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卖官即捐纳制度，康熙朝已经形成，以咸丰朝为烈。1851年咸丰帝即位，洪杨乱象已成，为了筹措战费，只好颁行变通的卖官卖衔的筹饷事例。这次“新例章程”同以往有明显不同：它是实官捐纳，即所谓大捐。捐纳人员交钱领到户部凭照后，即由吏部直接签发到任。捐纳范围文武两途：文职京官自郎中以下，地方官自道、府以下；武职自参将、游击以下。虚衔可捐一二品的红顶子，甚至赏加五等封爵。

最近淘得咸丰钦颁《筹饷事例》第三册(每页的书口标明"利"字,说明这套书共元、亨、利、贞四册），64开木刻本，77页，发现这种捐纳制度很阳光，易操作，与后世的暗箱作业，装了个人腰包的卖官比起来，有不容置疑的优越性。

第一好处是明码标价。对名目繁杂的各级在职、候补满汉文武官员，捐纳交钱后，即能到任的标的职位，都有公开、精确标价和到任时间。

满汉在京文职各官。“郎中：……由满洲现任员外郎、内阁侍读捐银贰千壹拾陆两，候补候选者捐银贰千叁百肆两，准以满洲郎中用。”“员外郎：由贡监生捐银伍千柒百陆拾两，由捐职员外郎捐银肆千伍拾玖两……准以双月选用”（第１页。）

“满汉在外文职各官。一、道员：由贡监生捐银壹万壹千捌百捌两，由捐职道员捐银玖千玖拾玖两，由现任知府捐银壹千捌百两……俱准以双月选用……知府：由贡监生捐银玖千伍百柒拾陆两，由捐职道员捐银柒千肆百壹拾陆两……准以双月选用。”（第24-25页。）“知县：由贡监生捐银叁千叁百叁拾两……由现任按察司知事、外府经历、县丞捐银贰千贰百柒拾柒两……准以双月选用”（第32-33页。）

“内外武职各官。一参将：由现任游击捐银壹千捌两，候补、候选者捐银壹千贰百玖拾陆两，俱归双月以参将即用。”（第56页）

这种阳光作业，明白易懂，不仅当时人不易误解，就是我们这些隔了一个朝代的人，也能猜个不相上下。比如我家高祖，15岁就考上武生（武秀才），在石碑上有“候补千总”字样，光绪朝任过实职，至今家里还保存着“钦赐武略骑”（武六品）的官衔木牌。父亲说他还见过其曾祖有“面白，有须”等字样的凭照。由这些信息，查考这册《筹饷事例》第59-60页，较能对号入座：“卫千总：由监生、武生捐银陆百叁两，由捐职卫千总捐银肆百贰拾叁两，由各项候补、候选营、卫、门千总捐银贰百陆拾壹两、未经拣选汉军、汉人武举捐银叁百肆拾两，俱准其不论单月双月以卫千总即用。”那么，我高祖捐银不低于261两，不高于603两。

第二好处是交银地点就像如今的普通市场一样，公开透明，容易寻找。捐例分别由户部捐纳房、捐铜局和各省藩库（布政使衙门）收银。尽管难免有办捐官员收受一些好处费的情况，不可能涓滴归公，明码标价的\占大头的银子,还是交纳了国库。至于是到本省藩库，还是直接到北京户部交银，买官者有选择的自由。山西有位秀才，为了捐纳县学教谕（相当教育局长）的官，宁愿千里迢迢到北京交银。

尽管这种捐纳制度弊病严重，被后世批评为自杀政策，其正面作用也是有的。捐班与正途出身的比，有的更杰出，许多人青史留名。香山人吴健彰(1761—1866)出身寒微，早年贩鸡起家，1843年广州开放后，经营茶叶，成为旗昌洋行七大股东之一。捐资获候补道，1848年任苏松太道员（道署在上海），近代海关税务司制度和租界制度的确立，与他有关。华蘅芳、徐寿与徐建寅父子、李善兰以及郑观应、薛福成、薛焕等捐员，为中西文化交流和近代中国科技发展、外交作出了贡献。

时下黑官市已是公开秘密，官方正式《通知》中，也承认这一问题已经形成“氛围”，要求“逐步铲除‘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不正之风和违法行为产生的土壤和条件。”结果是越铲除越厉害，受害最深的还是官场中人。据我所知，许多人都为向谁交钱、交多少钱、在何处交钱而非常苦恼，而这种潜规则又不可能形成文字。花了大笔银子，却没有为国贡献的自豪感，白扔数十数百万的也时有所闻。这种交易没有清代那种钦定的法律文本保障，随时可能受到纪检、监察部门的查处和勒索，其境遇和性工作者鸡、鸭遭遇公安类似。如果让他们在晚清和时下的买官卖官中必择其一，其结果是不问可知的。

2008.9.10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