝一现的大胆实验。
近年每逢出现国际道德议题，华府和梵蒂冈几乎同步发表评论，互相影响，反映美国似有打算和教廷争夺道德制高点。布殊访问中国时，第一站偏要到教堂，提出宗教自由为突破口，以此和国内宗教势力交功课。凡此种种，自然不是巧合。梵蒂冈面对美国步步进逼，亦不会坐视不理。自从约望保禄二世面斥布殊出兵伊拉克，写信为美国死囚求情又被布殊拒绝，两人失和，已经明显不过。
但教宗的NSA策略，和布殊有明显差异：他虽然懂得以跨国界方式让“教廷价值”扩大，但同时对单边主义深恶痛绝。现在世界各国有的提倡划一的价值，接受单边独大；有的强调国情、寄望由联合国一类多边体系主导全球。教宗则希望成为两者的调和，通过天主教的道德价值，来建构各国平等的机制。若个别国家不接受教廷，他才会通过对付苏联的“渗透模式”和对付美国的“lobby模式”两大武器，逐步改变当地的意识形态；而在牌面上，却会无限尊重各国的尊严。不说不知，他曾有下列名言：“全球化本身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在于缺乏有效的机制使全球化走上正轨。”所以他既反对自由市场取代道德规范，又反对布殊把福利主义视为“防碍穷人上进的思想”，提倡的是“一种不剥削他人的全球化观念”。信奉唯物市场主义和宗教至上的新保守主义，与信奉无神论和社会主义的苏联，根据上述定义，都是“敌基督”。
值得留意的是约望保禄二世病逝后，继任教宗的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有曾经公开呼吁美国选民投布殊一票的光荣纪录，令不少他的反对者担心他才是敌基督和无间道。如此空穴来风，应是不值一哂，不过“两大教廷”的世纪之战，可以想象的，还会恩怨连绵。
四、“大国责任论”的北京紧箍咒
美国成为超国体系的重要特征，是它要掌握定义各国游戏规则的话语权。对中国来说，这才是最值得注意之处。2005年底，布殊访华前夕，为中国分派了新的角色：“责任大国”和国际社会的“股东”(stakeholder)。不少评论员按字面解释，认为这代表美国对“中国威胁论”的抛弃，同时也是布殊对老罗斯福外交功略的偏离。这个观点，忽略了下列事实：
一、“中国责任论”并非布殊今年原创，而是源自1990年代末期的学术思想，以英国牛津大学女汉学家福蒂（Rosemary Foot）2001年发表于《中国期刊》(The China Journal)的文章为代表。21世纪首5年的中国外交，已经不知不觉经过四次调整，都以趋同“中国责任论”为目的。美国今天才核实“中国责任”，其实只是宣示近年其他中国外交思维的“不负责任”。
二、中国对美国演绎的“中国责任论”过分重视，因而逐渐失去定义“责任”的话语权，反而对美国超国体系的落实有客观帮助。
事源“9•11”前，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依然是邓小平的廿四真言后“六四”批示：“冷静观察，守住阵地，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带有《道德经》思想的“韬光养晦”，最难被翻译得神似，常见版本是“conceal our capacities and bide our time”。这样的意译，令西方觉得中国外交不但虚伪，而且有（香港）曾特首就职前表白为没有的“坏心肠”。按字面解释，中国继续“隐藏实力、等待时机”，就是为国家利益服务、不尽责任。中国的实力，应该更透明地向世界展示。
“9•11”后，江泽民认为美国反恐需要中国，把“韬光养晦，绝不当头”与时并进地更新为“把握机遇，因势利导”，此后的外交称为“全方位外交”。“因势利导”源自先秦战略家鬼谷子，由他的门生孙膑发扬光大，但翻译成英文，一样感觉不良好：“grasping opportunities and making best use of the situation”。这次美国反应更激烈，认为“鬼谷外交”不过是中国争夺中亚的声明，对策就是加速推动七色革命，向中亚来个反渗透。按上述翻译，中国借助国际形势投机，不是制造和谐国际形势，同样属于不尽责。
胡锦涛上台后推翻“鬼谷外交”、推出“和平崛起论”，然而严格来说，这并不是国家的创造，而是由学术体系的改装。原创人应该是胡锦涛的幕僚、社科院副院长郑必坚教授，他在中美反恐蜜月期访问华盛顿，会见赖斯等高级官员，发现美国并没有将中国视为真正盟友，“中国威胁论”不止是共和党主流，还是美国逐渐形成的共识。他回国后成立研究小组，研制“和平崛起论”，认为中国在全球化时代通过融入国际社会“崛起”，能够破除以往新兴国家通过现实主义扩张而“不和平崛起”的宿命。
理论被胡温使用后，内地官方翻译为peaceful rise或peaceful ascendancy，而不是rise for peace。美国舆论按字面演绎，自然认为“和平”是中国崛起的手段，不是目的。更甚的是新领导人不能公开推翻邓小平理论，中国宣告“和平崛起”，逻辑上，也就是说“韬光养晦”的需要再不存在；两者结合，就被演绎为“中国已经很强大”。2004年开始，中国下达文件，指令不得再用“和平崛起”，只说“和平发展”。据笔者从内地求证，连郑必坚在外访期间私自使用他的理论，也被中共内部文件严厉批评，颜面尽失。
现在的“和平发展”和美国眼中的“中国责任”距离最近，所以才获得美国确认。但是福是祸，却殊难预料。
五、自由现实主义：尽“超美国”的责？
现在美国把“中国责任”定义为“国际体系的股东责任”，中国人自称生活在“尽责大国”，不少近来出版的内地国际关系论著都以这别扭名字命名。但经过重重演变，“责任”又成了什么？
国际社会也好、中国内部也罢，都未对如何融合才算“尽责”达成共识。近年中国最被认同的“尽责”举动有三项：金融风暴时坚持人民币不贬值；SARS后期让资讯全面流通；把北韩狂人金正日拉进六方会谈。但这些举措，和中国官方坚持的其他信念，例如“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国际问题”，或“通过国际环保组织管理中国内部污染”，并非完全吻合。美国对这些矛盾，自然心中有数。
中国不愿意完全将“责任”界定为国际组织的集体责任，情愿承包六方会谈而不让联合国负此责，因为它既不愿意把主权上缴，又不敢错过绕过联合国框架独当一面的机会。结果，“中式尽责”失去了和国际政府主义或多边主义彻底合流，一并对抗美国超国秩序的机会。当“责任”的定义权交给主导国际格局的大国，“责任外交”变成大国外交，中国对北韩金正日的共产独裁政权、缅甸丹瑞（Than Sawe）的军事独裁政权、巴基斯坦穆沙拉夫的军法民主政权一类传统友好国家的“责任”，就变得不合时宜——结果三国一个被拖入和会，一个吓得从仰光（Yangon）秘密迁都“蛮荒”彬马那（Pyinmana），另一个干脆更换门庭，投到布殊门下。
“国家是否尽责”，其实是“什么样的国际体系才应该尊重”的辩题，当中国未能提供前后一致的标准答案，“尽责”，就无可避免地成为美国话语权。就是美国民主党上台，也不可能完全偏离这条路线。目前新保守主义外交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学者伊肯贝里（John Ikenberry） 创立的“自由现实主义”（liberal realism）理论，它认为只讲求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太肤浅，只讲求理念的自由国际主义太理想，相信美国正通过表面理念和道德的弘扬，也可以达到国家利益扩张的目的，同时避免布殊外交的单边倾向。换句话说，反对单边主义的学者依然存在，但过分浪漫化的理想和理论，已经逐渐被左中右共同抛弃。假如民主党上台，伊肯贝里路线可能取代新保守主义，但美国的超国格局，已经不可逆转。
无论根据新保守主义的运动式外交，还是伊肯贝里的自由现实主义，我们都不应忽略一个事实：布殊政府，是一个相当“尽责”的政府。它推动民主革命的背后有神权思想，坚持单边主义亦有建构新秩序的理想，不单是为了国家利益。不过，“恰巧地”，它“尽责”的方式，总会结合国家利益的扩展。
有趣的是在赖斯认可“中国责任”的同时，拉姆斯菲尔德也在“尽美国责任”，在访问蒙古期间宣布在蒙古建立军事基地。蒙古原来是苏联头号卫星国，地位和苏联国内的加盟共和国相差无几，在苏联解体后急于找寻新码头泊岸，美国乘虚而入。两国的军事合作始于1994年，两年前蒙古派百多名象征式士兵参与伊拉克战争，更赢得美国好感。2005年11月，布殊闪电访问蒙古首都乌兰巴托4小时，正式宣布两国结盟，蒙古总统恩赫巴亚尔(Nambaryn Enkhbayar)称美国为中俄以外的“第三邻国”，布殊谦称“能够和勇敢的蒙古勇士并肩作战深感荣幸”，大大满足了蒙古人的民族虚荣。
这对中国是最贴身的挑战，但它既然参与了“美式尽责”游戏，就未能在国家利益以外建构反对美国驻军蒙古的理由，更未能说服国际社会“中国利益就是国际责任”这样的布殊式口号。可见赖斯的外交和理论功力，都比她的前任武夫鲍威尔深厚。当中国官员和学者舔干“大国责任论”那层文字忌廉（cream的粤语发音——编者注），会发现，也许这是一颗比“围堵中国论”更难拆解的糖衣毒药。
沈旭晖，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助理教授。
来源：《领导者》第24期。天益网受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