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念的“现代”转换，是当代学界一直关注的焦点问题。就“文学”观念而言，一般认为，汉语中的“文学”概念源始于《论语·先进》的“文学：子游，子夏”之说，为“孔门四科”之一，特指文章博学。汉武帝设“五经博士”，以儒学为核心的“经学”考据开始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正统主流，由《史记》开创的“史学”，则主要是在为“经学”提供史实佐证，“文学”问题未得彰显。魏晋之际有“文学自觉”一说，但主要指的是“文章立意”（宗经征圣）和“文体笔法”（赋丽辞采）方面的“自觉”意识；南朝宋文帝立“文学馆”，其“文学”也重在文笔章法层面的教学训练。唐宋以降，基于科举的实际需要，“文以载道（明道）”成了“（行）文”的标准尺度，并一直延续到了清代。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演进中，“文学”在不同的时代，曾有过各自不同的所指，诸如文章、学术、文体、文笔、文法等。但在总体上，“文学”既未获得过真正独立的地位，也与现今所说的“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没有形成严格对应的关系。这是否就表明传统“文学”观念与现代的“文学”之间就完全处于“断裂”的状态呢？或者说，现今的“文学”只是一种由域外“舶来”的对应于“Literature”的全新概念？问题恐怕远非这么简单。
“文学”的独立：章太炎的“文学”定义
事实上，传统的“文学”观念是有其自主性转换的轨迹可循的，这一点与晚清时期中国学术的全面转型有着密切的关联。清代学人延续经、史、子、集“四部”的学术分类，但仍以儒家“经学”为第一要务。不过，清代学术确实在其内核上已经悄然发生了质变。先有戴震对明末“学以致用”思想的推崇，涤除了“汉学”的空疏和“宋学”的教条；继有章学诚“六经皆史”的学术逆转，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学术“范式”。由此才激发了章太炎对“文学”的重新定位。
章太炎是公认的传统学术的集大成者。章氏宗“汉学”以治“经学”，却又并不拘泥于“考据”窠臼。受戴震和章学诚“变革”理念的启发，章太炎将思考的重心转向了“鼎革以文”，尝试以复兴“古学”的方式来革新和重塑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章氏有言：“盖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音韵训诂，其管籥也；以真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致国粹学报社书》）基于此，章氏在其《国故论衡》中设计出了“小学—文学—诸子学”的学理构架，其中的“文学”被看作是由“语言”向“真理”的过渡。由此，章太炎才有了对“文学”的明确定义。他认为：“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称文。”（《国故论衡》）这一定义可以看作是传统“文学”观念真正获得独立地位的肇始，其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章氏的“文学”定义实际有“文之学”之意——即研究“文”的形制原则的“学问”。章太炎认为：“夫命其形质曰文，状其华美曰彣，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绚曰彰，凡彣者必皆成文，凡文者不皆彣，是故推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彣彰为准。”（《国故论衡》）“文”之所立，重在“明道”而不在修饰。有了这样的前提，章氏论“文”就基本限定在以“文字”本源为基础，经“言说”而明辨“真理”的层面上了。
不难看出，章氏的“文学”定义尝试以“文学”为中介，将“语言”和“哲学（诸子学）”联结成了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也正是“现代”意义上“人文学”的核心范畴。此外，章太炎将“诸子学”设定为“真理”的最终目标，以诸子“等量齐观”的方式，彻底打破了“儒学独尊”的传统学术格局，同时也重新恢复和拓展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思想蕴涵。这一点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对人生价值及生命意义的呈现与追求，无疑是相互呼应的。
传统“文学”观念在理论层面上的渐次推进
章太炎的“文学”定义开辟了一种全新局面。钱穆曾指出，章氏之《国故论衡》，“实即是一种新文化运动，惟与此下新文化运动之一意西化有所不同而已”（《太炎论学述》）。
当然，章氏的“文学”界定也确实过于宽泛，且未能显示“文学”所独有的特质。以此为起点，晚清学人对“文学”的诸多面相又给予了更为明晰的探索和推进。同为经学大师的刘师培认为，典籍之为“经”，乃在其都显示为交错之“纹（文）”。所以，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强调的正是“精致修饰”，即“文”在“纹”的意义上的“藻饰”功能。刘氏的定位本于阮元的“沉思翰藻”之论（《书昭明太子文选序后》），刘师培认为：“中国文学，至于周末而臻极盛……故周末诸子，卒以文词之美，得后世文士之保持，而流传勿失。”（《论文杂记》）刘氏以“文词之美”敏锐地触及了汉语“文学”的感性审美问题。
与刘师培不同，王国维认为，“美”不在“文辞”表层的修饰，而重在心灵自身的超脱。文学为“无用之用”，其“无用”乃在文学无以成为谋生之具，其有“大用”则在惟文学能促人脱却“苦海”。“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红楼梦评论》）王国维进一步指出，古之文学多依时势而变，楚骚、汉赋、唐诗、宋词等，“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元戏曲考》）。正因为如此，他的《红楼梦评论》和《宋元戏曲考》等研究，才使得小说、戏曲入于“文学”之列而不再被视为俗世小道。
王国维借“审美”为“文学”奠定了内在层面的本质定性，梁启超则借助“史学”使“文学”具有了一种依“进化”序列向“新文学”延伸发展的可能。梁氏自谓：“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自开展，靡不循此轨道。”（《小说丛话》）据此，梁氏所倡导的“新小说”“新诗体”“新文体”等，于理皆可视为进化之定律使然。梁氏之志首在“觉世新民”，其推崇“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目的，正在于以小说所固有的“熏、浸、刺、提”之“力”来促进社会的进化。
“竹帛之文→文辞之美（表层）→诗性审美（内质）→进化改造（功能）”，自章太炎以降，晚清学人以逐层推进的方式丰富和拓展了汉语“文学”观念的基本内涵。同时，在后继学人的持续努力下，小说、戏曲等得以跻身“文学”之列。以“诗歌、小说、戏剧、散文”为基本类型的中国“新文学”的全新架构，才最终被建构起来。
自主性转换：返本与创新
从章、刘、王、梁等近代学人对于“文学”问题的逐层辨析不难看出，汉语“文学”观念其实一直都是依据自身的内在规定在渐次推衍变化的。古《易》之道，核心在于“恒”中有“变”。“文学”之“恒”显示为“诗性审美”内质的留存与延续，“文学”之“变”则体现为顺应时代的不断革新。
章太炎定“文”为“著于竹帛者”，带有追溯和发掘传统思想之“源头痕迹”的深刻意味，延伸至后世实际正是“人文”学科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刘师培对于“翰藻”的推崇，强调重视“文体、章法、修辞”等问题，奠定的是后世“语文学”在“文学形式”层面多向路拓展的基础。王国维和梁启超在域外观念的启发之下，既提升了小说、戏曲的“文学”地位，同时也促成了后世“新文学”的“诗性审美”与“改造社会”双向并流的基本格局。
以此而论，传统的“文学”观念在转向“现代”之际，非但没有发生“断裂”，反而一直是以一种隐性的方式存在着的；文学观念的“现代”转换，绝非是对域外“Literature”思想的全盘移植，而恰恰是一种以“守恒”为前提的对域外思想资源的开放性接纳与整合。
进一步说，“人文—语文—审美—致用”既是传统“文学”观念中“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的汇融与开拓，也是奠定当下“文学”学科合法性的关键基础。比之“Literature”的“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的西式划分，汉语“文学”观念具有更为开阔的广延性和综合性。如果说目前正需要建构中国所特有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三大体系”的话，那么，重新返回传统思想，以寻绎其符合于“现代”世界的诸多观念“自主”转换的具体轨迹，以此形成建构“体系”的坚实平台，或者不失为真正切实可行的路径。
黄云霞（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光明日报》（2024年12月30日 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