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真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随着我国新闻业界的发展和变化，这个话题“历久弥新”。本文主要以《新闻记者》评选出的年度“十大假新闻”（2001－2006）为例，对当前新闻真实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如何理解新闻真实

新闻是人写的，因而它是一种基于事实的主观性制作。在从“事实到新闻的运动”过程中，会出现真、假、部分真和部分假的问题。我们常说“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这是在强调真实对新闻的重要性，其实真实是对新闻的一种认识或判断，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会有新闻真、假问题。

作为对新闻的一种认识，新闻的真实表现为一个过程。事实的发生和演变本身就是一个过程，人对事实的认识也是一个过程，而新闻传播具有较强的时效性要求，这样就必然和新闻真实产生冲突。如果非要等事实完全展现才进行报道的话，这种报道就不是新闻而成了历史。对二者的矛盾，马克思用“报纸的有机运动”来解决。他写道：在有机的报纸运动下，全部事实就会完整地被揭示出来。[1] 另外，认识主体自身的种种物质的和精神的局限，也会影响新闻的真实。因此，新闻真实不是对新闻进行静态式的判断，而是一个不断运动、历经反复的过程。

作为对新闻的价值判断，新闻真实受一定文化、价值观、制度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作为主导信息系统运行的传媒，其本身处于特定的社会大系统内，必然会受其他系统的影响。1959年，在经历了1958年“浮夸风”之后，毛泽东谈到传媒假话的制度性原因，他说：“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2] 在新闻实践中，这是一种由特定的制度性指导思想带来的体制性失实，反映了新闻真实在价值判断上的相对性。同时，新闻传播是一种选择的艺术，在无限事实和有限渠道的矛盾中，选择是一种必然。要选择，就要有一定的标准，而标准的形成是历史的、文化的、利益的等诸因素交杂的产物。

对事物的表述和传播需要一定的媒介，这个媒介就是符号（包括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符号是一种有意义的替代物，通过这种替代，人类才能够言说。没有符号，万物混沌，人类将无所适从。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社会是由符号编结而成的一张网。德国思想家恩斯特•卡西尔就此写道：“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animal symbolicum）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3] 就语言这种符号而言，作为人类识别世界的一种象征物和中介，人类借此以组织生活和协调行动。但语言的有限性、静态性和抽象性相对于社会现实的无限性、动态性和具体性，使得这种符号工具显得很无力。语言对现实的摹写只是一种大致意义的替代，其意义是流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事实本身的纷繁复杂与报道的不可避免的简约性”是新闻报道与事实间的基本矛盾。

综上所述，新闻真实是新闻传播的理想状态，新闻传播无力承担“本质真实”所赋予的沉重使命。所谓新闻真实，就是使新闻报道尽可能地与客观实际相符合，即现象真实。能做到现象真实，亦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是在这个意义上衡量新闻的真与假。正是在这个较为现实的、基本可以检验的层面，排除“报刊的有机运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报道差误这种情况，我们新闻的真实仍然遇到了众多其他因素的挑战，无法保障做到与客观实际基本吻合。

二、当前假新闻的表现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变革和调整，由利益诉求带来的新闻失实问题显得更加突出。

2001年，上海的《新闻记者》杂志组织了一个话题，即前一年的“十大假新闻”评选。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年再次涌来众多揭发各种假新闻材料，于是这个话题继续做。此后，就是想不做都不行了，可能关于假新闻的揭发告状无门吧，揭发假新闻的种种“状子”都自发地递到了《新闻记者》这个“衙门”。每年评选、分析前一年的“十大假新闻”成了这家月刊的品牌之一（假新闻越来越多不是好事，该刊的工作人员并不希望保持这个品牌），这种情形说明，我国近年新闻失实状况之严重，可见一斑。

既然是评选，其基本条件当然是“坏中选坏”，“选”出的假新闻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过对《新闻记者》连续六年评选出的60篇假新闻进行总结，当前假新闻总体上呈现出以下特征：

1．数量巨多并增速明显

由于我国媒体数量庞大，每年有多少假新闻，难有统计数字。但根据《新闻记者》评选假新闻时提供的背景仍可看出假新闻数量巨多的端倪。在《2003年十大假新闻》中，作者写道：“前两年评选，候选篇目大约在二三十篇左右，真正‘杰出’者凤毛麟角。而2003年的候选篇目多达130余篇”。[4] 这还仅仅是候选篇目，并且其增长速度高达四、五倍。根据我们接触媒体的实际体验，也明显感觉到假新闻数量较多并且呈逐年递增之势。

2．内容广泛并有所侧重

《新闻记者》评选出的60篇假新闻所涉内容，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娱乐、教育、科技、国际等各个领域，内容较为广泛。但在具体内容上，社会新闻、娱乐新闻仍然是假新闻的重灾区，二者达36篇。其次是有关名人的新闻，涉及诸如布什、米卢、盖茨、刘晓庆、宋祖英、王小丫、李连杰、郎平等等，共26位。这是由于我国的传媒在社会新闻、娱乐新闻领域的工作环境相对宽松，政治风险小，易于被造假者插手；另一方面，这也是当下世界范围内新闻大众化和娱乐化潮流中裹挟的副产品。

在具体内容上，这些假新闻还体现出与社会思想、社会心理某种程度的契合。比如《沪拟建300层巨厦》、《中国天才少女打破牛津800年校史记录》、《卡梅隆决定执导9.11生死婚礼》、《中国印设计专利被抢注》、《女排姑娘20年奥运冠军梦惜未能圆》、《投资50亿美元中国企业拟在韩国济州岛建唐人街》等假新闻，体现出国人凡事唯我独大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心理。例如《施拉格是不折不扣的中国姑爷》，该报道将第47届世乒赛男单冠军奥地利运动员施拉格硬说成是中国的姑爷，很可笑。在《第二代身份证将由日本企业造》的报道中，作者仅仅因为根据二代身份证所使用的打印机是日本所产，便是将其扩大化为身份证将由日本企业制造的噱头，体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拟改名》与此相同）。

《180万买辆宝马砸着玩》、《扫墓祭祖烧“别墅”将被查处》等，则体现出社会上一定程度存在的“仇富心理”。《铁道部酝酿火车票中加铁路建设费》迎合了民众对垄断行业的不满；《深圳中级法院的日常工作由深圳市纪委代管》，则体现了民众对腐败问题的态度。假新闻的内容与社会心理的契合，反映出造假者深谙新闻操作规范，知道公众的兴奋点所在，从而使假新闻更加可信。

3．造假形式繁多

在造假形式上，首先是“无中生有”。诸如《女记者与狼共穴61天》、《李连杰重返青海修佛法》之类的假新闻达21篇之多。“断章取义”的假新闻有9篇，居第二位。道听途说的假新闻6篇，居第三位。如《错位夫君夜换娇妻30年》、《老母猪吃掉一岁半男童》，把民间传说几度“借尸还魂”。转载造成的假新闻有4篇，居第四位。像《比尔盖茨遇刺身亡》、《布什要把夏威夷卖给日本？》等，均是直接转自国外专事搞笑新闻的小报。最后是策划新闻，《汪国真卖字求生》、《左权县投资3亿打造中国“新闻烈士陵园”》、《大批毒面粉流入黄石》等，均为出于某种利益的导演和策划。

有意思的是，这些假新闻的多数，一经出笼便很快就会被揭穿。除了应当肯定揭露假新闻的具有专业主义精神外，我们应注意的是另一个新问题，即假新闻的泛滥，使得有些媒体乐于以“打假”为其常规的新闻源。有的传媒发表假新闻时几个版面版炒作；待到揭露假新闻时，又以纠正原来的报道差误为名，立马变成揭露假新闻的积极分子，以“公正的名义”，又是几个版的“真相”，借此赚足了读者的注意力。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这种利用假新闻炒作的现象，值得注意。

三、造成当前新闻失实的主要原因

根据新闻传播主体在假新闻形成过程中的行为性质，我们可以将新闻失实的原因总体上归结为体制性失实和其他原因造成的失实等几类。

1．体制性失实

所谓体制性失实，是指基于一定价值观或指导思想而扭曲事实造成的新闻失实，这种失实是一种“主观化的或价值化的失实”。在体制性失实的情况下，记者意识不到失实行为或者意识到了但无力改变。我国新闻史上有两个比较集中的体制性新闻失实时期，一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再一个就是“文革”时期。时代变了，当下媒体的新闻失实中仍然存在着体制性失实的因素，但已经不是失实的主导性原因。

这类情形现在还有，比如，某市一位清洁工人去世，领导不派车，引起群众不满。记者知道后进行交涉，并说，如果不派车，他将亲自抬棺送葬。结果转眼各级领导派出四辆车，局长、处长都参加了追悼会，家属极为感动。该记者就此写了《干部关心清洁工》的报道。再如，有的报纸报道，农业大学的学生在田间地头写博士论文，其实就是一些学生到农村做了一些调查，博士论文根本不可能在田间地头写，而是在实验室和办公室写的。这种失实，仍然没有从体制性的新闻弊病中跳出来。

2．利益驱动造成的失实

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传媒也有了自身经济利益的诉求。在传媒—受众—广告的利益链环中，争取最大多数的受众成了传媒利益实现的基本前提。为了吸引受众，有些记者不惜无中生有、断章取义、散布流言、夸大事实……，从而，种种失实新闻应运而生。

这里尤其要注意的是某些基于利益之上的新闻策划。这种新闻策划相当程度是由记者参与制造的“事实”。例如，《天府早报》刊发《昔日倜傥是人，今日卖字求生》的报道称，汪国真诗文无人问津，加之投资火锅店失败，导致生活穷困潦倒，不得不卖字为生。从该媒体此后有关汪国真的后续报道来看，先前的那篇假新闻只是诱饵，目的是钓汪国真接受该报专访以辟谣。[5] 这是典型的制造新闻，但在业界并没有引起人们重视，反而褒奖和提倡这种策划的新闻。

今年5月，北京有个保安写了本《<论语>布衣解》希望得到媒体的关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然后我找到《竞报》，之前他们作了北大保安学习文化的报道，我打电话到他们的热线找到写那篇文章的记者，问能不能再接着报道一下。他说再报道这事就没有由头了，如果你在北大继续有动作，比如在北大作演讲，这肯定有新闻点，就可以作了。”[6] 于是，有关“保安北大讲《论语》”的报道和评论铺天而来，各方实现了“共赢”。这位记者的回答，明白地表现出当下业界对新闻策划的态度，值得深思。

诸如《微波炉是恐怖杀手》、《广州市面出现注水西瓜》和《大批毒面粉流入黄石》等假新闻，背后都有着某种利益在作祟，这种情况下记者实际上成了利益主体的工具。

3．文学杜撰和想象造成新闻失实

一些记者分不清文学与新闻，在新闻报道中以想象代替调查研究，造成新闻失实。比如记者仅凭一张饭卡上显示2004年消费金额为8.35元，就杜撰出《女大学生捡剩馒头充饥近两年》的“轰动”报道。新闻报道的“合理想象”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遭到新闻界否定，但时至今日“合理想象”仍不鲜见。文学是文学，新闻是新闻，新闻原则上不能采用文学的基本手法来报道，这应该成为记者的基本意识。

记者在叙述事实时的有意夸大、断章取义，以及用词不准确、缺乏基本常识，也经常造成假新闻。这种情况在科技新闻中发生的频率较高。比如《美医生将操刀换人头》、《地球生命只剩50年》、《千年木乃伊出土后怀孕》等即属此类。科技新闻往往关乎人们的生存与安全，态度要严肃。

现在还有一些所谓的“精确新闻”，随便以网上调查代替科学的社会调查。网上调查无法推及整体，这种报道如果把调查的结果作为整体的事实，便是假新闻。

4．违反采写编的工作流程造成新闻失实

很多假新闻的出笼与记者作风欠佳有关，这一点体现在获取新闻线索、采访、写作、编辑整个新闻传播业务流程之中。像《错位夫君夜换娇妻30年》、《老母猪吃掉一岁半男童》之类的假新闻，本是通讯员来稿，编者不做核实，毫不犹豫地使之顺利见报。还有记者不等比赛结束就迫不及待地妄下断言，于是《女排姑娘20年奥运冠军梦惜未能圆》的假新闻由此“炼成”。

有些传说、小道消息在经过新闻传播各守门人时畅行无阻。在编发假新闻《女大学生状告爸爸的吻》时，编辑尽管也想到了核对，但不是向当事人、第三方求证，而是向作者求证，不合审核规范。更滑稽的是，采访作风欠佳的记者们竟然让中科院资深院士陈家镛两度“逝世”。[7] 马克思曾经讽刺爱尔兰的《每日快报》：“这家报纸每天都要编造关于谋杀、武装抢劫和夜间集会的谣言以飨读者。但使这家报纸感到莫大遗憾的是，被杀死的人竟常常从坟墓中爬出来，并且就在这家报纸上抗议编辑部这样摆布他们。”[8] 这种情况会让人发出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感慨。在传媒市场取向的操作背景下，不管有多少无奈的说辞，记者的专业精神应该坚守，否则有害于整个行业水平的提升，这一点应该深思。

四、新闻失实的应对

捍卫新闻的真实应该成为新闻界的常规动作。消除新闻失实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背景、认识和操作的各个层面。前述对新闻真实的理解，以及对新闻失实特征及原因的分析，都为防范新闻失实提供了思路，此处不赘。这里主要从宏观意义上谈谈对新闻失实的应对：

1．树立职业意识，明确职业规范

新闻工作是不是一门职业的争论历来已久，但从职业的标准进行考察，新闻工作因具备“提供公共服务”，和“专门的知识和长期的集中准备”等诸多职业要求而成为一项职业。对此，美国新闻学者埃弗利特•丹尼斯写道：“新闻工作是一门职业吗？证据十足。……因为它远远达到了构成一门职业的大多数标准。”[9] 这一点已广为认同。

基于我国传媒业发展的特殊环境和历史传统，我国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规范意识较为淡薄。任何一个行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都会形成一套较为成熟的职业操作规范，它是行业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志。从业人员依靠这套规范明确自己的角色地位，并把它作为自身行为的底线。并且遵守职业规范，“以自律求自由”，可以为传媒赢得较多的有弹性的活动空间。从职业规范的层面应对新闻失实，是一种较为长远的做法。

2．在保障新闻从业者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创新传媒体制

传媒从单纯的党政机关的一个部门，转变为同时也是一个个具体的利益单元，这样就有了维护和扩张自身利益的驱动力。市场机制引发了利益、生存、发展之争，引发记者行为的多种选择，外部的诱惑越来越多，追求传媒自身利益和记者个人利益的动力也越来越大。这种利益驱动对新闻的真实形成很大冲击。

并非市场一定导致新闻失实，但对维护基本生存的现实利益来讲，精神层面的理想和道义很难有坚实的支撑，这就需要从制度上去平衡和缓解各种利益矛盾。目前新闻从业人员因缺乏生存和社会保障普遍感到焦虑，这是现实。今年4月有媒体报道，《时尚》杂志资深编辑原小娟2006年因身患癌症，该刊竟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她的丈夫项立刚将《时尚》杂志社告上法庭。[10] 这个案例很典型，保障新闻从业者的基本生活的制度缺失，会导致记者职业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下降。

今年1月，山西发生的“兰成长事件”，揭示出我国存在的数万没有劳动合同、没有人身保险和医疗保险，更没有正式的记者证的灰色新闻从业者人群，他们在传媒的采写制作一线承担繁重的工作，生存的焦虑和高于正式从业者的考核要求，使得他们很难具备职业意识，即时的轰动效应是眼下必须的追求。这种情形，同样是催生假新闻的土壤。

在新闻传播体制方面保障从业者的基本生存条件，建立系统的职业培训制度，健全职业规范，形成职业意识，这是传媒制度创新必须要走的几步。没有这些，“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就可能成为一句没有实在意义的套话。

3．提升公众的媒介素养

公众是媒体运作环境中各方利益的集结点，来自社会的监督对减少假新闻，具有根本意义。从长远看，面向公众开展媒介素养教育（传媒素养应从小学教育开始），使公众熟悉媒体运作的特点和流程，就能对传媒形成一种无形的受众监督的压力。传媒一方，则应健全“更正与答辩”制度，主动接受公众的监督。《纽约时报》大约40年前就在要闻版的第二版每天设置“更正”栏目，给全球的传媒带来了一种职业理念，即为保障新闻的真实而进行自我监督和主动接受公众监督。我国的《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几年前就开始每天在第二版设置的更正栏，表现了一种传媒应有的职业意识。遗憾的是，我国多数传媒尚没有意识到设置这样的栏目，广播电视台亦没有创造出适当的方式来接受、反映受众对新闻报道真实性的意见。

展开公众的媒介素养教育，涉及到各方利益和安排，因而需要依赖文化、宣传方面的力量共同来推动。

上个世纪40－60年代担任中宣部长的陆定一，遭受“文革”十年迫害，九死一生。他复出后于1982年10月对《新闻战线》记者的谈话，仍然坚持1943年他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中讲到的观点，他指出：“新闻工作搞来搞去还是个真实问题。新闻学千头万绪，根本性的还是这个问题。”[11] 鉴于当前新闻失实严重的状况，这种教导应当重提。捍卫新闻真实，我们任重道远。

注释：

[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211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2]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13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3] [德]卡西尔，甘阳译：《人论》，第3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4] 《2003年十大假新闻》，《新闻记者》，2004年第1期。

[5] 《2002年十大假新闻》，《新闻记者》，2003年第1期。

[6] 《青年周末》，2007年5月24日，第61期。

[7] 《2005年十大假新闻》，《新闻记者》，2006年第1期。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713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9] [美]丹尼斯、梅里尔，王玮等译：《媒介论争》，第160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10] 《35岁资深女编辑离世警示:生命不能再透支》，http://www.china247.com/news/2007-05-25/123849.shtml

[11] 陆定一：《新闻必须完全真实》，《新闻战线》，198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