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是我所同意的，也是我所犹豫的。四年前的11月28日，即伯林去世后二十天，「南方周末」曾经组织一个版面，纪念这位思想家的贡献。我以“伯林去矣”为题，写了一篇短文，语调积极，同时也流露一丝犹豫。当时读不到有内容有深度的传记，能否定或验证我对伯林的犹豫。此后仅一年，他的传记作家伊格纳蒂夫出版英文巨著――「以撒亚――伯林的一生」。高毅、高煜两兄弟通力合作，移译这一长达500多页的巨著，2001年出版汉译本。我们终于有了一本可以讨论伯林生平与内心世界的依据。
伊格纳蒂夫是学者、作家兼记者，是哈佛历史系的博士。他从1987年获准进入伯林生活，长达十年，每天下午三点，准时扣响伯林的房门， “一小时一小时地录下他的谈话，象佣人用水桶从井里汲水”。他不是伯林学生，也不是伯林的后代代理人，这使他能与传主拉开距离，写作时能保持平视而不是仰视。他还与伯林拥有同样的俄国血统，能听懂伯林晚年在衰老状态下突然恢复的絮絮母语，这使他能深入传主内心，听到伯林轻易不吐的心声。本书最后一句是：智者的一生，应该是怀疑的、冷静的，并且是自由的。似乎是对伯林盖棺定论，但用来总结作者对传主的写作态度，也很适用。
高氏兄弟的汉译本书名略有改动。中文名为：「他乡：以撒－伯林传」。译者将书名添上“他乡”一词，不是画蛇添足。伯林1909年出身于一个犹太商人家庭，童年在里嘉、彼得堡度过，十月革命后随父母避居英国，很快在牛津知识界获得成功，23岁就顺利获得万灵学院的教席。二战期间有过短暂的外交情报生涯，也介入过犹太复国主义上层活动，但战后不久还是回到牛津象牙塔中，安度余生。远远望去，伯林头上有“王室勋爵”的光环，走近一些，也能看到“政治哲学家、二十世纪思想大师”头衔，再走近，则会看到他生命的原色，原来不是别的，只是一个犹太兼俄罗斯移民的后裔，一到英伦即交好运，从此好运不断，以致乐不思“蜀”，且把“他乡”当“故乡”。
高毅在译序中总结伯林一生是三大传统的交汇：犹太宗教、俄罗斯情结和英国经验主义。这一总结也很精到。如果要说二十世纪有哪两个民族劫难深重，暂不算中国，那也就只能列举俄罗斯和犹太。俄罗斯遭两次大战重创，大起大落，如今还未复原；犹太则有六百万人被投送进焚尸炉，两千年后还国，在同一块土地上遭遇另一个复国主义运动强悍抵制，至今纷乱不断。伯林身为犹太，生于俄罗斯，或许是不幸，但青年以后有那样安定的环境，可以深度潜入那两个精神母邦的历史命运。这样的不幸和有幸，能勾兑出人类思想史上的最好作品。他对十九世纪俄国思想家的移情共鸣，使他提出了“刺猬与狐狸”的著名论断：“狐狸多所知晓，而刺猬只识得一件重大要事”。如果停留于这样的比喻，人们可能会责怪他以那样凝重的俄国题材仅仅写成了一个动物寓言，浪费了上好原料。幸而他很快把这样的总结勉力提升到一个思想高度：价值多神论、文化多元论。他认为人生悲剧的最为深刻之处，是在于选择某一价值的同时，总在放弃另一些可能具有同等正当的价值。他对英国经验主义政治哲学的贡献，荧荧大端者为一对著名小经典：“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按照本书另一序言钱永祥先生的提示，这一说法的历史内涵此前已经被贡斯当、约翰－密尔、甚至黑格尔逐渐说尽，但毕竟是在他这里熔于一炉，获得了对仗工整的表述。对于这些思想成就，人们可能稍嫌其表浅，但还是应该保持敬意。令人不解的是，对于犹太民族在本世纪的苦难沉浮，他没有留下相应程度的思绪。
伊格纳蒂夫不是以思想分析，而是以现场实录而取胜，故而给读者留下很多饶有情趣的细节。据他观察，每天下午，他都看见在这个著名思想家“面前的咖啡桌上，摆着一些盛有杏仁果和一种芬兰薄脆饼干的铁盒。他常揣着这些食品去参加宴会。在紧靠他的座椅的书架上，有一堆摆成金字塔形的巧克力。”“他患有疑病症，喜欢生一些不难治愈的小病。他喜欢医生、养生术、疗养院，一点小病就要卧床。学生们记得他常常就在床上辅导功课，被子上散布着书籍、纸张、茶杯和饼干。他会告诉你，他的日子很不好过，但实际上他过得舒服极了，因为他的那些小病几乎免除了他本来应尽的所有义务”。
伊格纳蒂夫还记得，伯林儿时生活过的里嘉城区通行的是德语，那个城市的上层社会大都是说德语的日尔曼人。以此而言，伯林是在德语环境里长大的，他的一生除了犹太、俄罗斯、英格兰，应该还汇聚着第四文化――德国传统？这就容易使人想起汉娜－阿伦特。她与伯林为同一代犹太后裔，走过同一条黑暗隧道。汉娜这一生所目击的历史事件，伯林都未漏过，而伯林的另一些经历，汉娜则无幸亲历。伯林这一辈子活得是这样长久，居然能把一部十月革命从头开始看起，一直看到1989年前苏联解体，平地里起高楼，忽喇喇大厦倾，一个世纪的历史流经他的眼前，就象一部放慢速度的无声片。50年代汉娜推出「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举世瞩目，伯林不会无动于衷。不久，英国王室封以伯林勋爵头衔。他的一位女友写信祝贺他说，这个勋位是为了奖励他“对于谈话的贡献”，令他终生羞恼不已。伯林和汉娜都关心自由受到的威胁，并以此为终生写作的方向。那本「极权主义的起源」，如果是由既听懂德语、又目击俄罗斯革命、还见证犹太命运的伯林写出，或许能写得更有力度。
赫尔岑是伯林发现的，这是伯林的又一贡献。没有伯林，赫尔岑不会重新回到二十世纪学院教授们的视野。「往事与随想」是伯林一生不离的爱物，打动伯林心弦的地方，肯定在于赫尔岑的颠沛生涯。他们从同一块土地上出走，又流寓在另一块相同的土地。赫尔岑尽管出身高贵，爵位来自继承，而不是赏赐；但他热衷于革命，出入于一国又一国的流亡圈子，甚至与马克思的“德国硫磺帮”也有过不算冷淡但很不愉快的交往。流亡英伦数十年，他没有兴趣迈入帝国学术体制一步。与伯林满足于英国王室周围的氛围相映成趣，赫尔岑一生似乎满足于另一端――做一个俄国王室的死对头，散尽家产，抵死不渝。赫尔岑并不偏执，他既有虔诚信仰，又不受偏狭教条的束缚，一生由失败的记录组成，却始终能保持激情澎湃。那是一道夺目的光焰，伯林毕竟不能凝视太久。他掉转头去，寻找到屠格涅夫为他的终生榜样。他看重屠格涅夫的是精致、细腻、甚至有些女气，以及“天真的唠唠叨叨的理想主义”。赫尔岑的伦敦流寓相去伯林不远，伯林在那里生活了七十多年，似乎没有去寻找过一次赫尔岑的遗迹，至少伊格纳蒂夫没有留下记录。但是伊格纳蒂夫十年里一直在追问：“你思乡吗？你对故乡里嘉和彼得格勒又作何感想呢？”伯林一遍遍地断然否定：“根本不想，过新的生活，我要重新开始。”这种回答，冷淡而令人震撼。难怪伊格纳蒂夫有这样犀利的观察：尽管伯林一再强调，他坚持的是“英国传统深处独有的东西”，但是，“这些英国成分是透过玫瑰色眼镜折射出来的。他所描绘的英国性，是他在20年代初次体认就固定在他脑子里的英国性。英国人的偏狭、土气、平庸和岛民特性，对于他的英国观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英国人之所以喜欢他，就是因为他对他们说出了他们最自我欣赏的神话。”
通观全书，华彩乐章当然是1945年的夜访泉楼，伯林与爱克玛娃深度交谈。那一晚如泣如诉，如行歌的慢板，可令人百读不厌。但我也怀疑，恰恰是在这一华彩乐章，暴露出全书唯一的盲点。与伯林一样，伊格纳蒂夫都来自“镜子以外的世界”，是从外面向里面看。他能非常细腻地剖析伯林在这一晚的内心震动，一层又一层，但对爱克玛托娃那一边的心迹则无法深入，只能停留于对诗人才情的赞叹。里面的人有说不出的苦，欲言又止；外面的人有看不见的苦，雾里看花。里外两面就象友情合演一场中国歌剧：“三岔口”。舞台一亮，里面的人刚一说出，外面的人瞬间看清，定格：这个人已经化为一道闪电，同时被闪电灼毁。在她能被看到时，看不清；在她被看清时，她已经不存在。她是以看不到为代价，换取了瞬间的被看清。那天之后，要不了几个星期，所有被访问过的人都遭遇了不幸，唯有伯林除外。对伯林而言，疑小病，宜微恙，说一遍莎士比亚台词：“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几分矫情，几分平常。而对里面的人，一生缄默，连“不许说”也不许说，一旦说破，那就是点着一把火，一道霹雳闪过。他们的生死大劫似乎降了一格：“说，还是不说，先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伯林和伊格纳蒂夫是说俄语的人，他们都听到了“说”，也记载了“说”，但他们永远听不到言说者内心的伤痛。那种伤痛，伯林只听到她喃喃自语：“没有用的，你来自人类社会，而我们这里被分成人类和……”。只有在他走后，里面的人才如夜半歌声一般突然吟诵：“究竟是什么样的光，令我们在黎明前发狂？”
爱因斯坦对伯林的评价是：“上帝那座规模庞大而戏多半不很精彩的剧场里的一名观众”。 他们见过一次。爱因斯坦语存仁厚，他大概本来想说，其实不是上帝给伯林观看的戏剧不精彩，而是这个看戏的观众不够精彩？二十世纪的思想家几乎没有一个人，能象他那样蒙上帝之洪恩，亲见如此多的重要剧目，一些剧目之漫长，只有同时配享上帝特许之长寿，才能从头到底，从容看完。二十世纪的思想与文化，离不开流亡者的贡献。甚至可以这样说，这个世纪最好的精神产品，大都来自流亡者刻骨镂心的伤痛。流亡不仅是外在的，更多的还有留守者内心的流亡，简称流放。不能拿俄罗斯以苦难浸渍的那份病态自虐来苛责伯林。他做得也已经够好了，无论是缅怀前一代的赫尔岑，善待后一代的萨哈罗夫，或是夜访留守者，他都给予了应有的敬意。但这一份敬意，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总是活在表层上”，散发着一股纸面上的牛津味。伯林去世以后，对他最为不利的一种评介，也来自一个牛津同事：“他只是一个沙龙艺术鉴赏家”。我不太忍心说伯林浅薄。但这位老人最令人敬佩的确实不在他的学术成就，而在于他的自知之明，他早已预见到身后会有苛评，于是模仿路易十五的口气说：“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因此，他对伊格纳蒂夫只有一个要求，传记只能在他死后公布。但在他生前，伊格纳蒂夫始终在逼问一个中心问题，且看他如何记录：
“您从未有过悲剧性的生活，怎么会如此强调悲剧性选择，并对受内心折磨的人如此深表同情？”他的回答很干脆：“我的生活与我的观点截然不同，……我认为所有选择都是痛苦的，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选择对我是痛苦的。”“您的生活为什么如此不可思议地安宁？”他用平静的、有些丧气的调子回答说，他的快乐是因为他浅薄。“别人不晓得我总是生活在表层上。”
于是二十世纪思想史就留下了一道以伯林命名的难题：为什么有思想家愿意生活在表层，而且如此清醒？
试析一：流亡者面对流亡地的生活与思想，永远是一个旁观者，无法真正融入。他所能做的最好事业是在旁观时，运用独特的想象揣摩思想对象的内心世界，由此养成伯林移情共鸣的过人能力。这一能力对于伯林选择以思想史为终身志业是再好不过，但也因此使他只能获得大段“旁白”，不能进入“剧情”。
试析二：他的生活与他思索的生活脱节，是他文化多元价值观的自我证明。即使是逃避，这一逃避可能有更深一层的含义：他不愿戳破表层，是因为他听到表层之下激情汹涌，文化多神论在暗中撕咬，非人间能够忍受。或许从来没有一个人象他这么明白，人类千年苦斗而争取的自我选择，一旦实现，在政治上是一种权利，在价值上反而带来困惑。
试析三：十九世纪的沸腾思想，已经冻结为二十世纪学术解剖刀下的化石。此前的思想意味着受难，是痛苦，遭临悬崖绝壁，纵身一跃，化为一道壮丽的瀑布。此后思想变为学术，再激进的学术也能挂上王室的勋章。学者的四肢和视野一起收缩，只能听听过去的故事，说说今天的内心，以能指代替所指。他们是以放弃肢体能力，换来舌苔与听觉的纤细。赫尔岑听不到或听不懂这些，是因为他生活在古代。
试析四：伯林之深浅可能与他所服膺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特有风格有关。这一“主义”在制度安排上踩着实处走，几无大错，但在哲学思辨上则回避高论，不提供甚至拒绝过度阐释。艾可顿是这一哲学在政治上的教父，有一次他这样总结英国人厌恶思辨的性格：何为精神？没有物质（――不必在乎）；何为物质？不是精神（――无须操心）。伯林或许太明白，这一哲学充其量是地面上的行走，无悬崖可跳，无飞瀑可跃。
试析五：端详一下百年前他在里嘉的那张婴儿期照片，富贵甜美，面如女婴。伊格纳蒂夫观察到的那些甜点、巧克力细节，显然来自他的这一家庭背景，里嘉木材商会会长的独生子，一生安逸。肯定中产阶级的历史价值与社会功能，是一回事，警惕这一阶级的庸碌趣味则是另一回事，而伯林是否在这一阶级的趣味中沉溺过久？一到伦敦，即入牛津，也不是什么好事。过早入“彀”，即使如牛津这样的“彀”，也是“彀”，都会收短人的视野，只见书页，不见森林。这两者是伯林的“好运”，但是“好运”的另一面，恰好构成一个腐蚀，挡住了他本来可以发掘的思想深度？
最后，但未必是最不重要的一个解释是，所有的深度挖掘，也可能不及一个常识。那就是人们都忘了，包括伯林自己也在努力忘却，他离开俄罗斯时只有十一岁。严格说来，流亡的是他父亲，而不是他自己，而他父亲流亡时还带着百万家产，又不能说是流亡者，只能说是一个富有但政治地位不高的移民。伯林只是这一类移民的第二代。俄罗斯能留给他的只是模糊的童年记忆，以及一份母语。就象大多数移民的第二代，很光滑融入了当地文化：此后他是在英国完成了整个社会化过程，几乎连插班都不必，按部就班地念完那里的小学、中学、大学，又顺理成章进入万灵学院，安享教席。童年那一点模糊记忆，未必能构成一个强有力的前结构，绝大多数儿童都会置之脑后。是伯林自己在强化，居然能把这么一点稀薄的童年记忆不断强化，强化为牛津背景之背景。由此引起的批评，也与他的强化有关，骑虎难下。他后来关于俄罗斯说了那么多，不应该责怪其肤浅，而应惊叹其难能可贵。人们读伯林生平500页，那是伊格纳蒂夫写的500页。是这本传记的作者有浓厚的流亡情结，于是一再追问传主是否也有同样的心情，无意中也强化了伯林的儿时记忆。
那时候，那个叫做以撒的犹太男孩才十一岁。
2001/6/17
《阿赫玛托娃传》／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９年版／１５·００元●《 安·阿赫玛托娃传》／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２０·００元●《诗 的隐居———阿赫玛托娃札记（一）》／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３３· ００元
本文删节版发表在南方周末，2001-07-19 10:49: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