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借鉴西方国家建立信任措施的模式，吸收中华文化思想内涵，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多方面建立国家间、国家与地区性组织或机制间的信任措施。到90年代末期，中国在建立信任措施方面取得成果，确立了一系列信任机制。未来，中国进一步强化信任措施建设力度，为构建和谐国际关系、营造周边安全环境、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和争取更长的战略机遇期提供必要的保证。
[关键词]中国、信任措施
滕建群：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副秘书长
建立信任措施是国家间为相互了解、减少猜疑进而缓解紧张局势和防止爆发战争而采取的措施，指国家间就武装力量和军事活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交流与核查所达成的规定,以及促进军事领域合作等。狭义建立信任措施指在军事领域里建立的各种直接涉及改善安全环境的各种措施，包括交流措施、透明度措施、限制措施、核查措施等安排。广义建立信任措施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宗教及意识形态等领域，指从整体上加强国际安全、改善安全环境、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及提高国家间信任而采取的措施。它强调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处理国际事务的准则。如不得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分割其他国家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和平解决争端和各国主权平等；强调通过密切的政治来往、经济联系、技术交流及军事接触等，加强彼此间信任。
一、建立信任措施的构想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度被阻隔在国际社会之外，但仍在社会主义集团和发展中国家中提出带有建立信任措施内容的主张。1954年，中、印、缅共同提出“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基本原则。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会议上，中国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精神”。中国所提的主张受到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和发展中国家的拥护，成为国际社会增加互信和解决争端的准则。
冷战开始后，部分有核武器大国不时核诡诈中国，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下决心发展核力量。1964年10月，中国进行核试验后即宣布，“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如果这个主张能够实现，中国本来用不着发展核武器。”[1]同时还强调，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时候，中国不会对任何国家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核武器。这在国际上是最早也是至今唯一单方面建立核信任措施的政策宣示。
冷战期间，建立信任措施是欧洲安全制度的核心内容，目的是通过增加开放和透明度增进两大对立集团信任，减少和消除疑虑。欧洲模式建立信任措施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深刻影响，成为仿效对象，但对中国信任措施建设的影响甚少。
20世纪90年代，中国突出与其他国家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双边与多边互信与合作，提出建立信任措施的主张，与有关邻国解决边境争端，实践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互信、互利、平等、合作。1993年2月，中国在加德满都“亚太地区建立国家安全和国家间信任会议”上提出，国家间可采取建立安全与信任措施，作为逐步解决领土边界争端的基础。1995年8月，中国外长钱其琛在第二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使用“建立信任措施”概念。11月，中国发表《中国的军备控制与裁军》白皮书，多次使用“信任”。中国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中使用“建立信任措施”是1998年发表的《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指出，“国家间建立信任是维护安全的有效途径，中国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建立信任措施合作。”认为，相互信任是实现地区安全的政治条件，“安全不能依靠增加军备，也不能依靠军事同盟。安全应当依靠相互之间的信任和共同利益的联系。”建立信任措施是安全合作的方法之一，认为威胁来源不是国家间实力差距，而是一国对外政策的取向。“一个国家对于世界是否构成威胁，不在于它的国力是否强大，而在于它奉行什么样的内外政策”。此后，建立信任措施开始广泛应用于官方文件、领导人言论及学者的研究中。
二、建立信任措施的实践
（一）中国与大国
1.中苏/俄。1990年4月，中苏签署《关于在中苏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指导原则的协定》，是两国第一个含有建议信任措施机制的协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同样重视与中国建立信任措施。1992年12月，叶利钦总统访华，双方签署《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明确规定两国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对两个核武器国家来说，协议的政治含义远远超出军事。1993年11月和1994年7月，两国政府签署《两国国防部军事合作协议》和《关于防止危险军事活动协定》，规定两国军队应避免战斗机或军舰非故意穿越对方国境，避免意外发射导弹，避免在伤害对方情况下使用激光设备等事件。1994年9月，中俄又签署《关于互不把核导弹瞄准对方的协定》，重申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此后，两国建立信任措施的实践纳入上海五国机制中，双边发展为多边。1996年4月，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措施的协定》，规定建立和增强信任的措施，包括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不相互攻击；不举行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限制军事演习的规模、范围和次数；相互通报在边境地区100千米内重大军事活动；邀请对方观察适当规模的军事演习；采取措施避免危险军事活动；加强在边境地区部队之间的友好交流等。通过外交谈判与建立信任措施，中国成功解决同俄及中亚各国长达7000多千米的边界划定。
1997年4月，五国举行第二次峰会，在莫斯科签署边境地区裁军协定，规定中、俄、哈、吉、塔各方将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裁减到与睦邻友好相适应的最低水平，使其只具有防御性；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不谋求单方面军事优势；各方部署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互不进攻；裁减和限制部署在边界两侧各100千米纵深的军队和主要种类的武器数量，确定裁减后保留的最高限额；确定裁减方式和期限；交换边境地区军事力量的有关资料；对协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等。通过建立信任措施，各国成功解决边界领土问题，加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被认为是促进东亚地区稳定的成就。
2.中美。苏联解体后，美国从联华制苏转向“接触”和“塑造”中国。中国始终以建设性态度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但由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别，美国仍把中国看作其在亚太乃至全球最大的潜在竞争对手。美国加强美日同盟，加紧战区导弹防御体系研发和部署计划，并利用台独势力来牵制中国。这种战略调整，加深中美的安全困境。20世纪90年代，美国多次以人权、新疆问题、西藏问题、售台武器问题、最惠国待遇等问题向中国发难。如何在两国间建立起信任措施，成为摆在中美领导人面前的头等大事。
1996年台海危机、1999年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及2001年军机相撞事件使双方都认识到，潜在军事冲突不但威胁两国安全，也威胁东亚地区安全，违背两国战略利益。中美两国开始把建立信任措施看作缓和安全困境，实现两国战略稳定的重要条件之一。1997年10月，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两国表示将谋求建立信任措施。根据联合声明，双方达成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协议，中美军舰实现互访，双方还在人道主义救援和减灾、军事环境保护及互派观察员观摩对方联合训练演习方面开展合作达成协议。
1998年1月，中美签署《关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协定》。这是两国第一个建立信任措施的军事协定。6月克林顿访华，中美决定不把各自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7月，中美两军在北京举行海上军事安全磋商第一次年度会晤，此次会晤标志着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正式启动，为双方为加强政治合作关系，维护两国战略稳定提供重要基础。
除强化军事领域里信任措施的建设，近年来两国还在国家层面上建立起信任措施机制。如中美战略对话不仅涉及安全，且涉及政治、经贸、文化等多领域。首次战略对话2005年8月在京举行。中方表示，中美作为在国际事务中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事关两国利益的重大问题开展对话，有利于双方加深了解，增进互信，扩大合作，妥善处理彼此关切问题，有利于维护地区和世界稳定。2005年10月，美国时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访华，中方安排他参观第二炮兵司令部指挥所，同意他与中央党校和军事科学院有关人员座谈，让拉姆斯菲尔德看到他想看的东西，表明中方在与美国建立信任措施上所做出的积极姿态。
2007年11月，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访华，两军同意建立军事热线。此前，中美于1998年建立起元首热线。军事热线的建立有助于两国军事交流制度化，避免因勾通不畅而引发误判等情况发生，从而避免危机升级或出现意外冲突。尽管军事热线是军事安排，但它的开通更具有政治含义。
（二）中国与周边国家
1.中印。两国建立信任措施实践围绕着解决领土争端和在边境地区建立互信展开。1993年6月，两国达成在中印边境地区建立信任措施的协议，包括双方军事人员在边境定期会晤、在两国边防军指挥部之间建立“热线”、事先通知边界一带军队的部署、调动、通报军事演习等。9月，两国签署《关于在中印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议》，内容包括：通过和平友好方式解决边界问题。双方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胁。双方在两国边界最终解决之前，严格尊重和遵守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在中印实际控制线地区，双方各自的军事力量保持与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相适应的最低水平，并逐步裁减；在中印实际控制线内建立有效的信任措施，如预先通报在其附近的演习，双方边防人员会晤与处置意外事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不发生侵犯对方实际控制线地区空域的事件，建立相应的通讯网络等。1996年11月，两国签署《关于在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对在边境地区建立信任机制做出更具体规定和安排。
双方领导人曾宣称，两国将在进入21世纪前全面实现关系正常化。然而1998年5月印度核试验后，瓦杰帕伊所领导的政府公开宣称中国是印度的主要威胁和印度试验核武器的主要原因。两国关系遇冷，双方不信任感增加。目前，如何在两国之间拓宽互信渠道仍是改善双边关系的重要内容。
2.中蒙。1999年11月，中蒙签署《中蒙边防合作协议》，规定：双方开展边防合作，致力于保持中蒙边界的和平与稳定；交换有助于维护边界地区正常秩序的信息和其他有关信息；交流守卫管理边界和维护其正常秩序的措施与经验；预防在边界地区发生意外事件和纠纷；制止通过边界非法偷运武器、贩毒、走私、抢劫、盗窃等违法犯罪活动；加强边界代表机构合作，协商处理边境事件，协助寻找并及时移交对方越境人员及其交通工具、财物和越境牲畜；通报可能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自然灾害、流行病和疫情，采取措施防止其越界等。
3.中菲。与东盟国家建立互信实践中，中菲最具代表性。两国建立互信措施的起点从南海开始。1999年3月，中菲关于在南海建立信任措施工作小组首次会议在马尼拉举行。双方承诺：遵守继续通过友好磋商寻求解决分歧方法的谅解；根据广泛接受的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原则解决分歧；维护地区稳定与和平，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渔业、海洋环境、气象、海洋科研、海上生命安全、减灾防灾和航行安全领域，改善现有的接触和对话机制；扩大双边军事对话与合作，包括增加高级防务和军事官员的互访，加强信息交流，建立避免海上冲突的措施。针对本地区形势可能出现进一步发展的关注，双方同意保持克制，不采取可能导致事态扩大化的行动。双方认为，召开建立信任措施会议本身就是一项信任措施，增进了相互了解，认为中菲之间的磋商渠道是畅通的。双方同意通过协商和平解决争议，分歧不应影响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双方重申将本着建设性、友好和互让的精神努力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目前，中菲关系稳定，在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无疑这与中菲共建信任措施息息相关。
（三）中国与地区组织
1.中国与东盟。中国与东盟的关系经历不信任到信任的转折。1996年，中国首次以东盟对话伙伴国的身份出席第29届东盟外长会议及东盟与对话伙伴国会议，开始与东盟建立信任措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成为中国与东盟互信关系的转折点。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身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并向受危机影响的东盟国家提供援助，使东盟认识并确信，日益强大的中国对东盟是至关重要的，中国愿意在关键时刻向东盟伸出援助之手，中国是值得依赖的朋友。
1997年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以来，中国与东盟的互信关系迅速提升：中国和东盟10国分别签署双边关系框架文件或合作计划，推动中国和东盟各国的互信。在安全领域和双方关心的问题上，2002年双方签署《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03年10月，中国正式成为第一个加入该条约的对话伙伴国，东盟则成为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第一个地区组织。
2004年12月发生印度洋地震海啸，中国在第一时间提供物资救助，派出多支救援医疗队奔赴灾区。2005年1月，温家宝总理出席东盟地震和海啸灾后领导人特别会议，与有关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代表就受灾国救援和重建、合作建立区域防灾机制达成共识，并承诺增加2000万美元用于多边救援和重建。3月，中、菲、越达成《在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为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迈出关键一步。同时，中国和东盟在打击贩毒、贩卖人口、非法移民、海盗、恐怖主义、武器走私、洗钱、国际经济犯罪等8个重要领域开展合作。
2.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2001年6月，中、俄、哈、吉、塔、乌六国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加强军事领域的信任与合作，强化在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方面的实质性协作，达成在防止与和平解决国际冲突中相互协助的共识。
中国严格恪守以下原则：相互尊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成员国一律平等；通过相互协商解决所有问题；不结盟、不针对其他国家和组织；对外开放，愿与其他国家及有关国际和地区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对话、交流与合作。上合组织积极倡导并实践以相互信任、裁军与合作安全为内涵的新安全观，以结伴而不结盟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以大小国家共同倡导、互利协作为特征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本内容的“上合精神”。在各国共同努力下，该组织如今充满活力，在维护地区稳定与和平方面正发挥着重要作用。
3.中国与亚信。“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是部分亚洲国家讨论加强合作、增加信任措施的组织。它由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于1992年10月在第47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目的是要在亚洲大陆上建立有效的、综合性的安全保障机制。
2002年6月，中国参加第一次“亚信”领导人会议。江泽民主席指出，“亚信”从一个侧面反映冷战结束后亚洲地区各国人民渴望保持和平与维护安全的共同心愿。本次会议通过的《阿拉木图文件》和《关于消除恐怖主义和促进文明对话的宣言》，表明“亚信”成员国坚定不移地倡导和实践以互信求安全的新型安全观。他强调，中国作为亚洲大家庭的一员和哈萨克斯坦的友好邻邦，始终关注“亚信”的进程，积极参与“亚信”的各项活动。中国将一如既往地积极遵循“亚信”关于加强信任协作、增进地区安全的宗旨和原则，与“亚信”成员国开展建设性的友好合作。[2]
中国政府对“亚信会议”进程予以热情关注和支持。在“亚信”的发展初期，中国曾向哈政府提出许多中肯的建设性意见，为“亚信进程”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2006年6月17日，胡锦涛主席出席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举行的“亚信”成员国领导人第二次会议，发表题为《携手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亚洲》的重要讲话。胡锦涛积极评价亚信会议论坛在探讨亚洲安全和合作、促进不同文明对话、增进成员国相互理解和信任等方面发挥的作用。
（四）中国与军事透明度
2007年8月31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向联合国裁军事务办公室通报两项决定：从2007年起参加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恢复参加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并同时提交《2006年中国军费开支表》和《2006年中国常规武器转让情况表》。外交部发言人就此发表谈话称，此举是中国进一步提高军事透明度的重要举措，充分体现中国致力于增进与世界各国军事互信的积极态度。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军控条约和机制，致力于循序渐进地扩大军事透明度。近年来，中国不仅连续发表国防白皮书、军控与防扩散白皮书、航天政策白皮书等涉及国防和军队建设及军控和裁军方面的文件，还参加几乎所有涉及军控与防扩散的国际机制。解放军同各国军队保持着频繁交流与接触。2002年10月到2007年8月，中国军队共18次参加与其他国家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
增加军备领域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能提高相互信任，减缓紧张，加强区域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并且有助于约束军事生产和武器转让。中国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强调坚持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主张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战略意图上是完全透明的。中国不断采取措施，增加军事透明度，既是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需要，也体现中国军队面向世界的自信态度。
三、中国建立信任措施的方式与未来走向
（一）方式
1.把建立信任措施与维系国家安全结合起来。国家安全今天仍是国家得以持续发展、人民生活得以提升的基本保证。信任措施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冷战后，非传统安全替代两个政治集团以军事对抗和竞赛为主要特征的安全挑战。随着技术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加深，需要通过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应对所面临威胁。中美、中俄及与东盟和欧盟等国家或集团的信任措施建设，最大限度减少国家间摩擦，利于把更多精力和物力集中于国家经济建设上来。
中国认为，国家间建立信任是维护安全的有效途径，中国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建立信任措施合作。中国与有关邻国达成一系列边境地区建立信任措施和边境裁军协定，这是中国致力于国家关系的发展和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举措。这些协定反映中国所积极倡导的新型安全观念，体现一些对亚太安全对话与合作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和精神，包括：通过建立相互信任和对话合作谋求安全，安全合作不干涉别国内政、不针对第三国；军事力量不得威胁或损害他国的安全与稳定；实行和坚持防御性国防政策；在边境和争议地区采取适宜的信任措施；军事力量友好交往等，以便有关方面能及时就有关问题进行磋商，采取加强信任措施，消除不安全和可能引发冲突的因素。
2.把建立信任措施与边海防建设相结合。中国是世界上陆地邻国最多国家之一，有2.2万多千米陆地边界和1.8万多千米大陆海岸线，与周边20多个国家接壤或隔海相望。历史上围绕着先边防还是先海防有过数百年争论，如今边海防建设成为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缺一不可的整体。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先后三次裁军170万。尽管背景是世界大战离我们越来越远，技术发展让各国都在重军队质量建设而减数量，但在中国未大幅度提高国防投入前提下大规模裁军，边海防建设必须走一条不单单靠军队把守边关海防的旧思路，需要通过信任措施建设稳定周边国家的政治关系，从而构筑更加稳定的边海防。同单纯追求在边海防上投入大规模兵力比，与邻国就边界划分和边境地区兵力部署达成相关信任协议，会大大减少军事冲突可能性，这种实践还极大节省国防资源，可谓一举多得。
中国主张通过谈判解决悬而未决的边界和海域划界问题，重视在边境地区建立互信机制，反对使用武力或采取激化事态的行动。中国与朝、蒙、俄、缅、越、老等国家分别签订边境管理制度、建立相互信任措施、预防危险军事活动、开展边防合作等一系列条约、协定和协议，在双边或多边的法律框架内共同维护边界秩序，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也保证今天中国享有建国以来最好的睦邻关系和周边环境，这是中国建设和谐小康社会的保障。
3.把建立信任措施与地区安全合作结合起来。冷战后，全球化趋势加快，全球范围内涌现出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地区性合作组织。不论是否标有安全字样，它们都与应对地区安全挑战密切相关，也逐渐显示出其在维护地区安全的重要性。改革开放给中国走向国际提供绝好机会，中国放弃传统的以意识形态来衡量敌友唯一标准的做法，与多个地区组织通过信任措施建设确立密切联系，如与东盟关系的演变正说明建立信任措施给地区合作带来的良性效果。
中国支持在平等参与、协商一致、求同存异、循序渐进的基础上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中国主张，相互尊重而不是恃强凌弱，相互合作而不是彼此对抗，协商一致而不是强加于人，应成为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的方向和特征。中国参加东盟地区论坛、亚洲相互协作与建立信任措施会议、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东北亚合作对话会、中美日三边学术研讨会等多边安全对话合作进程，主张通过政府和民间重要渠道，增进各国相互了解与信任，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
（二）走向
中国已形成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立信任措施的理论和实践。它包含新安全观、双边与多边合作、固定和非固定的机制、相关协定或条约等内容，既有政府行为，也有非政府行为，是内涵丰富的统一体。
1.深化与大国间的互信合作。在安全领域，中俄两国有着共同的威胁和需要。两国不存在结构性分歧，也没意识形态冲突，在对付分裂势力、恐怖势力和极端势力方面有着共同的挑战。在处理国际问题时，如伊朗核问题和朝鲜半岛核问题，中俄两国默契合作。在军备控制与裁军领域，两国相互信任，在防止外空武器化、防扩散等问题上有着良好的互动合作。2008年3月中俄联合提出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条约草案就是例证之一。
中美建立信任措施是两国重要任务，由于政治、文化、历史、意识形态等差异，美国在许多时候用偏见眼光看中国，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也引起美国恐慌，担心中国打破现有国际秩序，挑战美国霸权地位。多年来，中国一直把对美关系看成其对外关系中最重要关系之一。除保持政治领导人的畅通交流外，双方还有安全战略对话和经济合作对话，中美两军的交流也保持在正常轨道上。在朝核问题上，中美两国保持着良好合作，为问题最终解决做出各自贡献。这无疑会更好地“增信释疑”，保持两国的战略稳定。
2.深化与周边国家和相邻地区集团的互信合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构建和谐小康社会是中国一直奉行的国内政策，要实现小康社会的建设目标，离不开国内国际两个环境，与邻国或集团建立信任措施有助于这种和平环境的达成。近年来，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又提出并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国家关系准则。不论是在中俄边境地区后撤部署兵力，还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及海啸时提供支持，都是中国坚持与邻国及相邻地区集团建立信任措施的具体实践。
相邻地区的机制和集团是中国争取和平与稳定周边环境的重要内容。中国积极参与东盟建立互信措施的实践中，发起上海合作组织，目的都是为增加与上述集团内有关国家的沟通与交流，增加相互信任，减少猜疑。与相邻集团或机制建立相互信任措施，这不但是中国事情，也是亚太地区各国共同的事业。
3.深化应付非传统安全领域挑战的互信合作。推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互信合作已成为中国参与地区事务的切入点。中国支持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推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对话，同亚洲国家在地区反恐、打击跨国犯罪、海上安全、武器扩散等安全领域进行对话和合作。
推动非传统安全合作是加强中国与大国和周边国家互信的重要途径。2001年“9·11”事件后，中美建立信任措施的实践上升到新高度，两国在反恐怖和防扩散等领域的合作成为两国增加相互信任的舞台。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与俄罗斯的反分裂和反恐怖合作同样增进两国的相互信任，而与发展中国家在诸如疾病防治、金融安全、打击走私海盗等非传统安全领域里的合作加深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相互信任，进而成为促进国家政治关系的桥梁。
总之，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程度的加深，中国会越来越多地接受现行的国际规则。同时，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积极建立信任措施，为维护地区稳定与和平和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做出贡献。
注释：
[1]1964年10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刊登于《人民日报》1964年10月17日。
[2]2002年6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在亚信会议上的讲话，“加强对话与合作，促进和平与安全”，载《人民日报》2002年6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