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56岁的鲁迅在上海病故，第二天，具有广泛影响的民间报纸《大公报》（上海版）以大半个版面的篇幅做了报道，有《鲁迅昨在沪逝世》的消息，有《鲁迅事略及其生平译著》，还有日本作家佐藤春夫谈《鲁迅之作风将影响日本今后文学》，在左下角另有一则《悼鲁迅先生》的短评，共配了四幅图片，包括力群的鲁迅木刻像、鲁迅遗容、鲁迅家属合影、鲁迅近照。就是这则不足300字的短评引发了一场风波：

“文艺界巨子鲁迅（周树人）先生昨晨病故于上海，这是中国文艺界的一个重大损失。

他已是世界文坛上的有数人物，对于中国文艺界影响尤大。自《呐喊》出版，他的作风曾风靡一时。他那不妥协的倔强性和那嫉恶如仇的革命精神，确足代表一代大匠的风度。他那尖酸刻薄的笔调，给中国文坛划了一个时代，同时也给青年不少不良影响。

无疑的，他是中国文坛最有希望的领袖之一，可惜在他晚年，把许多力量浪费了，而没有用到中国文艺的建设上。与他接近的人们，不知应该怎样爱护这样一个人，给他许多不必要的刺激和兴奋，怂恿一个需要休息的人，用很大的精神，打无谓的笔墨官司，把一个稀有的作家的生命消耗了。这是我们所万分悼惜的。”

这篇短评是凌晨看大样的编辑主任王芸生执笔的，按《大公报》的惯例，短评和社评一样都是不署名的。此论一出，上海文艺界一片哗然，守灵的巴金“气得几乎跳了起来”。在报社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编《文艺》副刊的萧乾认为此文攻击鲁迅，犯了众怒，要求报社刊出道歉启事，并向胡政之提出辞职。两人最后商量的结果是在《文艺》版刊登一篇不署名的悼念文章，作为弥补。

“五四以来，万众青年心灵所依归的鲁迅先生，竟于10月19日的黎明，永远地搁下了他那管劲健的战斗的笔，弃我们而溘然长逝了。自有革新运动以来，我们没有过更巨重的损失，更深沉的悲哀。文字表达不出我们的惨痛！五十六年的苦斗生涯，如今他是躺在黄土坯下，宁谧地安息了。但我们坚信他仍以一种更活生更普遍的姿态永恒地存在这世界上的，只要还有不甘心做奴隶的人，追随他那坚实榜样，为着贫弱的中华民族搏战下去。”

此文由萧乾执笔，经胡政之亲自修改，带有“社评”性质，再配上司徒乔画的鲁迅遗容，10月26日刊登在《文艺》版的正中位置，用的是大号楷体，对鲁迅做了完全肯定的评价，一场风波算是暂告平息。

实际上，早在1931年1月28日，《大公报》天津版在《论取缔文艺政策》的社评中对鲁迅就有过类似评价。当时道路传闻鲁迅及一些左翼作家被捕，《大公报》呼吁国民党当局调整文艺政策，奖励保护所谓“左倾”、“普罗”的新文坛，以养成真正伟大的文学家。文章谈到鲁迅时说，“其作品虽间有讽世疾俗之情感，而尖刻琐细，遗青年以不良之影响。”这个观点和悼念鲁迅的那篇短评如出一辙，都表达了对鲁迅的不满。两天后，《大公报》在1月30日的《读者论坛》刊登玉棠女士《鲁迅被捕的感想》一文，显然与上述观点针锋相对，文章称鲁迅是“中国新思想的先进者”，“青年受其思想和人格的感染，而觉醒勇敢起来，若执而问之全国，想来不知有万万的人了。”“鲁迅之对国民革命，实有莫大之功也。若说鲁迅近年来，对取得政权后的革命政府，并不加以赞助，且有不满之表示，然即此亦岂能尽怪鲁迅乎？”

关于鲁迅被捕只是误传，这样的误传有过几次，而鲁迅在上海的租界生活得好好的，熟悉他的曹聚仁说过一句话，鲁迅的晚年，“有惊无险，太严重的迫害，并不曾有过。”

《大公报》一贯倡导的文风和鲁迅是完全不同的方向，鲁迅生前从未在《大公报》发表过文章，似乎一直没有什么关系。《大公报》对鲁迅的看法从1931年1月的社评到1936年10月的短评，并没有发生变化，那篇惹起风波的短评代表的也不只是王芸生个人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