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真理标准讨论30周年。从时间顺序上看，真理标准讨论发生在前，农村包产到户改革发生在后。这一前一后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有着内在的必然性。正是由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实践中发展真理和检验真理。这就为改革提供了舆论环境和理论支持。如果没有思想的解放和理论的创新，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因此，要实行改革，首先需要鼓起理论的勇气。

30年后的今天，改革要在新的起点上再次出发，仍然离不开思想的解放和理论的创新，需要无私无畏的理论勇气。当前，实践标准仍然是一个不能不提的重要话题。改革的理论依据，应当从哪里去找？是从实践中去找，还是从领导人的语录中去找，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思想路线。现在有一种提法，叫“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表面上看起来似乎面面俱到，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其实，这是语录标准抬头的一个标志。我们看到，为了证明某项改革的合理性，总是要从革命导师或领导人的语录中寻找理论根据，以此论证改革的“一脉相承”，并非离经叛道，只是在新形势下的“与时俱进”而已。有了这样一种战战兢兢的心态，就不可能有坚持实践标准的理论勇气，改革迈不开步子也就在所难免。

在国际共运史上，语录标准由来已久。列宁主张社会主义的“一国胜利论”，明明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多国胜利论”的思想，却被冠以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新发展。毛泽东坚持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明明违背了列宁主张的“城市中心论”，却被冠以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这种现象，对于政治家来说，可能是一种政治策略，用“文革”中的说法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但是，对于理论家来说，就是一种屈服于权威，缺乏彻底的理论勇气的表现。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同就是不同，只要把不同的道理说清楚，也就成为新的理论，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坚持和实行，没有必要通过与某个权威挂靠以取得合法身份。

温家宝总理在谈到深化改革问题时，曾引用了王安石的“三不足”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恤”。所谓“祖宗不足法”，也就是要破除语录标准。试想，当年农村的包产到户，如果非要强调“一脉相承”，硬要到毛泽东的语录中去寻找理论根据，岂不是劳而无功，又何谈“与时俱进”呢？又比如，我们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如果非要从权威的语录中寻找理论根据，也难免使人感到牵强附会。古人云：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历史在发展，生活在前进，实践总是向人们提出新的课题。前人的经验，在今天可能有用，也可能没有用。正确的做法，是先把前人的经验放在一边，用今天的眼光审视新出现的问题。所谓解放思想，也就是要从前人的条条框框中跳出来，以新的视角找出能够解决新问题的新办法。这些新办法，如果合乎前人的经验，当然很好，是顺理成章的“一脉相承”。如果与前人的经验不合，也没有必要前怕狼后怕虎，犹豫不决，而是要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大胆开拓创新。只要对人民有好处，就应当敢想敢干。

改革开放30年，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试敢闯。对于这一点，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作过科学的总结，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今天，我们要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最需要的还是闯的精神，冒的精神。“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封建时代的有作为的官员，尚且有见义勇为的精神境界，那么，作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共产党人和领导干部，更应具有铁肩担道义的壮志豪情。1975年，邓小平在推行全面整顿时，面对“四人帮”的重重围攻，曾经表示过“不怕第二次被打倒”的坚定决心，显示了无所畏惧的胆略和气魄。尽管遭受了一时的挫折，但是，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随着“四人帮”的被粉碎，邓小平又一次登上历史舞台，带领党和人民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长征。历史昭示我们，人民是力量之源，坚定地和人民站在一起，就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就会无往而不胜。因此，改革者没有必要悲观，而应当充满必胜的信念。

（2008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