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文学是多元的。但是，在这多元构成中，知识分子话语的流失和分化所导致的民间话语的膨胀，毫无疑问是一种整体倾向性的存在。作家纷纷走向民间，理论为之推波助澜，民间话语成为时髦。然而，只要我们稍微睁一下眼睛，就会看到，那并不是一片鲜花盛开的金牧场，而是一片危机四伏的沼泽地。因此，对于文学的民间化趋向，需要的不是欢呼而是足够的警惕。
一、世纪末文学的民间化倾向
80年代结束之后，走向民间的倾向已成为相当普遍的存在。新写实小说以写普通人的生活琐事和人生烦恼以及价值取向上与民间大众的贴近领风气之先，比较彻底地实现了小说叙事话语的民间化。先锋小说在进入90年代之后迅速发生分化，大多不再以探索和创新为努力方向，而开始向传统的审美意识和表现手法回归，努力写作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80年代的一批中坚作家纷纷躲避崇高，直面世俗，到民间去寻找精神的憩栖之地。晚生代以各种新特色引人注目，但考察其价值观念与审美意识的构成，却很容易发现他们的种种表现往往都是以迎合市民心理为指归。其它文学样式更不必说，报告文学自进入90年代之初就开始以政治秘闻和大人物轶事吸引读者，散文除少数之外已经多是碎嘴婆娘式的无聊絮叨，电视剧以观众为上帝，当然以观众的审美趣味为编导原则……
这种民间化的走向是全方位的，也是多层次的。
首先，在艺术表现形式上，90年代的文学整体的运动趋势是向传统性回归。我们知道，明确的语言和有头有尾的故事可以使读者感觉轻松，全知的叙述视角可以使读者免去思考的劳累，简单的结构和明确的因果关系更易于大众读者阅读。于是，作家们开始更多地运用传统的叙事方式。在新时期之初，传统叙事方式曾经被富于革新精神的作家所抛弃，使之成为守旧的象征。先锋小说家曾经以探索为宗旨，使小说形式结构一步步走向复杂化。然而，进入90年代之后，传统的叙述方式重新受到作家青睐，先锋小说家也很自觉地开始反省自己，背离探索的初衷和先锋的使命而开始使用传统叙事方式。
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就是一个突出的标志。它向我们透露的信息是先锋作家终于走出象牙塔，把创作定位于民间大众，它使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作家是如何为了获得更多的读者而在形式上努力地迁就和适应大众。
其次是知识分子精英立场的放弃和大众立场的获取。如果仅仅是语言和形式上的变化并不重要，那不过意味着作品的通俗性。90年代文学呈现给我们的决不只是这些，而是作家观照生活的角度和立场的民间化。作家们放弃启蒙主义立场，不再以启蒙导师自居，纷纷响应时髦批评的号召，不再居高临下，不再自以为比读者更高明，而是开始与大众站在同一地平线上体验和表现大众的生活。这种变化被一些批评家看作文学的进步，因为据一种解释说，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的作家在观察生活和表现生活的时候，总是习惯于站在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立场上。时髦的批评认为，站在那种“陈旧的”立场上看生活，民间往往是封建的、保守的、落后的，民间的人物往往是阿Ｑ或者陈奂生，他们成了精英知识分子同情和改造的对象。好象这一切都是无法容忍的。90年代的文学好象要彻底结束这一时代，创作和理论的宣言很象是“知识分子统治文坛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所以，进入90年代之后，在纷纷远离政治意识形态视角的同时，作家们也匆匆远离知识分子精英话语的立场。90年代的中国作家没有几个人愿意从权威意识形态的视角来观照生活和表现生活，同时，从知识分子精英文化视角来观照生活和反映生活的作家也越来越少，多数作家正在努力获得大众的立场和与他们平行的视角。
再次是在价值观念层面上向民间大众价值的认同。大概已经不需要举例证明，人们早已经熟悉池莉等人的新写实小说完全认同普通市民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念的事实。他们写小人物的人生烦恼，写他们对生活无能为力，写他们不得不承认现实并在夹缝中委琐生存的种种无奈，然而，与启蒙主义文学完全不同的是，创作主体对他们只有“哀其不幸”而不再有“怒其不争”。从新写实小说开始，到90年代的新状态和新市民文学，在这一点上大同小异。在新都市文学中，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一种生存大于一切的价值观念。活着成了唯一的目的，为活着而活着，没有比活着本身更高的价值。因此，为生存而采取的各种行为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在一些作品中，金钱成了支配一切的杠杆，理想精神和人格追求在它的面前已经不堪一击。仿佛在进入市场去为自己的生存而进行各种搏杀就应该把一切精神价值和人格操守通通踩在脚下。因为精神的支柱是那么软弱无力，而用金钱编织起来的世俗世界是那么美好。大量作品表现了一种市民社会的生活方式与价值选择。一群又一群的作家通过生动的形象和逼真的细节告诉我们乌托邦式的人文理想失落的必然性和民间世俗价值的天经地义。
在各种理论的支持之下，在大潮的裹挟之中，一种新的现象已经特色鲜明：写市民者认同市民价值，写农民者认同农民价值，写下岗工人者满足于表现对下岗工人的同情，写乡镇干部者竭力为乡镇干部辩护，写城市痞子者认同城市痞子，写卖笑女郎者满足于做卖笑女郎的传声筒。面对当代生活中的阿Ｑ们，世纪末的中国作家不再象鲁迅那样哀其不幸并怒其不争，而是既不承认他的不幸，也不认为他有什么“不争”，甚至把他看成智者，看作生活的榜样，因为只要离开讨厌的知识分子的那一套价值观念，换个角度看阿Ｑ，他是那样潇洒，又那样机智，并且善于调节内心的不平，总能找到自我宽慰之路，他的生存哲学正是90年代许多中国人正在发扬光大的哲学。
在新都市文学中，一篇又一篇作品都在向人们解说着几种观念：市场经济的准则不能不承认，但最好能给爱情留下点诗意，可是生活就是这样，一切都无可奈何，“爱又如何”？“仅仅有爱情是不能结婚的”。人不可能在幻想中生存，你想过自尊的、清闲的、远离经济大潮的生活，但世界不可能让你顺利地完成你的设计。人首先就是要活着，活着就需要钱，有了钱还需要性的满足，无论如何，理想主义者是可笑的，清高和坚忍无法与经济大潮抗衡，最后都要知道日常生活的真谛。从1996年被热情赞美和倡导的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好象面对现实生活，却不再有现实主义文学所应有的批判精神，那些作品中的乡镇干部、工厂厂长，被着意表现的是他们的艰难。虽然也展示着时代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但更多地是对人物的理解，甚至腐败现象和种种污浊也得到了充分的理解和同情。作家们反复告诉我们的是，“大家都不容易”，“他们也是人”，干部也是人，人就难免腐败，贪官污吏有什么值得指责的，以心比心，你难道就不自私？乡长也有老婆孩子，他不贪一点，老婆孩子吃什么？这种“理解万岁”的确是相当民间化了。
如此种种，展示着大面积的民间化走向。大群作家对世俗情怀采取了理解与认同的态度。一些作家完全放弃了知识分子立场，不再以知识分子自居。一些作家虽然仍然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但也已经放弃了指点迷津的叙事方式。他们不再通过自己的创作启迪人们，似乎他们已经明白，知识分子不应该要求每一个人都能够站起来，艰难地为追求主体的确立与生存环境抗争。而且，知识分子已经死了，人已经死了，近代关于人的全部理想都是知识分子虚幻的梦。
面对文学大面积向民间滑动的景观，有人为之欢呼，有人兴高采烈，或积极推动之，或立即追随之。走向民间，成为世纪末文坛的热闹景观。
然而，它是文学的福音吗？
二、历史的教训：民间一片沼泽地
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民间话语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新文学已经一次次走向民间，留下来的却是失败的教训。
严格说来，五四新文学运动是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学运动，它显示着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辉煌胜利。所以，在五四文坛上，虽然也有关于“平民文学”、“民众文学”的讨论和“到民间去”的口号，但是，新文学的开创者们倡导白话文，倡导通俗化，目的在于使新文学更好地承担启蒙的使命，因而不可能为通俗而牺牲掉启蒙之目的。然而，五四高潮过后，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激进而浮躁地寻求超越，开始对五四新文学以至新文化进行批判和否定。他们从政治革命的角度出发，开始重新思考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由推崇个人转向推崇群体，由要求作家做大众的引导者转向要求作家做大众的崇拜者。他们开始否定五四、抵制欧化、放弃启蒙、走向民间。他们高呼：“你们要把自己的生活坚实起来，你们要把文艺的主潮认定！你们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郭沫若《革命与文学》）创造社和太阳社发起的革命文学运动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走向民间，走向工农大众，他们要努力“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要反映劳动群众的生活，但是，这不是主要的，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当时所强调的就是努力获得大众的意识，彻底放弃知识分子的立场而站到大众立场上去。正因为这样，他们才要求作家做大众的留声机器。继之而起的左翼文艺运动更明显地要求民间的立场，以反对个人主义和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名义否定知识分子的精神独立，要求他们彻底地放弃自我而进入民间话语空间。瞿秋白在《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我们”是谁？》等一系列文章中反复强调的就是向大众学习，改造知识分子自我而彻底地获得大众的立场和大众的意识。为此，他尖锐地批评知识分子作家轻视群众和只愿意做群众的先生而不愿意做群众的学生的态度。
这样做的文化结果是有目共睹的。他们否定五四精神，否定启蒙主义，走向民间，迎合大众，貌似以激进的态度对五四新文学进行再革命，事实上却是让新文学回到民间旧文艺的水平，让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否定的旧内容旧形式东山再起，在客观上完成着被五四冲击的旧文化的复辟。从“革命文学”运动到左翼文艺运动，新文学付出的艺术代价也是有目共睹的。走向民间大众，获得大众意识，并没有使文学产生出更优秀的作品，而是带来了艺术水平的普遍降低。30年代初的左翼文艺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优秀作品却寥寥无几，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抗战开始，文学开始更大规模、更大面积地走向民间，“民间旧形式的利用”是一个象征性的标志。在民族形式的讨论中，五四新文学再次受到批判和否定，民间形式得以弘扬。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文学的民族化被突出强调。民族化和大众化是相互联系的，大众化必然导致民族化，而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民族化与大众化往往都意味着对现代化的抵制和消解。所以，民间旧形式的利用意味着走向民间，同时也意味着走向传统，意味着对五四文学精神的彻底的背离。悲剧性的现代文学历史告诉我们，当时能够认识到问题严重性的只有胡风。当向林冰等人强调继承民间传统形式时，他坚决反对那种认为五四新文艺“割断了历史的优秀传统，割断了人民大众的联系”的论点，坚决反对“民间文艺为中国文学的正宗”的说法。也只有他看到了五四新文艺在实践和理论上“不但和古文相对立，而且也和民间文艺相对立”（《论民族形式问题》）。然而，胡风的结果却只能是完成自己的悲剧形象。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在政治的作用下新文学的发展一步步走向民间，一步步向大众认同，放弃启蒙精神，迎合大众的思想感情，其结果不仅是艺术水平的降低和概念化、公式化、标语口号化作品的盛行。更为重要的是，它不仅是以民间的传统文化排斥西方进步文化，而且直接导致了作家主体性的泯灭和知识分子话语权的丧失。强调思想改造，迫使知识分子在思想感情上与劳动大众取得一致。这一切与后来“臭老九”的命运，与仅仅因为上过几年学就必须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上山下乡运动，与知识分子地位的沦落，都密切相关。
从40年代到70年代，民间话语终于战胜旧有的国家权威话语而占据了统治地位。有些人把这一结果看作是五四的一个结果，看作是中国知识分子引进西方文化的一个结果。但事实并非如此，应该说，它是民间文化战胜知识分子文化的一个结果，是传统文化战胜西方文化的一个结果。它既战胜了知识分子所倡导的西方文化，又战胜了国家权威意识形态，是民间的一个辉煌胜利。1957年，知识分子话语试图重新走上前台，但政治运动的作用迅速扼杀了这种企图。继之而来的是大跃进民歌运动迅速巩固了民间话语的中心地位。
清理20世纪文学发展的线索，我们不难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文学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民间话语和知识分子话语的冲突和对立。这二者的关系是复杂的。民间话语的每一次膨胀都伴随着与政治力量的联合，民间话语的每一次胜利都伴随着知识分子话语的失败。文学每一次走向民间，都是从知识分子自觉的追求开始，而以无可奈何的惨败告终。在20世纪文学史上，民间化的过程也就是民族化的过程，民族化的过程也就是非西方化的过程，非西方化的过程也就是否定五四新文化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传统旧文化回归的过程。文学走向民间的历史，也就是文学失掉自身的历史，也就是知识分子话语失落的历史，同时也是现代化经历严重挫折的历史。
回顾中国知识分子和新文学刚刚走过的泥泞路，面对民间话语在世纪末的再次膨胀，我们有什么理由把走向民间看作金光大道？
三、民间不是伊甸园
一些作家和批评家之所以对民间话语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并且对其大力张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对民间文化的误识。在不少人的眼里，民间展示着各种伟大之处，比如：它活泼、新鲜、富于生机；它远离权威话语而自由自在；它对权威话语的消解力量；等等。于是，它成了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可以栖身其中的精神家园。
然而，只要我们认真考察，就会发现这种种认识都是值得怀疑的。
早在寻根文学时期，一些作家就表现出对民间文化的特别偏爱。他们认为，我们民族文化之精华更多地保留在中原规范之外，因而去寻找与传统规范不同的文化形态，纷纷走向民间，采写民风民俗，以期从中发掘充满生机的民族文化。一些作家对荒原峡谷、深山大漠文化状态的描写也是对民间文化进行探寻时向着更为远离规范的民间的一种延伸。以民间文化丰富和发展传统文化，以规范以外的文化补充甚至取代经典所载的规范文化，对于重铸民族文化来说，也许是有益的。但是，应该注意的是：民间文化并非是充满生机的，恰恰相反，它往往容易保存更多的是陈旧与腐朽。不错，在历史的演变中，占统治地位的规范文化在不变发展和流变，而民间文化却变化缓慢，出现了一些与规范文化不同的东西。但是，这种不同之处却不一定富于生机，而往往是更为陈旧的、过去时代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已经被当下时代抛弃的旧时代的规范文化。
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情况进一步造成了知识分子文化与民间大众文化的差异。我们知道，中国的闭关锁国状态之所以打破，中国现代文化之所以产生，不是由于本土新萌芽的生长，而是由于外来的冲击。被动现代化已经是国人的共识。几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无论深山大漠还是传统的乡村和市井，都无法自发地产生现代文化。中国的现代文化是在对外开放中产生的，其价值观念最先是由知识分子接受和传播的。由于伴随西方文化一道进入中国的是西方列强的大炮，它所给予这个民族的屈辱感导致了普通民众对文化也象对枪炮一样怀有强烈的抵触和反抗。而且愈是民间，愈是小生产农民，这种抵触心理愈为强烈。这就使得民间文化与现代文化产生了距离，民间话语与知识分子话语产生了距离。由西方引进的新文化更多地表现于知识分子，而传统旧文化在民间得到了较多的保存。
因此，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民间的则意味着传统的。知识分子走向民间，则常常意味着走向传统和放弃现代性。
对民间的热情还来自另一种认识：民间是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民间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就文化形态而言，它能避免政治意识形态的思维定势，用民间的眼光来看待生活，保留着古老乡土的那种半原始的自由自在状态。我以为，这种所谓民间文化的自由自在状态和独立品格是夸大了的。应该看到，民间话语与权威话语之间、民间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之间、联系是非常密切的，民间话语总是打着权力话语的印记，也就是说，它根本无法避免权威意识形态的入驻。看一看农村那些传统观念的自觉维护者，看一看农村那些极左政治的留恋者，看一看今日大众的实际的思想状态，这一切都应该是很清楚的。民间化的推动者们所描绘的“自由自在”的民间是不存在的。
从表面上看，也许民间文化呈现着某种边缘性与自主性。但在事实上，它的自主性并不那么大。从历史上看，正统、道统对民间的统治是严密周到的，民间文化在价值层面上不过是正统与道统的民间版本。从现实层面上看，农民的生命状态并不比知识分子更舒展。民间文化根本无法逃避权威意识形态的影响。它所显示的不同之处是发展比较缓慢，不象政治意识形态那样朝夕变换，给人一种我自岿然不动的感觉，但事实上却并未逃脱权威意识形态的引导和覆盖。
所谓民间，就像一锅大杂烩中煮着全部的自发的生机和几千年的全部陈腐。在这其中，生机是微弱的，腐朽却因长期发酵而气味浓烈。它是历朝历代权威意识形态的收容地，若要寻找过去时态的权威意识形态，民间是最好的保存场所。它的确有其两面性，承载着几千年传统积淀的同时表现着男欢女爱等生命自由意志。然而，只要我们认真考察我们的时代的实际，就不能不发现，那种自由意志在民间已经非常微弱。在层层覆盖的旧货场，所谓生机，不过是“活着”这一基本的生存欲望。
在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最具历史意义的冲突发生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这一冲突又往往最集中也最尖锐地表现于权威话语与知识分子话语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民间话语与政治权威话语往往结成联盟。这种联盟是牢固的，也是持久的，因为权力话语与民间话语之间的矛盾仅仅上政治上的，而在文化上，二者之间是相同的。知识分子话语却因更多地承载了外来现代性而成为异己。民间话语中的政治内容的确有时是反对权威意识形态的，但是，正如农民革命领袖与他们所反对的皇帝在价值观念层面上并无不同一样，民间话语与权威意识形态话语也没有质的不同。
一些作家和批评家之所以对民间投以青睐，原因之一是把民间当作知识分子最后的家园和安身立命之所。一些人把民间理解为仅仅与权威意识形态对立的空间，认为它是一个可以包容知识分子的空间。他们感兴趣的是与“官方”相对的民间。所以，他们认为民间文化空间可以成为一些知识分子疏离政治意识形态后所选择的栖身之所，知识分子在那里可以找到自身的新价值。这就使他们必然地对民间化给予热情的支持。他们在一个被扩大了的虚幻的民间寻找知识分子的位置，在孤独的感觉中寻找精神依靠以缓解内心的孤独和恐惧感。中国文人缺乏独立坚守的能力，总想寻找某种依靠，民间话语空间的发现使他们感觉如同发现了新大陆，特别是又与大众站在一起，更使他们因为感觉身处巨大的群体之中而不再孤独。然而，只要保持一份清醒，就应该意识到自身与民间的矛盾，就不会置身民间而那么踏实。
有两个层次上的问题是需要注意的：一、眼下的民间已经不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空间，它是非权威的，同时也是非知识分子的。这一点上，民间化的倡导者们表述非常清楚。如果不了解这一点，误以为自己不属于官方就理所当然属于民间，那就会因为疏忽而走入别人的房间。二、民间不是知识分子的伊甸园。从某种意义上讲，民间话语和知识分子话语既互相渗透又互相拒绝。它们都是边缘话语，但二者之间关系复杂。民间话语具有极大的包容性，知识分子可以在其中栖身。但是，如果没有清醒的意识，如一些批评家所倡导的那样彻底放弃启蒙立场，就很容易被其同化。知识分子在讲述民间话语时，的确能够以前所未有的姿态逼近生活的真实，并且从中获得某种民间的生机。但是，这是一种冒险，因为如果没有强大的自我，如果没有精神立场的坚定性，投宿于民间的知识分子是无法于第二天早晨走出客店的。中国文人大都不具备这种强大的自我，也缺乏精神的坚定性，当他们走向民间时，就很容易对民间价值有更多的认同，并且由于这种认同而导致放弃自己的批判姿态和价值立场。而这种放弃也就是对现代性使命的放弃，也就是对知识分子自身本性的放弃。事实上，现在的文学已经如此。
中国作家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定位，不是依附于权力，就是依附于民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我们的确需要精神家园，但这个家园不在民间。走出民间的沼泽，建立知识分子自己的话语空间，才是当务之急。
1997年7月初稿 1998年6月修改
原载《粤海风》1998年9-10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