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预料到，说中国的白领工作压力大，定会有些国人起来辩护，说：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彼此差不多云云。其实社会呈现某种倾向、特征的，需要社会宏观的数理统计数字来说明问题，并非得以“一票否决制”形式决出胜负，以偏盖全。正如有人指出：中国流行“东方式嫉妒”、腐败严重、缺乏人权等等事项，总会有国人跳将出来辩护“西方也一样”，以为如此认识便可使事物相互间：齐万物、泯差别、和稀泥了。

本质的事实是，西方社会白领即使面临工作压力也与中国的问题在性质上有显著区别。西方社会存在着工业文明的异化，而当代中国作为一个转型期社会，既面临着农业文明的异化，同时又有工业文明的异化，两者融合一体于白领工作的场景之中。正如马克思阐述的，封建统治对待农奴有着超经济的剥削，其剥削性质和程度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是不相同的。

实话说，当今时代，中国白领的职业生态是相当恶劣的，有相当多的人是处于“高压锅”中折腾，承受着超额的生存压力，情景之一是，还遭遇到种种职场上的“冷暴力”①。近年来有一个时髦且讽刺的词“过劳模”②——比劳模还要劳模，应时而生，他们普遍生存于：无休息日、睡眠不足、三餐不定、还得遭遇蔑视的处境，他们足以令带上大红花进入中南海晋见首长的“劳模”深感羞愧。更有甚者，在市场经济发达的深圳市，据说，每年有超过二千的年轻人选择了轻生③。据上海市民信箱的一项调查显示，上海有60％以上的白领每天伏案工作至深夜，其中80％的白领因长期用脑过度患有不同程度的脑疲劳④。在电影《摩登时代》中扳手工神经羲羲的样子，在今天置换成中国白领的“电脑脸”⑤。

可是，我们的学术界对此问题思考似乎还是停留在“群体本位”的立场上，沿袭老法，使用微观的个体心理疗法去修补“群己权界”——劳资纠纷，以为白领所面临的问题似乎只是一个角色转换，以此来遮蔽他们的合法权益。认为问题的实质仅仅在于人际“沟通”上：白领打工者只要与其老板沟通良好、与同事关系相处和谐了，便天下便平安无事了。这样一来，将一个严重的社会、政治、法律、伦理问题转化为白领的个体心理适应能力问题：自身只要心理调节正常了，学好人际“沟通”的技巧，与上司和周围群众去“打成一片”，便自然而然地“适应了环境”，泯灭了自我心理烦恼，于是得到了阿Q式的满足，这样就落入了“天人合一”圈套。

中国白领工作压力太大，是我们社会这个主体所呈现出异化的症状。社会，即使宏大得很，也绝不能与“天”相等同，它只是浩瀚宇宙中的一个分子，是个有待改革的系统；国家再至高无上，也不能单以它的名义来牺牲个人，它只是在全球化时代的一个地球村落，其制度应该与时俱进地跟上世界全球化浪潮；文明史再悠久，传统也绝非恒定不变，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瞬间；“人民群众”再伟大再神圣，绝对不是一团“和谐”的整体，在上帝眼中只是一个“罪性”群体的聚合集。总之，现代社会里，个人自由有自足的理由，我们应以全球化的普适伦理精神来引导人生，我将我们社会的白领生态异化归纳有四点文化原因：

(一)

渣打银行的经济学专家曾出报告说，每个人都生活在变化中，但其他人的变化速度都赶不上中国人的变化速度。中国的变化有多快？报告表示，一个中国年等于四个美国年和英国年，也就是说，在中国的生活变化要比在美国和英国快三倍之多。而从经济增长来看，以非洲马拉威一年的经济增长只约等于中国七个小时的增长。想象一下，你家20多岁的孩子拿着不可想象的薪水，他们换工作的速度让你目瞪口呆。推土机把你曾经成长的房子推倒，摩天大楼在废墟上平地拔起；你的邻居经常外出旅行，而街上到处都是古怪的外国人，这种景象和25年前的中国相比，可说是大相径庭！

中国社会变迁急剧，由农业文明转型为工业文明，而年轻白领自身的性格秉性却呈现一定的稳定性，从传统社会中发展起来的角色并未能迅速转型到现时代的工作需求之上。新的社会形态中的生存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与白领己身遗传基因所因袭的传统文化不甚协调，产生出角色内部定位的矛盾和困惑。传统的儒家是“中庸、调适、谦让”的，讲究人伦亲情和等级秩序，道家是“避世、退缩”以成“无名、无功、无己”为终极的，释家更是“涅盘寂静”、“无我”、“无欲”为佛境的，长期来我们学校中的训规有：“为人民服务”、“学习英雄、模范”等等，总之，极力消除掉个人的主体性。

可是如今，白领当“下海”投身于市场经济大潮中时，发现人际间的生存竞争徒然加剧，人们的情谊趋于寡恩薄义：年轻人在过年过节期间的相互问候，大都采用由他人编写的、被无数人反复循环使用过的“祝福”手机短信，显示敷衍了事。在学生时代，有父母的关照和爱护，在家庭亲情的怀抱里生活，当踏上了社会离开了家庭，个人需经济自力，须大力提升生存独立性，而心理所因袭的群体下意识的价值观念具有相当的遗传恒定禀性，当成为白领的年轻工作人员在较短暂的年代里，跨越文明的鸿沟去极力适应现代性超度劳作的功利性需求时候，显得疲惫不堪。

此外，社会在高速发展，经济在快速增长，迅变的社会、经济和科技形势向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不断地提出崭新的职业素质要求，迫使年轻白领务须即时跟上从业的形势，不进则退。为此，白领不得不持续不断地“充电”学习谋生技能，不仅在上班时间里努力学习，而且下班以后也得占用大量学习时间，由此，挤掉了自由支配的业余休闲时间，白领纷纷成为了“经济动物”，几乎所有的人生活动都是围绕着生存问题转动。

(二)

中国精神向来不重创新，子曰：“叙而不作”，被儒家后学捧为楷模，现今流行的应试教育就是这种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国人的生存之道无非是尽力模仿，以合群为上策，但在知识产权得到重视的今天，产品的模仿受到了极大的限制。鉴于此及精神秉性较为低级的文明传统，中国企业的效益增长法则是：“量”的扩张，而非“质”的提升，而且是低级之中的再低级：“量”单纯就是“量”，即简单为数量的累加，与“质”无甚辨证关系，于是消极地将企业本身以及打工者理解为“经济动物”，作为“动物”白领打工者没有必要享有主体的人格尊严和其他欲望，工作仅仅只是为着“钱”而来的，老板只要付足了工钱，就可以任意使唤他们，不需要考虑他们的工作主动性（积极性）是否有所投入，只要大家认识到劳动力交易市场是买入方市场就行了，老板拥有主动权，为此可以动用胁迫的手段，只要增加了胁迫强度，工作量和产品输出量就自然而然地会上去了。其经典的做法是：加长法定的工作时间和加重工作强度。而我们的法制环境欠缺漠视了这种做法。长时间、高强度的劳作削弱了劳动者的斗志和工作热情，使白领劳动者生理和心理都疲惫不堪，成亚健康状态，加快衰老，朝着“过老死”的路上大步迈进。

投入于全球化经济浪潮中，中国的一些民营企业管理者“高明”地认识到，不得不依靠以拼人力和拼成本的方式迎接国际竞争对手的挑战，以“床垫文化”著称的高科技企业华为公司就是其中一个典型。2006年华为公司的员工胡新宇劳累死后不久，原太平洋建设集团董事长严介和向《新周刊》记者表态该事件，“华为是中国优秀的民营企业，不能让它一个人来背这个黑锅。干革命就是要有牺牲，死几个人怕什么？！”——个人的尊严和权益在国人老板们眼中所占有的价值份量，可见一斑。

尽管纸面上大谈“创新”，可是内在地我们社会对待创新有所恐惧的。譬如某个白领对于工作事情有好的想法、新的念头，就不敢轻易显露，担心会招致同事嫉妒：“你有点自说自话？”，老板也不会欣赏：“你自以为是很了不得了？”，这种沉闷氛围里使得中国白领的劳作内容和形式大都是重复性的，缺乏创造蕴涵，显得枯燥，单调、机械、刻板、被动，感受不到自由的氛围，更鲜有自我实现的愉悦。自由度低下便减低了幸福指数，工作使人厌倦，于是加重了精神上的压力。

(三)

生产力尽管快速增长，然则属于社会上层建筑领域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系统变革缓慢。既然我们的终极信仰早已缺失，令国人人生信念整日牵挂着的无非就是自身于现世态的社会等级地位中排位，着重表现为面子上的攀比。

中国的学生尽管在课堂上学到的思维模式和道德理想具有西化的形式，但由于学生在占社会人口总数的比率上还是处于绝对少数，依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国粹，当他们走进社会当上白领后必须因袭起本土传统的价值观念，履行拷贝文化基因密码的职责。中国文化的重心是“做人”，陋俗的人际处世之道，是浅薄的入世——现世方式，并无超越性蕴涵，缺乏理想形态的观照和升华。而中国式处世做人的重头戏则是显示社会等级地位的面子的竞争，面子竞争的内容重点是物质财富上的攀比，要么就是“官位”炫耀，其实质是“物化”的人生。好比国人总喜欢费钱劳神搞家庭装修。是为了自己住得更舒服吗？否也！其实主要就是给别人观光的，又如，好多年轻人购买的小汽车并不常使用，而是停放着成为摆设品——仅作为“形象工程”的项目就够了。处于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激烈竞争氛围中，引导着如此的人生观，意味着天天、整日处于人际间贴身的“肉搏战”之中，不患寡而患不均，妒火熊熊，看着别人的钱多、地位高心理便很不好受，不仅白领们是如此，白领的老板也如此，白领的亲朋好友也全都如此，如此人生，好比缺少了人际处世竞争的“缓冲地带”，可以去钝化攀比锋芒一下；好比人生少了“避风港”可去休息、回避一番；好比缺了上帝的关爱可得到宽恕和安慰；或没有“涅般”境地可以去超升或解脱。

就如国人参加体育竞赛，头脑中老是想着的就是要夺取金牌，即使获得了银牌也会灰心丧志的，而绝不会寻求单是竞技参与本身的乐趣。如此的比赛心境，自然增添了体育运动员特别大的精神压力。

当代中国女性政治地位的急剧攀升、女性白领比率的提高加重了中国文化的阴性特质，这种阴性特质所呈现出的女性化生存观，是高度世俗性质的，其表现特征之一，如“受视动物”般的外观炫耀显现（动物界的“受视动物”总是雄性），正如雄孔雀总是喜欢在雌孔雀面前张开羽毛炫耀自己的艳丽那样。盖因女人的自我价值实现的定位上，生育功能的完善权重特大，所以女人比较关注婚姻恋爱上的攀比事情，正因如此，也就不容易经受住失恋的打击，男人则较能越出动物性境界的欲求，进入工作事务之中，甚而跨入高级生存境界进行精神领域神游的有之。延伸开来，女人总喜欢攀比各类事情和炫耀自我成就，喜欢打扮和化装。

那么，女性化心境的中国白领若是在当下的物化攀比中足够显示了自己的优越感，精神压力就会减轻了吗？事情并不简单，减轻恐怕是暂时的。因为面子观是浅薄的人生观、低级的境界，人生匮乏了超越精神，诚如叔本华所描述的：若满足了便会觉得无聊，于是又会再次攀登更高一层的“面子”梯子，进入新一层面的攀比不满足和痛苦。那些好攀比之徒，永远会认为自己比别人过得窘迫，她们所看到的只是别人的光鲜亮丽，而不愿意去了解别人的奋斗为之付出了多少艰辛和“高压力”痛苦，所以始终会感觉到在高压力之下生存。

人的幸福关联到自我完善，该是在各个层次上全面地展开，这里有从感性到理性层面的各个部分，分别组合成一个“黄金分割”的合理比率，方为成全一个完整的人生。具备了足够的理性，人就会懂得在快节奏的现代都市生活中保持张弛有度的平和心境，能在工作和生活中能够超越别人固然是愉快的，但更重要的事情是，首先要为自己考虑，聆听自己内在情感的呼声，更多地思考自己是什么个性类型，尽力成全自己的兴趣和擅长，当个自由度高的人，学会创造性地生存，如此才会有深层的愉悦感受。

哲学的思考可增加人的理性精神，使人对待自己的人生采取超然的态度，甚至哲思行为本身也成了幸福的目的。亚里士多德曰：“人生最大的幸福就在于哲学的沉思”。可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思辩哲学实在太抽象太枯燥了，不符合浅薄的具象化思维方式的国人习惯。

同样，好的宗教可使人生超越于现世，使人的劳作有个值得去努力的神圣目标，增加进取的信念，即使现况并不顺心。譬如基督教，它可使人的工作努力看成是“上帝的召唤”（calling），并可使人进入无限完美的天国中去尽情欢娱，使人排除尘世人间的烦恼和纷扰，懂得容忍和宽容他人。其实，中国古代文人中也不乏有超然之士，西方文人对他们也会欣赏不已。维也纳有个乐队指挥马勒，他的人生经历坎坷，在长期的白领生涯中饱受歧视、倍受压抑，但是他在心境不佳时候能将中国素材的七首唐诗融合与天主教情怀于一体，谱写进辉煌的《大地之歌》中，乐曲的意境是到天国中的神游一番，从而为世界音乐文化、中西文化交融做出了卓越的成就；可是我们的国人太执著于“实用理性”精神了，怎能接受信仰之义？人生能现世地活透就够了，还语什么“怪、力、乱、神”？怎能想象：中国的白领在苦痛的人生之中、在高度的心理压力之下还能够有创造性的冲动萌发？以致于有神奇般的灵性抒发？

(四)

白领的工作境遇，特别在中国式的企业管理场景，其工作和事业通常是在宗法传统浓郁的人伦环境中展开的，人际关系总是复杂、紧张而纠缠与“潜规则”不休的。白领除了要对待工作本身的业务之外，还得分出不少精力去应付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和交往，人的尊严匮乏，个人的权益得不到充分有效的保障。中国老板对待下属员工名义上说是看重为挣钱的工具，但总是有以“工作”的名义去辱掠下属的倾向。在中国的语境中，“人”被理解为“伦”者，即人际关系也。处于中国式等级氛围中，老板与员工之间无法想象有什么平等的对话可以去协商，因此劳资双方难以达成深层次的沟通和理解，自然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和谐”本质，因此下属员工的工作压力如何是很少进入管理者考虑内容的。

中国特质的家属主义文化习惯将企业，或更广泛些的“单位”，看作是一个“家”——家企同构，中国企业文化的永久流行口号是“爱厂如家”，中国的企业管理文化总是将老板看成是家长，用家长治家式的方法来管理企业。且看现今流行的一个“称号”，总是将企业老板称呼为某“总”，似乎不如此便是看低了他。其实就是家属主义等级文化的鲜明反映。中国传统道德中尽管有“仁爱”之义，但实际上爱有“差等”，不能脱离血缘，诚信也是如此，因此商业合作也很难超越血缘联姻，所以成功的中国企业多得是家族型而少有股份制公司。

中国式世俗化的“做人”道德哲学决定了将人生终极目标定位在宗法等级地位的排位上，为此不惜损害他人（尤其是下属）人格尊严和合法权益。所以国人如此的行动意愿会在社会宏观的业绩上深深地打上烙印，正如秦晖论证的，中国经济的极速增长，是以牺牲人权为代价花费得来的。因为人权的理念属于高级的价值形态，其精神实质对于尚处于低级文明的群体主义价值导向的中国人来说，确实是难以把握和领悟的。反观西方的不少公司，其企业文化定位在于社会综合效益的增值上，早已经超越了以谋取经济利益为单一的价值导向。西方的大公司一般都配有专职的心理辅导师，来疏导员工的精神压力。又譬如，世界零售业巨头美国沃尔玛公司还专设了以“人权”为价值理念的企业进货标准，据中国媒体报道说，在中国的沃尔玛公司已经拒绝了40%的中国货源欲进场该公司，因为制造这些货物的中国企业在经营销售过程中有一部分行为指标不符合沃尔玛公司的人权标准！

吴思以为，他发现了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血酬定律”，而我以为，这种“游戏”只是适用于道德极度失范的“土匪场合”，其时道德规范已经退化成为“丛林法则”而已。一般的情况是，起码中国传统的农民有着迁移的自由，所以地主军阀土匪再怎么暴虐无道，“血酬定律”也难以奏效。其实我以为，温和些的“泪酬定律”倒是在中国的职业场合广泛地存在着，其产生于国民心理中浓厚的嫉妒情结，它会促使人们在职场中所经受的痛苦经历取得微妙平衡：老的员工通常会对新进员工不满，因为新来者痛苦经历太少，为此需要得到足够的痛苦“补偿”，就象从前已经缠了足的中老年妇女会对小女孩不愿缠足者产生嫉恨和恼怒一样。它又利用人性中低级层面的避苦趋乐而使下属臣服，特别是利用中国人的弱点——尽力去“适应环境”——以为这样可以少受痛苦，至少是眼前的痛苦，即“少流眼泪”，从而顺从了。

如今，冷暴力在职场的广泛存在，它采用的正是“泪酬定律”的形式施加以“工作”名义的压力，没有压力的也要增添出压力来，为的就是在人们之间取得心理上的平衡，你若有不顺从的，定得多“流泪”，于是“流泪”便成为要挟反而获得了“报酬”。

“冷暴力”是采用非暴力的方式刺激弱者和下属，致使他们心灵上受到严重伤害。中国白领的职场生态，常可看见：人际淡漠，关系紧张。如果白领有性格独特、孤僻寡言的、不擅相处的，则往往被进一步孤立起来，处于冷暴力中受煎熬；上司对你少有不满就不留情面地否定你，边缘化你；同事对你不理不睬；反之，如果你太得势了，同样也就麻烦降临了……

2008-9-14

江苏省昆山市

注释：

《新民晚报》2007年11月9日A3版，见习记者王瑜明：《遭遇职场冷暴力，怎么办？》。

2《新民晚报》2007年5月8日 版 转载《北京晨报》：七成白领被称为“过劳模”。

3《新民晚报》2007年11月6日A27版，记者于明山 实习生雷蕾：《不堪重压，每年两千深圳人轻生》。

4 《上海星期三》：http://hi.online.sh.cn/content/2008-09/19/content_25764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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