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术界——尤其是做发展研究的，包括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在过去这些年里，常有一些学者提出“中国模式”的概念。所谓“中国模式”，当然主要是指从中国开放改革30年的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种发展路径。
客观地说，如果我们对中国过去的30年做一个研判，它确实在发展历程中走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模式。这个模式既不同于老牌的西方工业化国家走过的道路，也不同于二战以后日本、韩国等走过的道路。当然，相比起来，“中国模式”同日本或韩国的模式，比同西方模式更加相近，但也不能划等号。而且，“中国模式”又不同于冷战结束前的苏联和东欧的发展模式。
如果把上述三个参照系做一个比较，就会看到，中国在过去30年里，确实是没有完全照搬它们中的任何一个。至于中国本身的这个模式，该用什么样的社会科学概念去描述它，现在还是争议极大。但这个模式的客观存在，不应有争议。这是我要强调的第一点。
我要强调的第二点是，国际上之所以很多人，特别是研究第三世界发展的学者越来越重视“中国模式”，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中国30年来，在严格意义的发展领域里（即不包括中国官方宣传夸张的那些方面，比如说文化），确实取得了实在的成就。尽管海内外一部分人否认，但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看，中国取得的成绩是不可抹杀的，可以拿出确实的数据，不管是来自中国官方的数据，还是来自世界银行、IMF，或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大学、研究机构。尽管这些数据之间在统计口径或计算方式上有差异，但对于过去30年来中国经济长期的增长，基本上是有共识的。
国际上对中国的官方统计数据有质疑是长久的事。过去十几年，一些国际上有名的经济学家曾用了多种间接的方法，试图检验中国官方数据的可靠性。虽然他们的有些估算把中国的实际GDP增长打了两三个百分点的折扣，即便如此，中国在过去30年间累积的增长是实实在在的。
然而吊诡之处在于，虽然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速度名列世界前茅，虽然全球公众对“中国模式”愈益关注，虽然一部分学者——既包括西方学者，也包括海外华人学者，也包括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更不用说中国官方雇佣的宣传员，一直试图把“中国模式”向世界推广，却麻烦重重。
推广中国模式，当然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而言；那些人均GDP比中国高出好多倍的发达国家，中国模式没啥适用性。问题在于，就是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推销“中国模式”，仍然是件很头疼的事情。我并非是中国道路的盲目赞许者，但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我也想在海外学术活动中，能把中国的经验多做推广。但我发现这很难！我跟很多外国学者和中国学者都讨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难？
即使不提那些枯燥的统计数字，你只要每年有去中国进行一两次考察的机会，都能看到中国30年来所取得的实在成就——看看那些高楼大厦、高速公路、工厂商场、城市广场、大坝电站，等等。这些难道不是真的吗？
但是，你就是很难向世界推广中国模式。为什么？因为从社会科学角度来讲，一个模式的推广，不仅要讲这个模式取得的成果——即作为要素之一的“What”；更重要的，是要讲清楚“How”——即这个成果是怎么取得的？
不少学者一开始对“中国模式”抱着很大的信心，但当他们分析到“How”这个关键环节时，就发现很难再乐观地说下去。因为中国模式操作的过程和机制，涉及到很多无法回避的问题，这就是中国取得高速经济发展所支付的巨大社会成本。我讲的社会成本是广义的，至少包括三大块。
一是发展过程中的公正问题；我暂不提人权怎样，单讲发展中的公平正义问题就够了。二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三是发展的行政成本问题；我现在还不提更高的政治改革等方面的内容，这些要是再提上就更麻烦了。仅仅从这三个角度来讲，任何要向世界推广“中国模式”的学者，都绕不过这道门槛——它们所代表的社会成本是那么的巨大。
第一，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里，有几个能像中国那样，这么多年来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下，不让所有的相对弱势民众——在这样那样的事件中遭遇不公正对待的工人、农民、小商贩、业主、污染受害者、豆腐渣校舍倒塌的受害者、消费者等等——有依法组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工会、农会、协会等团体，进行集体谈判、讨回公道的常规渠道？国际上几十年的社会科学研究都证实，如果劳工不能集体同雇主谈判，无法就其工作条件、工资福利等方面的要求讨价还价，就会处于一个异常脆弱、不堪一击的地位。当劳工和雇主间出现严重的力量不对称时，政府的作为就变得非常关键。
一般来讲，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即使政府不主动帮劳方与雇方进行谈判，如果工人自己组织起来，找到途径——不管工人的组织叫什么，工会也好，行会也好，或者同乡会也好——那些地方政府至少不能每次都去叫警察把工人抓起来，立刻强迫他们的组织解散。但在中国，这基本上是常规现象，地方政府马上就会叫来保安、警察、甚至武警采取行动，有时还会使用重度暴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二三十年来，全世界有相当程度的市场经济的国家里，还没有哪个国家（没有市场化的国家不存在这些问题，如北朝鲜），不允许自我组织的劳方和资方进行谈判。只有中国很特殊，会对这些全面管制到如此程度。几年前参加一个研讨会，国内学者提到一个实例，我最初还以为是黑色幽默，后来问了好几个人，证实是真的，而且别的地方也常有。说是在大连，一家外资企业里的工人要求加点工资，经过谈判，外方老板基本上对工人的合理要求让步了，可是地方政府竟然叫来警察，把中方谈判代表抓了起来。无论从法律还是人道角度看，抓人都是荒唐的，因为工人不是用暴力、而是以和平的方式去交涉。
在中国模式的发展中，工人还不是最弱势的，对农民更不公正。农民失地得不到适当补偿；农村孩子考大学分数线比大城市的高；最苦最累的活大半是农民工做，而他们并不享有基本的公民权（比如，奥运会设施建成了，奥运前把他们赶走）。顺口溜中国的“城市欧洲化，农村非洲化，两极大分化”，描述的就是这种状况。
第二，中国高速发展的巨大生态代价。这一点，从国际上独立的科学研究机构，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等发表出来的指标都有证明。中国的环境问题之严重，在以前，大部分中国人还没有鲜明的对照机会。这次北京奥运，就强烈对比出来了：北京没搬家，北京周围的省市没搬家，中国北方的邻国也没搬家，但在奥运期间，北京的空气及整个环境是那么不同。这就说明，人为的环境破坏的程度，是何等严峻。
中国的生态恶化，其中最严重的是全国水资源被污染。长期以来，中国官方媒体都讲，原因主要归于中国人均水资源奇缺。德国的一个华人工程师查的数据表明，中国的水资源人均 2220立方米。这和德国的水平相当，它是2170立方米，但所有去过德国的人都能看到，德国的环境多么好！仅从人均水资源不充足来解释中国绝大部分河流被污染是说不通的。南韩的人均水资源比中国的少多了，只有1480立方米，但是我去过两次，看到的都是青山绿水。所以中国模式中，高速发展的又一个巨大代价是生态的恶化，这是无法抹杀的事实。
第三，中国模式的巨额行政成本。做公共管理研究的都知道，为了贯彻“GDP增长高于一切、稳定压倒一切”的发展政策，中国的各级行政系统常常是不计成本的。县领导定下一个大目标，往往就是“举县”去做；省市领导定下一个大目标，往往就是“举省举市”动员落实；国家级领导层定下一个大目标，那当然就是“举国”动员落实。只要一“举”，其它的统统让路，代价超常难以计算。
中国3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果，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很羡慕。但是，对中国模式的分析一旦进入第二个层次，说清楚这些成果是以怎样的综合社会代价取得的，就不好推广了。你能向别的国家明白地说，“你要达到这种成果，一定要取消所有弱势群体组织起来，维护自己正当利益的权利”吗？中国的无权农民工、黑窑奴工、煤矿事故、拖欠工资这些，是相关产业“高效益”的重要原因，你能这么强行地干，但你能向世界名正言顺地推荐吗？你能向那些来访的发展中国家人士开导说，要在短期内有中国城市里那么漂亮的马路、绿地、豪华建筑，要开展有效的造新城运动，你们一定要敢于强制征地，对农民耕地被剥夺引发的社会矛盾和暴力冲突，要无情镇压。
推广一个模式不仅要讲其效果，更关键的是要讲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方法产出这样的效果的，不然别人无法操作。这就是欲推广“中国模式”的悖论，你仅仅看效果，确实非常显著，但你一讲成本，就吓死人了。
北京奥运会对“中国模式”的惊人效果和惊人代价，做了绝妙的展示。全世界哪个国家能把奥运办到这样宏大的规模？但不能忘了宏大后面的代价：中国正式公布的花费是448亿美元，这已经是雅典2004奥运会的4倍，是悉尼2000奥运会的5倍多，而这个天文数字并不包括“举国动员、党政军工青妇、各行各业都让路”的成本。比如，仅仅为了奥运开幕式上的鼓手队，就专门征招了一次兵，两年里全职操练。全世界愿意花这么大代价办奥运的政府不少，但钱不够；全世界有财力这么办奥运的国家很多，但不愿意，因为他们认为还有更值得花钱的领域。
所以，目击了宏大北京奥运会的伦敦市市长说，2012年他们的奥运会预算在93亿英镑（174亿美元）以内，因为民主制和法治不允许办奥运不计成本，尽管英国的经济实力并不弱：2007年它的GDP总值2. 730 万亿美元，是中国的83. 2%；人均GDP是45300 美元，是中国的18. 4 倍。
回顾和反思中国30年来走过的路，我们既不能否认它的巨大成果，也不能抵赖产生这些成果的巨大代价。目前中国从上到下正在大讲“科学发展观”，只有把这两个“巨大”都实事求是的放进去，才可能在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中，创建良好的制度和政策，以不太长的时间，将前述的三大成本持续的降下来。若是，才会使中国的发展不但成为可持续的，也是人道的。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向世界推广“中国模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