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当今国际地区冲突的不断发生，夹杂着多种意识形态的论争日益凸显，中东、波黑、车臣、伊拉克等地局势的动荡都直接或间接与民族主义有关，现实社会的矛盾引发了学术界关于民族主义研究的进一步探讨。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研究的新路径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作为研究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经典著作，为我们理解人文社科领域的诸多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与此前被翻译成中文的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埃里·凯杜里的《民族主义》、安东尼·史密斯的《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厄内斯特·盖尔纳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相比，安德森的这一著作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重新勾画了 17世纪以来的世界史，显示出渊博的知识和强大的叙述能力。”[1]他探索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其对民族主义的诠释融比较史学、历史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于一炉，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多维视野下的民族主义起源、散布的历程。
正是基于这一研究路径，并且拥有在多个民族国家长期生活的经历，安德森质疑先前学者将民族主义归结为由欧洲肇始的主流观点，代之以追溯到南北美洲的殖民地独立运动。民族主义这种“想象的共同体”又是源自于普通民众的“一个自下而上的凝聚过程”，而不是盖尔纳等其他学者所认为的“自上而下的动员过程”。[2]
顺着安德森的指引，我们穿越四个世纪的历史沉淀和五大洲的地理空间，开始追寻人类精神深处的民族情感，为自己找到认同的家园。
安德森其人
安德森是康奈尔大学国际研究院讲座教授，东南亚研究学者。他的父亲出生于英属马来亚殖民地，曾就职于中国的帝国海关，在中国生活长达三十年之久。安德森出生于中国云南，抗日战争期间离开中国到美国，在康奈尔大学专攻印尼研究，之后在雅加达完成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对印尼、爪哇文化以及荷兰的殖民研究投入满腔的热情，而他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书则被译者吴叡人称作是“一个同情弱小民族的‘入戏的观众’”[3]进行长期田野调查的成果。
对民族主义文化根源的分析
关于民族的定义，安德森避开了对其本体特征的解释，而从认知层面进行诠释，提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4]。这种“想象”不是凭空捏造的“臆想”，而是把想象当成一种社会过程，贯穿于民族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始终，民族是在民族主义的想象基础上产生的。
从文化根源来探索民族主义的起源是安德森的视角，其论著中最为闪光之处在于他将文化分析的切入点置于“宗教共同体的式微”、“王朝的衰落”和“对时间理解的改变”上。
宗教共同体的式微。安德森将中世纪之前的宗教信仰圈看成是“广大无限的共同体”[5]，他们凭借神圣语言和宗教教义拥有崇高的威望和高度的整合能力，中世纪后期开始逐渐式微。至于其中的原因，安德森给出的答案是：首先，在欧洲以外的地理探险活动“急遽扩大了文化和地理的视野，也因而扩充了人们关于人类可能的生活形式的概念”[6]。 其次，神圣语言自身地位的衰落。拉丁文作为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曾经是传播西方文明和知识的重要载体，也是全欧洲教堂和上层知识分子的统治语言，但从 16 世纪开始，随着拉丁文统治地位的丧失，这种由神圣语言整合起来的宗教共同体也走向了分裂。
王朝的衰落。世界上许多王朝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对世界进行想象的，王朝的权力来自于神授，民众是臣民而不是公民，王朝与王朝之间边界不明。帝王能够轻易地通过神授的合法性维系他们对臣民的统治，而且臣民往往是具有多样性文化的，甚至居住在不相连的领土上。王朝通过战争和与其他王朝通婚的方式得以巩固与延续。从 17 世纪开始，神圣君主的合法性在西欧日益衰退，“在旧的正当性原则无声无息地消亡之际，很多君主早已在探求‘民族的’标志以求保住其仅存的合法性了”[7]。 一个鲜明的例子是，“尽管腓特烈大帝的军队中还有为数众多的‘外国人’，他的侄孙腓特烈·威廉三世的军队，在沙恩霍斯特、格耐斯瑙和克劳塞维茨等人了不起的改革之后，已经彻底变化‘普鲁士的国民军’了”[8]。
对时间理解的改变。宗教共同体的式微和王朝的衰落并非民族主义想象
共同体产生的充分条件，这里还有一个关键的要素，就是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的改变。中世纪基督教教义中的“弥赛亚时间”是一种“过去与未来汇聚于瞬息即逝的现在的同时性。在这种看待事物的观点中，‘其时’一词是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意义的”[9]。 但随着世俗科学的发展，一种本雅明所说的“同质的，空洞的时间”的观念取代了中世纪与“时间并进的同时性”[10]，这种时间观念不再具有预兆性，而是简单的体现在时钟与日历上。而这种“穿越同质而空洞的时间的想法，恰恰是民族这一理念的准确类比，因为民族也是被设想成一个在历史中稳定地向下 (或向上) 运动的坚实的共同体。一个美国人终其一生至多不过能碰上或认识其美国同胞中的一小部分人罢了。他也不知道在任何特定时点上这些同胞究竟在干什么。然而对于他们稳定的、匿名的和同时进行的活动，他却抱有完全的信心。”[11]随着印刷报纸的普及，日期被清晰地记载于纸面上，让阅读报纸的人们能够清晰地体会到：就在这一刻，他的同胞也会在另一个地方阅读着同样的报纸，而这种晨间读报的生活方式则被黑格尔称为是取代晨间祈祷的群众仪式。
对社会结构的分析
文化根源是民族主义被“想象”的主要动因，社会结构则是民族主义在现代形成的前提，安德森对社会结构的分析与文化根源分析一起构成了民族主义想象的基础。
在印刷品将人们带入全新的同时性概念之际，我们还是难以在脑海中涌现民族主义的想象，这时，只有“生产体系和生产关系 (资本主义) 、传播科技 (印刷品) 和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个因素之间半偶然的，但又富有爆炸性的相互作用”[12]才为民族的登场搭好了舞台。新教和印刷资本主义结盟，经过机器的大规模复制，欧洲方言出版市场迅速通过普及性的书籍、报纸争取到了众多读者，其中包括商人和家庭妇女。于是，原先讲着各式法语、英语、西班牙语的人们变得可以相互理解了，这就形成了“民族的想象
共同体的胚胎”[13]。 印刷资本主义还有一种功能，它可以使语言固定化，这就使得在现代土壤上产生的民族主义成了一种看似古老的历史传统，从而具备了更强的整合群众的能力。
民族主义散布的四波浪潮
从第四章开始，安德森将民族主义的散布分成四波潮流：第一波是美洲大陆上欧裔海外移民想象的民族主义，第二波是欧洲的语言民族主义，第三波是官方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第四波是亚非殖民地的民族主义。
区别于凯杜里、盖尔纳、霍布斯鲍姆等学者坚持的民族主义起源于欧洲的观点，安德森认为这带有深刻的地方主义烙印，他将南北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看成是第一波的民族主义。这些脱离欧洲母国的移民或移民的后裔有的人已经带上了土著的血统，有的人即使没有土著血统，也被地理环境决定论者认为本性劣于母国人，因此他们的事业阶梯不能像母国的贵族那样顺畅，难以真正融入贵族之列，他们能够攀登的最高职位仅局限于被委任的殖民地行政区域之内，这就使他们与母国逐渐疏离； 另一方面，在对母国的“朝圣”中，这些移民或移民后裔接触到来自其他地域的同样的朝圣者，当这些人说着相同的语言，由此产生亲近感与认同感的时候，尤其是想象到他们出生在大西洋彼岸的共同宿命之上时，他们就开始将这些有着共同语言的殖民地想象为自己的民族。在母国与移民贵族的持续冲突中，印刷技术由欧洲传至美洲，当地报纸刊登的大量的本地新闻加固了这种归属感。在这种民族主义想象过程中，“欧裔海外移民官员与地方上的欧裔海外移民印刷业者，扮演了决定性的历史角色”[14]。
第二波是欧洲的语言民族主义。美洲民族解放运动之后，欧洲民族主义借着印刷语言的复制功能对美洲民族主义进行了“盗版”。从 16 世纪开始，伴随着欧洲对中国、印度次大陆和印加文明的了解，欧洲人开始专注于对“庶民方言”的解读，到 19 世纪，欧洲大陆成为了文法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家的黄金时代。他们对各式方言“进行了‘去野蛮化’的工作，也就是要使之转化为配得上伯里克利与苏格拉底的语言”[15]。 对罗马尼亚文和俄语文法的改造，将荷兰方言转化为文学语言，这些都代表了方言对于教会斯拉夫语的胜利。当这些语言工作者们进行革命性工作的同时，他们的“阅读阶级”也由贵族走向了下级官吏、平民和工业资产阶级等新兴的中间阶层。革命后的语言进入印刷工业，印刷品又“盗版”了美洲革命的概念，他们将革命的词汇、模式进行固化，民族国家、共和制度、人民主权等词语经由印刷品进行固定、积累与散布，而且整个“盗版”的过程都是在民粹中完成的。
第三波是官方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并不是使用同一种语言的所有地区都能自觉地产生民族主义想象，有些地区的民族主义是在官方力量的运作和帝国主义的统治下形成的。安德森以印度为例指出，当英国的教育体系被完整地引入到印度之后，印度人的肤色虽然是印度的，但他们的语言模式、思维结构、道德准则都已被英化了。日本的官方民族主义是在明治维新期间完成的，他们通过中央集权巩固天皇权威，废除武士阶层的特权，农民从封建藩制中解放出来，为接下来成为“公民”做好了准备。这个由王朝转变为民族国家的过程是统治阶层自上而下完成的。
最后一波是亚非地区的殖民地民族主义。殖民地民族主义的散布过程既模仿了官方民族主义建立完善的教育体系这一环节，又加入了殖民地政府主动通过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完成民族国家想象的环节。殖民地知识分子阶级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以印尼巴达维亚政权为例，荷兰人采用统一的教科书和标准的文凭，将标准化的小学分布在殖民地村庄，将标准化的中学设立在城镇和较大的城市，而最高级的教育则被设立在殖民地首府巴达维亚。来自城镇及其他城市的朝圣者共同汇聚于巴达维亚，长久以来，促使他们认为那是他们的首府，而且“我们”会“一起”在“这里”。这种教育朝圣之旅的目的地总是与行政首府一致，于是赋予殖民地地图一个关于特定领土的想象。越南、柬埔寨、老挝人也同样受到法国殖民者教育体制的洗礼，他们可能在河内、金边、万象中任何一个地方接受教育，之后也会回到殖民者为他们划出的那个“家乡”。
从18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中前期，这些欧裔海外移民的民族主义、方言民族主义、官方民族主义和亚非殖民地民族主义模型又被世界各地的双语知识分子不断复制、改编和传播，甚至他们可以摆脱原先必须依赖出版印刷才能想象共同体的方法，不仅可以向不识字的群众进行垂直宣传，而且可以向世界其他地区的群众进行水平式散布。
延续和强化民族主义的机制
在最后三章“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记忆与遗忘”中，安德森从精神、空间、时间三个层面为我们阐述了民族主义得以延续和强化的机制。
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一章中，安德森认为民族的语言、诗歌、小说、音乐，和个人出身、出生的年代等无法选择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组成了“有机的共同体之美”[16]，这种自然组合可以超越世俗功利，使人们对民族产生家庭般无私的爱并为之牺牲。这种植根于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与根源于阶级意识形态的种族主义不同，安德森将种族主义看成是将对内压迫合法化的工具，阶级性是其特征。
殖民地政府通过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完成其对领地的想象，他们通过测量和绘制地图框定领地范围，通过人口的量化对这一想象成的领地进行政治填补，而博物馆又将殖民地政府的统治权威放置于久远的历史环境中，进而希望完成由殖民地政府转化为殖民地人民对民族的想象。
安德森将民族主义对自我的叙述定格在民族传记上，这种对历史的书写区别于福音书“顺时间之流而下”的方法，而是“溯时间之流而上”[17]，在这种传记里，所有发生的事件被历史记忆或遗忘的方式也都在同一个共同体之中。
安德森论证中的独到之处
首先，安德森从多维视野进行审视，将民族和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18]，摒弃了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视角。他曾在爱尔兰、英格兰、美国、中国长期居住，在印尼、泰国、爪哇、越南、菲律宾等地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他以文化人类学、比较史学、历史社会学和文本分析等多维视野的观察区别于大多数民族主义研究学者从政治、经济层面进行研究的方法。厄内斯特·盖尔纳将民族主义的产生置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分析背景中，认为经济对民族主义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只有在工业社会才可以产生民族主义。安德森也涉及资本主义这一结构型要素对民族主义产生的影响，但他避开了资本主义本身经济社会的特性，而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印刷技术和印刷产品视作民族主义产生的载体。同时，他也将各种政治意识形态看成是社会化想象完成之后，民族主义被移植、吸纳的过程，而不是将其视为民族主义产生的最初动力。
其次，安德森认为民族主义是经过“想象”过程起源的，这不仅与原生主义民族主义者相区别，而且也同属于现代民族主义理论的其他学者相区别。原生民族主义将皮肤、血统、谱系、神话等要素作为产生民族主义的充分条件，认为它存在于民族产生之初，是一种内生性质的民族主义，但这种原生民族主义的理论却很难追溯民族主义的产生时间，甚至很难厘清是先有“民族主义”还是先有“民族”。而安德森对民族的“想象”建立在文化根源基础上，借助资本主义印刷媒体而塑造出来的，先有“民族主义”情怀，随之产生对“民族”的想象。他对于“想象的共同体”的界定也区别于同为现代主义民族主义学者的厄内斯特·盖尔纳，盖尔纳对于民族的理解是，民族主义“发明”了民族，虽然“发明”过程区别于原生民族主义，也含有人对民族模式主动培养的成分，但盖尔纳并未解释清楚这个培养“过程”是如何实现的。
最后，安德森将第一波南北美洲民族主义视为美洲人自身对民族的想象，他没有将亚非殖民地的独立运动看成是反抗殖民主义压迫的产物。相反，殖民地政府通过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等形式主动复制官方民族主义模式，完成对殖民地的民族国家规划。这种独辟蹊径的研究视角不仅为民族主义研究，而且为殖民地社会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路径。
安德森的思考局限
第一，安德森在将研究焦点集中于探讨民族和民族主义产生的文化根源时，忽略了政治过程对其产生的重要意义。埃里·凯杜里在其《民族主义》一书中将民族主义看成是“一种新形式的政治”[19]，它是国家以民族自治形式巩固其合法权力的政治手段。美国汉学家杜赞奇在讨论中国民族主义问题时，认为民族主义是“对于民族的不同表述之间进行斗争和协商的场所”[20]，而安德森基于文化基础的探讨脱离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整合过程，如果读者仅仅将思维局限在这一框架内思考，将使我们对民族主义问题的分析趋于简单化，也难以经受世界范围内复杂的民族状况的检验。
第二，安德森将民族和民族主义产生的先后顺序厘清的同时，缺乏对民族和国家这两个概念的分野。厄内斯特·盖尔纳认为国家是先于民族产生的。霍布斯鲍姆也指出，“民族主义早于民族的建立，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21]。 安德森虽然没有直接讲述民族与国家产生的先后顺序问题，但他把欧裔美洲移民和生活在东南亚殖民地的人们生活的地方看成是他们的“家乡”，这个“家乡”经过民族独立运动之后就成为现代民族国家，但安德森并没有界定民族、家乡、国家这三者的界限。国家与民族在地理疆域上不一定一致，但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家乡”在演变为“民族”和“国家”过程中的分野？
第三，安德森对中国民族主义分析的缺失体现了其理论解释力的不足。安德森在中国有过长期生活经历，他父亲在中国居住三十年之久，他的弟弟——美国《新左翼评论》主编佩里·安德森——长期关注中国问题，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安德森在此会遗忘对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关注。由于安德森的分析框架是基于西方和被西方强国殖民的土地之上，更关注民族国家与外部力量的紧张关系，而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未经历被西方完全殖民的过程。近代中国在与西方接触和受打击之后逐渐从无远弗届的“天下”观念走向“民族主义”的自我认知，这个过程既包含了外部因素的压力，也包含了 19 世纪末以来的多种社会思潮的推动。这种内部自觉与外部压力的复杂的互动难以纳入安德森对殖民地的分析模式，因此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对中国问题的解释力尚显不足。
民族主义作为推动民族国家变迁和国际政治发展的重要动力，已成为我们研究一系列民族、国家和国际问题的起点。该书不仅为我们解释了民族主义历史起源问题，其现实意义更在于，当我们遇到民族主义的当代变化和相关问题时，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所展现的民族主义起源图像为我们指引了一条从社会、文化和心理等层面进行追溯、思考的路径。
注释：
[1]张慧瑜：《民族与民族主义———关于〈想象的共同体〉的读书笔记》。http：//www.ewen1cc/music/bkview1asp?bkid=99312&cid=272701
[2]马衍阳：《〈想象的共同体〉中的“民族”与“民族主义”评析》，载《世界民族》2005年第3期，第70～76页。
[3]吴叡人：《认同的重量：〈想象的共同体〉导读》，载 [美国]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4][美国]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第6页。
[5]同上，第12页。
[6]同上，第15页。
[7]同上，第20页。
[8]同上，第20页。
[9]同上，第23页。
[10]同上，第23页。
[11]同上，第24页。
[12]同上，第42页。
[13]同上，第43页。
[14]同上，第62页。
[15]同上，第70页。
[16]同上，第139页。
[17]同上，第194页。
[18]同上，第4页。
[19][英国]埃里·凯杜里：《民族主义》，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20][英国]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版，第6页。
[21][英国]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