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想说什么？
时间容易把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抽象成为某种概念，以至于当我们说到这个事件时候，只能领会到它的抽象意义，显得很干巴，没有了血肉，没有了可以用情感和心灵切实感受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非历史的历史记述就变得非常重要。譬如我们说到“反右派斗争”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常指的仅仅是历史发展链条中一个冷冰冰的环节，已经不带有人的体温了，反倒是那些亲历者的叙述，让人更直接地触摸到疯狂年代究竟怎样疯狂，触摸到人在专制主义状态下的灵魂挣扎、精神痛苦乃至于心理煎熬。或许因为我是一个作家即用文学方式表达对世界观感的人，尽管我对历史学极为敬重，但我从来不满足那些枯燥的历史记述，总想把目光投向人的精神宇宙，观察那里的运动规律和方式，感受和复制“灵魂挣扎、精神痛苦乃至于心理煎熬”，我认为这是没有间隙地进入历史的最好方式。
那么，我要说的道德指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简单说来，道德是人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如何看世界和看自己，并进而决定如何处理自己与世界关系的态度和方法。如果我们认可这种简单概括，那么，我们就可以对道德做进一步解说，这里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从外往里说，即把人置放在社会舞台上，对人的心灵和行为进行道德审视；另一种是从里往外说，即深入人的心灵，考察人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的道德态度。当然也可以认为这两种说法区别不大，但是，就做文章应当尽可能严谨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它们各自侧重的东西是很不一样的。
我准备选择后者，即“考察人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的道德态度”。
2.看似无关的往事
1966年我15岁，是一个刚刚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孩子，我看到的世界完全倾覆了：在毛泽东关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指引下，我所在的学校和全国所有学校一样突然沸腾起来，年幼无知的学生成为了造反者，把学校校长、党支部书记和教师押解到审判台上进行批斗，因为国家意识形态认为这些人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人民的敌人。有了这种解释和鼓动，剥夺这些人的人身自由、对他们施予精神虐待和肉体折磨就有了国家意志支持的合法性，因此特别残暴。
当时，“血统论”还有很大市场，“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标语飘拂在所有机关、厂矿和学校的大字报专栏上。我所在的学校用现在的话说是“贵族学校”，即以干部子弟为对象的学校（这样的学校在北京有好几所），我考初中的1965年，不知道为什么，国家突然决定也招收平民子弟入学，这样，我就十分幸运地成为了这所基础设施很好教育质量很好的学校的学生。贵族生活和平民生活即使在困难年代也有巨大差别，当小轿车每天清晨鱼贯而入，把贵族子弟（大部分是国家领导人的子女）送进校门的时候，因为穷困而买不起两块钱一张汽车月票要步行很远路程上学的平民子弟，只能胆怯地贴在墙上看着那些志得意满的家伙们蹦蹦跳跳先行进入教室。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正是这些人而不是平民子弟首先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在天安门城楼得到毛主席接见，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流人群，成为最初的造反者；而出身不好的人则先天有罪，成为了这些人以革命名义欺辱的对象；出身一般的工农子弟也没有资格加入红卫兵，只能加入所谓红卫兵的外围组织……据此我们可以推断，“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思想出自这个特殊的人群。
这是怎样一个“特殊的人群”呢？我亲眼看到他们把课桌堆放到学校操场上用火点燃，亲眼看到他们在批斗会上用桌子腿殴打老师，我还亲眼看到当时一位国家领导人的儿子把用火碱勾兑成的浆糊兜头浇在一位据说解放前是资本家的工友脑袋上，工友惨叫一声跌倒在地，脑袋瞬间就肿胀成了冬瓜，这位国家领导人的儿子又把紫药水浇在老人的头上，把老人弄成了令人恐怖的妖精；寒冬腊月，被关押的工友冷得不行，他们就用棍棒把工友杵到开水锅炉底下，捅开了水龙头，工友发出非人般的惨叫，痉挛着死去了。这件事在北京影响很大，后来还把墙壁上用红色油漆书写“红色恐怖万岁”标语的“看守所”作为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恶进行展览，但是我没有印象那位制造暴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儿子受到了追究和制裁。
前面说过，我所在的班平民子弟和干部子弟混杂，这种情况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这就是干部子弟处于绝对优势，平民子弟处于绝对劣势，总是挨欺负。我们入学的时候，从上个年级留级溜下来一个溜肩膀、下巴上有很多青春痘的家伙（下面我以张延生作为代称）。张延生的父亲是一位赫赫有名、战功卓著的将军，但是他的这个儿子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恶棍。张延生掌握用舌头弹出唾沫的绝招，自从我们见面的那一天起，他就怀着极大快感把唾沫弹在每一个人的脸上，如果你是一个有血性的人，就会招致追打，所以绝大多数人都对这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家伙敬而远之。我们班还有一个姓李的同学（下面我以李忠厚作为代称），老实得实在太过分了，很不幸地被安排坐在张延生前面，上课的时候，张延生经常把痰吐在他后背上，把鼻涕抹在他脑袋上和肩膀上，奇怪的是这位李忠厚从来不做反抗，李忠厚直板板坐着，一动不动，这愈发刺激了张延生的兽性，所以李忠厚身上总是粘粘连连很多肮脏的东西。
李忠厚身上永远穿的是只有掏大粪工人才穿的那种暗蓝色再生布工装，头发往往要长到赤发鬼刘唐那样才让妈妈用剪子修剪几下，他的发式往往要被同学们嘲笑和奚落。1967年上半年，毛主席他老人家大概认为折腾得差不多了，发出“复课闹革命”的号召，我们又坐回了教室。那时候学校还在被军管（谓之曰“军训”），管理我们的解放军战士很好，用自己的津贴给我们买了一把理发推剪，我们就都不到理发店去理发了，李忠厚更是如此。有一次，张延生突然来了兴致，要在李忠厚身上寻开心，给他理发。李忠厚信以为真，很高兴，乖乖坐在了凳子上。张延生像给走资派剃阴阳头那样把李忠厚脑袋左半边的头发全部剃光，然后说推剪坏了，无论如何不再给理另一边了，李忠厚苦苦哀求都没用，最后只得顶着阴阳头坐公共汽车回家。他家在鼓楼附近，距离我们学校有很远的路程，在那个剃阴阳头就意味着是“阶级敌人”的年代，我不知道李忠厚在公共汽车上遭受到了多大屈辱。
这位欺负人的张延生大概是我有记忆以来看到的最缺德的人了。“缺德”是一种道德状态，而一个人的道德状态又直接起因于社会文化的浸淫，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学意义，但是，我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是看不到这种意义的，所以，张延生就作为一个单纯的有性格缺陷的顽劣孩童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没有成为我对社会形成见解的条件。这种条件是我到陕北插队经历过一系列个人或者说社会事件以后才进一步获得的，我已经在一些文章中述及，此不赘言。
1968年年底，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于是全国数千万中学毕业生就像没有思想没有感情的生物那样毫无选择地被驱赶到了农村，李忠厚的落脚地和我一样也是陕北，不过不在一个村子，距离大概有十几公里，我在公社机关所在地，而他则在一个偏远的山沟沟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将军的儿子张延生也到陕北插队来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位将军受到了冲击，暂时无力为儿子安排比插队更好的前程。
张延生插队期间整日游手好闲，偷鸡摸狗（据说吃光了村子里所有的鸡），无恶不作（我听到最缺德的一件事是把大便拉在老百姓的碾盘上，并且用碾轱辘碾压过去），成了远近驰名的人物，公社拿他也莫可奈何。
张延生插队的地方距离我所在的村子四五里地，所以每逢遇集总是能够看到他。这个人出现在集市上，就像《水浒》里的“大虫”牛二来了一样，卖萝卜、土豆、白菜和水果的老乡都落荒而逃，简直是鸡飞狗跳，张延生和尾随着他的几个更为缺德的知青如入无人之境，随便吃随便拿随便骂人随便打人，俨然这块皇天后土的主人，在这里繁衍了几代几十代几百代的人不过是一些供他们戏耍的动物。
半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张延生的父亲被平反昭雪，官复原职，公社突然接待了两个据说是“中央军委”派来的人，要把张延生调回北京。权力对于更大的权力总是充满了畏惧，想方设法逢迎，陪同“中央军委的人”来到公社的县革委会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县委书记或者县长）唯唯诺诺，平时威风八面的公社革委会主任在张延生面前竟然就像是一个孙子。
当我们眼巴巴看着军用吉普车载着张延生绝尘而去的时候，我们这些不断被教导说“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扎根农村一辈子”的人才突然醒悟到，这个世界并不是按照我们所认同的那种常理在运转，它有不同的机理，不同的动力，不同的形态……留在我记忆中的孩童事件开始被充塞进社会学内容，作为一种反作用力，我的“我”作为主体意识在这个过程中逐步从无形走向有形，再加之个人遇到的事件，我才下决心当一个作家……在一定意义上，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都是在类似情况下形成的。
社会现实像严厉的教师那样继续教育懵懂无知的我们：张延生回北京以后马上参军，很快就被提干了，据说后来升至团长。恰巧这个时候中国社会开始改革开放，不知道必然还是偶然，张延生适时转业，到一家中型国有企业当了党委副书记。改革开放意味着社会体制剧烈变动，意味着利益群体的大规模调整，这样，张延生当领导的那家工厂就改制了，改制的结果是，张延生成了这家企业的法人。尝到甜头的人认为改制很好，于是再次改制，这次，这家国有企业由国家所有变为了张延生私人所有，张延生名正言顺地成了老板。成为老板的张延生自有老板的气度和眼光，他适时决定在电信和房地产业扩张，据说目前在海内外已经拥有数百亿资产……一句话，这个曾经很“缺德”的人在“改革”的过程中凭借着父亲的政治遗产获得了资本，资本又使他进一步获得操纵地方政府乃至于国家权力的力量，赢者通吃，无所不能，最终成为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精英，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就像所有伟大人物那样，我们前面从张延生身上感受到的那种道德状态被刺目的光芒完全遮掩了。
当那位给儿子带来巨大政治遗产的将军逝世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哀乐低回，播音员语音沉痛，试图让全国人民一起悲痛起来，我作为人民中的一员也很想让自己悲痛，最好眼睛里再浸润出一些泪水，以显示忠诚，但是无用——人的感情是这样一种东西：它直接听命于我们的心灵，其他任何东西都没有意义——我的眼睛干涩着，心里想的事情也和电视画面没有任何关系：此时此刻，我的那些作为普通民众的同学活得怎样呢？结果我看到，他们像大多数“享受改革成果”的人那样挣扎在生活的煎熬之中：为了从陕北调回北京，举全家之力（这里指的是知青在北京的家，即他的父母亲和兄弟姐妹）凑钱给大大小小权力者行贿，有的女孩子为此失去了贞操；回北京以后没有住房，就在父母亲房屋前的“地震棚”里栖身；他们有的在街道工厂工作，收入微薄，仅能糊口，工厂解散，这些人就成为了没有职业没有收入的人，靠趸卖针头线脑维持生计；在国有企业工作的人突然由于改制而下岗，也落到相同境地……我想他们面对将军逝世也不会有什么心思落泪，因为将军是死是活对于他们不是什么很要紧的事情，或者换一句话从反面说：如果把将军的儿子拉到事情中来，他们就更没有理由落泪了。人民不傻，他们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深刻作用了他们的生活，他们全都知道，他们只是不说罢了。
前几天我还曾经遇到退休了仍旧和老父亲住在一间潮湿低矮住房里的一位同学，一个月拿几百块所谓的“退休金”，不懂事的儿子愤怒于父亲没本事，中学没毕业就离家出走，到广西南宁自己谋生去了，据说已经结了婚，但是他就是不肯跟没本事的父亲联系，“我知道这孩子，他恨我哩！家里穷，他从小就挨人欺负，他恨我……”父亲流泪了。
听了同学的倾诉，我很难过，不是难过同学的处境，而是难过同学的孩子完全错怪了他那个伟大的父亲。试问，有哪一代人像他父亲那样为这个国家做出过如此巨大的牺牲？他们在自己行将结束的一生中，用枯瘦的肩膀几乎承担了国家错误和权力罪恶酿成的一切社会后果，他们比所有人都努力奋斗过，却最终没有挣脱命运的安排——具体说来是张延生这样的人对于他们人生命运的安排——你能责怪他们无能吗？你能责怪他们没有驾驭时代、活得太窝囊太老实吗？如果我能够见到这个孩子，我一定看着他的眼睛对他说：“别怪你父亲，孩子，无论你遭遇过什么，你都别怪他。”我不知道孩子能否听懂我的话？
我前面说到的那个总是被张延生欺负的李忠厚现在怎样了呢？没有人知道，我听到很多零星的传言，拼凑在一起大概是这个样子的：他跟一个陕北女子结了婚，生了一儿一女，插队七八年才在县城找到一份工作；后来李忠厚得了严重的糖尿病，眼睛近乎于失明，提前退休了，在县城附近的一个镇子靠儿子卖烧饼和羊肉粉汤过活。我不知道李忠厚在黑暗中独坐的时候会不会想起小时候遭遇到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他现在怎样看待那些事情？他感到怅惘迷茫还是温润甜蜜呢？我希望他感到温润甜蜜，毕竟，那是他在生命刚刚展开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青春能够把苦难诗化，我们得充分利用任何能够支撑我们的东西，否则我们将很难坚持。
但是话还得说回来：他毕竟还没有死去，他生活在由每一天组成的现实生活当中，即使他得了严重的糖尿病近乎于失明，我想，通过心灵他也一定能够看到我们看到的一切，感受到我们感受到的现实。他又是怎样看这一切呢？现实能够支撑他坚守一辈子的做人品德吗？如果我们把人看成社会动物，这个忠厚老实的人会不会矫正自己的道德状态？他将怎样矫正道德状态，从而获得活下去的基本条件？我们往下看。
3.权力道德畸变
我们当然可以从社会公义角度评价张延生和李忠厚的事情，但是在这里我更愿意把它们放到道德范畴来考察，这是因为生活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严酷的真理：社会的道德状态取决于统治阶层的道德状态，其他人只是那种道德的对象或者说结果。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结论延伸到对现实状况的观察上来：人们目前总是感叹社会道德滑落，甚至有一种说法，认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改变了人的道德基础，把人变得物质至上，金钱至上，所以我们眼前这个世界道德迷失成为了目前这种让人痛苦又让人担忧的样子。我不赞同这种见解。
我的见解一如前面所言，是权力系统或者说大大小小的权力者的道德状态决定了民众的道德状态，社会道德滑落的最根本起因在于权力者获得一定社会条件以后发生了严重的道德畸变。
为了说明这一点，尽管很不愿意，我仍然还是得说到腐败，这样，我就得把张延生和李忠厚的话题暂时放下。其实腐败没有什么说头，你只要打开《人民日报》、《求是》杂志等党报、党刊之外的任何报纸杂志或者进入网络，都会看到琳琅满目、五彩缤纷的腐败案件，人们早已见怪不怪。之所以见怪不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党报、党刊似乎并不把那些案件看作可以导致亡党亡国的严重事件——你什么时候见过《人民日报》或新华社为了警醒民众搞“××年度腐败大案排行榜”？什么时候看到过把腐败大案作为重要社会新闻放到报纸头条报道？你什么时候从中央电视台“中国标准声音”中作为头条听到过关于由于官员渎职造成巨大灾难的宣示？你既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过。你不但没见过没听过，在渗透我们每一天日常生活的宣传中，腐败分子似乎永远是“极少数”，用不着你杞人忧天，这些人对中华民族的物质侵害和精神侵害似乎也可以忽略不计，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正在昂首前进在让西方社会哀叹的伟大道路上……作为老百姓，此时此刻你将做何感想？你当然也就不想再“咸吃萝卜淡操心”，大惊小怪了。
但是，良知总是驱使一些人去做“咸吃萝卜淡操心”的事情，否则我们就真的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了。最近又有好事者做了一件让政府很不高兴的事情，搞了一个《2007年十大腐败案件》，尽管要把本文拉长，我仍然不得不在这里做简要提示：
1.郑筱萸案：1997年6月至2006年12月，郑筱萸利用担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的职务便利，接受请托，为8家制药企业在药品、医疗器械的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多次直接或通过其妻其子非法收受上述单位负责人给予的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49万余元。在2001年至2003年全国范围统一换发药品生产文号专项工作中，郑筱萸擅自批准降低换发文号的审批标准，导致部分药品生产企业使用虚假申报资料获得了药品生产文号的换发，其中6种药品竟然是假药。2007年6月22日，北京市高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以受贿罪、玩忽职守罪，判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郑筱萸7月10日被执行死刑。
2.何闽旭案：1991年至2006年5月期间，何闽旭利用担任浙江省劳动厅副厅长，浙江省丽水地委副书记、书记，安徽省池州地(市)委书记，安徽省副省长等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841万余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何闽旭早在8年前就走到了仕途的悬崖边。那时，丽水地区发生了一起“贪官整清官”案件，“贪官”的后台正是时任丽水地委书记的何闽旭。“贪官”受到了惩处，何闽旭却“侥幸”漏网，被交流到池州任地(市)委书记。2005年6月，何闽旭因“招商引资成绩显著”升任安徽省副省长。2007年12月27日，山东省临沂市中级法院依法对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受贿案作出一审宣判，以受贿罪判处何闽旭死刑，缓期2年执行，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3.段义和案：段义和自2000年以来与柳海平长期保持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后来为摆脱柳海平的纠缠，在段义和的授意下，其侄女婿陈志(济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第三大队原副大队长)找到济南“利达”汽修厂业主陈常兵(因犯爆炸罪已被判处无期徒刑)帮忙，于2007年7月9日在济南闹市区引爆柳海平驾驶的汽车，将其当场炸死，并致伤2名行人。此外，段义和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先后收受或索取财物共计人民币169万余元；对110余万元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2007年8月23日，山东省高级法院以爆炸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终审判处段义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爆炸罪判处陈志死刑。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段义和、陈志被执行死刑。
4.赵詹奇案：赵詹奇贪财之道和一般的受贿形式不同，他不直接收取贿赂款，而是让情妇拿业务提成，让儿子以咨询费、年薪、借款的名义捞钱。用这种手法，在他任职的12年间捞取不义之财600多万元。1998年初，杭州萧山机场候机楼 航站楼工程开始招标。为了能承揽到这项工程，某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徐某找到赵詹奇的情妇汪某，请汪某找赵詹奇帮忙，并承诺支付合同总金额1%的提成。后来在赵詹奇的帮助与“推荐”下，徐某所在的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标。随后，徐某分两次共送给汪某55万元。2007年7月10日，浙江省湖州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浙江省交通厅原厅长赵詹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情妇汪某收受的55万元业务提成被计入赵詹奇的受贿额。2007年10月22日，汪某以特定关系人的身份被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
5.秦裕案：1995年1月起，秦裕以副处级干部身份进入上海市委办公厅，担任时任上海市副市长陈良宇的秘书。2002年11月，秦裕升任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在陈良宇秘书这个位置上，秦裕一干就是12年。此后，他“空降”到宝山区，旋即“仕途”戛然而止。从2006年7月25日当选宝山区区长，到8月24日“落马”，秦裕在宝山区区长的位置上只呆了一个月。秦裕的升迁和腐败历程，折射了这位曾经的“上海第一秘”荒诞的带“病”提拔之路。法院认定：1998年4月至2006年6月，秦裕在担任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上海市政府办公厅、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从中索取、收受贿赂款物折合人民币682万余元。2007年9月25日，长春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秦裕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12月20日，吉林省高级法院对上海市宝山区原区长秦裕受贿案作出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原判，判处秦裕无期徒刑。
6.邯郸农行金库案：任晓峰为实现一夜暴富的梦想，从2006年10月开始勾结管库员赵学楠盗用金库款购买彩票，特别是在自己与马向景接任管库员后作案日益猖獗。到2007年4月，他们共累计从金库盗取了5100万余元的巨款，成为建国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银行金库监守自盗案。4月14日，任晓峰、马向景分头潜逃，在一周内即先后归案。2007年9月19日，河北省高级法院对中国农业银行河北省邯郸分行金库管库员盗取金库巨款案作出终审判决：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判处任晓峰死刑，以贪污罪判处马向景死刑，以挪用公款罪判处赵学楠有期徒刑5年。
7. 雷金富干股受贿案：浙江省龙游县灵山江堤防外的后田铺村有一片荒芜的高河滩鱼塘，承包人胡海松、蒋月新准备以鱼塘改造之名开采鱼塘范围内滩地的砂石料，并邀请主管河道采砂的龙游县河道管理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雷金富入伙，提出不需要雷金富出资，只要他在该鱼塘砂石料的开采或转让上提供帮助，就可以获得三分之一红利。雷金富表示同意。然后，雷金富与采砂商人吴以诺协商后，把高河滩鱼塘的砂石料以38万元转包给了吴以诺，雷金富从中分得8万元。这样，雷金富没出一分钱，而是以自己的权力“入股”，就得到了8万元“红利”。2007年6月8日，龙游县法院以受贿罪依法判处雷金富有期徒刑6年零6个月。
8.马平案：重庆市铜梁县委书记马平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收受熊泽亮(铜梁县财政局原局长，另案处理)现金共计12.36万元，收受刘某现金共计5.7万元，并在人事调整中为二人谋取利益。同时，马平利用职务便利，为某公司在铜梁县投资的项目谋取利益，并伙同妻子沈建萍，接受该公司以免除部分房款、低价购买门面房等形式送上的贿赂折合共计205.57万余元。2007年7月10日，重庆市高级法院对铜梁县委原书记马平及其妻沈建萍案作出终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马平有期徒刑13年，以受贿罪判处沈建萍有期徒刑3年。
9. 胡星案：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于1995年至2004年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一些公司谋取利益，先后收受贿赂10笔，共计人民币2905万元、港币1100万元及价值人民币24.7万余元的住房一套。与胡星有利益纠葛的多为房地产开发公司。胡星曾一次受贿港币1000万元、人民币500万元。胡星还利用职务便利为亲属经营活动牟利。为了让其弟胡彬能够得到某开发项目，胡星指使昆明市土地储备委员会原办公室副主任汤汉莹修改电脑程序，最终让其弟的公司在电脑随机抽标时中标。2007年1月，胡星在案发后持假护照潜逃国外。后慑于党和政府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2月18日在新加坡走投无路的他决定自愿回国接受司法机关的调查。2007年8月8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胡星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10.山西黑砖窑案之渎职案：2007年5月，山西省洪洞县警方破获一起真经世界的“黑砖窑虐工案”，解救出31名外来务工人员。案件发生后，洪洞县检察院查处了黑砖窑事件背后的渎职犯罪案件：洪洞县工商局广胜寺工商所原副所长魏世红、郭伟民，不认真履行对本辖区内经营主体有无营业执照和取缔无证照经营的监督管理职责，致使本辖区内曹生村王兵兵的无证砖窑经营长达1年零3个月之久，并在衡庭汉承包经营期间发生严重的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致死外来务工人员的刑事犯罪，造成1人死亡、1人重伤、5人轻伤的严重后果。洪洞县公安局广胜寺派出所原民警席志强，在负责包括曹生村在内的包片警务工作期间，不去了解掌握辖区内流动人口、暂住人口、重点人口的基本情况和治安状况，没有发现和阻止该辖区内衡庭汉承包经营的“黑砖窑”内发生的刑事犯罪，造成严重后果，法院遂以玩忽职守罪依法判处魏世红有期徒刑3年，判处郭伟民和席志强有期徒刑2年零6个月。
实际上，2007年的腐败案件远非上面列举的这“十大腐败案件”所能概括，据我所知，还有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严重违纪案，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原司长曹文庄受贿和玩忽职守案，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和市长杜世成伙同情妇受贿案，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严重腐败案，自杀身亡的天津市政协原主席宋平顺严重违纪案，电信设备巨头阿尔卡特朗讯公司在华向中国官员行贿案，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塌桥事故案，浙江省丽水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温某嫖娼受贿案……等等，更能够增添腐败图景的辉煌色彩，有的案件甚至比“十大腐败案件”案情还要重大，不管宏观意义上还是微观意义上，读者的听闻一定比我更广博丰富，所以没有必要再列举下去。
我只提请读者注意一点，所有这些腐败案件几乎全部是权力者道德低下或者说道德畸变造成的结果，我们的社会正在被权力者的恶劣品性绑架到无所谓善恶真假的令人心灵灼痛的境地。
蠢笨人有蠢笨人的思维方式，比如我就常常想：这些掌管国家权力的腐败官员把数以千计、数以万计、数以亿计完全不属于个人的资财揣到个人腰包的时候，难道就丝毫没有道德上的沉重感？这些官员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他们应当能够看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应当看到或听到过一个农户所有家当值不到10块钱，男人带着5块钱把老婆用架子车拉到县医院要求治疗白血病，每天12小时高强度劳动的农民工吃的只是清水煮洋白菜……就连国家总理面对老百姓的苦难还经常老泪纵横，这些官员莫非一个个铁石心肠，好意思把民脂民膏吸食到自己已经肥囊囊的肚子里？如果说道德状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重要标志，那么，这些官员作为人的标志到哪里去了？难道连一点儿残留也没有了吗？
后来我才觉悟到，提出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是可笑的。权力的本质是凶残而野蛮的，在没有被制约的权力横行的时候，权力者的道德必将发生畸变，变得让人瞠目结舌，它决定了民众不可能从权力那里获得正义，不可能从权力那里获得善，不可能从权力那里获得对弱者的同情，不可能从权力那里获得人的意义上的操守，不可能从权力那里获得道德范畴以内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不管权力者如何进行道德宣传，民众最终仍旧什么也得不到，相反，权力者在无休无止的道德喧嚷和宣传鼓噪中，却攫取到了想得到的一切。
读者只要稍微留心一下上面列举的案件，就会同意我的这种说法。
4.权力道德畸变之畸变
如果我们把道德畸变仅仅放在权力者身上进行考察，显然是小觑了这个话题丰富的哲学、社会学涵义。是的，腐败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毒瘤，社会肌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感觉到它所造成的疼痛，但是，权力者的道德畸变仅仅是一种较轻的社会精神痛苦，更大的痛苦体现在整个社会大规模的道德滑落上，这种滑落已经充塞了我们的全部生活，感染了社会的所有神经末梢。
我想引述本人2006年5月22日在随笔《3·15问谁？》中写下的一段文字。之所以把它不加改动地引述到这里，完全不是想证明我比别人聪明，更不是想说我有什么先见之明，只是想表明两年半以后当时列举的情况直到今天没有任何改变，相反，由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三鹿毒奶粉事件”的爆发，愈加证明我们的生存环境不是变得更好，在某些部位而是变得更坏了。下面是这段文字——
“现在当一个老百姓实在是太难太难太难了——你不但要懂得识别食品添加剂超标还是不超标，还要知道哪一种食品添加了什么足以致人于死命的毒药；你不但要懂得所有电器的原理，你还要知道哪种组件是真的假的伪的劣的，知道电磁辐射在多大范围内会对人的身体安全构成威胁；你不但要懂得哪一种水果蔬菜不是自然成熟的，懂得添加了哪一种化学物质，你还得知道哪种肉类被注水，什么样的猪蹄被沥青浸泡过，哪一种烧鸡是病死鸡烧制，哪一种火腿被泼洒了敌敌畏，哪一种腌菜或者果脯亚硝酸盐超标，哪一种所谓新鲜稻米是陈粮抛光制成，哪一家餐馆的炒菜、火锅用的是‘地沟油’；你不但要懂得识别衣物的棉织纤维的含量，懂得鉴别儿童玩具填塞物是否对儿童的健康造成损害，还要知道医院究竟在哪一个环节最容易找到宰你一刀的机会，知道自己的骨髓是不是被医生用针管吸走了；你不但应当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并且应当大体上盘算出花多少钱能够治好这个病，否则就有可能被医院乱收费弄得倾家荡产；你必须确切地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能够生育的人，否则黑医生就会把你诊断为患不孕症，动用所有智慧吸食你的钱财；你不但应当知晓国家关于禁止教育乱收费得所有法律法规，你还得具备反抗乱收费的能力，否则你就只有任人宰割，交了钱还要签署一个‘自愿捐助祖国的教育事业×万元’的协议；你不但要知道一种药品有可能多达几十个不同的名称，还要懂得比较相差几倍、几十倍的价格究竟哪一种才合乎这种药品的实际价值；你不但要知道哪种粮食种子是假的，更要具备辨别假化肥假农药的知识，否则，你就很有可能颗粒无收；你要能够识别奶制品中牛奶的确切含量，否则，你饮用的牛奶就有可能是一种用不知道什么化学药品冲兑出来的假奶；你必须具有火眼真睛的本领，能够识别黑中介的欺骗，否则，你从家乡带来的几百元前就有可能在你刚刚到达一个城市边缘的时候就被人骗走……具有如此神奇本领的老百姓还是老百姓吗？这是比爱因斯坦还伟大的科学家，这是超人。”
我们毕竟不是科学家，毕竟不是超人，我们只是一些需要简单吃喝维持生命活下去的人，所以，我们只能不断被坑蒙拐骗偷，你无处诉说，也没有人能够帮助你……常此以往，我们身上的人性还能够坚持多久？像动物一样讨生活的民众有什么理由恪守那种忠厚老实到等于无用的道德呢？在更严重的道德畸变面前，老百姓为了活得尊严一些，用小小的道德滑落维护自己的尊严，尽可能多地赚取一些钱财，几乎成为无法避免的事情。
这就是说，权力道德畸变的巨大社会危害不在权力道德畸变本身，而在于整个社会所发生的大面积道德畸变。我认为这个结论很重要。
当著名作家剽窃他人作品的时候，当著名科学家抄袭他人论文的时候，当地震来袭老师弃学生不顾而先行跳出教室的时候，当名校校长面不改色收取学生家长血汗钱的时候，当医生用天使一样的嗓音暗示红包的时候……你必须注意到权力者广泛的道德畸变对于普通民众的浸染，这样，你在看到小商贩短斤少两、掺杂使假的“罪恶”之时就会从另一个层面看到更大的罪恶，这时候，你差不多就有资格给这个世界下一个结论了——人性动摇，兽性必将乘隙而入，主宰人们的精神，瓦解人们的道德，人不得不成为非我，成为自己诅咒的事物的一部分。千万不要说我们自身有多么高洁，浸淫在泥淖中的人身上不可能干净，你控诉社会的时候也应当对自己的道德良心进行审问，没有任何人问心无愧。
大约5年前，为了充实文学素材，我到一个地级市了解那里发生的一桩社会事件。当天傍晚，一位很有思想却得不到文学界承认的本地作家陪同我逛街。街道尽管狭窄，也说不上干净整洁，却热闹非凡，行人摩肩接踵，店铺一个挨着一个，电器服装，食品玩具，乃至于所谓“成人用品”，都明晃晃摆在橱窗里展卖。按照一般标准，我认为这些货物中至少百分之八十是假冒伪劣制品，所以什么都没有买，找一个洁净一些的饭馆吃饭。
我们说到了社会道德滑落的问题，作家朋友善于讲故事，我记忆犹新他讲述了两件事：一是前些日子这座城市郊区一户人家盖房子，一顿饭竟然吃死了7个来帮工的人，经过调查化验才发现问题出在莲花白（圆白菜）上，原来菜农喷洒了过多严禁使用的剧毒农药，农药被包裹到了菜心里，造成了如此恶果；另一件事是作家朋友给妻子过生日，下班以后，匆忙之中花一百多元从本市一家糕点店买了一个包装豪华的大蛋糕回家，妻子兴致勃勃在烛光下把蛋糕切开，才发现奶油装饰下面居然是由锯末和玉米面聚合成的一个圆坨，散发出强烈的腐臭味道。第二天拿到糕点店讲理，作家朋友虽然口舌如簧，却讲不出理来，原因是他买的时候没有要求糕点店开发票，糕点店坚持说蛋糕不是他们卖出去的，反而斥责作家朋友讹诈，聚拢起很多员工要殴打他。
“你知道我当时想什么吗？”他并不想听到我的回答，“我当时最强烈的想法是从哪儿弄上一吨炸药，把这个鸡巴糕点店炸它个稀巴烂。”
我沉缓地点点头，沉缓地说：“我知道你那种心情。”我说的是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经历过那样虚弱而绝望的时刻，仅仅是场合不同、时间不同、对象不同而已。
从狭窄纷乱的街巷出来，我感觉眼前灯光璀璨，豁然一亮，原来前面是市委和市政府办公建筑群，依山而上，一律大理石建造，看上去简直犹如希腊神殿，而这个地级市地处偏远，一半以上县份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国家每年都要投入巨额资金支援当地经济发展。由于对政府豪华办公大楼之类的事情已经有了一定耐受力，所以我没有在这片宏大建筑面前像没见过世面的人那样大惊小怪，什么都没说。作家朋友也没说，但是，在经过有武警站立的大门前的时候，作家朋友却用手画了一个弧线，把大理石建筑全部囊括在弧线里，然后轻声对我说：“这个城市最坏的人全部在这里。”我怔住了，蓦然停下脚步，看那位朋友，试图判断他是在调侃还是在述说事实，朋友很严肃，目光坚定而沉着，并且进一步肯定道：“全部在这里。”
随后他从我这次调查的社会事件谈到更大面积的政治腐败和权力者对社会资源和老百姓资财的肆无忌惮的掠夺，谈到在这个地方由权力造就的暴富人群，谈到这个暴富人群中种种令人发指却无人干预、无人过问的违法劣迹（就连法律也像娼妓一样向权力者出卖了肉体和灵魂）。原来，这里虽然并非山西，煤炭资源却异常丰富，当地官员就利用手里的权力想方设法掠夺这部分资源。据作家朋友介绍，所有小煤窑都有官员背景，发生过无数矿难，死伤过无数人，所有被报道“死伤两人”之类的微不足道的“矿难”背后都有被悄悄掩埋掉的几十条生命，“你们北京不知道，就连我们这些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也不知道，这里表面上十分和谐幸福。”原因很简单：权力者控制了所有媒体，所有向外传递信息的通道都被当地政府（即作家朋友概括出的“这个城市最坏的人”）控制了，堵塞了。我嘴上什么都没说，心里却在感叹：在这样一个权力野蛮横行不间断制造罪恶的地方，糕点店的黑心老板的黑心行为完全不出预料——这或许就是我得出“权力道德畸变必然导致社会道德畸变”结论的最初起因。后来我向作家朋友说出了这个见解，他语调凝重地说：“这个见解很重要。”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见解，我们重新回到张延生和李忠厚的故事之中，用逻辑来延展我们不曾知道的部分——我们假设张延生是这个市的市委书记，李忠厚是这个城市狭窄街巷里一个小饭店老板，那么，我们就来考察一下他们各自的道德状态究竟是什么样子？它们之间有没有一种相辅相成的辨证关系？
别以为老百姓什么都不知道，即使是得了糖尿病两眼几近于失明的李忠厚也知道张延生是怎样当上市委书记的，他更知道张延生为了掩盖矿难让人私下掩埋了多少具尸体，知道本市著名的住宅小区是张延生的哥哥的妻弟的二姨夫开发的，知道政府投入七千万元的城南大桥是张延生的哥哥的妻弟的二姨夫的三姐夫修造的，知道本市有线电视网络是张延生的哥哥的妻弟的二姨夫的三姐夫的大舅垄断经营的，知道政府投入一亿三千万元扩建机场是张延生的哥哥的妻弟的二姨夫的三姐夫的大舅的妹夫承建的……李忠厚坐在小饭店后面狭小院落晒太阳想着这些事情的时候，儿子李向发走进来，趴在耳朵边上问：“爸，卖白油（地沟油）的又来了，一桶便宜20块钱，要不要？”
在此之前李忠厚曾经严厉教训儿子不得缺斤少两，不得用有毛病的粮油。缺斤少两的问题一年前已经解决了：他不再阻挠了；地沟油的事情他始终不答应，原因很简单：“太缺德。”问题是所有人都在缺德，市委书记张延生更缺德，你不缺德行吗？所以这次李忠厚就把脸别过去，烦躁地说：“事情该咋办咋办，老问我咋的？怕我不早死么？”李向发稍稍怔了一下，明白了，转身离去，没有看到父亲满是皱褶的脸上流下两行浑浊的泪水。
这座原本民风淳朴的城市，又增添了一个缺德的饭铺，多了两个缺德的人。
我们结束假设，回到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当中——当张延生坐在中央电视台以财富嘉宾的身份侃侃而谈的时候，我脑子里总是出现他把痰和鼻涕涂抹在李忠厚身上的情形，不同的是那时候他身上还有某种程度的稚气，现在的他则满腹经纶，开口闭口“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他对中国社会早已经驾轻就熟。他现在做的也不仅仅是欺辱一个忠厚老实的同学，他是在借助国家讲坛向所有被剥夺的公民涂抹一种畸变了的道德丑陋和人性肮脏。
谁也不会认为社会道德的整体滑落是好事，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本质原因，就像我们考察一条河流必须弄清它的源头在哪里一样。当你发现造成浑浊恶臭的原因的时候，你会怎样看待由于权力资本以极低价格收购牛奶、导致奶农不得不向奶里兑水并添加三聚氰胺过关呢？你能一味谴责他们无良吗？面对那些因为权力资本对长途货运司机残酷压榨、货运司机只得以严重超载和体力透支来赚取剩余价值的行为，你还能轻飘飘认为这些人“视国家法规和自身生命为儿戏”吗？对那些不具备基本安全生产条件、工资低到几乎等于白干的死伤工人，你还能参与讨论什么“加强对于工人的安全生产意识教育”吗？当你看到公安、工商、税务、卫生防疫……等数不清的管理部门对小商小贩无穷尽的催逼压榨，你还会对他们掺杂使假、短斤少两的缺德行为恨得牙根痒痒，恨不得把他们吃掉吗？假如你也从糕点店买了一个锯末蛋糕，你还会像作家朋友那样想从哪儿弄上一吨炸药，“把这个鸡巴糕点店炸它个稀巴烂”吗？
恶仿佛一条翻滚恶臭巨浪的江河，在更大的恶像倾泻而下的时候，如果一味谴责处于末端的恶的浪花，事实上是对大恶的纵容，因为板子打错了地方。
问题是，权力者常常把板子打错地方，我甚至觉得他们总是故意把板子打错地方。
5.道德说教能否矫正道德？
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说教历来极为厌恶，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看到了太多的反差，看到了太多的残酷，太多的虚假，太多的不义。不要说更为严重的社会事件，我们只以上面说到的事情作为参照，你再听一听古人的说辞，会做何感想？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朱熹：《四书集注•大学章句》意思是：古代那些要使美德彰明于天下的人，要先治理好他的国家；要治理好国家的人，要先整顿好自己的家；要整顿好家的人，要先进行自我修养；要进行自我修养的人，要先端正他的思想……思想端正了，自我修养就完善；自我修养完善了，家庭整顿就有序了；家庭整顿好了，国家安定繁荣；国家安定繁荣了，也就天下平定了。
听起来很好，真的很好，但是听起来很好的东西放到严酷的现实生活当中是不是仍旧很好，却完全是两码事，比如，就像早晨做早操一样大家都从床上爬起来“修身”，是不是每一个人的“身”都能够被“修”的很好呢？我很怀疑。
永远逆来顺受的我的同学李忠厚应当是很“修身”的了吧？然而他遭到了怎样的对待呢？那些本本分分在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应当是很“修身”的了吧？有谁知道他们为了活下去、为了子女的境遇比他们好一些而遭受的无休止艰辛呢？他们“修身”接受任何命运安排的时候——譬如被无端剥夺工作权利而下岗，譬如房子被与政府勾结的开发商用推土机推平，譬如因为贩卖小商品被城管人员追打——权力以及权力的拥有者在做什么？他们“修身”了吗？他们在裁减工人的时候手软了吗？他们在向社会巧取豪夺、动辄贪污受贿成百上千万的时候犹豫了吗？当他们开着宝马车远远地看着站在30米高塔架上讨薪民工的时候，不是还制造出了“恶意讨薪”这个违背逻辑、违背常理、违背公德的说法，而国家法律不是竟然就真的紧跟上来，出台严厉的惩治条例了吗？
可见，凡是进行道德说教的人，古人不足信，今人亦不足信。举一个并不遥远的例子：1999年8月6日，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主持了昆明“世博会”江西馆日的开馆仪式，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当天晚上，在《新闻联播》的世博会专题里，胡长清气定神闲，在镜头面前侃侃而谈学习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会，“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然而翌日上午这位令人尊敬的胡副省长却突然不见了。1999年8月8日凌晨4点钟，有关部门从广州中国大酒店把换了名字的胡长清找出来带到北京，一桩大案开始露出端倪。经查，风光无限的胡长清副省长从1995年5月至1999年8月间先后收受、索取他人钱物折合人民币544万元，多次为行贿人谋取利益，还对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的价值人民币161万元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2000年2月15日，胡长清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0年3月8日上午8点46分，随着一声枪响，胡长清扑倒在了枯草地上。
这事值得说吗？我认为值得说，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这样一个腐败分子竟然是能够占据国家电视台讲坛向人民夸夸其谈的人，是曾经编辑出版《胡长清文选》，是政府动员所有宣传机器号召全省干部群众进行学习的人……假设你是胡长清治下的一个小民，你响应政府的号召认真学习过胡长清的思想，而最后这个人却被枪毙了，你的品性能不受到冲击，灵魂能不被震撼吗？或者我们把话反过来说：胡长清之流的道德畸变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对于善良民众的欺骗和侮辱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党和政府如何让民众保持道德的高洁？这种保持高洁的道德要求是不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虚伪和对公众智力的辱弄？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管愿意不愿意，你都曾经学习讨论过你的上司的讲话，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留在体制之内得一碗饭吃，然而事情常常让人瞠目结舌：不久前还被你无限尊重的人其实愚蠢之极，既没有深刻的思想，亦没有高尚的道德，他站立在这个世界的全部支撑就是权力，别的什么都没有；当然，那个被你敬重的人更有可能像胡长清那样是一个灵魂深处肮脏腐臭、道德畸变的人，被你学习和领会其思想之时已经贪污了上千万元、甚至已经把几亿、十几亿资财转移到了国外，而这个人却还作为道德楷模被权力覆盖下的所有人顶礼膜拜，因为他是所有这些可怜人唯一的权力和利益来源……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读者只要想象一下自己的经历就能够找到证据，我这里不再赘言。
道德本身并不虚伪，虚伪的是道德说教。让人迷惑不解的是，越是虚伪的人越是热衷于道德说教，这样的人随着政府人数的膨胀在无限制膨胀，他们已经漫延在社会各个角落，目前，你从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听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和“科学发展观”的喧嚷，与此相伴生的是，你从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看到和感受到腐败。这就是说，道德喧嚷已经成为不道德人群得心应手的武器，他们维护的是贪腐的特权，打击的是坚守道德良知的人的信心，摧毁的是试图保持人的本性不被兽性侵袭的人的耐力，他们无往而不胜，于是，社会终于成为了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
政治哲学的一般常识告诉我们，人类群体总是充满了冲突，引起冲突的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就是利益，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所以政治哲学总是把社会冲突表述为利益冲突。利益冲突的最简单说法是：你从社会多拿一分就意味我少拿一分，反之亦然。所谓自由和民主，与主义不主义的其实没有多大关系，它的意义在于它正视了人类社会这样一种难以避免的状况，为之做了相对来说最好的制度设计和选择，给权力套上了缰绳。在没有这种制度的地方，也就成了霍布斯描述的“人类丛林”，在这个丛林中游荡的最残忍的力量就是权力，大大小小的权力——当权力处心积虑以非道德手段向社会攫取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时候，你难道还认为他们有什么道德可言吗？当官场堕落到明码标价、“人民公仆”奋勇向前“前腐后继”的时候，那些不择手段谋求职位的人的道德能不发生畸变吗？你能指望这些道德畸变的人以德治国、以德治省、以德治市、以德治县、以德治乡、以德治村吗？你不能指望，你没有办法指望。
应当结束本文了。
我们重新回到前面讲述的故事——我很不佩服我的同学李忠厚容许儿子用“地沟油”给顾客做饭的行为，我印象里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一个那么忠厚老实的人怎么也加入到堕落群体中去了呢？怎么也发生了令人切齿的道德畸变呢？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答案让我自己吓了一跳：这个人的变化是从张延生把鼻涕涂抹在他身上开始的，是从被张延生剃了阴阳头回家那天开始的，是从张延生因为父亲官复原职而被中央军委派来的吉普车接回北京开始的，是从张延生经过几次转制而成为叱诧风云的富翁开始的，是从张延生在中央电视台大谈特谈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体会，信誓旦旦说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开始的……这些变化不为人知地发生在李忠厚的内心深处，道德栖息的地方——道德突然听到一个声音：你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你看你是啥玩意儿？你甭以为你自个儿是个什么东西，你其实什么也不是，你什么用也没有……人生境况不断给那个声音提供证明，道德也就真的认为自己什么东西也不是，没有任何用处，很抑郁，很犹豫……经历一个漫长漫长的过程，后来它终于承认那个声音是对的，结果，一种畸变了的东西充溢了心灵深处那个本应当盛满善良和美好人性的地方。
道德死了。
可惜的是谁也没有看到它那蜷缩着的干瘪尸身，就连我们这些近在身边的同学也没有看到。
（2008-10-9）
陈行之注：
本文是系列文章“极权主义微观生活谈片”第一篇，第二篇为《权力状态下的良知泯灭》，第三篇为《权力状态下的人性扭曲》，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