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从超出动物界之日起，就开始发展科学，搞社会改革不断改善生活条件和生存环境，为的是什么?恐怕用意之一就是为了延年益寿。人们常常把长寿看作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界尺，其理据想必也在于此。
不过，在人们的日常语言里，所谓长寿多指生理寿命而言，这自然是长寿的一项基本内容。但是如果仅此而已，便未免失之狭隘、肤浅和偏颇。其实人在生理寿命之外还有一个精神寿命。我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在《道德经》上就讲过“死而不亡者寿”。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就生理生命而言，凡人都是要死的。一个人活上70岁、80岁、90岁、lOO岁，乃至150岁、200岁，到头来还是要死；而且不管他生前多么伟大，其尸体迟早要化为腐土或尘埃的。曹操《步出夏门行》中说“神龟虽寿，犹有竞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其喻指的也正是人的生理生命的有限性。如果把自己的眼光从自已极其有限的生理生命拉开，放眼“看看”永恒无限的物质址界，自然就不难体验到，一个人多活上20年、30年，是算不得真正的长寿的。那么一个人要怎样才能算得上真正的长寿呢?也就是说，他怎样才能超越自已生理生命的极限呢?这其间就有个精神寿命的问题。
从一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有两个大的“部分”：一是肉体，一是精神；其中肉体部分关涉生理寿命，精神部分关涉的的便是精神寿命。这就是说，一个人不管活多久，就其生理寿命而言，相对于永恒无限的宇宙看，便都是“短寿”的，但是一个人只要精神境界高，精神生活充实，有一定的“精神刨造”，他就赢得了一种超越自己有限肉体躯壳的“无限性”和“永恒性”，他就有可能“死而不亡”，从而真正地获得长寿。“万寿无疆”，如果从生理方面讲，无论是谁，哪怕他是一个帝王，甚至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都是办不到的；但是，如果从精神方面讲，则任何一个人，不管他的社会地位如何，则都是可能的。屈原活了66岁，生理寿命也不算太长，但他的义无反顾的爱国激情、“伏清白以死直”的凛然正气，至今仍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国在公元前一世纪就有一个无名氏造出了纸，他名不见经传，足见其社会地位并不高，他的生理寿命虽无从稽查但他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恐怕很少能有人与他比配；马克思的生理寿命也不算太长，只活了65岁，但他创造的精神财富，他所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至今还在世界各地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发挥作用，并将继续鼓舞国际无产阶级为实现人类最壮丽的事业——一共产主义事业而努力奋斗。由此看来，“死而不亡者寿”从极深的层次上揭示了人生的奥秘和真谛，真可谓一句至理名言。
“死而不亡”既是死亡哲学的根本命题，也是人生哲学的根本命题，是每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人“筹划自己”的基本根据。它对于老年人自然也同样适用。只不过老年人由于其生理年龄较大，大不同于中青年，在实践这条基本命题方面有其特殊性而已。
笔者认为，老年人为要实践这条基本命题，最重要的是要扫除面对日益逼近的死亡所产生的种种心理障碍。诚然，“老年人”是个十分抽象的范畴，由于人们的文化素质、社会阅历、生活环境乃至性格气质部不尽相同，因而对待老年生活、对待自己的日益逼近的死亡的态度，也会各有不同，但是恐怕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我们面临自己的日益逼近的死亡：多多少少都会有那么一点心理障碍；是啊，面对着自己创造的财富、丌创的业绩，面对着自己熟悉的世界，面对着自已朝夕相伴、患难与共的老伴，面对着自己生养的子女，面对着自己多年共事的战友，作为一个将要“走开”的老人，有谁会完全无动于衷呢?也正因为如此，扫除“心理障碍”才成为老年人普遍需要解决的问题。
18世纪有个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卢梭，他晚年写了一本书叫《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想》，系统地讨论了老年人与死亡问题，深有感触地提出了“一个老年人如果还应该学习的活，那就只该学习怎样去死”这样一个观点。至于老年人如何学习去死，他认为最要紧的就是要扫除面对自已日益逼近的死亡所产生的种种心理障碍。在卢梭看来，老年人学习死亡的秘诀就在于充分认识死亡的绝对必然性，从而做到“一切听天由命，不再跟这必然性对抗”。世界万物都有生有灭，芸芸众生都有生有死，人自然也不会例外。所以黑格尔说，死亡是自然对人所执行的、必然的、无法逃避的“绝对的法律”。黑格尔的活乍一听很难懂，其实个中的道理倒也十分简单，我们每一个人对他说的这种“法律”的“绝对性”都是不难体认的。有个罗马皇帝叫马可·奥勒留，他把这一点说得很生动。他说，只要我们坐到饭桌旁，看看桌上摆着的鱼呀肉呀什么的，都会立刻悟出人的死亡的绝对必然性的。再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周恩来这样一些伟大人物都一一谢世了，何况我乎?这么一想，就容易想开了。
从理沦上讲，只要懂得了人的死亡的绝对必然性，就能够做得到坦然待死。但是恐怕只是从理沦上讲才是如此，我们要从感情上和情绪上坦然待死，绝对不是认识一下或想一下就能解决问题的。这是因为死亡这东西很怪，它明显地具有两重性：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所谓死亡的确定性就是指死亡的绝对必然性，也就是说，不管一个人能够再多活10年20年，或灶59年60年，他还是要死的，一个人可以闯过人生激流中的无数重艰难险阻，但是有一条是肯定的，那就是无论如何他的人生航船都是要触死亡这个躲不开绕不过暗礁的。所谓死亡的不确定性就是指每个人死亡的具体时间是不确定的，谁也说不准(至少在死亡前儿年是如此)自已究竟要在哪年哪月哪时哪分哪秒去世。德国有个大哲学家叫康德，他57岁的时候心情就很紧张，生怕自已有生之年极其有限完不成自己的“批判哲学”，所以在4、5个月里就仓促脱稿了自己的主要著作，致使《纯粹理性批判》文字十分艰涩，殊不知他来后竟又活了23年。1814年4月，一心想成为“全世界主人”的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一次退位后饮鸩自杀未遂，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他要一直活到1821年5月5日下午6时，在位于大西洋南部的面积仅有122平方公里的圣赫勒岛去世。
既然死亡既确定又不确定，那么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理解和对待自己的死亡，在老年生活中我们就势必不能保持一种健康乐观的心态，不能以一种超然达观的态度对待自己已的日益逼近的死亡。这是因为既确定又不确定的事往往是最令人烦恼的。譬如，我们到车站去接客人，如果火车的正点率是100%，那我们在接客过程中就不会有太多的烦恼；但是如果火车晚点了，而且对火车究究竟什时间到站自己心中完全无数，在这种情况下，心里就免不了烦躁。因此，老年人面对着自己日益逼近的死亡有点烦躁情绪是很自然的，其本身一点也不可怕，怕的是自己不能正确地对待它，及时地化解它。而化解烦躁情绪的有效办法之一，就是前面所说的对死亡的绝对必然性的深刻体悟。
化解“烦躁”情绪的另一个根本方法，就是要继续把自己同家庭、集体、社会、民族、国家、人类有机地联系起来；这也是克服老年人特有的孤独感、振奋革命精神、保持昂扬乐观情绪的有效方法。马克思生命的最后19年，健康状况一直不佳，到最后5年，更是每况愈下，近乎丧失全部工作能力；但他由于把自己的生命同国际无产阶级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能够以极其乐观的态度看待自已的生命，至死都没有完全放弃“重新获得全部工作能力”的念头。1881年底，德国资产阶级报刊刊载关于马克思逝的“消息”，对此，马克思回答道：德国资产阶级迫不及待地宣布“我死了”，“有的说我在最近的将来必定要死”，这使我“很开心”；为了它们，我“这个与世界失去联系的人”也“一定要重新成为有活动能力的人”。由此可见，开阔的胸怀实在是化解“烦躁”情绪、保持乐观情绪的一个至关紧要的条件。
化解“烦躁”情绪的再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要“老有所为”，每个人根据社会需要和自己的兴趣，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是因为劳动诚然辛苦，然而它的成果却能引起我们的欣赏和快感，离开了劳动简直就没有生命享受可言。相反，无聊这种在人心里所知觉到的“感觉的空虚”，往往会激发起一种恐怖，一种空虚的恐怖，使人仿佛预感到一种“缓慢的死亡”，从而十分烦躁不安，这甚至比由命运女神剪断生命之线还使人痛苦。所以康德说：“劳动是享受生命的最好方式，无聊则是人生最可怕的负担”，“想得越多，做得越多，你就活得越长久”。
如何过好晚年生活，站好人生最后一班岗，真正做到“长寿”或“死而不亡”，实在是门大学问，决不是一两篇短文就能够说清楚的。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晚年生活方式是值得我们认真借鉴的。笔者在拙著《死亡哲学》(湖北人民出版社i991年出版)里曾对此作过扼要的介绍，有兴趣的老人不妨翻阅一下。
（原载《老年问题研究》199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