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市场化来概括30年的改革，应该是准确的。不管对30年改革是赞成还是反对，都可接受。分歧在赞成者认为，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未来还应坚持这个改革方向。而反对者则认为，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本来就是错误的，现实生活中种种问题的产生就是市场化改革的恶果，必须悬崖勒马。赞成者则认为这些问题恰恰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带来的，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能动摇。这种分歧，怎么争论也不会有结果。而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必须解决，容不得这么争论下去。
改革形势十分严峻
下面这组数据，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凤凰网做了网络调查，在11343人中，赞成改革的仅占29.5%，为3346人；而反对改革的竟占70.5%，即7997人。从八十年代大多数拥护改革，到今天大多数反对改革，形势发生了逆转。在这种情况下，用坚持市场化改革不动摇这样的说法，很难成为新一轮改革的共识。
目前，我国的经济、社会、政治状况十分严峻。30年的改革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贫富两极分化。政府与资本攫取了发展成果的大部分，农民、工人所获不多。内需的长期萎缩，只能靠出口与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而带来的通货膨胀却要全体民众承担。美国以高负债、高透支方式，维持高消费的生活方式，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也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美国联邦政府负债累计已达到50多兆美元，巴菲特发出警告，美债台高筑将祸延几代子孙。次贷危机与美元大幅贬值是美国社会经济模式断裂的信号，是西方式现代化不可持续的征兆。这次危机还在延续，其后果很难预料。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衰退，将给我国经济带来沉重打击。人民币升值，能源价格攀升，已严重威胁我国出口企业的生存。东莞近1/3中小企业倒闭，这意味着农民工失业、白领按揭购房断供。粮油肉等农产品价格上涨，将使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本来就对改革不满、对政府不满的民众，就会因一件本来不大的小事而泄愤，各地群体事件频频发生，并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民众对改革预期丧失，表现得越来越不耐烦。中国改革的大船面临触礁沉没的危险。
一方面，中国必须改革，增长模式的转变、政治体制的转型都有赖于改革的深化与推进，另一方面改革的基本共识丧失，政府、精英、民众之间不仅意见分歧，还情绪对立。当务之急是寻求改革的新共识、寻找改革的新动力。
改革需要新动力
30年前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民众普遍物质贫困，改革很容易达成共识，就是发展经济。但是没有邓小平的感悟和魄力，中国改革未必能如此迅速、清晰地找准方向和目标。政治挂帅叫了近30年转向以经济为中心，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由经济为中心确立市场化改革，又是邓小平的功劳。政治伟人在博弈中的作用往往具有决定意义。没有邓小平，很难想象有中国30年的改革。
今天的中国，不仅需要深化经济领域的改革，还要全面推进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改革。发展经济已失去改革共识的作用，民众没有从GDP增长中分享应有的成果，相反更多地感受环境污染、腐败犯罪、道德丧失的恶果。尽管提出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本意是要纠正“发展第一”的偏差，但是在理论上缺乏认识，政治上缺少魄力，结果还是依照惯性在旧轨道上运行。
由邓小平点燃的中国改革火箭已高速运行了30年，今天必须增添新燃料、增加新动力了。中国改革的新动力在哪里？大多数官员缺少动力，办公楼越盖越高、工资越拿越多、待遇越来越好，报名当公务员的队伍越来越长。资本中的国有垄断者、权力关系户也缺少动力，钱来得太容易，他们最希望保持现状。资本中的大部分对不公平的竞争、办事难的政府、治安差的社会很不满意，他们希望改革。而最有改革动力的是权益得不到保障的工人、农民和不满现状的文人。用一个什么样的口号，提一个什么样的目标，能呼唤改革，又使各方面能接受，即使反对者也找不到多少理由，那就是让所有人幸福、所有人满意。
这个口号符合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马克思的理想是解放全人类，就是让所有人幸福、所有人满意。“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尔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这是《东方红》歌唱毛泽东的。“人民大救星”的任务是什么，就是“为人民谋幸福”。毛泽东忙于搞斗争，这个任务没有能完成。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就是要完成毛泽东的未尽事业。发展生产力，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已达到，但大多数人仍不幸福、仍不滿意。胡锦涛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及“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说到底就是让民众幸福、滿意。既然如此，提民众幸福、滿意这个口号还有什么意义呢？全部问题在于，“为人民谋幸福”、“代表人民利益”，其评价主体不是民众，幸福不幸福、滿意不滿意，民众说了不算。让所有人幸福、所有人满意成为改革目标，就由民众来评价、听取民众的意见，这就要确定考量的指标、落实的机制、保障的制度。“为人民谋幸福”、“代表人民利益”，也就找到了思想变行动、口号变制度的实现途径。
有人批评说，让所有人幸福、所有人满意完全是乌托邦，当然在实际生活中，要做到所有人幸福、所有人满意是不可能的。但是作为原则、理念、目标必须是所有人幸福、所有人满意。正像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一样，实际生活中，不可能做到，但作为原则、理念、目标必须如此。如果原则、理念、目标定为让大多数人幸福、满意，不让一部分人幸福、满意，这就是专政理论。谁都有可能被划定为专政对象，结果是可怕的。
集中国革命与建设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就在于是否重视民众的感受。毛泽东的革命之所以成功，是重视了农民的感受，从访贫问苦入手，提出打土豪、分田地，反映了农民的利益与要求。夺取政权以后的毛泽东，搞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恰恰离开了民众的感受，最后归于失败。邓小平的改革从发展经济入手，反映了民众摆脱贫困、发家致富的要求，应该说取得了很大成功。但大多数民众，没有分享应有的成果而不满。这种不满可以毁掉改革的成果，也可以成为改革的动力。将民众幸福、满意作为改革目标，并不能一下子消除他们的不满，各种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过程，但是重视了他们的感受，这是最重要的。只要对未来有预期，改革的大船就不会沉没。
达成改革新共识
当前，中国思想界分成几个流派，互相对立、水火不容。确立让所有人幸福、满意作为改革目标，就有了筛选功能，凡有利于所有人幸福、满意的学说主张，就是精华，就继承；反之就是糟粕，就抛弃。
自由、民主、法治、平等、人权，是保障所有人幸福、满意的必要条件。反对者的理由是，讲自由、民主、法治、平等、人权的西方并没有做到所有人幸福、满意，这没有错。但是不讲自由、民主、法治、平等、人权，搞专制、独裁、特权、人治、歧视的肯定绝大多数人不幸福、不满意。实行自由、民主、法治、平等、人权，尽管不如人意，但其幸福感与满意度肯定高于搞专制、独裁、特权、人治、歧视的。二是西方的自由、民主、法治、平等、人权存在虚假，这也没有错，那我们就搞真的自由、民主、法治、平等、人权，不能成为反对的理由。三是西方用自由、民主、法治、平等、人权来敲打中国，那我们就实行真的自由、民主、法治、平等、人权，西方就敲打不了我们，我们反过来可帮助西方。四是自由、民主、法治、平等、人权是有阶级性的，对一部分人就是要实行专政，不能讲自由、民主、法治、平等、人权。人类社会进入了21世纪，坚持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不受法律制约的暴力”（列宁语），即使是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都是反文明的，这种主张早已被世界所唾弃，在中国也没有了市场。当然，西方文明并没有最终实现所有人幸福、满意，西方文明存有种种缺陷，尤其是利己主义、物质主义的冷酷和奢迷给人带来不幸与空虚。西方文明值得中国学习，但不能照搬西方文明。
把财富追求放在第一位，把物质满足作为价值尺度，中国绝大多数人不会幸福、不会满意。财富追求受种种外部条件的限制，物质满足永无止境，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幸福之路应有别于西方。在物质领域，坚持发展生产力，尽可能做到公平、合理的分配。更重要的是在精神领域满足人的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真实的情感交流、良好的社会风尚、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人获得幸福的保证。中国传统文化有非常宝贵的精神资源。儒学倡导对父母孝、对家人亲、对朋友义、对天地敬的仁爱精神，为中国人获得快乐和幸福提供了最现实、便捷的途径。幸福就在人与人的爱中，不需要耗费多少物质资源，不会带来环境的污染破坏，不用绞尽脑汁、费尽心机的争夺。一颗柔软的心，一句温暖的话，一个尊敬的礼，一个亲切的笑都可以给人带来愉悦。从物质追求中获得幸福，不应该反对；从精神、情感、道德的追求中获得幸福，更应该受鼓励。忽视人的权利与平等，是传统文化的缺陷，但不应成为反对传统文化的理由。强调人的责任与义务，正是弥补西方价值观的不足。正当的权利、合理的获取、公平的竞争是获得幸福的途径，但不可避免相伴随的是算计、倾轧与争夺。担当责任、乐于付出、和谐相处则是获到幸福的捷径，与之相伴的是豁达、仁爱与平和。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可对社会主义的误解与歧义是当今中国之最。无论是反对者、还是坚持者都没有真正弄明白社会主义的真谛，而是抓住实践中的表象作为依据互相对立。社会主义的本意就是公共的、大家的、集体的，也就是要维护公共利益，让所有人幸福、所有人满意。能做到所有人幸福、所有人满意，就是社会主义，即使不叫社会主义，也是社会主义。反过来，只是少数人幸福、少数人满意，即使叫社会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或者说，幸福感、满意度越高的，越接近社会主义。我国改革开放前，民众普遍贫困、人身没有自由、政治运动不断、不正常死亡无数，民众普遍不满意、不幸福，如小平所说实在不够格叫社会主义。改革开放30年，物质生活普遍改善，获得了选择的自由，民众的幸福感、满意度有所提高，但大多数人还是不幸福、不满意，所以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让所有人幸福、满意的社会主义，有什么理由反对呢？少数人幸福、满意，又怎么称得上是社会主义，凭什么理由坚持呢？社会主义就是维护公共利益，恐怕没有人反对吧。那么，必然引伸出两条铁律，一是关系公共利益的公共财政，必须透明、公平，这是全国人民的钱袋子，收入多少、怎么支出，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而，各级财政由政府“监守自取”，定机构、加编制、增工资、盖大楼、买小车、吃公款、出国游由政府随意开支，民众无从过问，这算什么主义呢？二是关系公共利益的公共管理，必须法治、民主，即政府的权力受法律制约，公共决策要经过民主程序、接受民众监督，这本来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可是直到今天，法治被理解是治老百姓的，法律出台越多，政府权力越大，办事也就越难，腐败也越严重。民主还没破题，不少人还在为反民主找各种理由。民主确实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中国的民主模式也需要探寻，但是不实行民主，不听取民意，怎么维护公共利益？这两条社会主义的铁律，不管谁来领导，哪个作指导思想，搞什么特色，都是不能违背的，否则就不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社会主义，只能是维护少数特权的假社会主义。有人会反驳说，这两条怎么是社会主义铁律呢？西方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已做到了。他们尽管不叫社会主义，但已引进了社会主义。而我们搞社会主义，只能比他们做得更真、更好。可是我们搞了60年的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用了30年，姓社姓资争论了30年，至今还坚持这原则、哪原则，还在计划与市场、公有与私有上纠缠，就不明白社会主义就是让所有人幸福，社会主义就是维护公共利益。这个称为中国头号的理论问题就那么深奥吗？其实是多么的浅显。
将民众幸福、满意作为目标，容易达成改革的新共识。尊重个人权利的西方文明，倡导承担责任的传统文化，维护公共利益的社会主义是保证所有人幸福、满意所必须的。为了中国的未来，各个学派应该互相兼容、取长补短，固守一派、唯我独尊是不可取的。
需要勇气和胆略
让所有人幸福、满意，谁敢反对？然而，将它作为改革目标，需要勇气和胆略。当年，邓小平承认我们和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是很有勇气和胆略的。今天应该说，改革成绩很大，但大多数老百姓不满意。让所有人幸福、满意，就是要勇于面对、敢于正视这个事实。
治国与治企的道理是一样的，这里以我在深圳市农产品股份公司推广企业文化为例。为什么要搞企业文化，是为了提高竞争力，企业做强做大。这和为什么要搞改革，是为了国家现代化，富裕强大的理由是一样的。而我提出，搞企业文化，是为了让广大员工満意，员工満意了，服务得好，顾客就会满意；顾客满意了，效益就好，企业就发展，股东才会满意。所以，企业文化的核心就是让广大员工幸福、满意。同样道理，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是为了发展；发展为什么，是为了国家富强；国家富强为什么，中国人不受欺负；不受欺负是为什么，人得有尊严；为什么要有尊严，人要快乐幸福。为少数人快乐幸福行吗？不是，应该为所有人快乐幸福。改革也好、发展也好，终极目标都是为了所有人快乐幸福。改革30年，GDP跃举世界前列，财政收入达到5万多亿，为什么民众不满意呢？是目标出了问题，不应该GDP第一，而是民众幸福第一。要改变目标是不容易的。在农产品公司刚提出这个口号时，有的领导说，现在普通员工、一线员工工资普遍偏低、考核也不很公平，肯定不幸福、不满意，这不是引火烧身、点火药筒吗？问题就在这里，明明知道普通员工、一线员工不幸福、不满意，为什么不敢面对呢？如果采取回避态度，而搞企业文化不就是花架子、走形式吗？从全国来说，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明明知道大多数民众不满意，但就是不敢面对，尽管提了许多好口号，什么“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有什么用呢？
公司决定以员工幸福、满意为企业文化建设的目标，后来从现实出发，将目标改为提高幸福感与满意度。我们不能保证所有员工幸福、满意，但逐步提高幸福感与满意度是可以做到的。这样一改，最本质的变化就是要重视普通员工、一线员工的感受，改变原来的经营理念。让股东满意，这不用讲；让客户满意，也不用说。是否让员工满意，这就是问题。员工是我招聘的，就该听我的，是我满意不满意的问题，怎么要让员工满意呢？笼住核心团队、技术骨干，给高薪、给期权，对普通员工、一线员工则不予重视。你不满意，就走啊！劳动力市场人多的是。无论国企、民企，大都持这种管理理念和经营策略。超时加班、克尅工资、压低福利成为普遍现象，劳资冲突频发。东航支线一天之内18个航班集体返航，就是一个突出事例。从全国来说，普通民众的感受，有谁重视呢？他们有反映的渠道吗？有声诉的机会吗？有表达的权利吗？留下一条上访通道，还规定群体人数不超过5人。民意堵塞、民情激愤就表现为群体亊件的不断爆发，除了抓人就没有别的办法吗，靠暴力能维持稳定吗？
农产品公司正在研究制订工作幸福指数，初步设想下列指标：员工利益包工资待遇、考核机制、工作环境；员工工作包括岗位责职、工作兴趣、工作量能；员工发展包括晋升渠道、发展前景、培训条件；员工情感包括工作氛围、上下沟通、同事关系；员工生活包括食堂管理、工作环境、文体活动。分为很满意、比较满意、满意、不太满意、很不满意，采取问卷调查与团体调查等方式，收集员工意见，作为改进工作的依据。对于普通员工工资增长不快，已引起重视，以布吉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例，从2003年到2007年企业人均净收入增长27.2%，普通员工人均收入增长10.7%。同期全国物价指数上升13.2%，普通员工的实际收入是下降的。全国的状况是，近30年来民营、外资企业年产值平均增长10%，而职工年工资增长率仅为1-3%。1991年到2005年，全国职工工资占GDP的比重不但不增加，反而从15.3%下降为11%。农产品公司将根据利润增长，并考虑物价上升，相应增加普通员工的收入。作为全国来说，应推行职工民主参与为基础的工资协商机制。广州市从２００４年进行这项探索，一些实行工资集体协商的企业，职工工资普遍比同行业未实行工资集体协商的企业高１０％－１５％，同时，企业效益也增长了２０％－３０％。政府应根据通货膨胀率，每年公布工资增长的指导性意见，作为企业工资集体协商的参考。
提高员工的幸福感与满意度，无疑是要正视、解决员工的实际问题，但员工的实际问题不可能全解决，要求不可能全满足，更重要的是关心他们的精神情感，并加强对员工的引导。在我的倡议下，公司于2007年成立“情感互动中心”。公司总部设立情感互动热线，在《农产品》报开设情感互动专题，在公司网站开设情感互动栏目；在员工中聘任了50多位情感互动志愿者，建立了情感互动队伍。深圳属下14家企业设立了“情感互动室”。员工在工作、生活中遇到困惑，必然会产生情绪波动、思想郁闷、精神痛苦，这是需要关心的时候，也是做思想工作的时候。一年半来，我在《农产品》报专门设置的“情感驿站”专栏，解答来自老年、中年、青年员工提出的有关工作、生活、婚恋的各种问题。推出“员工心连心接待日”活动，由总公司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每月接待员工来访，与员工之间搭建对话的平台。“情感互动”成为企业日常思想工作的主要形式和渠道，灌输正确的人生理念、培养敬业工作的精神。而今天的中国，谁关心13亿人的精神情感，他们有困惑能向谁倾诉？又用什么理念来疏导？这是造成中国人的精神健康恶化的重要原因。现有严重精神病患者1600万，在疾病排名中已超过脑心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而跃居首位。每年有28.7万人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即每2分钟自杀9人，其中8人未遂。自杀成为15至35岁年轻人死亡的第一原因。对此，我到处呼吁，效果甚微。政府忙于发展、民众忙于挣钱，关心物，重于关心人的生命。汶川大地震死了六、七万人震惊世界，中国每年自杀人数近4倍像没有发生那样。这是什么原因？目标不同、趋向不同，也就兴奋点不同、敏感度不同。如果以中国人幸福、满意为目标，自杀率、精神障碍率自然成为关注的重点。
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
我国面临的问题很多，改革从哪里下手，从哪里突破？我参加了《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的讨论，改革纲要对改革的基本思路和总体目标，列举了很多，都是中央、省、市领导的要求。写了19条改革措施，涉及方方面面，但中心是什么，根据是什么，重点是什么？为什么改这个，不改哪个？这取决于改革要达到什么目标、要达到什么目的？
确定以提高幸福感与满意度为改革目标，就能带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等各领域的改革。改革的步骤、程序也有了，先发问卷调查，民众对哪儿最不满意，就从哪儿改起。民众最不满的是分配不公、民意不畅、腐败严重、治安不好、环境污染、道德沦丧，那就一项一项制定方案，征求民意，组织实施。改革必须找突破口，就是进行试点。汪洋书记上任广东，号召解放思想，就是想探索一条改革的新路子。要求深圳作示范，示范什么？就是要解决全国没有解决的问题，那就是让所有人幸福、满意。深圳市应该制定幸福指数，部门制定满意度指标，然后由民众测评。这篇改革的大文章只要破了题，下面的文章就好做了。邓小平点燃的中国改革火箭就有了新燃料、新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