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化，在近代历史上，有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在上世纪的前半叶，第二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眼下正方兴未艾。城市化的一个标志，就是城市人口的膨胀，当年如此，今天也如此。膨胀的主要贡献，是外来人口的涌入，确切地说，就是农民的进城。尽管现在的城市管理者，还固守着户籍观念，顽固地将多出来的几百万统计不太清楚的外来人，叫做“流动人口”，但人口膨胀，却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

流动人口这种现象，当年就出现过。在上海，许多农民进城，是划着船来的，一家人白天到岸上谋生，晚上就住在船上，在苏州河黄埔江上到处漂，属于名副其实的“流动人口”。后来，船烂了，人还不想走，于是就把船抬到岸上来，用泥巴糊一糊，“定居”了。同时，连船都没有的人，也会拣一些竹子木片苇席，搭起棚子，这样，上海的棚户区就出现了。当年上海的棚户区，就是今天很多痛恨拉美模式的人们所讨厌的贫民窟，而且是比拉美的贫民窟恶劣到不知多少倍的贫民窟。无论上海当年的棚户区，还是拉美国家的贫民窟，它们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是黄、赌、毒犯罪高发区，也是城市黑社会最肥沃的土壤。

熟悉上海历史的人都知道，上海的黑社会，青红帮，尤其是青帮，其迅猛发展主要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青帮三大巨头，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在民初头些年还默默无闻，到了1930年代就已经一跺脚上海乱颤了。而这些年，恰是上海人口急速膨胀的年份，从1910年的128万涨到1936年的381万余，跃升为世界第五大都市。如果说，上海开埠以来，第一轮进城的人口中，还有大量为躲避太平天国战乱的富裕人口，那么，二三十年代涌入的人口中，绝大多数都是原来种地为生的农民，以江北地方的人为主。吊诡的是，尽管青帮属于黑社会，但整个20世纪上半叶，真正维持棚户区秩序、帮助工人甚至资助组织工人罢工的，主要是帮会中人。

显然，这跟当时的城市管理者的态度有关。无论租界还是华界，当局对于进城农民的居住问题，基本上无视其存在，开始限制棚户区，甚至纵火烧掉一些棚户，然后就放任不管。一些企业主，也跟现在的一样，只为招来的农民工建工棚，男女分住，并不希望这些工人在上海安家。然而，这一切都没有挡住农民进城就不走的趋势，尽管棚户区脏乱差，疾病滋生，但是，却一片一片地冒了头，成为上海二三十年代迅速膨胀出来的人口的主要居住场所。任何社区，都需要秩序，哪怕是很不正常的秩序，既然合法的管理者不管，那么自然就会有黑社会的力量来管。在某种程度上，棚户区的居民，对于黑社会的管理，也有一定的亲和力。住下来的进城农民，属于城市的后来者，无权无势，受到先来者的歧视，在所难免。但是，如果不让这种歧视转变成后来者对城市的敌意，就必须使他们产生对城市的归属感，认为自己属于所在的城市；没有归属感的人群，对所在城市，就往往意味着某种不安定因素，而黑社会，恰好迎合了这些人的某些不安分的情绪。归属感的建立，一般依赖于三个条件：相对固定的住所，一份工作和孩子的教育。换句话说，能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家，人也就安分了——目前珠三角地区日益猖獗的黑社会犯罪，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解决进城农民的安居问题。其中，工作可以由市场来解决，但是住所和教育，则非有公共投入不可。我们看到，1949年以后政府对上海已有的棚户区进行了部分的改造，住进固定房屋的浦东和闸北区的居民，尽管在老上海眼里仍然是“江北佬”，但他们对上海的自豪感，却一点也不差。

现在的兴建廉租房，实际上就是在建城市贫民居住区，只是，目前的廉租房，还没有把进城农民纳入视野之中。但是，城市的居住问题，最大、最困难的，实际上是进城的农民。不要指望这些人还会回到农村，随着时间的推移，留在城里不走的人会越来越多，跟以往的城市化一样，他们是所在城市的繁荣乃至生存不可或缺的力量，其中某些人也为城市的秩序造成不小麻烦。如果城市的管理者依然对他们不闻不问，那么，他们的第二代将会制造更大的麻烦。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廉租房不对他们开放，如果他们子女的教育没人过问，那么，势必让他们投向黑社会，就算当地没有黑社会，也会生出来的。

或者是有序的贫民区，或者是无序的贫民窟，两者必居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