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曾说过，“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社会发展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1]毛泽东则是提出“谁是五四运动之父”的第一人，而且给出了多种解答。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2]这段话是毛泽东以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讲的，因此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把共产国际的创始人列宁说成是中国五四运动的精神之父。几年以后，共产国际解散了，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主席的新身份在《“七大”工作方针》的内部报告中讲到同一话题时，就不再把洋人拉来作文章了。这一次他是这样说的：“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3]陈独秀自己也谈到过这个问题，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五四运动唯一的总司令，他在晚年撰文纪念蔡元培时写道：“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4]亲身经历五四时代的人大致上都能够同意陈独秀的说法。例如梁漱溟曾说过：“当时发生最大作用的人，第一要数陈独秀，次则胡适之先生。”[5]同样是纪念蔡元培的文章，梁漱溟却没有在文中把蔡放在陈、胡的前面，这大概更符合当时的实际。也有人根据胡适在新文化运动的作用，视其为当时的“主帅”。[6]在台湾版的《五四研究论文集》卷首语中汪荣祖写道：“至于说谁领导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却是不易回答的问题，不过我们至少知道不曾有一个所谓‘单一’的领导。在新文化运动‘领袖群’中，胡适无疑是声名最洋溢的一个”。[7]在大陆，1949年以后广为宣传的不是毛泽东上述关于五四时期“总司令”的说法，而是《新民主主义论》中“主将”的说法：“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8]
五四当事人和后来的研究者很少提到梁启超对五四运动的影响和作用。例如毛泽东在对斯诺回忆自己的五四时代时曾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9]历史人物在一种强烈的历史舞台效应影响下，往往视而不见自身思想的潜移默化，而偏重于记忆最新鲜的印象和感觉。五四运动前夕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几位灿烂夺目的新星，五四运动爆发的当年梁启超整整一年都不在国内，五四运动后不久他就转向以学者为主的生涯，国民党和共产党掌权后都把梁启超视为过时的反动人物，史家出于种种忌讳把梁启超研究打入冷宫，这些都是在以往的五四运动研究中忽略梁启超的明显原因，但也有尚待研究的更深刻原因。笔者所见到仅有的三篇研究梁启超与五四运动关系的文章，都是在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的前提下，指出梁启超“虽然不是五四运动的主角”，[10]但与五四运动的“精神一致”，[11]并强调他与五四新人物的“密切关系”、“往还情形”及“协同动作”，[12]以此来为梁启超在五四运动中争取一席地位。
本文将首先区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然后再分析梁启超与五四运动的关系。笔者同意陈独秀的看法，五四运动的发生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其功罪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但是，如果一定要举出一个人，没有这个人，五四运动或许就不会发生，那么这个人不是陈独秀、胡适、蔡元培、李大钊或鲁迅，而只能是梁启超。
一、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
长期以来，许多政治家与学者都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依照周策纵的定义：“五四运动”是一个复杂现象，它包括新思想、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新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13]彭明说：“五四运动是一个爱国运动，又是一个文化运动。”[14]但也有不少人提出异议。吕实强指出：“五四一辞，在六十年后的今天，大致已肯定包括两项含义：一为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所发生的青年学生反日游行示威请愿，以及其前后各地与其有关的爱国运动；一为在此一爱国运动前后若干知识分子所提倡进行的新文化运动。但我个人仍然觉得，上述两项含义，虽然互相影响且有相互关联之处，但却各有其特质，似不宜视为是一个运动的同体而两面。新文化运动诚然为五四爱国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基础，五四的爱国运动也助长加速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但五四的爱国运动既并非是因新文化运动而产生，新文化运动也并非靠五四的爱国运动而方能完成其洪波巨流。”[15]更值得人们重视的是胡适对此问题的看法。胡适在晚年口述自传时说：“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我告你这件事，就是说从新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我们那时可能是由于一番愚忱想把这一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但是它终于不幸地被政治所阻挠而中断了！”[16]帮助胡适完成这项口述自传并将其译成中文的唐德刚指出：“胡适之先生是反对五四运动的。他反对的当然不是他小友周策纵的五四运动，而是他底及门弟子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一干人，于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的大街之上，摇旗呐喊的那个五四运动。”[17]
傅、罗、段一干人的那个五四运动，周策纵笔下的五四运动，以及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五四运动，是三个不同概念的五四运动，必须一一梳理清楚。
五四运动这一用语在运动发生的当月就已经出现并很快流行开来。1919年5月18日，在北京18所大专学校参加的学联紧急会议上，以“北京学生联合会全体学生”名义发表的《罢课宣言》称：“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五四运动之后，学生等以此呼吁我政府而号召我国民”。[18]6月5日，联合会的另一宣言再次提到：“学生等以内除国贼、为外争国权之资，爰有五四运动。”[19]当时在北京的杜威于6月1日的信中谈到这一运动，他说：“我们正目睹一个民族/国家的诞生，而出生总是艰难的。”[20]梁启超在几年后说：“‘五四’运动，有效果没有呢，有。欧美一般人脑里头，本来没有什么中国问题，如今却渐渐的都有了，提起中国问题，便紧紧跟着联想到山东问题，提起日本问题，便人人都说‘日本人欺负中国’。简单说，这回运动算是把中日关系问题大吹大擂地抬到世界人面前去了，这便是第一种效果。”“这回太平洋会议，这问题虽然没有满意的解决，但日本人已渐渐觉得中国国民气和世界舆论可怕，不能不稍为让步，这也算第二种效果。”[21]这些时人的看法表明，本来意义上的五四运动是以学生为先锋并获得广大市民阶层支持的群众性爱国运动，是令世人感觉到中国正在觉醒并标志中国现代民族主义诞生的政治运动。
周策纵成名作《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的书名表明，他主要关注的不是作为政治运动的五四运动，而是作为思想革命的新文化运动，即汪荣祖所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如果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为标志，要早于五四运动；而“新文化运动”这一用语的出现，大概是在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是五四时代最有号召力的口号，因此有人希望给它一个笼罩一切的含义，例如戴季陶就下过这样的定义：“新文化运动是甚么？就是以科学的发达为基础的‘世界的国家及社会的改造运动’。”[22]胡适则希望将其局限于文化范畴内，晚年时他这样说：“我所要指出的便是我喜欢用‘文艺复兴’这一名词。认为它能概括这一运动的历史意义。”[23]1919年11月1日，胡适写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概括了中国文艺复兴（当时这个中文词组还没有流行，胡适、傅斯年等暂时以“新潮”作为“TheRenaissance”的对译）的四重目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24]从我们今天的眼光来评判，胡适所指出的这四重目的是非常宏伟的，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还只是处于破题的阶段，远远谈不到完成。当时的成绩主要体现在“输入学理”这一项上，因此，有不少人把新文化运动等同于“西化”运动。在这个意义上的新文化运动，胡适又称之为“新思想运动”：“那是着重于当代西洋的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潮流的介绍。”[25]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本来是两个平行的运动，尽管运动的参与者有重叠，但两个运动有不同的追求和不同的运作方式。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得名，首先就在于它的倡导者们把改造文化、重塑伦理道德置于现实政治之上。面对民国以来政治建设上的失败，陈独秀经过痛苦的思索，作出了如下的总结：“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作为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26]因此，他决心把自己的精力集中于推动青年实现伦理革命。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时为之确定基本方针：“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27]而且在一段时间里确实贯彻了这一方针。胡适在1917年从美国回到中国，鉴于归国伊始受到的感情震动和失望，曾下决心“20年不谈政治”，不参加政治，不与现实政治发生关系，专从文学和思想两方面着手，做一个纯粹的思想文化运动，20年后“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28]因此他才会把五四运动视为对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干扰。
但是，胡适的上述看法是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分析。在当时，并没有人指出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干扰的一面，而是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对其推动的一面。梁启超说：“因为这种运动，引起多数青年的自觉心，因此全国思想界忽呈活气，这是我认为最重要的第三种效果。”[29]孙中山也说：“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准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30]正是由于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的普及起了如此重要的作用，才使后来的评论者和研究者得以把新文化运动纳入前者的框架之中。而这样的一种重组，却遮蔽了新文化运动本身的价值，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救亡压倒了启蒙”。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刊载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写道：“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亦谓之欧罗巴文明。……近世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31]如果说新思想运动的主要内容就是对近世文明的新学理的引进和介绍，那么，这可以算是一种广义的解释。据此，广义新思想运动的开端就应当上溯到十九世纪末，而不是1915年即《青年杂志》创办的一年。张灏指出：“在从传统到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变中，19世纪90年代中叶至20世纪最初10年里发生的思想变化应被看成是一个比‘五四’时代更为重要的分水岭。”[32]严复和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之前已经开始引进和介绍进化论，吴稚晖、李石曾、刘师培、何震鼓吹无政府主义也早在民国建立之前。尽管这些思想先驱者也都赞同人权说，但还没有象陈独秀、胡适在早期《新青年》杂志上那样给予第一位的重视。傅斯年在1935年《论学校读经》的文章中这样谈及新文化运动产生的背景：“记得十七八年以前，内因袁世凯暴压后之反动，外因法兰西一派革命思想和英吉利一派自由主义渐在中国知识界中深入，中国人的思想开始左倾，批评传统的文学，怀疑传统的伦理，这风气在当时的先锋重心固然是北京……。”[33]因此，我们可以把新文化运动视为广义新思想运动的一个发展阶段。尽管陈独秀所说的“三事”在世纪之交均已介绍到中国，但在新思想运动的不同发展阶段，鼓吹的重点有所不同。19世纪90年代中叶至20世纪最初10年，新思想的主流是进化论和民族主义；1917至1921年（这是周策纵给出的五四运动的时间跨度）或者略微扩展为1915至1923年的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思想的主流是人权论和德赛二先生（科学与民主）；此后几十年，在新思想运动中占压倒地位的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
尽管孙中山生前对于新文化运动表示过一定程度的赞同，但是随着国民党主流派的日趋保守，他们在继续肯定五四运动弘扬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同时，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和倡导自由主义，则给予否定。蒋介石这样评价新文化运动：“我们试看当时所谓新文化运动，究竟是指什么？就当时一般实际情形来观察，我们实在看不出它具体的内容。是不是提倡白话文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零星介绍一些西洋文艺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推翻礼教否定本国历史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打破一切纪律，扩张个人自由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国，毫无抉择的介绍和接受外来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所要的新文化，实在是太幼稚、太便宜，而且是太危险了！”[34]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内进步、自由主义的一派人和一些以前参加过运动的党员便极力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拉到一起，用五四运动的牌号，在保守主义甚嚣尘上时为科学、民主、自由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观守住一块阵地。社会上的左倾文人和半自由主义者，也不约而同地加入了这一大合唱，而胡适这样的老牌自由主义者则不屑参与此类指鹿为马的游戏。
五四运动以后，陈独秀由鼓吹文学革命、伦理革命转向社会革命、政治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信仰取代了“法兰西一派革命思想”和人道主义的旧信仰。由陈独秀发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继承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五四精神，一方面扬弃了新文化运动的价值观，因此，他们完全有理由和国民党主流派一起来解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神话。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毛泽东重新诠释五四运动，是中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尝试的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试图消除国人“中共是第三国际代理人”的印象，推出新民主主义一说，其要旨是阐明，中共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天然继承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容是反帝反封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是五四运动，这样，就需要新文化运动来充当五四运动反封建的一翼。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中给新文化运动保留了一席之地，出了理论上的需要，也有现实的原因。首先，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主要领导人都是在五四时代登上历史舞台的，他们当年都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这一点与国民党主流派不同，他们显然不想否定自己的历史。其次，是为了与否定和贬低新文化运动的国民党主流派唱对台戏，与社会上的自由主义者和半自由主义者结成反对国民党的统一战线。这样一来，到1949年以后，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合二为一便成为不容置疑的金科玉律。
近年来，中国史学界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可以把中国近代史规定为从1840—1949这一百一十年的历史。[35]既然五四运动已经不再充当中国近代和现代的分界线，就完全可以卸掉一些不必要的历史包袱，恢复自己的本来面貌。既然五四运动在国人中获得最广泛的认同，而对新文化运动的评价至今仍然难以统一，就没有理由再把二者继续混为一谈，完全可以分别对其作出评价。尽管梁启超也是新文化运动的赞同者和参与者，但这不是本文的话题，本文只涉及他与本来意义上的五四运动的种种关系。
二、国民外交的实践者
中共史家认为，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主导力量；国民党史家则宣称，国民党的一些成员如蔡元培、吴稚晖、罗家伦、段锡明等实际领导和影响了五四运动。[36]既然五四运动矛头针对的是日本政府的对华侵略扩张政策，因此，当时日本政府对于五四运动的评论就特别值得史家注意。日本原敬内阁1919年9月9日的内阁会议决议事项中记载了下述文字：“目前在中国最具势力的，是由全国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所组织的所谓学生团体。这些学生多少有些新知识，节操、志向较为纯洁，其努力固不可忽视，今后我方亦应需给与相当的考虑。虽然他们的运动‘努力’实基于本身的自动而发，但除此之外，仍有林长民、熊希龄、汪大燮等政治家的唆使，乃至英美二国人的煽动。”[37]林、熊、汪等人都是梁启超的长期政治伙伴，当时与梁同为国民外交协会理事，林长民还是梁启超的儿女亲家。日本政府在其内部情况分析中既没有国民党人视为对五四运动有重大影响者，也没有把陈独秀等后来的共产党创始人视为五四运动的鼓舞者，唯独把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人士视为五四的“唆使”者，应当说这要比后来的国民党或者共产党官方史家的观点更为贴近事实。国人如张忠绂也曾指出，五四运动不单纯是“学生自动自发的爱国运动，”“我始终感觉当时这运动是有背景的。它的背景就是研究系。关于这一点，也许当时的学生知道的不多。但由代表研究系的《北京晨报》，上海的《时事新报》在五四运动后不断的鼓吹号召也可知其端倪。”[38]
梁启超很早就对中日两国将在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和平会议上展开外交交锋有所准备。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之际，梁启超就警告中国外交当局：“公等当与日本交涉时，勿忘却尚有战后之列强交涉行即相踵而至也。战后必有大会议，此大会议中，中国问题为重要议题之一，此稍有识者所同料及也。届会议时，日本对于此议题必能享受得最有力之发言权。此非惟吾国人知之，非惟日本人自知之，即世界各国当无不同认乏。日本如有正当之主张在，彼时岂忧不能贯彻，何以汲汲焉，必以今日提出？必以今日提出者，彼盖确信其所要之条件，在大会议时决无通过之望，故乘各国之无暇东顾，而因以协我云尔。”[39]中日关系后来的演变，证实了梁启超的预见。梁启超于几年后回忆说：“当二十一款之初提出也，国人切齿扼腕，民气达于沸度。当时鄙人亦曾著论十数篇，力主无论如何万勿签字，宁可任日人以武力占领，不容以条约承认其权利。（见民国四年三四月间之英文京报及大中华杂志）果能如此，则今日在和会上之理直气壮宜何如者。”[40]
1917年梁启超力主对德宣战时，这样解释自己的主张：“其根本义乃在因应世界大势而为我国家熟筹将来所以自处之途。第一从积极进取方面而言，非乘此时有所表见，不足以奋进以求厕身于国际团体之林。从消极维持现状言之，非与周遭关系密切之国同其利害，不复能蒙均势之庇。必深明乎此两义，然后问题之价值乃得而讨论也。……今兹之事，吾侪所认为最后绝不容逸之一机也。”[41]梁启超希望通过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宣战，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战后和会上取得国际团体成员的资格，以利于一系列外交悬案的解决，营造一种举国一致对外的气氛，一举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尽管梁启超的主张获得国内许多政治家、评论家的支持，包括原来国民党方面的汪精卫、蔡元培等人的支持，但仍有一些重要的政治家包括孙中山、黎元洪、康有为在内不予支持，结果反而使这一举国对外的契机成为内争加剧的诱因。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梁启超以在野之身，为中国参加和会作了多方面的策划。他向当时的总统徐世昌建议，成立了以政界元老、前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汪大燮为委员长，进步党主要领袖、前司法总长林长民为事务长的总统府外交委员会，负责和会特定期间的外交事务。他又筹措了10万元经费（政府拨款6万元，私人捐赠4万元），挑选了一批著名学者专家（外交刘崇杰、工业丁文江、政治张君劢、军事蒋百里、经济徐新六）作为随员，于年底动身前往欧洲，“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42]行前，他还建议国内报界紧密配合和会上的外交努力，“惟一条件既经提出，全国舆论务须一致，以贯彻其主张。”[43]
1919年2月11日，梁启超一行抵达伦敦，开始了他在欧洲的国民外交活动。同日，在北京大学召开了国际联盟同志会，北京大学有教职员和学生千余人参加，公推梁启超为理事长（汪大燮代理），蔡元培、王宠惠、李盛铎、严修、熊希龄、张謇等为理事。[44]2月16日，由北京各界各团体联合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在熊希龄宅开成立大会，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十人为理事。[45]21日，该会通电发表七点外交主张：“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三、废弃一切不破土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五、力争关税自由；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46]
2月18日，梁启超等人至巴黎。他作为中国参加和会代表的会外顾问，先后会见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及英法等国的代表，请他们支持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的立场。他发现不仅威尔逊等对中日交涉的内情不甚了解，连自己也被北京政府蒙在鼓里，对1918年9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的秘密借款合同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一无所知。3月中旬，梁启超致电汪大燮、林长民，报告他所了解到的和会上关于青岛问题的情况，电文如下：“交还青岛，中日对德同此要求，而孰为主体，实为目下竞争之点，查自日本据胶济铁路，数年以来，中国纯取抗议方针，以不承认日本继德国权利为限。本去年九月间，德军垂败，政府究用何意，乃于此时对日换文订约以自缚，此种秘约，有背威尔逊十四条宗旨，可望取消，尚乞政府勿再授人口实。不然千载一时良会，不啻为一二订约之人所败坏，实堪惋惜。超漫游之身，除襄助鼓吹外，于和会实际进行，未尝过问，惟既有所闻，不敢不告，以备当轴参考，乞转呈大总统。”[47]
这时，代表广州政府参加巴黎和会的专使王正廷发回国内一封电报称：“吾辈提议于和会者，主张废止二十一款及其他秘约不遗余力，推测日本之伎俩仅有二途：曰引诱，曰用武，然皆与正谊公道相违，必不出此。但吾国人中有因私利而让步者，其事与商人违法贩卖者无异，此实卖国之徒也。所望全国舆论对于卖国贼群起而攻之。然后我辈在此乃能有讨论取消该条件之余地。”[48]随之国内就掀起了一场针对梁启超的谣言风潮。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致电北京大总统国务院：“闻梁启超在欧干预和议，倾轧专使，难保不受某国运动。本商有鉴于此，特电巴黎公使转梁启超，文曰‘巴黎中国公使馆探送梁任公君鉴，我国之国际和会已经派专使，为国人所公认。君出洋时声明私人资格不涉国事，乃中外各报登载君在巴黎近颇活动，甚谓有为某国利用倾轧之说，明达如君，当不至此。惟人言可畏，难免嫌疑，为君计，请速离欧回国，方少辨明心跻，特此忠告，勿再留连’等语，即乞转专使，注意大局，幸甚。”[49]4月5日，广州国会开两院联合会，议决：一、由两院函请军政府，立即下令通缉梁启超，并将其在籍财产没收，另由军政府要求法公使引渡；二、由两院电唐绍仪，请一俟和议复开，即要求北京政府将梁拿交法司，依刑律所定外患处断；三、由两院全体成员通电全国省议会、商会、教育会、各报馆及除日使以外之各国驻京公使，驻广州领事，申明梁在巴黎卖国活动为全国人民所共弃；四、以两院全体名义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请严斥梁启超，并声明两院决定为其后援。9日，广州国会全体成员通电全国，宣布梁启超卖国罪状。[50]显然，这里面有强烈的党派因素在起作用。两个月后梁启超在一封家信中感叹道：“一纸电报，满城风雨，此种行为鬼蜮情状，从何说起。今事过境迁，在我固更无劳自白，最可惜者，以极宝贵之光阴，日消磨于内讧中，中间险象环生，当局冥然罔觉，而旁观者又不能进一言，呜呼中国人此等性质，将何一自立于大地耶？”[51]
当然，为梁启超辨诬者也大有人在。蔡元培、王宠惠、范源濂三人联名通电，其文云：“‘上海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并转各报馆，五十二（据时报为五十三）商团鉴：阅沪商团议决事件，乃致疑于梁任公先生。梁赴欧后，迭次来电报告并主张山东（据时报山东下多‘问题’二字）为国家保卫主权，语至激昂，闻其著书演说激动各国观听，何至有此无根之谣？愿我国人熟察，不可自相惊扰。元培等久不与闻政论，惟事关国际，且深知梁先生为国之诚，不能嘿而，特为申说，务乞照登。”[52]陈独秀在《每周评论》撰文指出：“国民参预政治，参预外交，都是我们很盼望的事。但是这两件事，都不大容易。……不懂得各国的外交政策，受某国的离间，凭空的给梁任公一个亲日卖国的罪名，这种国民决没有参预外交的资格。”[53]国民外交协会张謇、熊希龄、范源濂、林长民、王宠惠、庄蕴宽等致书梁启超，请他作为该会代表，主持向巴黎和会请愿各事：“任公先生大鉴：为国宣勤，跋涉万里，海天相望，引企为劳。此次巴黎和会，为正义人道昌明之会，尤吾国生存发展之机，我公鼓吹舆论，扶助实多，凡我国人，同深倾慕。本会同人本国民自卫之微枕，为外交当轴之后盾，曾拟请愿七款，电达各专使及巴黎和会，请先提出，并推我公为本（会）代表，谅邀鉴及。现已缮具正式请愿文，呈递本国国会政府巴黎各专使，并分致美、英、法、意各国政府及巴黎和会，尽国民一分之职责，谋国家涓埃之补救。兹特奉上中、英文请愿文各一份，务恳鼎力主持，俾达目的，则我四万万同胞受赐于先生者，实无涯既矣。临颖不胜企祷之至，专此敬颂勋绥。”[54]
经过这一番周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有一定的好处。国人对于中日秘约的内幕更加清楚了，对于巴黎和会上的症结也比较了解了，千夫所指集中到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亲日派身上。
在巴黎，梁启超作为民间代表进行了频繁的游说活动，发挥了出席和会的中国外交代表所起不到的作用。他在万国报界俱乐部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慷慨陈词道：“若有别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便是平和之敌。”但是，尽管进行了一切努力，仍然无济于事。4月29日，英美法三国会议，日本代表应邀出席。30日，续开三国会议，议定了巴黎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156、157、158条款，将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给日本。面对这种情形，北京政府派出的中国出席和会首席代表陆征祥竟然也考虑要签字了。[55]在这紧急关头，梁启超致电汪大燮、林长民，建议警醒国民和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其电文称：“汪、林二总长转外协会：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56]
林长民4月30日接到梁启超电报，5月1日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于晚间送到研究系的《晨报》报馆，由总编辑陈博生接收，刊载在5月2日的《晨报》上。林长民的短文全文如下：“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梁任公电乃证实矣！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益，交由五国交还我国，不知如何形势巨变。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条条约，及一九一八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条条约，出于协逼；胶济换文，以该约确定为前提，不得径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条约，仅属草约，正式合同，并未成立，此皆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57]同日的《晨报》还载有国民外交协会1日发给巴黎和会英法美诸国代表和中国专使的电文。国民外交协会按照梁启超的建议，严正警告中国专使：“和平条约中若承认此种要求，诸公切勿签字。否则丧失国权之责，全负诸公之身，而诸公当受无数之谴责矣。……诸公为国家计，并为己身计，幸勿轻视吾等屡发之警告也。”[58]
5月2日，蔡元培从汪大燮处得知有关巴黎和会的最新消息，立即返校告诉了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人。5月3日下午4时，国民外交协会理事熊希龄、林长民、王宠惠等三十余人开会。议决：一、5月7日午后2时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并分电各省各团体同日举行；二、声明不承认二十一条及英、法、意等与日本所订关于处置山东问题之秘约；三、如巴黎和会不得伸我国主张，即要求北京政府撤回专使；四、向英、美、法、意驻京使馆申述国民意见。会后急电各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及各团体、报馆，内称：“本会定于本月七日作廿一款签字之国耻纪念日，在北京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正式宣言要求政府训令专使坚持。如不能争回国权，宁退出和会，不得签字。望各地方各团体同日开会，以示举国一致。”[59]
北京的大学生们则先行了一步。5月3日晚7时，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和十几所其他学校学生代表在法科大礼堂召开大会。议决进行办法四项：“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签字；三、通电各省，于五月七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街示威运动；四、定于星期（即四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之大示威。”[60]五四运动就这样爆发了。
5月4日学生集会游行并火烧赵家楼胡同曹宅后，有32名学生被捕。梁启超闻讯即发回电报：“汪、林总长代呈大总统钧鉴：闻北京学界对和局表义愤，爱国热诚，令策国者知我人心未死。报传逮捕多人，想不确。为御侮拯难计，政府惟有与国民一致。务祈因势利导，使民气不衰，国或有瘳。启超叩。九日。”[61]这时，被捕学生已由林长民、汪大燮、王宠惠三人担保放出。此后，梁启超之弟梁启勋又赠金千元予6月3日被捕的学生。[62]
张朋园认为：“如果说梁任公掀起了五四运动，未免强调过当。但任公确实与五四事件有直接的关系”。[63]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说梁启超亲自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是十分确切的，丝毫没有夸大他的作用；但是，更值得探讨的是梁启超与五四运动的思想渊源与精神联系。
三、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奠基人
前面已经说过，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新文化运动对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是很小的，真正为五四运动奠定思想基础的是早期新思想运动即“19世纪90年代中叶至20世纪最初10年里发生的思想变化”。以往之所以夸大新文化运动对五四运动的影响，首先是由于混淆了思想史和代际史。五四运动前后，以北京大学的新进教师和学生为代表的一代新人登上了历史舞台。可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分析，这一代人的思想并不统一，而是有同有异。其相同之处是二十多年来广义新思想运动风靡神州大陆的结果，相异之点则体现在对以人权论和自由主义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的不同态度上。代际可以分断，思想的脉络却依然相联。胡适与许德珩年龄相仿，属于同一代人，但是，胡对许的思想影响并不一定大于梁启超。另一种混淆是将演员和角色不加区别。人们忽视了，一个演员可以同时在几部情节线索各不相同的影片中扮演角色。傅斯年既是《新潮》社的中坚，又是五四学生游行的指挥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新潮》杂志的自由主义倾向就是五四学生运动的指导思想。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虽然有许多共同的演员，却是两出不同的历史活剧。五四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空前活跃的年代，它给人们留下了一团有待进一步梳理的思想乱麻。不过，我们现在就可以比较有把握地指出，给予五四运动最大直接影响的思潮，不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所推崇的自由主义，而是以社会进化论为理论源头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
本杰明·史华兹指出：“有一点应该首先注意到，即在19世纪末以前，许多所谓的‘对西方的反应’大多仍发生在中国传统思想的框架内。这个框架不是别的，乃是文人学士一向身处其中的精神的和理性的世界。”[64]严复系统地介绍达尔文和斯宾塞的进化论思想，是国人向西方思想界讨教自强之道的首次尝试。严复像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一样，在甲午战败后把“保种”、“保国”视为一个紧迫的问题，所以史华兹说，“严复在对达尔文主义的主要原理的初步解说中，用语就已经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了：‘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意谓民物于世，樊然并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65]社会达尔文主义所谓的生存竞争，既包括种内竞争，也包括种间竞争。生存竞争说传入美国，最受重视的是前者；同一学说传入中国，使清季士人“如饮狂泉”的则是后者。也就是说，使中国知识分子产生共鸣的不是“达尔文式的个人主义”，而是“达尔文式的集体主义”。1896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提出了“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改革纲领，他说：“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非洲之黑人，印度之棕人，美洲、南洋、澳岛之红人，所占之弟，居地球十六七，欧人剖之钤之，若栏狮象而驾驼马，亦曰惟不能群之故。群之道，群形质为下，群心智为上。”[66]因此，中国必须“变法”以寻求一种善群心智的新制度。张灏认为，梁启超这时已经在探讨“一种新的政治共同体概念，它受到民族主义和达尔文派关于世界为无情的国际竞争和斗争所支配之说的强烈影响”，“潜藏在他的政论作品表面之下的，还是民族主义的思想。”[67]
据考证，现代汉语中的“民族”和“民族主义”，都是从日文借用来的。正是在梁启超发表于1899年的《东籍月旦》中，首次出现了“民族”一词。梁启超在此文中使用了“东方民族”、“泰西民族”、“民族变迁”和“民族竞争”等新名词。[68]随后，他又率先引入了“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在1901年发表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梁启超介绍了欧洲国家思想的变迁：从过去的家族主义时代、酋长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时代到现在的民族主义时代、民族帝国主义时代。他指出：“于现今学界，有割据称雄之二大学派，凡百理论皆由兹出焉，而国家思想其一端也。一曰平权派，卢梭之徒为民约论者代表之；二曰强权派，斯宾塞之徒为进化论者代表之。平权派之言曰：人权者出于天授者也，故人人皆有自主权，人人皆平等。国家者，由人民之合意结契约而成立者也，故人民当有无限之权，而政府不可不顺从民意。是即民族主义之原动力也。其为效也，能增个人强立之气，以助人群之进步；及其弊也，陷于无政府党，以坏国家之秩序。强权派之言曰：天下无天授之权利，惟有强者之权利而已，故众生有天然之不平等，自主之权当以血汗而获得之；国家者，由竞争淘汰不得已而合群以对外敌者也，故政府有无限之权，而人民不可不服从其义务。是即帝国主义之原动力也。其为效也，能确立法治（以法治国谓之法治）之主格，以保团体之利益；及其弊也，陷于侵略主义，蹂躏世界之和平。”[69]在此二者之中，梁启超从感情上是倾向于民族主义的。他说：“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使能率由此主义，各明其界限以及于未来永劫，岂非天地间一大快事！”但是，梁启超同时也认识到，“正理与时势，亦常有不并容者。”[70]当欧洲诸国与欧外诸国相交时，扩张属地之政策遂蔓延于十九世纪之下半叶，民族帝国主义最终取民族主义而代之，权盛于二十世纪。在这个时候，梁启超尚不主张中国实行民族帝国主义，根据单线进化论的思想，他认为中国要经过民族主义发展阶段。“凡国而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级者，不得谓之为国。譬诸人然，民族主义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少之材料也；由民族主义而变为帝国主义，则成人以后谋生建业所当事也。……吾尤恐乎他日之所谓政治学者，耳食新说，不审地位，贸然以十九世纪末之思想为措治之极则，谓欧洲各国既行之而效矣，而遂欲以政府万能之说，移植于中国，则吾国将永无成国之日矣。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71]
两年以后，梁启超在《政治学大家伯论知理之学说》一文中，稍稍修正了上述的观点，在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卢梭学说与伯论知理学说之间，进一步倾向于后者。他解释说：“吾非敢袒伯氏而薄卢氏，顾以为此有力反对之一大学说，为有志建国者所宜三复也。”[72]在此文的结尾，梁启超写道：“及前世纪之末，物质文明发达之既极，地球上数十民族，短兵相接，于是帝国主义大起，而十六七世纪之干涉论复活，卢梭、约罕·弥勒、斯宾塞诸贤之言，无复过问矣。乃至以最爱自由之美国，亦不得不骤改其方针，集权中央，扩张政府权力之范围，以竞于外，而他国更何论焉。夫大势之所趋迫，其动力固非在一二人，然理想之于事实，其感化不亦伟耶！若谓卢梭为十九世纪之母，则伯论知理其亦二十世纪之母焉矣。”[73]
梁启超认识到，在列强竞争的世界上，中国的国大民众本身就是一个有利的竞争条件。他说：“合群云者，合多数之独而成群也。以物竞天择之公理衡之，则其合群之力愈坚而大者，愈能占优胜权于世界上，此稍学哲理者所能知也。吾中国谓之为无群乎？彼固庞然四百兆人，经数千年聚族而居者也。”[74]他反对提倡“排满复仇论”，主张合满汉各民族为一大中华民族，以相对于世界其他现代民族国家。他提出了“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这样一对概念。“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诸族是也。”[75]他认为汉族本身也是由多数种族在历史上混合而成，而满洲人实已同化于汉人，因此，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完全可能的，中华民族若“号称四万万同胞，谁曰不宜？”[76]中华民国建国后采用代表国内各主要民族的五色旗作为国旗，正是梁启超“大民族主义”思想的政治结晶。
梁启超对于近代政治学的国家、主权理论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因此他在与革命党人辩论时，始终以国家而不是以种族作为民族主义的载体，坚持一种国家主义的民族主义。而他的论战对手却往往凭借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一般人的民族感情，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一类的比孔孟之道更原始的部族主义来煽动人心。尽管革命党人的蛊惑言词可能一时显得更为气盛，但是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却更有生命力，构成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主干。今天，当我们回过头去看时，显然只有梁启超以对外反帝为指向的“大民族主义”才能适应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政治整合的需要。民国建立后，同盟会所鼓吹的“小民族主义”就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了。孙中山在1912年至1913年间曾把他的三民主义缩减为一民主义：“民族、民权二大主义均已达到目的，民生主义不难以平和办法，逐渐促社会之改良。”[77]二次革命后，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上公布手书的《中华革命党总章》，规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78]仍然没有民族主义的位置。章太炎则由排满革命的种族民族主义进一步趋向于提倡国学、国粹的文化民族主义。
“国粹”一词，也是梁启超首先从日文引入中文的。他曾经考虑过，“谓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79]进入民国以后，当他的老师康有为和章太炎等继续坚持“国粹”论时，梁启超就与他们划清了界线。他在1915年说：“是故吾于保全国粹论，虽为平生所孜孜提倡，然吾之所谓国粹主义与时流所谓国粹主义，其本质似有大别。吾雅不愿采撷隔墙桃李之繁葩，缀结于吾家杉松之老干，而沾沾自鸣得意。吾若爱桃李也，吾惟当思所以移植之，而何必使与杉松淆其名实者。”[80]梁启超认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深厚根源，不在于先圣先贤的“片词单语”乃至全部经典，而在于从“庸德庸言”中体现出来的国民性的总和即“国性”。
梁启超说：“吾以为吾国人之种性，其不如人之处甚多，吾固承之而不必深为讳也。然而人各有短长，人性有然，国性亦然。吾之所蕴积，亦实有优异之点，为他族所莫能逮者，吾又安可以自蔑。”“国民既有一种特异之国性，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其养成之也故非短时间少数人所能有功，其毁坏之也亦非短时间少数人所能为力。而生其间者，苟常有人焉发扬淬厉之，以增美释回，自能缉熙以著光晶。而不然者，则积渐堕落，历若干岁月而次第失其所以自立之道耳。古今万国兴替之材，罔不由是。而已吾所见之中国，则实有坚强善美之国性，颠朴不破，而今日正有待于发扬淬厉者也。”[81]又说：“国之有性，如人之有性然。”“国性可助长而不可创造也，可改良而不可蔑弃也。盖国性之为物，必涵濡数百年，而长养于不识不知之间。虽有神圣奇哲，欲悬一理而咄嗟创造之，终不克致。”“吾国立国于大地者五千年，其与我并建之国，代谢以尽者，不知几何族矣，而我乃如鲁光归然独存。其国性之养之久而积之厚也，其入人之身也，此不待言而解也。且其中又必有至善美而足以优胜于世界者存也。”[82]梁启超对中国的国民性或国性的分析全面而不趋于极端，既不同于国粹派，也不同于陈独秀、鲁迅，确是当时罕见的“执中”之言。
梁启超认为，国性是民族主义赖以成立的基础，国家主权则是民族主义得以实现的保障。以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进步党党章第一条即是：“取国家主义，建设求强善政府。”[83]何谓国家主义？“任公曰，有世界主义，有国家主义。无义战非攻者，世界主义也，尚武敌忾者，国家主义也。世界属于理想，国家主义属于事实。世界主义属于将来，国家主义属于现在。”[84]他在《中国立国大方针》这篇大文章中进一步解释说：“今世界以国家为本位，一切人类动作，皆以国家分子之资格而动作者也。……故人民能建设完全国家者则日以荣，其不能者则日以悴。夫国家如何而始能完全？其分子调和，其结合致密，能持久而不涣者，斯可谓完全也已矣。”“欲使我国进为世界的国家，此非可以坐而致也，必谋所以促进之者。于是保育政策尚焉。何谓保育政策，对放任政策言之也。”“夫今后之中国，势必籍政治之力，将国民打成一丸，以竞于外。将使全国民如一军队之军士，如一学校之学生，夫然后国家之形成，而国际上乃得占一位置。若纯以放任为治。则此愿将何日能遂也。”“以放任为治者政府之职简，以保育为政者其职繁；以放任为治者政府之责轻，以保育为治者其责重。理繁务而荷重责，非强有力焉固不可矣。”“以上所论，以使中国进成世界的国家为最大目的；而保育政策，则期成世界的国家之一手段也；强有力之政府，则实行保育政策之一手段也；正当内阁，则求得强有力政府之一手段也。而所以能循此种种手段，以贯彻最高之目的者，其事纯系于国民。”[85]梁启超有时又把国家主义称为国权主义。他说：“国权与民权之消长，其表示于政治现象者，则谓干涉政策与放任政策之辩争。”“我中国今日固俨然共和矣。民权之论，洋洋盈耳，诚不忧其夭阏。所患者，甚嚣尘上，钝国权之作用，不获整齐于内竞胜于外耳。故在今日，稍畸重国权主义以济民权主义之穷。”[86]
梁启超始终把中国如何对付外来强敌，如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视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并据此来设计完善内政的具体目标。他说，“现今为国家主义的全盛时代，人夹其伟大之国力以临我，我非有伟大之国力，决无从对付之，而伟大之国力，非内治组织完备后，决无从发生。”[87]“外竞”支配“内竞”，整治内政以利于对外竞争，这是梁启超的一贯思想。
在民族主义之后兴起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则对于帝国主义的外来威胁不甚重视。师承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以“互助论”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反对把国家富强作为主要追求目标，主张废灭政府，马上实行世界主义。例如吴雅晖与李石曾等人组建世界社，赞成废除所有的国界，并采行单一共通的语言。[88]蔡元培则在为《学风》杂志撰写的《发刊词》中鼓吹“完全世界主义”。戴维翰评论说：“蔡元培低估了中国显示出来的民族主义力量，他把他的哲学建立在人类正进入国际主义、互助新时代的设想上。”[89]在这方面，自由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有许多共同语言。陈独秀在1914年曾说：“国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仆急欲习世界语，为后日谋生之计。”[90]又说：“今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国民之智力，由面面观之，能否建设国家于二十世纪，夫非浮夸自大，诚不能无所怀疑。然则立国既有所难能，亡国自在所不免，瓜分之局，事实所趋，不肖者固速其成，贤者亦难遏其势。且平情论之，亡国为奴，岂国人之所愿。惟详察政情，在急激者即亡国瓜分，亦以为非可恐可悲之事。”“予则云：残民之祸，恶国甚于无国家。失国之民诚苦矣，然其托庇于法治国主权之下，权利虽不与主人等，视彼乱国之孑遗，尚若天上焉，安在无国家之不若恶国家哉！……是以辛亥京津之变，癸丑南京之役，人民咸以其地不立化夷场为憾。此非京、津、江南人之无爱国心也，国家实不能保民而致其爱，其爱国心遂为其自觉心所排而去尔。”[91]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即醉心于世界主义。在国防问题上，他认为“增军备，非根本之计也；根本之计，在于增进世界各国之人道主义。”对外应“极力提倡和平之说，与美国合力鼓吹国际道德。国际道德进化，则是世界始可谓真进化，而吾国始真能享和平之福耳。此吾所以提倡大同主义也。”他对高谈爱国、高谈民族主义之类的言行相当反感，他认为：“若以袁世凯与威尔逊令人择之，则人必择威尔逊。其以威尔逊为异族而择袁世凯，必中民族主义之毒之愚人也。此即‘去无道而就有道’之意。”[92]
五四运动与梁启超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是一脉相承的。五四时代北京最有影响力的青年团体是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学会筹备期间的宗旨是：“一、振作少年精神；……四、转移末世风气。”正式成立时其宗旨规定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93]它与梁启超的精神联系一目了然。1900年，梁启超撰写了《少年中国说》一文，文中写道：“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造出将来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于彼气息奄奄，与鬼为邻者何与焉？……自今以往，弃‘哀时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国之少年’。”[94]李大钊撰写《青春》一文，陈独秀将自己创办的杂志命名为《青年》，均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有着密切的联系。
五四时代北京大学最著名的学生社团是国民社和新潮社。“国民”一词，亦是梁启超在中文中首用。他在1899年便指出：“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用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者，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国家者何？国民者何？国家者，以国为一家私产之称也。……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95]后来他又指出：“必先铸部民使成国民，然后国民之幸福乃可得言也。”[96]国民社创办的《国民》杂志将“增进国民人格”列为该刊宗旨之首项。而正是梁启超在《新民说》及其他论著中，对于新中国的国民的理想人格进行了最全面的阐发，并将贯彻国家最高目的的种种手段，系于国民之自觉与国民之竞争。在新文化运动中，“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提倡的是反对传统礼教的个性自由，胡适、鲁迅等人鼓吹的是易卜生主义和尼采的个人意志自由，至于国民的权利与义务，则没有成为关注的中心。新潮社与胡适的关系最为密切，其旨向亦与上述社团有别。国民社成员黄日葵在1923年写道：“学生方面，有两种大的倾向，……一种倾向是代表哲学、文学一方面，另一种倾向是代表政治社会的问题方面。前者是新潮杂志社，后者是国民杂志社。新潮于思想改造，文学革命上，为新青年的助手，鼓吹不遗余力……国民杂志社的一群，始初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日本）之压迫这点爱国的政治热相结合。”[97]据国民社主要负责人许德珩回忆，当1918年5月国民社成员积极发起反对中日军事协约的政治示威运动时，傅斯年等人曾去教育部报信，称“这运动是少许人的运动，不能代表全体学生”。[98]1919年5月5日，傅斯年因与一同学发生冲突而大怒，赌咒不再过问学生会的事。[99]在同月傅写给鲁迅的信中，称学生的抗议是“夜猫”的叫声，对运动的希望并不是很高。[100]虽然傅斯年身为五四游行的总指挥，但由于深受胡适的影响，他在五四运动中属于“客串”的身份，或者说是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五四运动的洪流。
民国建立之后，北京大学的骨干教师大多属于章太炎的门徒；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又引进了一批陈独秀《新青年》的同人。如上所述，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们在民族主义思想上与梁启超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可是由于他们没有直接的师生之谊，思想的脉络长期以来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四、政治运动的鼓舞者
对于政治在民国成立到五四运动期间的命运，梁启超曾经这样概括：“当民国成立前后几年间，法政总算是最时髦的学问。除国立各校外，私立的法政专门大学等等，差不多有十几家，学生也是爱学法政的人占大多数。那动机也无庸为讳，恐怕有一半是出于想做官的心理。如今是学生的自觉心大发现了，不惟人人知道官没什么做头，而且都觉得做官是一件极可耻的事，这种现象，不能不说是进化勇决的表征。但反动的结果，便不知不觉连法政这一科学问，也渐渐轻蔑起来，厌恶起来。社会上因为政客成了坏名词，便相戒不谈政治，学生因为知道想做官是可耻，便迟疑不肯学法政。这不能不说是近两三年来一种社会病态。”[101]
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夕，甚至连最热心的政治家也从政治活动领域中抽身出来。孙中山于1918年5月到日本开展外交活动，看到日本政府决心帮助段祺瑞而无意助己，回到上海后便写信给孙科，表示“对于现在之时局，拟暂不过问。”后来又让汪精卫写信给梁士诒，传达自己的意思：“据年来经验，知实现理想中之政治，断非其时，故拟取消极态度，将来从著述方面，启发国民，至于目前收拾大局，但期得有胜任之人，若东海出山，则更不出异议。”[102]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等亦随同孙中山一起转向了理论宣传工作。在此之前，原同盟会的骨干成员蔡元培、吴雅晖、李石曾等早已脱离积极的政治活动而进入了文化教育领域。
在1914年到1919年期间，梁启超曾三次退出官场，同时他也曾三次发表脱离政治的宣言。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言不由衷的。因为即使当他离开官场时又何曾离开了政坛，即使当他离开政坛时又何曾离开过“政谭”。而且，每当梁启超从国内政争中暂时脱身时，他便活跃在国际政治的第一线。
1914年底，梁启超先后辞去了司法总长和币制局总裁。过年后应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贾逵之邀担任该局新创办的《大中华》杂志的总撰述。他在《吾今后何以报国》一文中写道：“故吾自今以往，不愿更多为政谭，非厌倦也，难之故慎之也。政谭且不愿多作，则政团更何有，故吾自今以往，除学问上或与二三朋辈结合讨论外，一切政治团体之关系，皆当中止。乃至生平最敬仰之师长，最亲习之友生，亦惟以道义相切磋，学艺相商榷。至出政治上之言论行动，吾决不愿有所与闻，更不能负丝毫之连带责任。”“夫身既渐远于政局，而口复渐稀于政谭，则吾之政治生涯，真中止矣。吾自今以往，吾何以报国者，吾思之吾重思之。吾犹有一莫大之天职焉：夫吾固人也，吾将讲求人之所以为人者而与吾人商榷之；吾固中国国民也，吾将讲求国民之所以为国民者而与吾国民商榷之。”[103]然而，在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之后，梁启超立即奋笔疾书，发表了大量有关对日外交的论述，后来辑为《中日交涉汇评》一书。梁启超的言论给予日本的对华外交企图以相当大的打击，日本政府对他恼羞成怒，又拉又打，但梁启超始终不为其所动。
梁启超与蔡锷发起护国之役，袁世凯羞愤成疾一命呜呼后，继任的黎元洪总统曾屡次致书遣人恳邀梁启超入京赞襄一切。梁启超对此公开表示：“鄙人之政治生涯已二十年，骤然完全脱离，原属不可能之事，但立宪国之政治事业，原不限于政治当局，在野之政治家亦万不可少，对于政府之施政或为相当之应援补助，或为相当之监督匡救，此在野政治家之责任也。鄙人尝持人才经济之说，谓凡人欲自效于国或社会，最宜用其所长，鄙人自问若在言论界补助政府匡救政府，似尚有一日之长，较之出任政局或尤有益也。”[104]此后，梁启超通过舆论的力量积极推动了中国对德宣战。他发表了《外交方针质言》、《余与此次对德外交之关系及其主张》等文章，充分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并表示如果此事误国，自己不敢“辞罪”，倘若此事利国，自己不敢贪功。[105]
1917年7月1日，张勋宣布复辟，梁启超立即随段祺瑞从天津赶往马厂誓师，为段起草了讨伐复辟的通电。复辟丑剧结束后，梁启超一度担任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为时仅四个月便辞去职务。第二年他与记者谈及入阁的动机：“去年吾侪力排众议，主张对德宣战，固逆料欧战之结果必有今日，以此为增进我国际地位之极好时机，岂料双方皆利用此为政争资料，而置国家大计于不顾，因此而倒阁，因此而发生督军团围国会，因此而复辟，磋跎光阴，已历半载，及段阁再现，吾当时以本已厌离政界之身，而毅然入阁者，徒欲贯彻宣战之初志，求能出兵欧洲，当时尽一分义务，即将来享一分权利，吾在阁数月中，无日不提此议，谓无论如何必须赶今年春间决战以前，有数万人到西战场，则将来和平会议之发言权，我国必不在人下，吾之入阁几为此一事而已。”又说：“至于鄙人生平，向不取消极主义，今中止政治生涯，将从别的方面有所积极耳。谓不作政治活动，即为消极，吾所不承。”[106]不久他就动身前往欧洲，以私人资格在巴黎和会上奔走活动，致力于国民外交。
梁启超关于国民外交的鼓吹与实践，对陈独秀的思想转变颇有影响。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上撰文《对德外交》，文中写道：“此次对德外交问题，乃国家存亡问题，不可以寻常外交视之，此吾国民应有之觉悟也。加入协约与否？政府对德方针未决以前，国人应群起从事于利害是非之讨论。以促政府积极之进行，绝对不可袖手勿置可否也。”“此次对德外交，果能全国一致，始终出以强硬态度，无论结果之成败如何，其最低成功，吾人服公理不服强权之精神，已第二次表示于世界，（反对袁氏称帝为第一次）一改数百年来屈辱的外交之惯例，虽予以极大代价，所得不已多乎！？”[107]他还驳斥了所谓“梁派假外交以夺政权”的“过敏之言”，指出：“夫以任公之政治知识，果能总揽政权，岂不愈于北洋军人万万，特以政象所趋，无论誉任公者毁任公者，均不信任公有组织一党内阁之魄力与野心。此时一党内阁既不能成，以任公之学识，且代表其党之资格加入内阁，决无损于他党之权利，岂有假外交以夺政权之必要耶？”[108]此后，陈独秀便越来越多地谈论起政治来了。《新青年》的一部分同人及读者不以他谈政治为然，陈独秀便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中为自己辩护说：“我现在所谈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此种根本问题，国人倘无彻底的觉悟，急谋改革，则其他政治问题，必至永远纷扰，国亡种灭而后已！国人其速醒！”[109]《新青年》同人中的另一位好谈政治者是李大钊。李大钊与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渊源很深。他去日本留学得到过研究系领袖之一汤化龙的资助，回国后参加了汤化龙等人组织的宪法研究会，并任汤的私人秘书，还曾短期出任研究系报纸《晨钟报》的总编辑。李大钊后来虽然与研究系分手了，但他一直热心于政谭和政治活动。他进入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和教授后，便应邀担任了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和国民社的顾问。从梁启超对于国民政治包括国民外交的鼓吹，通过陈独秀改变对于现实政治的态度（以《每周评论》的创办为标志），到李大钊等北大教师对学生中热心政治的社团如少年中国学会、国民社等的支持，这是在五四时代将标榜不问政治和世界主义的知识界与关心国事、民族情绪高昂的学生联系起来的一条无形的纽带。
五四时代的学生通常比他们的教师更热心于政治。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政府以战胜国的资格宣布全国放假三天，北京的知识界和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庆祝，这无疑是给学生的政治热情火上加油。事实上，中国的学生干预政治是有传统的，远者可以追溯到东汉的太学生，在近代则以康有为、梁启超发动公车上书为其源头。“近年来带有政治运动色彩者，最初则为对马关条约之公车上书，然其性质与东汉晚明所谓士气者正同，不普及也。降至清季，排满运动，借极壮烈，然以形格势禁，势不得不出于秘密，因秘密之故而生变质，以土匪军队为中坚，而不以一般市民为中坚，民国所以不获清明巩固祸根实伏于此。然辛亥革命，发难于争铁路国有，则国民运动之成效，固章章可睹也。此外则对外问题，间有发动，其在前清，则粤汉铁路事件之对美，片马事件之对英，二辰丸及取缔留学生事件之对日，其在民国则二十一条约密约军事协定和会上山东问题之对日，皆其最显著者也。”[110]在这些对内对外的政治运动中，学生都发挥了富于牺牲精神的先锋作用。以五四前一年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的学生运动为例，可见一端。1918年3月25日，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互致“共同防敌”照会，随后又陆续履行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全部手续。这一密约被报端揭露后，留日中国学生首先掀起抗议活动。5月5日，留日学生代表会议决定留学生归国，以示抗议。至6月5日，归国学生已达3000余人，几乎全部归国。归国留学生在全国许多省市开展了爱国活动，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和支持。5月21日，北京各校学生2000余人同往总统府请愿，迫使当时的总统冯国璋接见了请愿的学生代表。后来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许德珩、易克嶷、段锡朋等即为此次请愿的学生代表。[111]
五四运动与以往学生运动的区别在于，它不仅规模最大，行动最坚决，得到的支持最广泛，而且收到了切实的效果：6月10日，北京政府免除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职务；6月28日，正如早先梁启超所倡议，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巴黎对德和约上签字。[112]梁启超因此而寄以莫大希望：“因这回运动，表示中国人‘国民运动的可能性’，将来也许引起别种国民运动”。[113]
梁启超在总结公车上书以来的政治运动时指出：“对外问题易发动，对内问题难发动。”[114]因为“一、外交问题较简单，容易把多数人的感情烧起来。……二、外交问题的运动，和国内专权的人没有什么直接接触，危险程度较小。多数人乐得附和。”而“‘五四运动’与其说是纯外交的，毋宁说是半内政的，因为他进行路向，含督责政府的意味很多。”[115]因此，梁启超希望把这一运动扩大起来，把方向转到内政方面。他提出了真政治运动的七项特征：第一，运动主体，必为一般市民。第二，运动范围，必普及于全国。第三，运动之标帜，必为全体的或部分的公共利害事项。第四，运动之动机，为对于现在政治感不满足。第五，运动所对待者，为外界袭来的或内部积久养成的各种不正当之压力。第六，运动之方法，为散布印刷品，为公开演说，而聚众示威。第七，运动之结果，为将所要求之事项在宪法上或法律上（对外则条约上）发生效力。[116]又提出了内政的国民运动的十项条件：第一，要积极的不要消极的。第二，要对事的不要对人的。第三，要公开不要秘密。第四，要在内地不在租界。第五，问题要大要普遍。第六，问题要简单明了。第七，要分段落。第八，运动主体要多方面。第九，运动不妨断续，但要继续。第十，不要问目前的成败。[117]他认为，“政治轨道是要把政治建设在国民意识之上。想引他上轨道，除了市民的群众运动外没有别条路。”[118]“十年以来，号称优秀分子的人，或是运动这军阀打那军阀，便养成个更大的军阀；或是运动军阀手下的人去倒军阀，或是或是运动些土匪来倒军阀。”“都完全没有了解民主政治真意义。所走的路都走错了。”[119]
五四运动无疑是一次政治性的群众运动，但是，此后群众运动的方向应当是什么，当时仍然是有严重分歧的。五四游行白话文宣言的起草者罗家伦在《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中说：“我们将来最大的计划想来想去，就只‘社会运动’和‘文化运动’两种。”社会运动一是做专门宣传的事业，二是要从解决平民的生计问题着手。除此二最重要的而外，还有种种平民学校的计划。“在现在最重要不过的根本问题，可以说是文化运动了！”“文化运动的目的是──‘以思想革命，为一切改造的基础’。”现在所应当行的方法，约有四点可说：一、对于现在的定期出版品，不在乎数的增多，而在乎量的改革。二、宣传的印刷品应当增多。三、西洋大部有系统的著述，应当从速翻译介绍了！四、专门学者的培养，实当今刻不容缓之图。[120]罗家伦的这些见解，可以说是当时学生运动中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
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们抱着极大的热忱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实践。少年中国学会的负责人王光祈发起组织“工读互助团”，湖南的毛泽东、湖北的恽代英等拟议建设“新村”，都得到不少人的响应。戴季陶在《星期评论》中提出了“国民自给”问题，呼吁工商界和学术界打成一片，“赶快的趁这个时候，兴办各种大工业。”[121]五四运动中很有作用的“救国十人团”除了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外，还“提倡储蓄以为培养国力的基础”，“组织国民储蓄银行”，“组织国民实业总公司”，“所有储蓄均改为国民实业总公司股金。”[122]戴季陶在1919年11月16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今年所发生的新出版品，无论是月刊、周刊、旬刊，都是注目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差不多没有人去研究。即使有一两篇关于政治问题的文字登载出来，也引不起人的注意。而且大多数热心的人差不多都很厌弃这一种著作。就是我自己这几个月来所著作的翻译的，十有八九都是和‘现实的政治问题’离得远。”[123]
梁启超和当时学界的大多数人一样，也十分投入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据《梁启超年谱长编》的简单概括，“先生返国后一年中，除从事著述外，计所着手创办的事业，有发起中比公司，承办中国公学，组织共学社，成立讲学社，整顿《改造》杂志，发起国民动议制宪运动数事。”[124]共学社前后译书百余种，创办松坡图书馆，并选送了一批留学生。讲学社先后邀请杜威、罗素、杜里舒、泰戈尔来华访问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改造》杂志则是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阵地。但是，梁启超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对政治运动的期望。他指出：“市民的群众运动，是学校以外的一种政治教育”，“种种有主义的政治都是从这种市民的群众运动制造出来”。[125]“这种运动，在人类政治生活上有什么意义呢，依我想，最重要的有三件。第一，使多数人懂得政治是怎么一回事，懂得什么叫做政治问题。”“第二，使多数人认识且信任政治生活之‘改造可能性’。”“第三，使多数人养成协同动作之观念及技能。”“所以我觉得国民运动的价值，在政治本身是可限量的，在国民教育上是无可限量的。一个政治问题的运动，虽有成败之可言，从政治教育的意味看来，无成败之可言。凡国民政治运动总是成功──虽失败也算成功，为什么呢，因为靠他才能养成做共和国民资格，成固然养资格，败也是养资格。资格养成，什么事干不了，所以国民运动只有成功，没有失败。”[126]
梁启超旅欧归国后拟议发起的第一个国民运动是“国民制宪运动”，即“以国民动议（Initiative）的方式得由公权之人民若干万人以上之连署提出宪法草案，以国民公决（Referendum）的方式，由国民全体投票通过而制定之。”[127]他认为，“质而言之，则国民动议制宪法，无异联合多数人公开一次‘宪法大讲习会’，无异公拟一部‘共和国民须知’向大会宣传。”[128]此后，梁启超又积极参加并高度评价了“国民废兵运动”。他指出，这次运动比五四有所进步，因为是“对内的，所以精神越发鞭辟近里”，“此次各界人皆有，所以市民的色彩越加浓厚。”[129]他呼吁成立一个“国民废兵运动大同盟”，协同动作，研究宣传运动的原因和结果，举行“一次或数次公开的联合的大运动”，即“示威运动”，以达到逐步消除无枪阶级与有枪阶级之分野的目的。
由于梁启超及与他有类似观点的人对政治的鼓吹与示范，也由于五四运动后一度高涨的社会运动因遇到种种障碍而难以进展，五四一代青年的注意力逐渐地由社会文化运动转向政治运动，并且日益激进化。这时，作为先驱者与鼓舞者的梁启超却和他们分手了。这里面原因很多，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梁启超自身的性格。他曾说：“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甚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甚么做根抵？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抵。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130]研究系的同人鼓励梁启超办学讲学，原是为了培植人才和结交知己，为组建政党做准备工作；而当他讲学讲出了兴趣，便日益与学术接近，钻进学术中不能自拔，忘掉了他的组党本义。当新的一代越来越热衷于政治时，当孙中山受五四运动激励重建国民党时，梁启超却越来越疏远了政治，由政治家转变成了一名学者。
五、五四运动之后的梁启超
梁启超是一个思想和政治态度变化最多最快的人。当五四青年一代追寻他过去的足迹时，梁启超却再一次改变了自己的方向。结果，他在长时间里被视为运动的反对派。在这里，我们要给出一个与以往不同的结论：五四运动之后梁启超的思想不是落伍了，而是再一次超前于时代，以至几十年后才可能重新得到后人的理解。梁启超1920年从欧洲回国时，给中国思想界带回了两个宝贝，一个是“价值的发现”，一个是“调和的可能”。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宝贵，今天依然有许多人没有理解它们的意义。
近代民族主义的实质是什么？梁启超指出，就是国民在两个方面的自觉：“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种是民族建国的精神，第二种是民主的精神。这两种精神，从前并不是没有，但那意识常在睡眠状态之中，朦朦胧胧的。到近五十年──实则是近三十年──却很鲜明的表现出来了。”[131]前一种自觉突出地表现为义和团运动：“盖中国人数千年在沉睡之中，今也大梦将醒，渐有‘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之思想，故义和团之运动，实由其爱国之心所发，以强中国、拒外人为目的的者也。”[132]后一种自觉集中地体现在辛亥革命，推翻少数满人对多数汉人的统治。但是，民族主义情绪要上升为意识形态，还必须经过一种合理性的论证。义和团盲目排外的民族主义不能向知识分子证明其合理性，事实上其后果是严重挫伤了中国知识界的民族自信心，败坏了民族主义的声誉。以提倡国货、排斥洋货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经济民族主义同样不能使知识分子折服，因为他们怀疑或许这只是特定阶层的利益表达，而一般民众作为消费者本能地喜爱洋货并从中获益。章太炎以及“国粹派”提倡的文化民族主义在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中也罕有响应者，因为他们感到那只是一种自吹自擂，一种煽情，缺乏理论的说服力。近代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第一必须有坚实的理论根底，第二必须建立在民族自信心之上。
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知识分子最常说的两个词是“强权”与“公理”，因为他们对这二者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十几年前，梁启超最初向国人介绍民族主义时曾说：“自有天演以来，即有竞争，有竞争则有优劣，有优有劣则有胜败，于是强权之义，虽非公理而不得不成为公理。”[133]然而，当崇拜强权的德意志帝国在世界大战中战败后，“公理战胜强权”便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新的信仰。如果承认“强权即公理”，中国便只能发奋自强，“外竞国权”，而没有道义上的理由谴责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在世界大战中，美国总统威尔逊和苏俄首脑列宁宣布支持“民族自决”，也就是说，把弱小民族维护和保持自己的主权视为一种伦理的权利。这样，一种与帝国主义论背道而驰的世界公论出现了。于是，中国知识分子便得以依托这种世界公论来理直气壮地“外争主权”了。梁启超的特殊贡献在于，他再一次以具有权威性和感染力的话语告诉国人，这种新的世界公论不仅建立在政治家宣言的基础之上，而且反映了西方世界新的思潮走向，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公论，而且是公理。
梁启超旅欧一年多，思想上最大的转变，是对于社会进化论的重新认识。他在《欧游心影录》中写道：“自达尔文发明生物学大原则，著了一部名山不朽的《种源论》，博洽精辟，前无古人，万语千言，就归结到‘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八个大字。这个原则，和穆勒的功利主义、边沁的幸福主义相结合，成了当时英国学派的中坚，同时士梯尼（MaxStirner）、卡嘎加（SorenKiergegand）盛倡自己本位说，其敝极于德之尼采，谓爱他主义为奴隶的道德，谓剿绝弱者为强者之天职，且为世运进化所必要。这种怪论，就是借达尔文的生物学做个基础，恰好投合当代人的心理。所以就私人方面论，崇拜势力，崇拜黄金，成了天经地义；就国家方面论，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变成了最时髦的政治方针。这回全世界国际大战争，其起原实由于此；将来各国内的阶级大战争，其起原也实由于此。”这样的一种“世纪末”心理导致了世界大战，连西方人自己也承认，“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134]梁启超归国后在中国公学演说道：“此次游欧，为时短而历地多，故观察亦不甚清切。所带来之土产，因不甚多，惟有一件可使精神受大影响者，即将悲观之观念完全扫清是已。因此精神得以振作，换言之，即将暮气一扫而空。”[135]
“民族自决”，意味着每一个民族都有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权利；“西洋文明破产”，则意味着中华民族的出路不是“沈醉西风”，而是“当将固有之国民性发挥光大之，即当以消极变为积极是已。”[136]梁启超在归国后的许多演说和文章中，讲乐观，讲优点，讲进步，以激励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在《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一文中，梁启超总结了中国国民性的五大优点：第一，我国民大成功之根本理想，则世界主义也。第二，人类平等之理想，又我国民成功一要素也。第三，政治上之不干涉主义，实我国民铭心刻骨之公共信条。第四，我国民之中庸妥协性，世界无两也。第五，国民思想之统一，此我国民一大成功，同时亦我国民一大失败也。[137]在《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和《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梁启超提出了一份五十年历史的成绩表：中华民族之扩大，实业的发展，教育的革新，学问和思想上的三期进步，从国民自觉方面表现出来的政治进步，等等。梁启超鼓励国人：“诸君啊，要知道希望是人类第二个生命，悲观是人类活受的死刑！一个人是如此，一个民族也是如此。古来许多有文化的民族，为甚么会灭亡得无影无踪呀？因为国民志气一旦颓丧了，那民族便永远翻不转身来。”[138]“我的乐观，却是从一般人的悲观上发生出来。我觉得这五十年来的中国，正象蚕变蛾、蛇蜕壳的时代。变蛾蜕壳，自然是一件极艰难极苦痛的事，那里能够轻轻松松的做到。只要他生理上有必变必蜕的机能，心理上还有必变必蜕的觉悟，那么，把那不可逃避的艰难苦痛经过了，前途便别是一个世界。”[139]
作为作家，鲁迅可以毫无顾忌地嘲讽中国人的劣根性；作为政治家，鼓励民气，振奋民族精神，则是责无旁贷的义务。在缔造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事业中，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梁启超的追随者，国民党一贯高度评价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殊不知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最后定型，乃是梁启超的民族主义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一种混合物。孙中山在二十年代初提出，“本党还要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必要满、蒙、回、藏都同化于我们汉族，成一个大民族主义的国家。”[140]这是接过了梁启超在二十年前提出的“大民族主义”。“有人说，清室推翻以后，民族主义可以不要，这话实在错了。即如我们所住的租界，外国人就要把治外法权来压制中国人……，现在清室虽不能压制我们，但各国还是要压制的，所以我们还要积极的抵制。”[141]这里所说的“有人”，就是当年的孙中山自己，上述的话表明他此时已经认同了梁启超立足于对外的民族主义。孙中山晚年在《民族主义》演讲中，反复强调中国固有的道德与文化，戴季陶、蒋介石把孙中山与孔夫子以来的道统相联系，强调他的民族主义中新传统主义的成分，也是与梁启超重新评价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中国共产党早年主要凭借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来反对帝国主义，在毛泽东掌握中共实权后，其路线逐渐偏离国际主义的轨道，增加了民族主义的内涵。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142]的口号，把“民族的”放在了首位。这对于中共最终征服人心、夺取政权至关重要。
五四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把“公理”从“强权”之下解放了出来，但是，何谓“公理”即“公认的道理”，仍然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意见认为公理是科学的规律，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公理是价值的共识。梁启超旅欧归来后，第二种意见才开始从科学主义的笼罩下显现出来；此前，梁启超本人亦是第一种意见的信奉者，且为其始作俑者之一。科学哲学家波普认为，根据他提出的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进化论不属于科学的范畴。但是，对于梁启超那一代人来说，进化论无疑是从西方引进的科学思想的核心组成部分。陈志让说：改良思想家“把进化有机地看作是相互依存整体中的自然、社会和精神力量相联系的总的进程……这给中国的宇宙论思想引进了一种观念：具有科学法则的发展的宇宙，可以与浮士德式的人类行动的活力相配合。总之，这就是在改良文献中经常所说的‘公理’──自然和社会的普遍原则。”[143]从严复编译《天演论》伊始，就存在着一种对西方思想的“误读”、“误译”。赫胥黎在《天演论》的原本《进化论与伦理学》中，主要想表达这样一个思想：“伦理本性虽然是宇宙本性的产物，但它必然是与产生它的宇宙本性相对抗。”“如果没有从被宇宙过程操纵的我们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天性，我们将束手无策；一个否定这种天性的社会，必然要从外部遭到毁灭。如果这种天性过多，我们将更是束手无策；一个被这种天性统治的社会，必然要从内部遭到毁灭。”[144]因此，人类需要伦理价值作为“社会的看守人”，以约束和限制“自然人的反社会倾向”，保护人性中两个部分的平衡。[145]而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进化论的过程却伴随着价值的遗失。张灏等人指出，严复、梁启超是把变化、竞争本身当作了一种普遍有效的价值观。[146]事实上，社会达尔文主义很容易导致把生存视为唯一的价值，为此，不惜抛弃对真善美的人性追求。梁启超从欧洲回来后，认识到进化论乃至科学并不能向人们提供“安心立命的所在”。“托庇科学手下建立一种纯物质、纯机械的人生观，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其实可以叫做一种变相的运命前定说。”“意志既不能自由，还有什么善恶的责任？我为善不过那‘必然法则’的轮子推着我动，我为恶也不过那‘必然法则’的轮子推着我动，和我什么相干！如此说来，这不是道德标准应如何变迁的问题，真是道德这件东西能否存在的问题了。现今思想界最大的危机，就在这一点。”[147]他宣布，“科学万能之梦”破产了，人的思想必须给伦理价值和人生理想留下一席之地。梁启超晚年指出：中国的情形糟到这个样子，根子在于“全国学风都走到急功近利，及片断的知识相夸耀”，“以功名为本位”和“以富贵为本位”之辈把“道德的标准破坏无遗”。[148]纠正之途则首先要认识道德信仰是断然不可少的，并且要把信仰当作目的，而不是达到其他目的的一种手段。[149]
由梁启超对人生观的提倡，引发了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在这场论战中，自由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科学的旗帜下结成了联盟，丁文江、胡适、吴稚晖、任鸿隽、王星拱与陈独秀、瞿秋白一起向梁启超的门徒张君励开火。从对五四一代青年的影响来看，科学主义派这次论战中占了上风。但是，中国思想界也因此而失之交臂，没有领悟梁启超重新发现价值和弘扬人生观的深刻涵义。
科学的对象是事物的类型，而人生观则只能以个人为本位。把关注点从群体回归到个体，是梁启超思想中的另一大转折。梁启超早年鼓吹自由，虽然也曾上溯到欧洲启蒙时代的卢梭等人的学说，却主要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理路：西方人的国民性中具有自由这一项，而他们正是凭借这种国民性争得了世界霸权，因此，中国人为了适应生存竞争的需要，为了国家的富强，就必须仿效西方人实行自由主义。这种嫁接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之上的自由主义是根基不牢的，当梁启超梦想德国日本式之保育政策时，他就很自然地让个人自由屈服于国权之下。旅欧归来后，梁启超开始重新从人权的角度来阐发自由主义，[150]此后，胡适和罗隆基等更加系统地阐发了人权理论。这样，在严复引进“自由”一词之后很久，中国的自由主义才总算有了一个理论基础。
科学规律是客观的，必然的；人生价值是主观的，可以选择的。梁启超一贯信奉“力本论”，[151]命定论对他思想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但是，他在与革命党人争论“开明专制”问题时，也使用了文化决定论的论述策略。梁启超旅欧归来大谈“意志自由”，重新评价国民性的优劣，肯定近年来国民觉悟的政治进步意义时，原来那种文化决定论的意味就越来越淡薄了。值得玩味的是，孙中山在晚年却与梁启超对调了位置，在民主问题上接过了当年梁启超的文化决定论的衣钵。根据文化决定论来否定在中国实行民主的可能，直至今日尚未断子绝孙。因此，研究梁启超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转变是有现实意义的。这一点留待以后的文章再谈。
林毓生指出，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同二十世纪初的第二代知识分子之间，有一种思想的共同点，即“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以文化改革为其他一切必要改革的基础。[152]梁启超的《新民说》正是代表这种思想的经典之作。这种思路“有演变成以思想为根本的整体观思想模式（holisticmodeofthinking）的潜力，即可能把中国传统的社会和文化理解成其形式和性质都是受基本思想影响的一个有机整体。”[153]的确，当人们终极的关怀是“保种”、“救国”时，面对政治、外交上的一再失败，便很容易滑向“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和“全盘西化”。但是，当梁启超破除了对西洋文明的迷信和思考如何“向人类全体有所贡献”时，他就具有了将传统解析为积极面和消极面的自信，并把人生观视为各种具体价值的集合，其中的每一项都可以进行选择和调整。梁启超说：“人类从心界、物界两方面调和结成的生活，叫做‘人生’。我们悬一种理论来完成这种生活，叫做‘人生观’。”[154]“我们若是跟着三圣所走的路，求‘现代的理想与实用一致’，我想不知有多少境界可以辟出来哩！”[155]梁启超晚年成为“东方精神文明”的宣传者，但他既不是价值相对主义者，也不是东方文明至上论者，他的理想“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的文明。”[156]
梁启超的国民外交实践，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五四运动的精神向导；梁启超对政治运动的示范鼓吹，影响了五四青年一代从文化社会运动转向政治活动舞台。但是，五四青年一代思想的日趋激进化，却使梁启超与他们拉开了距离。梁启超最终没有成为“五四运动之父”，这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这种遗憾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历史责任。在今天探索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资源时，我们必须超越五四的精神遗产，继续向前搜寻。因为在被我们的父辈所忽略的地方，还可能蕴藏着思想的宝藏。当民族主义思潮再度在中国甚嚣尘上时，回顾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先驱梁启超的思想历程，更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本文写于1995年）
--------------------------------------------------------------------------------
[1]《蔡子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作于四川江津》，《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5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版。
[2]《毛泽东选集》合订本，660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11月版。
[3]转引自彭明：《五四运动史》，52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
[4]《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545页。
[5]梁漱溟：《纪念蔡元培先生》，《我的努力与反省》，325页，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
[6]朱自清：《（胡适文选）指导大纲》，《朱自清全集》第2册，27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5月版。
[7]汪荣祖编：《五四研究论文集》，卷首语，6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5月版。
[8]《毛泽东选集》合订本，658页。
[9]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125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10]崔志海：《梁启超与五四运动》，《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190—206页。
[11]刘邦富：《梁启超与五四运动》，《五四精神的解咒与重塑》，520—531页，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版。
[12]张朋园：《梁启超与五四运动》，《五四研究论文集》，277—310页。
[13]周策纵等著：《五四与中国》，22页，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79年5月版。
[14]《五四运动史》，656页。
[15]《五四研究论文集》，21页。
[16]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183、186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版。
[17]唐德刚：《“刍议”再议》，《五四研究论文集》，157页。
[18]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19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19]《五四运动史》，318页。
[20]转引自罗厚立：《从思想史视角看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1期，107页。
[21]《外交与内政与》，《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51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22]唐文权、桑岳编：《戴季陶集（1909—1920）》，989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7月版。
[23]《胡适口述自传》，173页。
[24]《胡适口述自传》，203页。
[25]《胡适口述自传》，171页。
[26]《吾人最后觉悟》，1916年2月15日，《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179页。
[27]《通信》，1915年9月15日；转引自任建树：《陈独秀——从秀才到总书记》，上册，10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
[28]参见《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185页。
[29]《外交与内政与》，《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51页。
[30]《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孙中山全集》，第五卷，209—210页，中华书局1985年4月版。
[31]《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136页。
[32]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1）》，21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版。
[33]转引自岳玉玺等：《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6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版。
[34]转引自《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474页。
[35]参见张海鹏：《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其“沉沦”与“上升”诸问题》，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1—15页。
[36]参见《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487—488页。
[37]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主要文书》，东京，原书房，1965年，上，504—505页；转引自《五四研究论文集》，92页。
[38]《爱国运动与新文化运动──香港及教界人士‘五四’座谈会发言摘录》，《五四与中国》，688页。
[39]《再警告外交当局》，《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二，108—109页。
[40]《外交失败之原因及今后国民之觉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五，23—24页。
[41]《外交方针质言（参战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五，4—5页。
[42]《欧游心影录·欧行途中》，《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38页。
[43]《梁任公与上海新闻记者》，1918年12月3日《晨报》；转引自崔志海：《梁启超与五四运动》，192—193页。
[44]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8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刘永明：《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9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版。
[45]叶景萃：《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见闻》，《五四运动回忆录》续，111页；转引自《五四运动史》，264—265页。
[46]张允侯、张友坤：《在五四运动爆发的一年里》，10页，武汉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47]《梁启超年谱长编》，879页。
[48]蔡晓舟等同编：《五四》，8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49]《五四》，8—9页。
[50]《在五四运动爆发的一年里》，21页。
[51]《梁启超年谱长编》，884页。
[52]《五四》，9页。
[53]《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518—519页。
[54]《梁启超年谱长编》，879—880页。
[55]王芸生辑：《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第七卷，318—321页；参见《五四运动史》257—258页。
[56]《梁启超年谱长编》，880页。
[57]转引自梁敬：《我所知道的五四运动》，台湾《传记文学》，卷八，期五。
[58]转引自《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94页。
[59]《在五四运动爆发的一年里》，28页。
[60]《在五四运动爆发的一年里》，28页。
[61]《五四》，132页。
[62]《五四研究论文集》，281页。
[63]《五四研究论文集》，278页。
[64]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版。
[65]《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41页。
[66]吴嘉勋、李兴华编：《梁启超选集》，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
[67]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33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2月版。
[68]唐文权：《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69]《梁启超选集》，189页。
[70]《梁启超选集》，191页。
[71]《梁启超选集》，192—193页。
[72]《梁启超选集》，397页。
[73]《梁启超选集》，411页。
[74]《梁启超选集》，157页。
[75]《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95页。
[76]梁启超：《中国史叙论人种》，《清议报》第90册，1901年9月。
[77]《孙中山年谱》，159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78]《孙中山全集》，第三卷，97页，中华书局1985年4月版。
[79]参见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5月版。
[80]《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64—65页。
[81]《中国道德之大原》，《饮冰室合集》文集二十八，12—13页。
[82]《国性篇》，《饮冰室合集》，文集二十九，82—85页。
[83]《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党派》，档案出版社，250页，1994年1月版。
[84]转引自萧公权等著：《社会主义──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125页，时报出版公司1980年6月版。
[85]《饮冰室合集》文集二十八，40—51页，76页。
[86]《宪法之三大精神》，《饮冰室合集》，文集二十九，95、100页。
[87]《对外与对内》，《饮冰室合集》，文集二十六，47页。
[88]参见《社会主义──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155页。
[89]转引自张晓唯：《蔡元培评传》，84、241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6月版。
[90]《生机（致＜甲寅杂志＞记者）》，《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103页。
[91]《爱国心与自觉心》，《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118—119页。
[92]《胡适留学日记》，489—493页，1102—1105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93]《五四运动史》，231页。
[94]《梁启超选集》，126—127页。
[95]《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梁启超选集》，117页。
[96]《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十三，69页。
[97]《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演进中的北大》，《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刊》，1923年12月17日；转引自《五四运动史》，227页。
[98]参见《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36页。
[99]参见傅乐成：《傅孟真先生与五四运动》，《五四研究论文集》，272页。
[100]参见舒衡哲：《五四的老调子──知识分子自己的看法》，汤一介编：《论传统与反传统──五四70周年纪念文选》，231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5月版。
[101]《无枪阶级对有枪阶级》，《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27页。
[102]转引自《五四运动史》，122—123页。
[103]《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53—54页。
[104]《梁启超年谱长编》，795页。
[105]《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五，13页。
[106]《梁启超年谱长编》，869—871页。
[107]《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169页。
[108]《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272页。
[109]《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384页。
[110]《政治运动之意义及价值》，《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14页。
[111]参见《国民党与五四运动》，5、10、21页。
[112]参见《五四运动史》，406—407，411—412页。
[113]《外交与内政与》，《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51页。
[114]《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15页。
[115]《外交与内政与》，《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52页。
[116]《政治运动之意义及价值》，《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13—14页。
[117]《外交与内政与》，《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53—56页。
[118]《对于北京国民裁兵运动大会的感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22—23页。
[119]《外交与内政与》，《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50页。
[120]《五四与中国》，581—586页。
[121]《戴季陶集（1909—1920）》，1056页。
[122]小野信尔：《救国十人团运动研究》，4—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5月版。
[123]《戴季陶集（1909—1920）》，1056页。
[124]《梁启超年谱长编》，904页。
[125]《对于北京国民裁兵运动大会的感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20—21页。
[126]《外交与内政与》，《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45—47页。
[127]李喜所等著：《梁启超传》，473—47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128]《梁启超传》，474页。
[129]《对于北京国民裁兵运动大会的感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20—21页。
[130]《梁启超年谱长编》，953页。
[131]《五十年中国进化论概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46—47页。
[132]《灭国新法论》，《梁启超选集》，179页。
[133]《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梁启超选集》，191页。
[134]《梁启超选集》，720—721，725页。
[135]《梁启超选集》，738页。
[136]《梁启超选集》，740页。
[137]《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28—32页。
[138]《梁启超选集》，773页。
[139]《梁启超选集》，837页。
[140]《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五卷，473—474页。
[141]《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五卷，394页。
[142]《毛泽东选集》合订本，666页。
[143]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37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月版。
[144]胡伟希等著：《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十字街头与塔》，1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版。
[145]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序言，21页，科学出版社1973年版。
[146]参见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2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版。
[147]《欧游心影录节录》，《梁启超选集》，721—724页。
[148]《北海谈话录》，《梁启超选集》，877—883页。
[149]《评非宗教同盟》，《梁启超选集》，786页。
[150]参见《人权与女权》，《梁启超选集》，801—807页。
[151]参见《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63—65页。
[152]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43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153]《中国意识的危机》，47页。
[154]《人生观与科学》，《梁启超选集》，842页。
[155]《梁启超选集》，793页。
[156]《梁启超选集》，7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