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节的夜，古往今来都是有些诗情画意的。人间仍旧沉浸在奥林匹克运动的欢喜与庆贺的喧闹声中；四周传统的爆竹轰鸣过后，偶尔有几声狗的吠叫，便渐渐地静了下来。和远近的亲朋好友很久不用书信的方式联系了，逢年过节打个电话，发发短信，这些例行的现代私事全都打理过后，依然有“欲语还休”的感觉。
我想说什么？向谁诉说？
前些日子寄出去了几封有关教育和教育改革话题的信件，至今一封回信也没收到,哪怕是回一个电话。唉，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这个社会中的有些人，麻木到了漠视人间真情的存在，绝情到了忘我的绝情。《礼记》上说：“往而不来，非礼也”。士人是讲究礼节讲究交情的，越是身居庙堂高位，越应注重这些。于是，想起了历史上的一个人和他的一封回信。
一
公元前一世纪，中国社会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安定，大一统的封建帝制由沛郡丰邑的刘氏子孙定夺乾坤，家天下经过几代传承统治之后，皇权专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与之进行理性抗争的是历代士人阶层不屈的灵魂，基本上是以其命途多舛或惨遭厄运而告终。但思想之火总像是离离原上草，春风吹又生。提起公元前99年（汉武帝天汉二年）的那场驱逐匈奴的征战，便又触及到了史学界的是非伤痛。那年李陵将军率部在塞外战败被俘，其实也不碍中书令司马迁什么事，他“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彼此在私人关系上，只不过是萍水相逢、点头之交的同事而已。汉武帝问及中书令对李凌事件的态度时，完全可以人云亦云地搪塞几句过关拉倒，可这老先生作为朝廷的组织人事部门负责人，凭着举贤荐能的慧眼和职业的本能，便说了些公道话：观察李陵的为人，是个守节操的不平常之人。奉事父母讲孝道，同朋友交往守信用，遇到钱财很廉洁，或取或予都合乎礼义，能分别长幼尊卑，谦让有礼，恭敬谦卑自甘人下，总是考虑着奋不顾身来赴国家的急难。历来注重人品，有国士的风度。做人臣的，从出于万死而不顾一生的考虑，奔赴国家的危难，这已经是很少见的了。司马迁多么希望李凌有一日能率领部队杀出大漠，班师回府，也好对朝廷有个交代。没想到事与愿违，李凌和他的队伍没有了音讯，后来传说是投降了匈奴。这个表态，在今天看来只是失言之过，最多给个行政处分什么的。但却触怒了龙颜，被下了大狱，处以宫刑，受尽了侮辱。
故事便由此发生了。8年之后的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一说“延和二年”），汉朝皇宫发生了戾太子事件，刘彻大义灭亲除掉了自己的长子，继续着他的皇位。担任京城禁卫军北军司令的任安，在这场父子相残的政变中按兵不动，被以其“坐观成败”、“有不忠之心”问罪，将在冬日里行刑腰斩。这之前，任安曾数次写信给司马迁，希望他能“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多为国家推荐贤良人才。司马迁则自认为身体已遭受摧残，又处于污浊的环境之中，每有行动便受到指责，想对事情有所补益，结果反而自己遭到损害，独自郁闷而不能向人诉说，一直没有给他回信。在任安即将临刑前，想到文武之士的交情，想到自己一生的遭际，想到独裁专制的草菅人命，想到这位老弟兄不久将命丧黄泉而不得相见，想到还欠他一回交往，司马迁便置己生死于度外，酣畅淋漓地写了这封回信——《报任安书》[1]。
也就在这一年，司马迁完成他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历史巨著《史记》（初称《太史公书》）。
据历代考证，自司马迁写了这封信之后，再也没有他的文章字迹留于后世，他本人便在历史上失踪了。他去了哪儿呢？有史学家分析，认为这封“谤书”犯上作乱，司马迁被汉武帝下令处死了。还有人说，写完这封回信，司马迁认为完成了自己的人生使命，便自杀了。也有人说，他带着他的《太史公书》出家了，在深山古庙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这些仅仅是猜测。不管怎么个死法，他的死都是重于泰山的。
那年携家眷拜谒太史公故里，沿着当年秀才们走过的崎岖的司马坡缓步拾级，太史公祠就坐落在高耸的龙亭原上。门脸上镌刻的“高山仰止”四个大字，那是永久矗立在读书人心中的一块象征着中华三千年历史的丰碑。进得正殿，一幅楹联凭柱屹立在眼前：“刚直不阿留得正气凌霄汉；幽而发愤著成信史照尘寰”。细雨中伫立许久。从未有过的对历史文化和人的敬畏之情在胸中涌动，是那样的超然，那样的神往……叩问地下人：相及可晚乎？
祠堂深处尽管有墓冢，但用韩城当地人的话来说，只是一种念想。是想，“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一个怕辱没先人连给父母扫墓之孝都免敬了的人，还会有脸面回来见河西父老？从信中看，虽“蚤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但“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表明他有“妻子”。古时候的“妻”和“子”是两层含义，即今天的妻子和儿女。史料记载，司马迁至少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看来没有过多受到其父的株连，后来嫁给了杨敞。杨敞在汉昭帝时代做过丞相。其子杨恽轻财好义、居官清廉，相传《史记》就是由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公诸于世的。后因杨恽在与朋友交往中写了《报孙会宗书》，受朋友牵连，被汉宣帝腰斩了。司马迁留没留下儿孙一直是个历史悬念，但司马迁有父母，父母还有兄弟姊妹及同宗同族的父老乡亲是不可置疑的。至于徐村的冯、同人家姓氏的由来，大抵是跟当时的罪诛九族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为了规避政治迫害，而由整个家族集体采取的自救措施。
雾霭中，确有三三两两的后生上殿敬香磕头，表纸的落款不是“同”姓，便是“冯”姓，看样子确实是司马氏家族的后人了。便有感而发地写下了这样的诗文：
投耕跃龙门，
含恨望河津。
相去两千载，
何须埋名姓？
黄山有黄土，
徐村无徐人。
负重九泉里，
法王在行宫！[2]
——公元二00三年中秋时节 祭拜太史公祠
当时我在想，司马迁之死及其家族的改姓，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千古奇冤。至今，是非似乎未定。正义是需要清白的，《史记》也需要清白。哪年哪月哪日，应以国家的名义为太史公的后代恢复祖姓，一雪两千年耻辱，也为中国文史拨乱反正，“死日然后是非乃定”。这是一件值得国家去做的事情，毕竟两千一百年了。当然，最好由司马家族的后人向国家提出申请。
二
人为什么要活着？对于大多数死去的、活着的和即将活着的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伪命题。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考察，生命是一个无意识、无理由的物种进化延续过程；是一个流着血、长着肉的躯体行走（包括飞行）在天下地上的客观事实。就像深山里活着的猿猴，大海里活着的鱼虾，或大象，或蝼蚁。禅意以为“活着就是为了活着”，既是原因，又是结果；既是起点，又是终极；既是过程，又是目的。
然而，通过这封《报任安书》，我们缅怀司马迁负重求全的坎坷经历，感悟到了人活着的超乎自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在这封回信里，司马迁向友人、向自己、也向后人阐释了人为什么要活着和怎样活着的道理：人生就是一条原则。一切为了理想和理想的实现。活着是一种境界，一种结果，或许是为了一本书、一句话、一口气、一个没能兑现的承诺……
关于荣与辱。荣与辱是困扰司马迁一生一世、尤其是后半生的最为突出、最为集中的矛盾。荣耀是人人都向往得到的一种人性的光环。在那个时代，人有以功劳为荣者，有以权贵为荣者，有以祖宗为荣者，有以宠幸为荣者。在司马迁看来，所有这些，他都没有。他只能子承父业，凭着自己勤奋的一双手和一支笔，唯唯诺诺地奔波于朝堂上下，侍奉在皇帝前后，顺便做做父亲临终前交代的事情。如果没有了后来李凌事件的变故，这也可能就是他心目中对荣耀的追求了。只因“口语”肇祸，最高统治者竟野蛮地剥夺了这位胸怀大志的七尺男儿做人的威严；受辱之极，和宫闱之人为伍的悲惨经历，使他“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已到了神经质的地步。他把人活着受辱的情况分为十类，以为不辱没祖先是最起码的，而受辱到极点的便是宫刑。在他看来，选择受宫刑活着，要比选择痛快地死去更为艰难。他本来是可以选择去死的，但由于“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的缘故，便选择了“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古往今来，士人受辱的情况并不鲜听鲜见，作为士大夫，宫刑受辱者，我们所知道的恐怕只有司马迁了。然而，现实生活与内心世界的巨大反差，不仅没能丝毫磨损他的意志，使他消沉下去，反而更坚定了他忍辱负重、幽而发愤的决心和勇气，磨炼了他自卑而不自贱、自强而不自大的坚韧品格。像左丘，像孔子，像勾践，像孙膑，像屈原，像季布，像韩信……像所有受屈辱而负重成就一番事业的圣贤们那样活了下来。
关于生与死。从司马迁往后，每当有人提起生与死的话题，就会自然而然地说到或想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名言，还有那句“士为知己者所用，女为悦己者所容”的箴言。对于一个心中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来说，生与死已不是一个客观物体存在与灭失的表象，而上升成为一种意义，一种价值，上升成为万世不弃的信念。正是这种信念奠定了中国士人的生死观。人生在世，没有哪个不贪生怕死的。面对忍受屈辱的牢狱生活，司马迁想到了死，想到了自杀。而比死更可怕的是夙愿未了。在生死考验的关头，选择死亡，会被认为是有勇气的表现。而死亡只能体现一个生命的就此终结，一种气节所张扬的有限高度，一种精神上所实现了、实际上已经逝去的永恒。它在给人留下无穷思念的同时，带来的却是无尽的遗憾，是残缺，是止步，是胎儿窒息在母亲腹中的残忍。而司马迁以其苟活的生命，留给世界的是完美，是深思，是香火延续的希望。如果说怕死是人的本能，选择不怕死才是人的高尚，那么，当司马迁把生死至于度外，在将死未死时为了理想选择活了下来，这确是一种超越死亡的高尚，是一种蔑视死亡的重生。古今中外，有志之士在生与死的选择上有着不约而同的一致性。正如英国有一句谚语所说的：有道理的人，只要大家明白，永远是互相同意的。用现代意识感悟生命的意义，苏联伟大的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给出了这样的答案：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致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致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上个世纪中叶，毛泽东主席在延安领导中华民族同外族入侵作斗争时期，曾引用司马迁的这段话，把生死的价值理解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3]。令我们这些晚世后代惊羡不已的是，早在西方的上帝耶稣还没有出世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把做人的意境提升到了如此高的程度！
关于名与利。司马迁的价值观，集中体现着中国历史上儒家学派士人阶层的名利观。在中国古代，把读书人称作士人，大致相当于今天所称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介于统治者与平民之间的一种社会力量，“有统御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4]。盛行于中国社会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要筛选、要提炼的，就是这个群体中的精英。士人阶层的两大历史贡献是：一方面，他们是历代国家政权的主体，是社会进步和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另方面，他们是中华历史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司马迁将士人品德归纳为：智、仁、义、耻、德五个方面。一是善于加强自我修养，智慧聚于一身的人；二是乐于助人，以仁爱为出发点的人；三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正当取予、以义为据的人；四是懂得耻辱，勇于奉献的人；五是品行端正的人[5]。称之为士人五品。在这封信中，司马迁引用了韩非子的一句话：“祸莫憯（惨）于欲利”， 是说，祸没有比贪图私利下场更悲惨的了。由此可见他对于名利的淡然态度。
关于爱与憎。爱憎分明，是司马迁作为思想家和历史学家难能可贵的品质。在他的一生中，卑微谨慎的音容相貌，谦虚仁义的行文风尚，为世人所知。但这并不能掩饰他内在的铮铮傲骨，泯灭他“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5]的高远志向。钟情好义，在朋友面前，他卑躬地称自己为“牛马走”（ 像牛马一样替人奔走的仆役），虔诚地一拜再拜，唯恐有失礼之处。而对于薄情寡恩、惨无人道的统治者，则以沉默和忍受与之抗争。幽而发愤不为尘世纷扰，刚直不阿说尽人间真话。两千多年来不绝于耳的“太史公曰”，是一面光洁照人的明镜，忠奸善恶尽显其中，是非曲直自有评说。我们不妨看看在《史记·孝武本纪第十二》里，司马迁对当朝皇帝刘彻的评价：“太史公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言，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至若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焉”[6]。尽管在人屋檐下，但他却从来不低头，丝毫没有歌功颂德、阿谀奉承的言辞。再来看看对距汉都千里之外、四百年之上的孔子的评价：“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可谓至圣矣！”[7]既充满了崇拜敬仰之意，又给予高度评价。在《史记》的行文体例里，“世家”是记载诸侯的范例。《史记》“世家”共三十篇，孔子不是诸侯，一生并没有伯侯之位，但被司马迁列入了“世家”。由此可见，在太史公内心深处，文化和文化人的尊贵。处处体现了太史公大智大勇的文化目光和大爱大憎的思想智慧。
关于功与过。在一个注重战功的朝代，征战是功臣的晋升阶梯，沙场是英雄的用武之地。在弱肉强食者看来，文化和文化人是那样的渺小，那样的可有可无；即便是那些满腹锦囊妙计的谋士们，也不过是些摇尾求食者之流而已。在政客们的世俗目光中，史官的地位如同卜官和巫祝，是被朝廷当作倡优来畜养的人，文化是供达官贵人消遣的玩物。司马家族世代以“文史星历”服务于朝廷，自然也就没有获取“剖符丹书之功”的机会。尽管这样，司马迁仍“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世代忠心耿耿，忠于职守，以朝台相伴，与官僚为伍，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数辈人如“牛马走”的辛劳，竟然抵不住几句不中听的公道话的过错。禁不住太史公悲愤之极，顿足喟叹：“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撼天动地的呐喊。
关于威猛与驯服。虎的威猛是惊骇人世的。然而，“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阱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人们走进过现代的公园，看到狮虎猛兽被关进牢笼靠人饲养而摇尾求食的样子，那是由于人不断施加威力和束缚而逐渐驯服的。它们本来不是这样，是牢笼改变了它们的生活方式，是存在决定了它们的“意识”，但并不能改变它们的本性。经历了“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的囹圄摧残，自然未能改变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本性。然而，在忍辱负重的求生存过程中，酷刑之下，要么做烈士，要么做懦夫。做烈士的豪迈是司马迁早已放弃的念头，他是为了活下去，为了他未尽的事业，才“潜伏爪牙忍受”[8]的，犹如那些关进牢笼里的虎，“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见此情景，人们还会联想起孤卧在柴薪陋室的勾践，“疯”倒在魏国猪圈里的孙膑，放逐在沅湘野外的屈原，匍匐在市侩胯下的韩信……威猛震恐与摇尾求食之间，其实并没有谁高谁低、谁是谁非之分，只不过是一个稍许即逝的瞬间，一种生存的状态，一种得志或失意的境遇，一种命运转折的考验。只有坚持活下去，才能找到本来的自我，找回生命的价值。司马迁做到了。
还有是与非、成与败、福与祸，等等等等。是司马迁的思想观念，最终形成了自有史以来至公元前一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的价值体系，影响至今。如果我们的历史没有了司马迁，除去凌乱的三千年不说，今天的社会意识、价值观念以及社会存在也不会是这个样子。他用自己屈辱的“肠一日而九回”的后半生，诠释了人为什么而活着的真实意义。用对自己民族历史的赤诚达到了自我实现的最高境界。“《报任安书》昭示人们，这些悲剧英雄，是司马迁生命情结和客观历史交融渗透的结晶。一方面，在这些悲剧人物身上，司马迁倾注了自己满腔血泪的生命情感，另一方面，司马迁又从他们身上汲取了英雄气质的悲剧精神”[9]。明代人孙执升这样评说《报任安书》：“识得此书，便识得一部《史记》，盖一生心事，尽泄于此也”。[10]
《报任安书》是《史记》的后记。是一封活人写给死人的信，一封现实写给历史的信，一封过去写给未来的信。是一位伟大的士人留给他身后的士人的一份遗书，一封中华士人的品格宣言,一封千古冤情的真实表白。是一声声敬畏人间真情而蔑视皇权专制的不屈呐喊。
三
直到今天，善于思考的人们仍然想不通的是，中国自古怎么就有“王法”一词？王法是什么东西？既然有王法，又是谁赋予了汉武帝一句话就能剥夺司马迁做男人的权利？封建专制的社会制度，它像是关锁猛虎的牢笼，关锁了人性的自由，混淆了人性的善恶。那时的所谓王法，实际上就是最高统治者金口玉言的为所欲为，系天下之命于一人之手，是非功过于一念之间。而这些，却为我们这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的亿万民众所默认，所默许，见怪不怪地沉积在我们民族的灵魂中，犹如网络世界中的病毒一般，时不时地发作起来，侵扰有秩序的生活，危害公众利益，阻挠社会的文明进步。
司马迁来到这个世上，仅仅生存了半个多世纪。然而，他却在艰难体验短暂人生的过程中，把自己生命的意义及生命的价值延续了整整21个世纪，无疑，还将延续下去。这是因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探索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人类情感不可或缺的要素，如悲欢，如爱憎，如成败，是人生永恒的主题。
两千多年过去了，活在今天的人们应当需要怎样的觉醒？人，怎样才能像人一样的活着？不为权势所纷扰，不为贫富所困惑，平等地呼吸在蓝天白云下，大地绿水间；不无辜遭受屈辱，不被非法地剥夺自由乃至性命；说自己想说的，做自己该做的，自食其力，各得其所。今天的中华民族，在建设现代文明的进程中，怎样才能创建一套能够保障那些有思想、有文化、有个性、有追求的志士们正常思维、有尊严地活着的制度和环境，让那种亵渎人性、弱肉强食的历史不再重演？
不错，圣贤们是为后世的文明与进步创造了生命的奇迹，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留下了令后人捧卷思贤的崇高向往。但他们所遭际的非人待遇，所付出的生命代价，所承受的欲死不能的苦难，所有这一切的一切，更增添了我们今天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擦拭着模糊的泪眼沉湎于典籍，抚今追昔反思历史时的苦涩。前人忍受的是肉体之苦，后人体味的是心灵之痛。从人性的角度讲，我们宁可不要这些精神财富和遗产，也不希望这一幕幕人间悲剧出现，不希望他们惨痛的人生经历再来刺痛后人的心！
人类有幸在那之后的两千年创造了一种普世的民主观念和民主制度，让我们有可能客观地评判汉武帝刘彻功勋一世背后的种种罪过和他们那个时代社会制度的残缺；有可能满怀感激之情享受太史公司马迁自卑懦弱的外表下，那颗躁动着的匹夫不可夺志的士子心灵所喷射的智慧之光给予人间的光明。
从那时算起，我们的生命又进化了2000多年，我们与司马迁他们这些文武之士之间，智慧的差距究竟有多少，生命的距离究竟有多远？我们是不是可以科幻一把：在随着现代科技发展，空间的距离感将被浓缩得越来越小的同时，人类能不能像修一条每小时运行350公里的城际铁路那样，修一条缩短时间距离的高速通道，把365日缩短成365小时或3小时？或是像造一艘飞向太空的神州7号宇宙飞船那样，造一艘飞向“时间太空”的宇宙飞船，让我们来一次“夸父逐日”式的旅行，去追赶“千里江陵一日还”[11]的那些人们，和他们同船欣赏那一江春水，两岸猿声……去交往他们，结识他们？
斯人已去两千载，信史丹青照尘寰。沿着人类历史的痕迹上下前后看过去，看到了洪荒的原始生态，看到了迷茫的未知未来；看尽了风云变幻，看透了花开花落。地球上除了“金木水火土”这些哲学家们称作为物质的东西，本来什么都没有。如果非要找出一两样非物质的真实存在，那就是思想，就是文化。透过五千年的历史积淀，我们在思辨着这两种伴随人类始终的唯一由人类留下的遗产：思想是什么？思想是疾走在黑夜里的闪耀着火花的文化。文化是什么？文化是积淀在血液中的钙化成骨骼的思想。古往今来，引领我们传宗接代、生生不息的，不正是思想和文化么？珍惜这宝贵的遗产，敬重这宝贵遗产的创造者，是人类继续进步的理性选择。
注释：
[1]本文中凡是引用《报任安书》原文的，均未作注释。
[2]“法王在行宫”引自太史公祠碑文“法王行宫”，当地人解释说，倒着看，“宫行（刑）王（枉）法”。
[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03页。
[4]据《百度网》：《百度百科·士人》。
[5]归纳自司马迁：《报任安书》。
[6]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延边人民出版社1993.3版第3231页。
[7]司马迁：《史记·孝武本纪第十二》，延边人民出版社1993.3版第322页。
[8]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延边人民出版社1993.3版第1634页。
[9]施耐庵:《水浒全传》第39回。
[10]陆精康：《悲剧英雄的内心独白--读司马迁<报任安书>》，《中学语文教学》2003年第01期 。
[11](明)孙执升:《评注昭明文选》。
[12](唐)李白：《早发白帝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