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概念比较拗口，但在一个现代公民社会，又至关重要。或许能通俗地说：如果有两个人为另一个人是否获奖发生争执，第一个人说那人作品质量高，程序不合也必须获奖，否则就不公道；第二个人说，那人作品就算天下第一，如果不合程序，也不能获奖，突破程序，会引起更大的不公。听完他们辩论，我们就大致可以判断：第一个人是要实质正义；第二个人是要程序公正。其实中国古人对这两者的关系，已经有感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前者所说是实质正义，完全合理，后者所言则已触及程序公正，合理的要求必须通过合法渠道解决。在远古与中古，人们发生争执，具有实质正义的一方，往往是通过血亲复仇、部落械斗、私刑报复、个人决斗来解决。只是到了近代，人们才逐渐明白，即使实质正义，为了避免社会共同体在暴力冲突中同归于尽，也必须通过程序公正来解决，这就是近代法治。一部人类社会进步史，可以说是一部法治完善史，而一部法治史，可以说是程序公正逐步赶上并走到实质正义之前的历史。由此，我们也可以说，是强调实质正义，还是维护程序公正，是观察一个社会、一个阶层乃至一个人，是处于古代、半现代、还是现代的标志之一。在已经确立法治秩序的现代社会，程序公正先于实质正义，这是公民的普通常识，或者就叫法律意识。
“长江《读书》奖”公布后，社会议论纷起。辩护一方大多是在说某人学术水平如何高，获奖是天经地义，这种说法恰好停留在实质正义。而长江《读书》奖主事者的说法及最近工作室的“声明”，表明他们还是有一些程序意识，但在程序解释中，又暴露出他们明知故犯的毛病。下面以评委钱理群和学术委员会召集人汪晖获奖为例，看看毛病出在哪里。
钱先生人品好，文章也好。但程序规定，评委的作品不能参奖，钱先生是评委之一，一旦获奖，争议即起。对此，主事者《读书》杂志这样说：著作奖和文章奖的评审是由两个学术委员会分别独立进行的。根据章程，凡有作品入围者，均不担任相应奖项的学术委员（长江《读书》奖工作室声明第五条）； ２０００年４月２１日至２２日，著作奖学术委员会评审出专家著作奖。４月２３日，文章奖学术委员会评审出文章奖（上述声明附工作日志第十一）；钱理群和汪丁丁４月２２日还在进行评审工作，由于他们两人的文章入选了文章奖，２３日两人退出文章奖评审委员会，结果是钱理群的文章当选，汪丁丁落选（见《南方周末》６月９日）。
开头两句都有错。葛剑雄教授已有文章分析后一句是曲解章程，那“相应奖项”四个字是事后加的（见《中华读书报》７月５日）。我这里则分析第一句也站不住，恐怕是子虚乌有。我们可以看一下文章奖和著作奖评委组成：
文章奖评委１１人：陈嘉映、陈燕谷、黄平、陆建德、罗志田、孙歌、王晓明、万俊人、信春鹰、许纪霖、杨念群；
著作奖评委１５人：陈嘉映、陈燕谷、黄平、陆建德、罗志田、孙歌、王晓明、万俊人、信春鹰、许纪霖、杨念群、甘阳、王焱、钱理群、汪丁丁。
前者比后者少四人，甘阳在香港不能赴会，王焱因病没有参加，最后少的两个人，恰好就是２３日才退出的钱理群和汪丁丁。名义上是两个学术委员会，但人员完全重合，用老百姓的话来说，这叫“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工作室声明说“评审是两个学术委员会分别独立进行”，可能吗？除非他们分身有术，才能在“进行”时既“独立”又“分别”。看一下他们的工作日程，其实是一套班子两个议程：２１日、２２日评著作，这时叫“著作奖评委会”，２３日评文章，这时叫“文章奖评委会”。《读书》解释说“钱理群和汪丁丁到２３日退出”，以此之矛，攻彼“分别、独立”两说，两说皆破。如果不是一套班子两个议程，而是“两个学术委员会分别独立进行”，钱、汪二先生何必“退”？说穿了，只是在同一套班子中，退出与己有关的一个“议程”而已，“两个学术委员会分别独立进行”何来之有？主事者说他们的程序比诺贝尔评奖还要严格，那就应该组成两个成员完全不同的评委会；实在凑不齐，出现“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中国特色，人们也能谅解。但在中国特色下，为爱护评委，主事者或工作室应该在评审一开始就明言，因为只有“一套班子”，无论是著作还是文章，谁作品已经入围，谁就只能在两个选择中择其一：要么当评委，放弃参奖；要么参奖，放弃当评委。这才是“回避”，这才是比诺贝尔奖还严格，也体现君子爱人以德。
汪晖对批评的回应是，６月２２日发回三年前旧稿《“死火”重温———— 以此纪念鲁迅逝世六十周年》，把自己和批评者的关系比附为鲁迅和他的论敌，显然不妥当，也损害了他的实质正义。７月１日写作“两点说明”，对得奖表示辞谢，这一点则应该得到欢迎。使汪晖情绪激动的因素有很多，这里限于篇幅不能面面回应，与本题有关的是：他说自己完全没有参与这个奖项的诸多事宜，因此得奖与否，不涉程序公正。对此，《读书》杂志和工作室解释得更详尽：第一次解释见《南方周末》（６月９日），《读书》杂志接受记者采访称：汪晖作为《读书》杂志社的成员，和其他所有杂志成员一样，是不具备推荐、评选资格的。但评选活动开始时，他已经在国外进行学术交流直到现在。《汪晖自选集》得奖后，《读书》杂志原有将之撤下的打算，但这是经过程序产生的结果，《读书》杂志没有这个权力，民主的结果只能尊重。
这段话有点奇怪。前一句承认汪晖不具备推荐、评选资格，已经足够，应该就此打住，以后再有种种也是不合法。“得奖后，《读书》杂志原有将之撤下的打算”，可见也知道首先要资格合法，然后才有程序合法，资格不合法者不得进入程序，即使程序被启动，运作结果也不应承认。但是，后一句绕过来了，说还是不撤，理由是“经过了程序产生了结果”。这不是明知故犯，自相矛盾吗？说是“民主的结果只能尊重”，这样推卸责任的说法倒有点像汪晖在声明中激烈抨击的样子：“将矛头指向全体评审委员”。这是什么样的“程序”，什么样的“ 民主”呢？“文革”结束已经三十二年，我们知识界最优秀的精英终于有机会来自己选一回，还不是选人，而是选书、选文章，怎么就会一下子掉入那个怪圈：明知资格不合法，却以程序运作造成既成事实，再以既成事实追认不合法为合法？这种说法究竟是爱护汪晖，还是陷汪晖于不义？
第二次解释见工作室声明：汪晖在设奖的酝酿初期，就对之多有疑虑。但由于他是三联书店聘请的兼职主编，不便对三联书店的重大事物表示可否，所以一直对评奖一事保持距离。加上１９９９年１０月出国，更明确了对本届评奖完全不参与的态度。因此，汪晖不是本届评奖工作的召集人，也完全没有参加包括章程设计、书目推荐和评审在内的任何工作。
这一解释有进步，绕过了前述资格合法与程序合法的明显矛盾。但有一个要害绕不过：汪晖没有辞去《读书》执行主编，这个奖是长江《读书》奖，不是长江《三联书店》奖，说那么多关于三联书店的话没有意义；汪晖也没有辞去该奖评选的最终权力机构————学术委员会召集人职务，还是此次声明中说的，不是我加的。以善意度人，最好不计较人在国外是否还能以现代通讯手段影响国内评选，但上述两个职务却不能打马虎。尤其是后一个职务，虽然不是本届评选的召集人，却还是这个奖项的最终权力机构召集人。现在的工作室“声明”是以“ 不是本届召集人”这一浮词，来盖住底下一层更重要的基础事实：他还是本奖项 “最终权力机构”召集人。在中国，某一项活动的“最终权力机构”意味着什么，谁都能明白。
此外，这个工作室“声明”始终在回避的一个问题是：汪晖在担任上述双重职务的同时，究竟“回避”了没有？回避“回避”是不行的，说一千，道一万，也是绕不过去的。如果是真诚回避，第一要回避的就是担任上述双重职务的人。有作品参选的学术委员都要回避，学术委员会的召集人却不回避，说得过去吗？这样的回避还要说在事先，语言要明确，不容歧义。既然要出国，那就应该在出国前就明确，人走了，书却不能在国内进入参选。考虑到汪晖出国的事实情况，这一回避的落实还不在于“人”，而在于“事”———作品不能在国内参选。而我们现在无论是从“工作室声明”还是汪晖的“两点声明”中，都找不到这样明确的说法。能看到的是人已经出国，完全没有参与具体事宜，不是本届评奖工作召集人等这样一些含糊其词的说法。明眼人不难看出，“声明”也好，“说明” 也罢，是把视线集中在“人”，如他在国内怎么不过问此事，出国又怎么不可能过问此事，却没有触及关键所在的“事”，绕来绕去，一直在闪避这样一个问题：不管汪晖在哪里，汪晖的作品是如何进入评选程序的？我们确实应该奉行对事不对人的原则，希望能把这件“事”说清楚，而不在于针对汪晖这个“人”。人走了，作品留下来了，进入程序了，这样的“回避”是假回避，还是真回避？
至于说“完全没有参与”，能与作品回避划等号吗？退一步，善意度人，可以按照工作室“声明”和汪晖本人“说明”引导人们理解的那样，把这个说法理解为“回避”的同义语。可是这样一来，又会出现更不能回避的尴尬情况：既然当事者已经回避，为什么主事者还要让他的作品参与评选，以致发生今天这样被动的情况？可见是主事者有错，可称之为“情况一”；如果不能作“回避”理解，退回去，那就发生“情况二”：当事者“完全不参与”，是指具体操作不参与，不反对他的作品参评，主事者按他的意愿办，于是人在国外，书在国内，评选程序启动，最终获奖，当事者有错。
倘若是“情况二”，尽管汪晖今日有辞退姿态，工作室还在劝进，尘埃未定，但我们先欢迎这一姿态，不过道理还是要说清：这不是该领奖而不领的谦让，而是因为没有事先回避而造成程序违规的事后补救，给长江《读书》奖的声誉造成损害，本人是负有一定责任的。由此，在两点“说明”之余，似乎还应考虑向主事者为其名誉受损而道歉？风度好，再加一句向评委和工作室道歉，也不过分。如果是“情况一”，则是主事者的错误，那就应该利用工作室“唯一声明”的机会，赶紧向名誉受损的汪晖本人道歉。总之，形成目前这样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总有一方出错。至于是汪晖向主事者道歉，还是反过来，主事者向汪晖道歉，则应视他们之间发生的真实情况而定。相信他们会妥善处理，旁人不应着急。
一场评奖风波迟早都要结束。使我们难过与反思的是，不在于“人”而在于 “事”。知识界启蒙民众二十年，为什么今天还会在自身暴露出对程序公正的如此无视与随意？这一次，问题不是出现在民工群，而是出现在知识群，说明知识群中不少人的意识还停留在古代、半现代，用汪晖“两点说明”中的话来说，确实到了“令人震撼”的程度。不在于谁对谁错，无论是谁错，其他人都没有理由幸灾乐祸。知识界的自身建设，是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当务之急是赶紧补上“公民意识”这一课，甚至应该走在老百姓的前面。没有“公民意识”，遑论其他？只要一个实质正义，无论是单人朗诵，还是登高群呼，都会误人误己。以程序公正求实质正义，实质正义存；以实质正义践踏程序公正，则程序公正亡，实质正义也亡。
（南方周末，2000，7，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