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我曾经激烈地指责你的浮躁，指责你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叛，因为正是你自己的行为与孙文的主义一起导致了新文化的严重危机。然而，面对你的晚年，我为此而感到不安，也许，我不该如此指责你。
你在“杨氏山庄”的生活令我感慨万千。自从1937年出狱，你一直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仅靠朋友有限的资助和微薄的稿费维持生计。处于战火纷飞的年代，以文为生非常困难，更何况，疾病已使你无法正常工作。“弟病无大痛苦，惟不能用脑，写作稍久，头部即感觉涨痛，耳轰亦加剧。”[1]一个依靠脑力而生存的人，竟偏偏不能用脑！物价飞涨，生活只能愈益窘困，甚至连友人送你的灰鼠皮袍也送进了当铺。
你的死因如此简单？蚕豆花晒干泡服可治高血压。这偏方之所以被采纳，大概因为省钱。人到老年，病痛缠身，收入不足，只有节俭。可是，霉烂者亦可服用吗？“泡服时水呈黑色，味亦不正。”[2]然而，你还是喝了。更令人不解的是，12日喝下霉烂的蚕豆花，已感觉腹胀不适，13日却连续两顿“暴食四季豆烧肉”，致使午夜呕吐大作，病情恶化。
遥想你狼吞虎咽四季豆烧肉的情景，我为你潸然泪下。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革命家，老年竟如此穷困潦倒。在中国，革命可是最容易发财的事呵！你真是一个失败者！
然而，你不是没有发财的机会，无须贪污索贿，无须巧取豪夺，——只要你不拒绝。即使穷困潦倒之时，送钱给你的仍然多矣。只是你决不轻受。据陈钟凡回忆，你在他家“住了半个月，各方面来慰问的人很多，也有送赆仪的，一概不受，唯有北大同学和旧友底酌受少许。”在武汉、在江津，情况依然如此。朱家骅赠你五千元，被你拒绝；朱家骅又让张国焘转赠，你仍然拒绝；张国焘又让郑学稼转赠，你还是退还，并说：“请国焘以后不要多事。”蒋介石以私人的名义给你大笔汇款，你拒绝签领，结果只有从江津退回重庆。[3]
你不是没有做官的机会。蒋介石曾托教育部长朱家骅说项，请你加入政府，任劳动部长，你拒绝了。周佛海等劝你参加国防参议会，你也拒绝了。官场的原则是实用的，你却紧抱理想与良知；政治的秘诀是审时度势，你却看重自己的人格；成功的政治家绵里藏针，你却永远锋芒毕露。有人希望你去延安，当然，延年死了，乔年死了，没有人真想为你养老，而是怕你在外面多事，所以有三个条件。你拒绝了，因为你不愿从那个小小的洞子里爬过去。有人要你回上海重整托派，仍做一派政治首领，你也拒绝了，并且与托派组织断绝了关系。
你拒绝了一切党派，成了一个独立的个体，无依无靠，也无所拘牵。在写给上海托派领导人的信中，你说：“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4]
面对你晚年的言与行，我欣喜而激动：你毕竟是一个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风雨旅路，已经使你彻悟：弄潮于政治江湖，不是你的特长。一腔热血深情，收获的并非播种的热望。
回想当年，你积极组党，雄心勃勃地要领导一场革命，结果却不过是做了他人手中的玩偶。你忠实执行共产国际的指令，结局却是那样悲惨。面对严重的失败，国际不愿承担失败的责任，而要在中国寻找责任的承担者。不知你是否知道，就在撤消你的一切职务之前，共产国际的代表已经在庐山秘密约见瞿秋白，商定处理的方式。既然共产国际因为怕承担责任而影响威信，中共中央就不怕因承担责任而影响威信吗？瞿秋白不愿以中央的名义承担责任，于是，只有让你一人承担。
穿过大半个世纪的历史风尘，望着这斑驳陆离的一页，我至今不能穷尽其内蕴，但一次一次，常温常新。
面对你20年代中期的表现，我曾大惑不解，一个深刻的思想家怎么会突然变得简单而浮躁？也许，浮于时代政治的浪尖之上，总是容易盯住那些浮藻和泡沫吧？面对出狱之后的你，我终于重睹你见解的敏锐与思想的深邃。
我为此举杯庆贺，庆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归来！历尽沧桑，神归故地，中国，少了一个兴风作流浪的政治活动家，多了一个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有独立的品格，政治市场有自身的规律，二者很难和谐。在政治活动远未走上现代之路的中国，只要不放弃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就不可能是合格的政治人物；只要成功于政治游戏，就难以保持知识分子的本色。事实证明，你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而是一个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因为只要不是白痴，就应该知道在中国进行革命的成功之诀，因为它十拿九稳，百试不爽，但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却必然关心这革命之树将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知识分子总是执著于自己的理想原则，而不愿屈从于现实原则，因而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我不知道该对你如何评价，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也许是书生本色害了你，使你难成帝王霸业。但是，中国能成帝王霸业之人可谓多矣，从陈胜吴广到鼻涕阿二，大概都行，何缺一陈独秀乎？
面对你的最后选择，我惊奇于新文化运动的神奇，似乎只要经过它的洗礼，就具有了特殊免疫力。我想到了鲁迅，探险的脚步走出的距离与你非常接近，坚守的价值和最终的选择与你大同小异。我想到了胡适，《新青年》集团中最温和的一位，然而，当新文化面临危机之时，竟是他以岿然之姿成为中流柱石。何谓坚定？虽风狂浪急而能微笑着面对一切，不急躁，不绝望，心存一念，目无二的，脚下生根。你们所守护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想。
我的一位朋友对你有如此评价：“陈独秀虽涉身政治但始终没有成为政客”，“屡涉群党却从未变成一个真正的党人”。[5]使你能够如此的，正是心中那熊熊燃烧的新文化圣火。
２
有良知的思想者最可贵的品质就是不自欺，更不欺人。
面对20世纪人类文明的恶性肿瘤——斯大林、希特勒及其极权体制，知识分子的良知使你感到人类文明面临的危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你没有忘记新文化运动的初衷，所以无法接受与科学、民主、自由和人权背道而驰的一切，神圣的使命感使你进入了严肃的思考，并且以自己的呼喊向国人发出了报警信号。
我曾久久地面对你的如此见解：人类的历史是一部自由和民主的发展史，自由和民主是社会进步抑或倒退的指标；它是人类共同的追求，因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社会主义者若在民主头上扣上某某阶级的帽子而加以排拒，则是反动而非进步……
《我们为什么反对法西斯特》是一篇闪耀着特殊光彩的文章。面对世界上日益增长的自由之敌，你愤怒地写道：“法西斯的统治，是要停止人们思想之自由，全德国人非希特勒之言不能言，全意大利人非墨索里尼之言不敢言，企图把全国人变成无知的牛马，随着希特勒、墨索里尼的鞭子转动。……人类因为能够自由思想，才由猴子变成人类；法西斯统治停止自由思想，会把人类变成猴子”。面对独裁者的各种欺骗表演，你说：“希特勒为德国自由而撕破凡尔赛公约，我们是应该举起双手赞成的；然而事实上得着自由的，只是希特勒及其党徒。其余的德国人成了希特勒的牛马奴隶”。面对独裁者声称自己获得“国民的百分之九十九”支持的论调，你说：“其实一切独裁政府，都会耍这套把戏，独有民主政府办不到，……因为他不敢象独裁政府那样无法无天的干。”在战后，许多国家的统治者都效法希特勒，他们的得票率已经不是百分之九十九，而是百分之百。人民对他们总是一致拥护，而不可能有任何反对；总是热情歌颂而不可能有任何批评。他们成为救世主，因为没有他们的施舍，民众就无法生存。手段其实很简单：把民众的食物收集起来据为己有，然后再按照等级需要恩赐给他们。一手是食物，一手是皮鞭，所有人都会顺从，所有的喉咙都会发出同一种声音。对此，你似乎已有预感，你提醒人们照照镜子：“凡是攻击法西斯特的人们，便应该自己反省一下，有没有和法西斯特同样的行为”。我听到了你的大声疾呼：“全世界有良心的人们，拿出毅力来救救人类的大脑吧！不要跟着法西斯特‘把历史向后转’，不要领导人类退后到猴子的道路上去！”[6]
面对你如焚的忧心，我又一次热泪盈眶。你不愧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没有忘记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当瘟疫流行之际，当千百万青年被法西斯主义迷惑之时，是你焦急地撞击着警钟。
经过多年的体验和观察，你对苏联已经彻底失望。在你先前的想象中，苏联的制度是最先进的制度，是文明的健康主流新生的一环，所以，它与自由和民主并不矛盾，与新文化运动并无冲突。甚至直到1933年，你的《上诉状》仍然有这样的句子：“苏维埃并非新奇怪物，只‘工农兵会议’之翻译名词而已，其不独与民主共和无忤，且因而巩固之发展之。”[7]在你那里，以俄为师并不意味着抛弃科学、民主、自由和人权。然而，苏联的实践并不遵循你的想象。当残酷的事实摆在你面前的时候，知识分子的良知不能不使你痛苦，不能不使你重新思考。
集中表现着你的思考成果的是1940年9月《给西流的信》。你说：“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一）我认为：非大众政权固然不能实现大众民主；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级独裁，必然流为史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制，这是事势所必然，并非史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二）我认为：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的助成这一退步的人们，都是反动的，不管他口中说得如何左。（三）我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名词，有它的具体内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四）我认为：民主之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部内容，……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苏维埃制若没有民主内容，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五）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并非仅仅是过了时的一定时代中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如果说民主主义已经过了时，一去不复回了，同时便可以说政治及国家也已过了时即死亡了。如果说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无产阶级的政权形式只是独裁，不应该民主，则史大林所做一切罪恶都是应该的了……”[8]
更为可贵的是，你没有孤立地看待斯大林的问题。面对那种把斯大林和他的体制分离开来的观点，你曾针锋相对地说：“如果说史大林的罪恶与无产阶级独裁制无关，即是说史大林的罪恶非由于十月以来苏联制度之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自史大林），而是由于史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独裁制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所以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史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史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出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从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9]
为此，你又一次成了反独裁的斗士和民主的卫士。你认为：近代民主制其实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亿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是至可宝贵的；不幸十月革命以来轻率地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而且“把独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这种荒谬的观点，随着十月革命的权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个采用这个观点的便是墨索里尼，第二个便是希特勒，首倡独裁制本土——苏联，更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为。从此崇拜独裁的徒子徒孙普遍了全世界，特别是欧洲，五大强国就有三个是独裁。第一个是莫斯科，第二个是柏林，第三个是罗马，这三个反动堡垒，把现代变成了新的中世纪，他们企图把有思想的人类变成无思想的机器牛马，随着独裁者的鞭子转动，人类若无力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只有变成机器牛马的命运。所以目前全世界的一切斗争，必须与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联系起来……”[10]
我似乎看到了你因为激烈争辩而涨红的脸，看到了你的愤激，看到了你的焦灼和深深的忧虑。我常常为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而叹息，因为自从五四过后，的确一代不如一代。然而，在那个年代，毕竟还有象你这样的人，不停地探索和寻求。谁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抗战当中已经死绝？历史作证：在硝烟弥漫的岁月，在区区小城江津，有一双眼睛，正穿过种种乱云，作出如此深刻的洞察！
遗憾的是，此时的你手中已经没有了《新青年》，你的声音得不到传播。而且，迷失于炮火硝烟中的一代人已经不知道倾听你的声音！
然而，历史的事实使我不能不佩服你的预见：“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的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11]在这里，你牢牢抓住民主的真谛，一语道破了专制政体腐败的病根。没有新闻、出版和言论的自由，没有反对党的存在，议会就不再是议会，苏维埃也不是苏维埃，监守自盗，无人看管，一切腐败都在所难免。
20世纪发生在世界各国的一系列灾难都被你不幸言中。是什么给了你如此的目光？其实很简单，只要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出发，只要心中深植了新文化的价值观念，就不会被乱云迷住双眼。可惜的是一代青年匆匆地背叛了五四新文化，而且自以为“进步”了。当历史进入50年代之后，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报告曾使许多人为之震惊。由此可见，人们是多么幼稚和愚昧！那一切，还需要赫鲁晓夫说明吗？它应该可想而知。
因为洞见了新路的陷阱，你把目光重新投向人类文明的健康主流。这种探寻使你进一步回归五四，在新文化的立场抵抗着各种威胁。你对第三条道路的抵制同样发人深醒。当一些人在以俄为师与以美为师之间犹豫徘徊的时候，当有些人自欺欺人地提出要美国的民主政治同时又要苏联的计划经济的时候，你明确指出：“由国家来发展工业中国过去是如此，将来也必须局部的采用。可是由中国过去的经验，由日本明治初年国营工业的经验，由中国眼前招商局和民生公司成绩对比的经验，都同样警告我们不要对国家经营工业的办法渲染得乐观过分。”[12]因为你了解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了解苏联的实践，也了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教训，所以你能够看到苏联虽然经过了社会革命，变更了财产关系和国家的阶级属性，剩余价值在名义上已归工农自己的国家所有，但实际上却存在着寄生官僚等新的剥削者阶层。你之所以反对资本主义，原本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剥削，既然苏联在公有的名义下并未消灭剥削制度，问题就需要重新思考了。正因为这样，你一再提醒人们：“我们不要学唯名主义者，一听到社会主义便肃然起敬，一听资本主义便畏之如蛇蝎，厌之如粪蛆，如果人们不敢断言中国此时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制发展工业，这必须毅然决然采用资本主义制来发展工业，只有工业发展，才能清除旧社会的落后性，才能开辟新社会的道路。”[13]
在我的感觉中，你走了很远，甚至走得很累，本想找到更好的，却没有找到。你回来了，更加清醒，也更加坚定。
当然，你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理想。一个问题使我百思不得其解：从你生活的时代，到我生活的时代，许多人迷恋社会主义，却没有人能说清什么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俾斯麦政府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你和托落茨基都指责斯大林在一国建成的社会主义是集权专制而不是社会主义；毛泽东不承认苏联，甚至不承认共和国十七年的建设事业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把四人帮所鼓吹的“社会主义民主”称为“法西斯专政”……什么是社会主义，你能说得清楚吗？
然而，一个说不清的主义却有无穷的吸引力。与自由主义相比，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特别好。究其原因，大概在于它与传统中国有着天然的亲合力。因为它近似于“大同”，因为它强调平等，所以，往往被理解为弱者的福音。然而，一个问题你大概已经注意到：社会主义的理想图景与现实实践总是相去甚远。社会主义是国际主义的，导师们一再强调的是“工人无祖国”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在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当中，却往往与民族主义结合得天衣无缝；社会主义主张缩小阶级差别，实现人人平等，但在所有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却无不扩大了差别的鸿沟，制造了更为严重的不平等。无论你是否看到，有一点是清楚的，它在世界各国的实践都延误了那里的现代化进程。所以，在我生活的这个时代，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果断地结束长达70多年的悲剧性实践，邓小平也不得不作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新诠释。
在半个世纪前的江津，你已经认识到：要摆脱落后和苦难的命运，捷径是不存在的。如果有更多的国人早一点有如此认识，中国将少走多少弯路，将避免多少悲剧！
３
我正在反复阅读你的《被压迫民族之前途》。这是你最后的文章，1942年5月13日写成，即你饮蚕豆花种毒的第二天。在此之前，你已经写了《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廊》和《再论世界大势》等。这些文章放在一起，我看到了你对全球秩序、人类前途和中国未来命运的预测和思考。
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你对战后世界大势的预测。你描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认为大战之后世界将分为两大阵营，每个阵营都由一个大国领导，其他国家只有加入一个集团才能立脚。你的预测是：如果英美战胜，德意日就完了，战后将是英与美两大集团的对峙；如果希特勒战胜，英国就完了，战后将是德与美两大集团的对峙。在这种格局之下，一个国家不要梦想什么民族解放，而是要寻找机会发展自己，努力于自己的政治民主化和民族工业化，以提高本国在集团中的地位。你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走来，新文化运动从根本上说就是一次与人类文明健康主流全面接轨的伟大尝试，这种世界主义和全球化的基础使你必然更加看重普世价值，即使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火之中也决不赞同民族主义。你指出：“对于国外的斗争，无论是对于轴心国或非轴心国之斗争均应从民主主义出发，不应从民族主义出发，因为专制的德、意、日三国之携手横行，已冲破了各国民族之最后铁丝网，这已经不是某一民族的问题，而是全人类的民主自由存亡问题”[14]。如此认识当时人类文明所面临的局势，只能出于高度重视自由和民主的现代知识分子。
关于战后世界的大势，有一点你说对了，世界的确由民族化走向集团化，分为两大阵营；有一点你说错了，你低估了斯大林的能量，高估了民众的眼睛。两大集团的领导者并不如你所预测，但结局却与你最坏的设想相去不远，——不过是由斯大林代替了希特勒。
在你的战后大势图表中，结果不论谁战胜，中国都是附属国，不可能再圆世界中心之梦。这一点，也只有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才能如此清醒。同时，你提醒人们，虽然同是作附属国，作谁的附属国却大不相同：做英美这样的民主自由国家的附属国尚可以恢复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作德日这样的法西斯国家的附属国，却要陷为完全的殖民地。更重要的是，做民主国家的附属国，人们尚能获得部分的自由，而做法西斯国家的附属国，则只能是没有自由的奴隶。因此，你在去世前的最后时刻，仍然写完了《被压迫民族之前途》，谆谆告诫国人：“我们既然参加了民主国家兵工厂美国所领导之反纳粹战争，我们既然参加了为保护世界民主自由而战斗同盟国集团，自然应该以民主自由为国人之中心思想，使全国人同其视线同其标的以集中战斗意志；即令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落后，又加以历史传统，而且在战争中，民主自由制度一时不易达到理想程度；这自然是事实，然而起码也必须表示趋向民主自由这条道路的决心，不应该像有些人根本反对自由民主，痛骂民主自由是陈词腐调，指摘主张民主自由的人是时代错误；或者客气一点，拿中国特殊的所谓‘民主自由’，来抵制世界各民主国通行的民主制之基本原则。”
我特别注意的是你观察和评论问题的角度，无论是评论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评论德、意的法西斯主义，还是分析评价大战中的各种问题，你之所以与他人不同，就因为你所依据的仍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确立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虽然处于民族解放战争之中，你却象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样坚决反对民族主义的立场，一切以民主、自由和人权为旨归，决不放弃与人类文明健康主流全面接轨的努力。你认为，在大战之后，落后民族无论要发展资本主义还是发展社会主义，都必须依赖先进国家，只要不是民族夸大狂，都应该能够认识这种命运，所以，任何闭关锁国的做法，都只能是自绝于世界。因为在你看来，全世界各落后民族的万里长城都已经被打破，大战之后，任何民族主义的英雄也无法阻止国际集团化的新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被压迫民族只有善于适应这一国际新趋势，才有自身的发展前途。
中国人直到世纪末才终于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而你却早已对此清清楚楚。
遗憾的是，时代常常犯病。当一个时代犯病的时候，人们听不进清醒的声音。看一看你的言论在当时的命运吧！托派不能接受，延安不能接受，国民党政府也认为有碍中苏邦交而指令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查处检扣”。谁能接受呢？李大钊死了，鲁迅死了，他们大都离开了这个世界，只有胡适为你的思想激动不已。[15]
４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反传统著称，也以反传统为人诟病。考察你晚年的言论，我欣慰地发现，你仍然是文化革命的旗手，在滚滚浊浪之中，站在批判传统的前沿。
在《孔子与中国》中，你认为孔子有两个特点：一是讲科学，二是反民主，中国人恰恰把有价值的东西丢掉了，没有继承孔子的科学思想，却继承了他的反民主思想。你说：“人类社会之进步，虽不幸而有一时的曲折，甚至于一时的倒退，然而只要不是过于近视的人，便不能否认历史的大流，终于是沿着人权民主运动的总方向前进的。如果我们不甘永远落后，便不应该乘着法西斯特的一时逆流，大开其倒车，使中国的进步再延迟数十年呀！不幸的很，中国经过了两次民主革命，而进步党人所号召的‘贤人政治’，‘东方文化’，袁世凯、徐世昌所倡导的‘特别国情’，‘固有道德’，还成为有力的主张；所谓‘贤人政治’，所谓‘东方文化’，所谓‘特别国情’，所谓‘固有道德’，那一样不是孔子的礼教在作祟呢？那一样不是和人权民主背道而驰呢？”[16]
为此，你告诫说：“人们如果定要尊孔，也应该在孔子不言神怪的方面加以发挥，不可再提倡阻害人权民主运动，助长官僚气焰的礼教了！”“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孔子的礼教不废，人权民主自然不能不是犯上作乱的邪说；人权民主运动不高涨，束手束足意气销沉安分守己的奴才，那会有万众一心反抗强邻的朝气。”[17]
在《蔡孑民先生逝世感言》中，你说：“如果有人把把民族文化离开全世界文化孤独的来看待，把国粹离开全世界学术孤独的来看待，在抱残守缺的旗帜之下，闭着眼睛自大排外，拒绝域外学术之输入，甚至拒绝用外国科学方法来做整理本国学问的工具，一切学术失去了比较研究的机会，便不会择精语详，只有抱着国‘粹’甚至于高喊读经的人，自己于经书的训诂义理毫无所知，这样的国粹家实在太糟了。”关于道德问题，你的回答是：“根本否认道德的人，无论他属那一阶级，那一党派，都必然是一个邪僻无耻的小人；但道德与真理不同，他是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他有空间性与时间性，此方所视为道德的，别方则未必然；古时所视为不道德的，现代则未必然。……总之，道德是应该随时代及社会制度变迁，而不是一成不变的；道德是用以自律，而不是拿来责人的；道德是要躬身实践，而不是放在口里乱喊的，道德喊声愈高的社会，那社会必然落后，愈堕落；反之，西洋诸大科学家的行为，不比道貌尊严的神你牧师坏，清代的仆学大师们，比同时汤斌、李光地等一班道学家的心术要善良得多，就以蔡先生而论，他是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的，他是反对祀孔的，他从来不拿道德向人说教，可是他的品行要好过许多高唱道德的人。”[18]
你坚信蔡先生和胡适都会赞同你的意见。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你在晚年仍然雄心勃勃，有着一些远大的计划。在致友人的信中，你说：“中国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中所含乌烟瘴气之思想，也最足毒害青年，弟久欲于此二者各写一有系统之著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之功。”[19]编写《小学识字课本》就是这重大课题之一。你完成了，我却至今没有看到。
在你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对中国文化的走向仍然表示深的忧虑。作为一种基本战略，你留给后人的是：“我们应该尽力反抗帝国主义危及我们民族生存的侵略，不应拒绝它的文化。拒绝外来文化的保守倾向，每每使自己民族的文化由停滞而走向衰弱。……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已经害了我们半个世纪没有长进。我们不要高唱‘本位文化’、‘东方文化’再来害后人吧！”[20]
清醒如斯，执著如斯，令我不胜感慨。你的声音将久久地回荡在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穿越过去与未来的隧道……
1993年9月初稿，2001年3月修改
原载《东方》2001年4-5期合刊，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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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陈独秀致杨朋升》（1940年10月19日）《陈独秀书信选》，P508，新华出版社，1987。
[2]何之瑜《独秀先生病逝始末记》，见安庆市历史学会、安庆市图书馆编印《陈独秀研究参考资料》第一辑，P99，1981。
[3]许伯建1994年6月在《世纪》发表题为《陈独秀拒收蒋介石汇款》的文章：抗日战争时期，作者在四川省银行总行省库部收支课工作。曾收到中央银行国库局一件支付书，命在江津县代办国库业务的四川省银行办事处付给陈仲甫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这笔钱是由蒋介石汇给陈仲甫的。可是，陈仲甫一直没有接受，国库局派了一位襄理大员来查问，并催促尽快将这笔钱送交陈收。结果是江津省银行办事处回电说：“办事处主任张锦柏亲自去见陈，他还是不收，只好将原支付书退回。”
[4]《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P43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5]李书磊《走向民间》，P7，P10，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6]《陈独秀文章选编》（下）P637-639，三联书店，1984。
[7]同上，P517。
[8][9][10]《给西流的信》（1940年9月），《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P553、554，55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1]《我的根本意见》，《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P56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2][13]（《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下），P636。
[14][20]《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廊》，1942年3月21日重庆《大公报》，此处引自《陈独有文章选编》（下）P649。
[15]1949年4月，陈独秀去世已近七年，早已为国人所忘记，胡适却在去美国的客轮上手捧《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激动不已，提笔为之作序，并将书名改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
[16][17]《陈独秀文章选编》（下）P534，三联书店，1984。
[18]同上，P641-642。
[19]1940年9月15日致台静农信，见《书屋》2000年第11期《陈独秀晚年书信三十八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