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去香港住了一年，在九龙海滨租了一套建筑面积45平米的两居室。一室6平米，另一室7平米，厅12平米，再加小小的厨房和卫生间，很是袖珍，月租金8千港币。香港工资高，扫大街每月5千港币，端盘子每月7千港币，但房价更高，目前中等住宅每平米售价4万港元。哪个社会没有低收入者，没有鳏寡孤独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大量内地新移民涌向香港，其中穷人颇多，怎么住呢？

香港也有“经济适用房”。一套两居室建筑面积仅30平米，房子质量低一点。出租时，月租金4千港币。香港60%的家庭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再有一个就是廉租房，由政府出地出资兴建。我认识一位从上海来香港的新移民，单身男性50多岁，向政府提出申请，经调查后获准，排队电脑抽号，在荃湾租了一套廉租房。30平米的一居室，月租金1千多元。像这样的廉租房，香港为数不少，极大缓解了住房的社会压力。香港地价极贵。2004年6月，旺角黄金地段一个十几平米的卖果汁鱼蛋的小店铺，竟以3150万港元易手，售价为每平米250万港元，轰动香港，称为“铺王”。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政府仍然拿出不少土地盖廉租房，堪称为人民服务的德政。

每逢经过这些廉租楼，我常想，内地为何在廉租房上迟迟迈不开脚步？其实，早在1998年，国务院关于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就提出要求：为最低收入者提供廉租住房，为中等收入者提供经济适用房，为中高收入者提供商品房。但是这些年来，只见豪宅和商品房大行其道，廉租房却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谜底何在？

原来，如今的房地产业与“增长”密切相关，各地经济增长很大程度靠房地产拉动。增长就是政绩，决定乌纱帽大小。在中国，凡是与乌纱帽紧密相关的事情特别容易“火”。更何况，不少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已经占到财政收入一半左右。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说，1998年，地方政府卖地收入为97亿元。2001年到2003年，这个数字魔术般地变成了9100亿元。在住房交易中，土地费用占房地产价格20%—40%，政府税费收入占30%—40%左右。总计起来，地方政府在房地产上的收入占整个房地产价格的50%—80%。面对如此暴利，政府就成了拉动房子价格上升的第一大引擎。所以，国务院调控房市的6条措施（简称“国六条”）以及建设部等九部门落实“国六条”的意见于5月出台之后，《新京报》 6月22日还报道说，“目前普通住宅的价格仍不断走高”，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对不起，如果建廉租房，政府要无偿或低价提供土地，而且还要出资建房，建好的房子租金又特别低，暴利何在？无怪乎廉租房没有人提。

前几天在长安俱乐部参加一个房地产讨论会，学者易宪容对我说，廉租房只占房屋建设的10%，不是主流，目前还是应当努力呼吁商品房降价。这两年，宪容在房地产市场仆仆奔走，呼吁高中端房子降价，令人感佩。但是，10%不应该忽略。须知，这部分房子的对象，是最需要住房而又最买不起房子的人，是社会矛盾最紧张的区间。761年，杜甫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有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杜甫住的茅屋，风吹即破。他笔下的寒士，显然是买不起豪宅和商品房的“困难群体”。时间过去1300多年，我们对困难群体的关切，不能再低于杜老先生。

过去为穷人打江山，现在把穷人当负担。郑州市惠济区年财政收入仅2亿元，却斥资6亿元建造超豪华党政机关大楼。除了4栋办公楼，还有广场、巨型花园、人工湖，占地500亩，“样子像白宫”。其他地方干部前来参观，羡慕地说：“在这里办公，真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一家报纸就此议论说：“各地耗巨资盖豪华办公楼的报道已经司空见惯，耳朵都磨出茧子了。”但是建廉租房的钱呢？对不起，没有。有也舍不得拿出来。“国六条”指出，“目前我国廉租房制度还不完善，有些地方甚至没有建立这一制度。”这里所说的“有些地方”，包括不包括惠济区呢？

一家媒体评论说，乌纱帽是上面给的，不是民众给的，所以很多官员不对下负责。这是不是廉租房建设的症结所在？“国六条”要求各地今年内必须开始建立廉租房制度，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