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94年中国正式接入虚拟社区以来，中国的网络使用量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截至2008年底，在中国大约有2.98亿网民，使中国的网民数量超越美国而达到世界第一。中国网络社区的快速发展不仅推动了国内居民之间信息的流动，也为国家、媒体、不同的行业和领域以及普通市民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交往形式。尽管本期《领导者》国际专题主题是中国网络民族主义与中国外交（在某种程度上被看为是亲政府现象），但中国网络社会的出现本质上为国家权力运作提供了一种监督、甚至是检验机制，这些互动的理论背景值得我们重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既利用了这种社会互动，同时又担心网络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是国家政权和网络社区之间本质关系的基本特征。

中国威权制度内新生的公共领域

正如安德鲁·查德威克（AndrewChadwick）在《互联网政治》中评论的“问题不再是要不要网络政治，而是以什么方式存在，其结果又是什么？”这是几乎全世界所有国家要面对的问题。Web2.0使静态的网页演进成为多媒体的、互动的网站，也进一步推动了网络政治的发展。在《互联网政治手册》中，安德鲁·查德威克和菲利普·霍华德（PhilipHoward）列举了在发达国家可以看到的网络政治的新特征，其改进的版本也同样适用于中国。

首先，网络可以作为探讨政治的平台。谷歌、雅虎这类的门户网站，其价值取决于其分布式网络接口的覆盖面积，即具有提供大量信息数据库和网络抓取页面的基本架构。换句话说，网络为网民灵活适应突如其来的政治变化提供了一个平台。其结果是，政治运动现在是从网络开始。例如，2007年1月，美国的政治家约翰·爱德华兹在视频网站上公布其获得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巴拉克·奥巴马的民望也很大程度上受网络推动；在筹款和竞选活动中视频网站和社交网站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国，党领导的国家也曾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努力分化网络信息。然而，国家对网络强有力的控制，导致网络上出现大量的亲政府信息，以致研究人员无法区别哪些是政府操纵的，哪些是自发的爱国行为。

与我们讨论的话题相关，互联网政治2.0的另一个特征是集体智慧的观点。主要是认为通过汇集来自于最广大民众的信息，覆盖广泛的外行们是能够战胜政府准备好的官方论调的。东亚的一个例子就是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中国大陆的“恶搞”文化。起源于日本，“恶搞”被定义为“拿任何事情开涮，或以现实为题做恶作剧”。例如，在香港，由亲北京的政客传递的信息常常会被网友以恶搞的形式讽刺一番。另一个展示了集体智慧力量的明显例子是，以“维基百科”和中国的“百度”为代表的自下而上的互动型百科全书的出现。对各种政治候选人、体制、事业、运动等的支持者们，都参与到这类百科全书的“编辑战”中。网络博客可以使博客一族能够绕开传统的印刷媒体向公众表达自己的想法。简单地说，Web2.0推动了普通市民参与公共事务。这对像中国这样的威权统治国家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在这样的国家里公众参与高层政治常常是不可能实现的。实际上，尽管为了通过政府的审查而常常需要以爱国色彩为伪装，但网络已经成为中国自下而上的信息循环和重组的唯一替代平台。这一特点就成为中国与西方网络空间的最主要的区别。

那么什么才是中国网络公民社会的首要特征呢？杨国斌对中国公民社会和网络的关系进行了初步评估，并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来表征中国的虚拟社区。尤尔根·哈贝马斯指出“公共领域”有若干的特征：（1）它为独立和理性的个体之间进行理性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平台；（2）给予公众自由选择加入或者退出讨论的空间；（3）提供了一个类似于报纸和书籍这样的沟通媒介，这对议事是很必要的。尽管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描述成类似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咖啡馆沙龙，但中国网络空间的诞生进而推动了普通民众的广泛参与，这使其真正成为了公共领域。根据郑永年的解释，中国网络政治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在不民主的中国“公民社会”这样一个新生事物，是否能够在与国家关系中得到允许，或者是否能够成为“网络公民社会”。按照穆提亚·阿拉加帕（MuthiahAlagappa）的传统解释，杨国斌把“数字公民社会”定义为：包括“大量的网络社区，互联网基础上的社会网络和松散的组织，以及现实市民组织活跃的在线活动”。

杨国斌认为，2003年对中国“数字公民社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首先，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的统计数据显示，这一年网站和网页的数量都出现大幅增长。BBS论坛、动态网页和聊天室在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十年后开始大量发展起来。随着如人权和环境保护这类西方公民思想在中国的逐渐增长，包括合法抵制（维权）和环境保护等市民运动也都在中国出现了。此外，因特网也成为中国网民纪念国内各种政治事件的平台，这其中就包括孙志刚事件、宝马事件和刘涌事件等。尽管多数网络上讨论的事件都不能逃过国家的审查，但网民的抗议方式还是多种多样的。2009年6月12日，中国政府突然宣布，从7月1日起，将对中国大陆生产和销售的计算机实行一种新的标准：强制安装互联网过滤软件系统，即“绿坝--花季护航”。工业和信息化部发言人称，强制安装此软件的主要目的是剔除不良信息和色情网站，以在这个虚假社区内“建立一个绿色、健康的网络环境”。消息一出，立即引来了国内外的广泛批评。例如，美国商务部部长骆家辉和贸易代表肖恩·柯克联名致信中国工信部和商务部，认为网络过滤的广度和深度引起了对“监管行为缺乏透明性的质疑”。在中国，也有很多匿名网友批评政府的行为事实上侵害了言论自由和获取信息的权利，并决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网络审查系统进行一系列的攻击。由于遭到强烈反对，政府在其预定的安装日期的前一天宣布将这一计划推迟。然而，围绕这一问题而引发的争议，充分暴露了政府议程和网络公民社会之间的分歧。

被忽略的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参与外交的结构性起源

当然，中国网络社区的矛头并不是单单指向党领导的国家体制。实际上，它更著名的是培养了在外部压力下的狂热的、教条的、爱国的民族主义立场。也有人对中国民族主义进行了理论解读。正如郑永年指出的：“以上面提到的方式建立民族国家，是许多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唯一选择。”强加的民族国家是指中共将尽其所能地推动民族主义思想，尤其是当前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开始衰落。依据美国的外交政策经验，大卫·坎贝尔认为，外交政策通常是一种“边界生产效能”，其中包括“我”和“他”的确立。社会学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可能会反对这种简单的两分法，正如温特所说：“如果是一个自我组织的过程，那就无所谓是‘我’或‘他’了。”作为一种集体特征，民族主义只是单纯的集体身份，从定义上来说包括“‘我’和‘他’的关系，并依此确定‘我’，进而形成一个象征性符号”。因此，外交政策就成为官方民族主义和公众话语之间就“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人”这一问题斗争和合作的舞台。自从中国接入互联网以来，这一问题的答案已经发生改变并做了大量修改。

把外交政策作为我们研究的一部分，就会发现国际关系是国内利益考虑的表现，而优先考虑某一利益并不一定源于自由主义立场。例如，新古典现实主义者接受中国内利益是政策制定一个重要因素的观点，但也同时提出，国家按照国内利益行动的自由很大程度上受到全球秩序的制约，简单说就是，行动受国际体系架构的制约。另一方面，同自由主义者一样，马克思主义者也设想一国的国际行为是国内某一社会集团利益的表现，但他们把造成社会分化和利益差异的原因归结于阶级的存在。尽管我们想要强调国内利益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但当我们寻找这一观点的来源时，并没有指定所采用的理论方法（除了摒弃一些极端现实主义本体）。

通过把中国的情况与发达世界相比较，导致中国网络民族主义者出现的原因，已经有过简要的讨论。但是关于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参与中国外交的学术研究还很不足。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人们还没有意识到中国公民社会（网络上或其它方面）的存在。从定义上来看，公民社会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多党民主制和资本主义经济。与西方式的公民社会相比较，何包钢与乔纳森·盎格（JonathanUnger）将中国的公民社会称为“半公民社会”或“社会主义的社团主义和侍从主义的结合”，人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公民社会的意义。此外，从方法论上说，国家的审查又为研究者设置了一个新的障碍。这也使我们核实网络内容的真实性变得困难。

事实上，中国政府已经相对放宽，允许在对政府政策和行动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进行网络争论或讨论。但是，建立的新“空间”，基本成为了讨论国家利益和推进“民族主义”的论坛，而不是为了推动自由主义的发展。这并不是指要有一个清晰、连贯的意识形态表达或实际存在一个清晰、连贯的政策偏好和选择，而仅是指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要有一个主导的情感来保卫国家利益，这才应该是政府的主要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并没有有效地完成这一任务。关键是，没有同一声音、同一回应和同一需求，而是在不同的事件中会有不同的反应。此外，针对同一个个案研究，也会有不同的声音。

单单这些特征就可以使我们自己信服，不再把中国网络民族主义者看成一个整体。相反，正像彼得·海斯·格里斯（PeterHaysGries）总结的，无论他们表现得怎么爱国，“手持电脑和手机的中国网络民族主义者在不断地对党的主张的民族合法性提出质疑”。“第一波”民族主义运动仅仅局限在一些（大众）知识分子对大量事件的讨论，从其中分离出来的“第二波”网络民族主义出现在如“强国论坛”这样的论坛组织中。尽管同样是反西方，草根阶层的民族主义同时也对官方宣传构成了一定的挑战。当代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开始于1999年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强国论坛”的先例确切地说是“论坛公告栏上对北约暴力行为的抗议”。发生在2005年的“第二波”，当网络民族主义运动演变为现实的对日抗议活动，这可以被视为是网络民族主义原动力的形成。正如各类交际理论家提出的：沟通速度的加快对这种新形式的Web2.0民族主义的产生至关重要，表明网友们可以一方面反西方，另一方面对党领导的国家体制进行批评。正如刘世鼎评论的，这种民族主义不同于官方宣传的民族主义，它本质上是自下而上的，是来源于群众的（人民民族主义）。

因此，本期《领导者》邀请了不同华人专家通过不同立场探讨中国网络民族主义与中国外交的互动，他们有些属于传统学者，有些属于在海外公民社会崛起的新兴网络评论员，有些介乎两者之间，值得内地读者认真阅读。首先，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黄伟豪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理解中国互联网发展对参与外交的机遇和局限；曾撰文研究网络反日运动的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传播系助理教授刘世鼎提供了另一学术框架，分析“主权人民”这个概念如何参与网络外交；曾在中文大学任教网络政治的香港时事评论员黄世泽和曾亲身以“恶搞”方式挑战香港特区政府网络宣传的香港网络评论员林忌，则从信息管理的批判性角度，分析中国限制互联网外交面对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