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学教育的缺失，人们已经谈得很多。比如，严重的重理轻文。这在学科的设置、科研经费的分配、学校管理者的任用、院士的设置等各个环节都表现得清清楚楚。比如，重视实用技术培养而轻视人文素质培养。这与当下文化发展的趋势是一致的，社会需要的是工具，学生要学的是谋生手段，一切都在实用化、工具化。但是，我觉得问题还不在这里。某些学科因为社会急需而被重视，某些学科因为并非急需而不被重视，这是正常的。人们要学一种东西，当然要问：学它有什么用？这也是很自然的。我同意谢泳的说法，忽视人文教育是从来就有的问题，也是世界各国都有的问题。在美国，也是应用学科比文史哲更吃香。所以，我们大学教育的缺失不在于重理轻文，也不在于重视实用学科而轻视基础学科。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大学对人文社会学科并非不重视。只要看一看学生在校四年的课程设置，你就会看到，即使是理科，属于人文社会学科的课程也很多。那些公共课大多属于文科而不属于理科。学校没有强迫各学科的学生都学高等数学或物理化学，也没有强迫学生学公关礼仪或公文写作，却在思想品德名义下开设了不少课程，而且往往是必修课。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德智体全面发展”，而且“德”是放在第一位的。如此看来，怎么能说我们的学校重理轻文呢？重理轻文一般只表现在对老师的使用、对学科的建设和对科学研究的支持力度，而不表现在对学生的要求和培养。在对学生的培养方面，更重视的恰恰是“文”。可惜的是，重视思想教育的结果却是学生丧失了思想的能力，重视德育的结果是大面积的道德滑落。所以，这里的问题不在于重理轻文，而在于我们既有的这种所谓“人文”教育存在的偏差，正是这些偏差导致了受教育者精神上的严重缺失。
概括地说，我以为这种缺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知识的残缺。我们的大学生虽然从小学到大学，已经读了十几年书，学了很多知识，但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和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却知之甚少。他们不是不愿意知道，但是，我们没有让他们知道。是的，我们为孩子们提供了历史教科书，但我们提供的教科书有很不可靠，存在大量的遮蔽和改写，因而提供的知识往往是片面的，而且常常并不真实。有遮蔽，有改写。遮蔽掉的东西孩子们当然不知道了，改写过的东西则提供虚假的知识。远的且不说，以二十世纪为例，在这一百年中，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世界发生了什么？人类得到了什么教训？思想者们留下了什么遗产？我们的教科书显然没有告诉孩子们。五四过去几十年，真面目已经模糊不清，历史只留下了内个抽象的概念。记得有一年纪念五四，某大报刊出了一串名字：李大钊、鲁迅、闻一多……黄继光、雷锋、张海迪。没有陈独秀、胡适这样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也没有傅斯年、罗家伦这样的学生领袖。一百年前中国发生了什么，孩子们不知道；五十年前中国发生了什么，孩子们不知道；甚至十年前中国发生了什么，孩子们也不知道。一次次的政治运动打击的主要是人文学者，它造成了精神传承的断裂。1957年北大学生高喊继承五四精神的时候，事实上已经不清楚五四的历史；70年代末思想解放的时候，一代年轻人已经不知道1957年思想的前沿；进入90年代之后，80年代也成了模糊不清的影子。一代又一代，看上去前仆后继，不乏探索者，但每一代进行的探索都几乎是从零开始。因为前代人的努力被掩埋，后起者对他们常常一无所知。
二是价值的混乱。应该承认，我们的时代正处于一个价值严重混乱的时期，而且我们的精神也不是一种很健康的状态。我们曾经疯狂，人格曾被扭曲，精神中至今含有一些毒素。原因当然比较复杂，从大处讲，20世纪是一个充满灾难和邪恶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世界发生了太多的事，人类经受了太多的苦难。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奥斯维辛，古拉格群岛，文化大革命，红色高棉……恐怖和血腥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可能使人变得健康。过去我们常说“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如何如何，其实，血与火的洗礼很难使人变得健康，而是很容易使人心灵扭曲，精神变态。它可以使健康的文明对自身产生怀疑，也可以使不健康的东西恶性膨胀，因而破坏了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尺度，甚至使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都失掉了区分的标准。当一些野蛮、残暴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时候，人类文明的一些普遍观念就被破坏无遗了。具体到中国，我们经历过文革那样的岁月，一切都被搞乱了，基本价值几乎都被颠倒。当然，文革结束后的二十年中情况有了新的变化，但是，一方面是“拨乱反正”在精神领域并没有能够完成；另一方面是当一些荒谬的价值观被抛弃之后，健康的价值并未归位，而是出现了一个所谓“价值真空”。人们追求实利，不再关心价值问题。所以，现在的孩子们往往是小事上聪明，大事上糊涂。
三是道德底线的崩溃。因为社会的腐败和道德的堕落，我们已经失掉了起码的道德底线。我从来不愿进行道德说教，也不愿对人进行道德评判，但是，作为文明社会的人，无论如何应该有起码的道德底线。比如对不幸者的同情，对人类和大自然的爱，等等。可惜，我们已经没有。大学生道德堕落甚至犯罪的事情不断见报。有些人为此而惊呼。其实，无论杀死同学还是残害动物，一切都不奇怪。不是大学生特别不好，而是大环境如此，让他们到哪里去学好？整个社会风气坏了，别想学校会好到哪里去。让我们想一想吧，我们的社会能给孩子们提供什么样的榜样！一般来说，见死不救总是不应该的吧？但我们身边却经常出现这样的事：几十个地方官看着一个女孩子在水中挣扎，竟没有一个人伸手救援，眼睁睁看着她活活淹死；七十老人病倒在路边，呻吟、挣扎，行人都绕道而去。这是什么问题？孩子们也学会了，懂得了不要“找麻烦”。在正常环境中骇人听闻的事，在我们身边却已经司空见惯。我们还有什么道德底线？人类共同遵守的那些道德底线都被破坏了。比如爱好和平，我们的孩子却会为杀人叫好，而且把恶魔当作英雄；比如同情和怜悯，我们的孩子们却面对恐怖和灾难而欢呼；比如反对暴力，我们的孩子却常常被暴力文化所包围。从文革时期“打！打！”“杀！杀！”的战斗呼叫，到今日电视里持续播放的“血”、“剑”、“恩”、“仇”，再加上文化经典所承载的“该出手时就出手”，这种教育和熏陶，后果可想而知。所以，没有对弱者的同情，没有对生命的敬畏，没有对和平的珍惜，也没有对自然的热爱，更没有起码的道义感。
如果说教育的缺失，我以为这是更重要的。从事教育的人，有责任填补这种缺失。（2002/3/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