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冷战结束以后，由于非洲自身的变迁和国际社会大国之间利益关系的变化，非洲成为了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美国、欧盟和中国都在 2000年前后制定了各自新的对非政策。然而，由于利益差异，中美欧在非洲问题上日益存在冲突和矛盾，这集中反映在对非关系原则、在非利益和对中国的指责等几个方面。显然，持续的冲突和矛盾不符合彼此的利益，因此在非洲问题上寻求超越权力政治的合作空间就显得相当的重要。

[关键词]非洲问题 中美欧 对非政策 超越权力政治

*此文得到陈志敏教授的指导，在此致谢。

前言

冷战结束之后，非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仅 1990 年代就发生了民主化浪潮、剧烈的社会变革及其所引发的地区冲突，以及加速的经济进步等。由于冷战的终结和新型工业化国家的兴起，国际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因素混合在一起，终于导致大国产生了对非洲日益强烈的兴趣。

然而大国重新发现和进入这块大陆的过程并非风平浪静，它们之间的利益纠葛和价值冲突，以及非洲本地的利害取舍和对这些新老“朋友”的选择成为新世纪国际舞台上最为有趣的博弈之一。因此，冷战后的非洲成了影响大国关系和国际秩序的重要因素，也因此，非洲继 1950-1960 年代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之后，再次成为一个国际关系中的而不只是非洲内部的“问题”，它反映了冷战结束后由于非洲自身地位的变迁和大国在非洲利益的重新调整，引发了大国之间以及大国与非洲之间的诸多利害冲突与矛盾。

本文将阐述冷战后非洲的主要变迁，并在此基础上，评析美国、欧盟和中国的对非政策与对非关系的变化，以及这些国家在非洲问题上的矛盾，文章最终致力于在理论上寻找缓和大国在非洲问题上的冲突和开展合作的基础与途径。

一、冷战后非洲的变迁

二战之后，以联合国为象征的现代国际体系的建构为非洲国家的国际平等地位注入了合法性，与此同时，由于冷战时期美苏两国争夺势力范围的需要，非洲作为被争夺的对象而显示出地缘政治的重要性。然而冷战的结束改变了这一切。

1、地缘政治地位的下降

冷战时代，美苏为争夺全球势力范围，都极力拉拢和分化对方的势力范围，在非洲也不例外。因此，受冷战影响，除少数中立国家外，非洲大部分国家都被迫加入两大集团之一，成为美苏两国争夺霸权的代理国，其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极为显著。然而冷战终结之后，某种程度上，非洲陷入被“抛弃”的命运。一位美国学者这样写道：“当东欧国家政治制度剧变开始主导美国决策机构的议事日程时，非洲问题的地位逐渐下降。”[1] 冷战后较长时间以来，欧洲也只是和非洲保持长期的但并非足够紧密的关系。除了法国、英国和德国这些过去的宗主国之外，欧共体（欧盟）在 2000 年代之前并没有发展出系统的对非政策。

2、民主化浪潮

1990 年代，非洲突然遭遇了一股民主化浪潮的冲击。由于历史原因，非洲大部分国家并没有西方民主政治的传统，基本上说，从 1960 年代去殖民化运动之后到 20 世纪晚期民主化浪潮之前，非洲各国基本上处于一党独大或一党执政的局面，这种政体被冠之以“新祖传主义”（neo-patrimonialist）的标签，它意味着在 1990 年代的民主化之前，非洲国家的政治权力经常集中在获得军队支持的行政机关之下，这些行政机关“是国家首脑、政府首脑和执政党的首脑”。[2]然而“新祖传主义”政权在冷战终结之后迅速被民主化浪潮所吞没，在黑非洲地区，大部分国家快速转入民主体制，在不到 5 年时间之内完成了民主转型。

非洲所发生的民主化浪潮并非偶然所致。就内部因素而言，由于长期沿袭“新祖传主义”政制，大部分非洲国家腐败盛行，社会贫困有增无减，百姓生活水平下降，内部民主改革要求呼声很高。就外部因素而言，则主要源于冷战的终结。冷战时代，为了争夺势力范围，美国和西方国家不太计较非洲国家领导人的腐败行为和政治独裁，但冷战之后，美国在全球推行民主价值的雄心影响到它对非洲国家的态度，例如在对非援助上开始强调改善人权和推行政治民主为受援条件，为稳定国内局势和维持经济发展，非洲国家不得不接受这些条件。[3]

3、地区冲突和社会矛盾

非洲历来是多事之地，社会冲突不断，国内矛盾重重。根据国际救援委员会（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估计，2005 年之前的 6 年冲突里，仅刚果就有 380 万人罹难。[4]处于和曾经处于严重冲突的国家主要包括利比亚、卢旺达、索马里、塞拉利昂、扎伊尔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冲突又往往会外溢到周边邻国，导致邻国的动荡。[5]

这些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西方殖民主义的历史遗产。西方殖民者在匆忙离开黑非洲之际，仅根据自己的势力范围“创建”了许多新型国家，但这些国家内部族性和文化的多元化并不能在短期内成功整合，因此依照领土边界而不顾文化和部族传统疆域的草率行为成为非洲内部冲突的祸源。冷战时期，这些矛盾在两极体系的大环境下受超级大国的压制，但冷战结束以后，内部矛盾在民主政治的鼓励下获得迅速释放，那些自认受压制的部族常常反抗占统治地位的部族，从而引发地区冲突。

在社会矛盾方面，冷战后非洲国家内部依然存在严重的腐败行为，许多国家的政府领导人和高官常常私吞国外的资金援助。[6]这主要是由于缺乏对政府官员的有效监管，以及脆弱的公共机构、软弱无能的市民社会组织、缺乏独立性的司法机构和公务员不足等众多原因所造成的。

4、加速的一体化进程

冷战后非洲加速了内部一体化进程。从表现形式来看，非洲一体化包含两种类型：激进主义的一体化和渐进主义的一体化。激进主义一体化主要是早期由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等非洲国家领导人所主导的、受到美国等海外黑人群体支持的泛非主义运动；而渐进主义一体化则是通常所见的地区经济整合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其他领域的合作进程。基于历史和现实原因的限制，泛非主义作为思潮虽然依旧存在，但作为运动已基本消散，或已经逐渐被渐进主义一体化所吸收，因此冷战后的非洲一体化进程主要表现为渐进主义。

非洲渐进主义的一体化进程其实有着悠久的历史。1910年就曾建立过南部非洲关税同盟，及至2007年，非洲成立了13个次地区贸易协定。[7]不过冷战后最重要的一体化事件是2003年非洲联盟（the African Union）的成立。作为整合非洲地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最重要国际机构，它具有比较宏伟的一体化构想和目标，然而在很大程度上，非洲的一体化还仅仅是形式上的。

二、冷战后中美欧对非政策与对非关系

1、美国对非政策与对非关系

冷战之后，老布什政府对非政策的重点是填补前苏联遗留下来的势力范围并推行民主化，及至克林顿政府时期，则重点强调美非间经贸关系。1995 年，美国国务院安全事务办公室发表了一份针对非洲的报告，声称美国在非洲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国家间联系太稀薄了，因此“与非洲保持经济联系符合美国的利益。今天，撒哈拉以南非洲已形成一个新兴市场”。[8]

小布什上台之初，也只是沿袭了克林顿的对非政策，但是“9·11”事件之后，迅即调整了对非政策，增大了对非关注。2006 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NSS）这样写道：“对本届政府而言，非洲具有日益重要的地缘战略上的重要性和高度的优先性”。当时非洲事务代理副国务卿舍勒萨·维兰（TheresaWhelan）也坦承：“在美国的日程表里，非洲比过去的 10－15 年里显得更为重要了。”[9]

可以看出，从克林顿政府到小布什政府，对非政策都表现出与非洲发展更积极双边关系的愿望，其中发展经贸关系（并非传统上的单向对非援助）是两届政府的共同立场，它基本上是建立在一系列美国的对非经贸法案上，其中最重要的法案是 2000 年生效的《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The African Growthand Opportunity Act, AGOA），该法案对提升美非经贸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2007 年，美国贸易代表苏珊·施瓦布（Susan C. Schwab）指出，“自从 2000 年启动AGOA以来，美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双边贸易提升了143%”。[10]在《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奠定的基础上，美国成为现今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不过两届政府的对非政策也有所不同。对克林顿政府而言，对非政策重心从过去与苏联争夺地缘政治势力转变为寻求互惠的商贸利益。虽然克林顿政府也曾基于价值观追求而关注过非洲，但在索马里的军事行动失败之后，它对非洲内部安全问题（如卢旺达部族屠杀）基本上开始采取消极态度。但小布什政府除了重视美非经贸利益之外，同样关注安全利益。“9·11”事件之后，非洲成了美国进行反恐的重要伙伴。

小布什政府对非政策还体现为“转移外交”（ Transformationaldiplomacy）在非洲的运用和非洲司令部的成立，其中“转移外交”为国务卿赖斯所提出，称它“寻求使用美国的外交力量以帮助外国的公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民族、以及改变他们自己的未来”。这明显意味着美国有意愿干预非洲国家的内部事务。

此外，小布什政府还致力于建立非洲司令部和在非洲建立军事据点。不过这种意图并不太为非洲国家所接受，它们担心美国的军事存在会招引不必要的恐怖主义者对非洲的注意，从而增添新的非洲动荡的因素。2008 年 2 月，布什总统在访问非洲时宣称成立非洲司令部是为了帮助非洲国家加强在维和、打击走私和反恐作战等领域的能力，但是受访国如加纳、利比里亚等都没有表态接受这个司令部，坦桑尼亚则表示不具备接纳这个司令部的能力。

2．欧盟对非政策与对非关系

基于历史与地理原因，欧洲与非洲有着特殊关系。很长时间以来，欧洲人在非洲进行殖民主义活动，控制了非洲大部分地区，而地理上，非洲又与地中海国家很接近，历史上也一直保持着紧密的商贸和政治关系。在1950－1960年代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之后，非洲大部分国家虽然保持名义上的政治独立，但西方国家依然在非洲保持强大的影响力。基于这些历史原因，欧洲在发展和非洲的关系时往往会强调它们之间所存在的这些特殊性，比如在2005年，欧盟在发表一份对非战略伙伴关系文件时强调说，“欧洲与非洲基于历史、地理和给所有人带来和平、民主和繁荣的未来这一共享愿景而联系在一起”。[11]2007年，在里斯本欧非峰会上达成的共同文件中同样写道：“欧洲与非洲基于以下因素而联系在一起，即历史、文化、地理、共同的未来价值共同体”。[12]总之，欧洲人强调欧非关系有着历史上的特殊性。

长期以来，欧非关系通过建立一系列文件得以巩固，包括1975年开始签订的第一份洛美协定（The Lomé Agreement）。之后，《洛美协定》成为联系欧非关系的主要国际条约，直到2000年欧盟与撒哈拉以南48个国家签订了有效期为20年《科托努协定》（The Cotonou Agreement）。2005年，重新修订的《科托努协定》加入了政治条款，使该条约成为欧盟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全面的（政治、贸易与社会发展）的单一关系框架。而欧盟与北非国家的关系则主要建立在《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与联系协定》（ TheEuro-Mediterranean Partnership and Association Agreements）、《欧洲邻国政策》（The European Neighborhood Policy）以及《邻国政策行动计划》之上。

尽管欧非之间一直保持相对紧密的关系，但是基于欧非自身的变化和世界情势的变迁，冷战后的欧非关系发生了一些改变。冷战以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使得国家间经济和相互依赖的程度比以前更高，而它所带来的危机也不断威胁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以及日益增多的国际问题对全球都产生消极后果；当两极体系下超级大国的势力争夺让位于不断增长的地区冲突时，尤其是“9·11”事件之后，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和美国对这种威胁的鼓吹提高了国际安全环境的危险程度；与此同时，欧洲与非洲各自的一体化进程也加速了。这些新的情势的出现，要求欧洲对原有的欧非关系进行调整。

或者说，这种变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深与非洲的全面关系而不只是过去以经济为主的联系。2005年10月，欧盟委员会在提交给理事会和议会的对非战略文件中提到，欧盟发展与非洲伙伴关系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所有非洲人的和平与繁荣，促进《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The UN Millennium DevelopmentGoals）在非洲的实现。[13]在同年12月由欧盟理事会发表的最终对非政策文件则明确表示，欧非战略关系的主要目标是促进《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与非洲的可持续性发展、安全与善治，[14]其具体目标包括：欧盟机构经常讨论欧非关系并提出报告；与非洲主要国际组织如非洲联盟进行合作，参与非洲的多边论坛；与非洲进行政治对话。[15]

2007 年 12 月，欧盟理事会发表了新的欧盟对非战略，这是欧洲首份将非洲视为一个整体的正式政治框架文件，以此为平台，以保障欧盟对非政策的协调性和连贯性。这份新的对非政策文件提出了构建欧非战略伙伴关系所要达到的四大目标，其中包括提升双方的政治关系。[16]

可以看出，欧洲对非洲政策的目的在于深化全面伙伴关系而非只是以往的经济关系，其中促进非洲政治民主和人权等政治发展的目的十分明显。欧盟设想在殖民主义时代所建立起来的传统的紧密联系得以延续，并试图按照欧盟自身的社会发展标准推进非洲的进步，如果获得成功，欧洲无疑将会成为非洲在文化、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政治生活领域的教师爷，也因此重新成为在非洲最重要的外部力量。

3、中国对非政策与对非关系

长期以来，由于共同的被殖民的历史和在当时国际形势下反帝反殖斗争的需要，中国和非洲在国际社会相互支持和帮助。但冷战终结之后，中非关系开始出现一些变化。整体而言，中国对非关系经历了从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的对非经济援助，到 1980 年代的相对冷淡，再到 1990 年代之后的重新热络的曲折历程。简而言之，冷战之后中国对非洲政策从过去中国向非洲的单向无偿援助和双方政治上的相互支持，调整为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相互合作、互利和双赢。

1990 年代之后，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进非洲，参与非洲当地的经济建设，尤其是资源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中非经济交流日益活跃。在此背景下，2000 年 10 月，中非召开了首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为中国与非洲发展长期稳定、平等互利的新型伙伴关系确定了方向。2006 年 1 月，中国政府发表了首份《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这是指导中国对非关系政策的首份单一文件，宣示了中国对非政策的目标及措施。2006 年 11 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发表了《北京宣言》，主张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依据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准则发展中非友好合作关系。

概而言之，中国对非政策发展至今，既延续了长期以来所遵循的不干涉非洲内政的原则，也坚持了经济上互利互惠的原则，但同时创造了不少新的方式来促进和深化中非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包括论坛峰会的形式。随着中非交往的深化，中非之间的经贸关系取得了显著成长。统计数据显示，2004 年，中非贸易额达到 29.5 亿美元，2005 年，则上升到 40 亿美元，2007 年又达致74 亿美元之多。

三、中美欧对非关系中的政策分歧与现实冲突

总体看来，千禧年前后，中美欧都调整了各自的对非政策。然而在各自发展对非关系时，三方彼此遇到了分歧和异议，其中最主要的矛盾发生在中美和中欧之间。这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对非政策中应坚持让非洲接受西方自由主义观念并融入到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还是严格尊重其内政；中国的非洲政策是否损害了欧美的经济利益；以及中国在非洲是否在走一条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道路。

1、“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之争

在非洲问题上，理论上存在一个争议，即“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更能促进非洲的发展？一般而言，“华盛顿共识”代表了美国人乃至欧洲人试图运用自由主义理念和对非洲主权的贬抑来促使非洲国家改变其政治和社会体制，从而促进其经济发展的理念；但“北京共识”的存在表明中国并不打算像西方那样做。

1989 年，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倡导了“华盛顿共识”，并将此概括为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私有产权的法制体系、预算约束和削减财政赤字等。1990 年，他对“华盛顿共识”进行了进一步归纳和总结。[17]学者芬尼根（William Finnegan）对此评价说，“华盛顿共识”有时仅仅指“自由贸易”，它直接通过美国的外交政策，或间接地通过多边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来传播，其核心原则就是解除控制、私有化、“开放”、不受限制的资本流动以及更低的税收；他还批评小布什政府在对外大肆宣扬“华盛顿共识”时“并不是自由或民主的一种理想主义，而是一个控制系统，一种帝国经济”。[18]由于“华盛顿共识”在实践层面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 E. Stiglitz）提出了“后华盛顿共识”的概念，这一概念要求关注社会公正、经济可持续性和民主发展。[19]

“北京共识”代表了另一种经济增长模式乃至社会发展途径，这一概念的含义包括：坚决进行创新和试验（如经济特区）、积极维护国家边境和利益（如台湾问题）、以及不断精心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庞大的外汇储备），其目标是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实现增长。[20]总之，“北京共识”是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的经验总结，它强调主权独立、谨慎地实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保持快速的经济增长。

对非洲问题而言，“华盛顿共识”（或“后华盛顿共识”）意味着欧美将它们的社会价值观念即经济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推广到这个大陆，而这种推广尤其体现为双方经济关系中的强制性政治条款。例如，在美国的对非政策中明确提出要将民主和人权发展作为美非关系发展的重要目的；而欧盟在最近 10 年来的对非政策文件中日益强调欧非“政治”上的联系和人权、良治、民主发展和社会自由对非洲的激励作用。然而，中国的对非政策反映了另一种态度。尽管中国政府并不正式承认“北京共识”，但对非关系事实上遵循了对非洲国家的主权尊重，包括不干涉内政原则（实现国家独立前提下的发展）。这一纯粹通过吸引力、以互惠为目的的自由贸易关系而非强制力发展双方关系的方式，成为和美国与欧盟在发展对非关系时的一个矛盾焦点，它反映了在非洲问题上，中国与欧美在理念和行动上存在巨大差异。

2、利益之争

在利益问题上，欧美对中国的指责包括：中国无视非洲内部的腐败和极权主义而只发展与他们的贸易关系，使西方世界对非洲的政治投资受到严重削弱；中国以诱惑性条款对非洲的资源开发既损害了欧美的资源占有优势，也提升了非洲资源价格；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的增长正改变西方世界与非洲固有的传统联系。

前世界银行行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曾批评中国在贷款给发展中国家时忽略人权和环境标准，警告中国的这种软贷款和赤裸裸的重商主义行为加剧了非洲的腐败。西方的大量批评家也附和说中国在向非洲贷款时并不坚持西方银行所注重的所谓“赤道原则”（Equator Principles），以及西方所坚持的要求非洲政府在处置贷款时的透明性。[21]此外，欧美还认为中国通过外交和金融、军事援助，损害了非洲的民主事业，宣称非洲独裁政府是中国武器和军事装备的买主，这些武器通常被用来镇压非洲国内的少数派、实施严厉的政治统治、对邻国采取强硬政策和消灭任何民主的苗头。[22]

除了对它们与非洲的政治关系造成冲击之外，欧美也认为中国在经济上在抢夺他们的市场，[23]欧美尤其关注中国从非洲的石油进口的增长（譬如，中国有 25％以上的原油来自从几内亚湾和苏丹，而且其石油消费增长速度达到每年 10％。尽管事实表明，中国快速增长的原油需要只占到非洲出口原油的 10％，相反，欧洲和美国却分别占到 36％和 33％），并抱怨中国的大量进口需求抬升了原油和原料产品的国际价格。总之，随着中国力量和影响力在非洲的增长，美国和欧洲感到了中国对它们在非洲利益所构成的挑战，认为中国抵消了西方在非洲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市场。

3、中国是否是非洲的新殖民主义者

2006 年 2 月，英国外交大臣曾评价现今中国在非洲的所作所为不过是西方人 150 年前在非洲行为的翻版。这意味着他将中国人看作非洲的新殖民主义者，而且这种批评在西方比较普遍。诚然，中国企业在非洲确实存在不光彩的行为，彼得·波斯哈德（Peter Bosshard）曾这样描述过中国对非洲的生态影响和对其自身形象的破坏：

中国公司正在赞比亚的喀辅埃河（Kafue River）修筑一座大型水坝，这使重要的湿地包括两座国家公园遭受威胁。水坝可以为附近的矿产地发电，那里为中国工业生产铜和钴。当西方金融机构还在为喀辅埃河工程贷不贷款而犹豫不决时，中国的开发商已经迅速挤了进来，使得赞比亚当局对环境问题的关注降低了。

对因中国投资而造成社会和军警冲击的反抗阵线已然出现，有工人抗议赞比亚的中国矿区低劣的劳工条件。在尼日利亚和埃塞俄比亚，反抗群体盯住了中国人的石油设备。缅甸和苏丹的环保群体已要求中国水坝建设者滚出这些流域。由于中国乱砍乱伐的冲击，塞拉利昂政府宣布木材出口是非法的。[24]此外，中国对非洲国家民族产业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南非，“贸易联盟”抱怨中国的纺织品进口在吞噬其国内产业，其总统姆贝基（ThaboMbek）就明确警告非洲要防止与中国的关系发展成“殖民关系”。[25]赞比亚商工会长柯林斯—沃纳尼也曾表示“中国正在横扫（非洲的）天然资源，带进廉价的商品。这不是发展，而是殖民主义”。

然而以殖民主义标签对中国所进行的系列指责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2006 年温家宝总理访问埃及时表示，新殖民主义不是中国的标签，中国人深知殖民主义曾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也深知必须反抗殖民主义。此外，西方人的指责也遭到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的反驳。赞比亚总统雷维·穆瓦纳瓦萨（Levy Mwanawasa）赞赏中国在赞比亚独立前后就帮助赞比亚反抗过殖民主义和无私援助过大量经济和社会发展方案。喀麦隆民族阵线主席卡瓦耶·迪布利（Cavaye Yequie Djibril）认为喀麦隆完全不同意说中国在非洲是一个“新殖民主义者”。[26]

显然，这些争议反映了欧美对中国在非洲日益增多的存在的忧虑，以及试图引发非洲人应对中国保持警惕的意图。至少，西方人在日益引用非洲本地的公民社会团体对中国的批评来作为他们指责中国为新殖民主义者的证据，以离间中非之间的友好关系。

四、在非洲问题上超越权力政治的基础与途径

不言而喻，中美欧三方都不应持续激发上述分歧和矛盾。寻求超越权力政治的合作与共赢途径是明智的选择，其中首要的任务是找到三方超越权力政治的现实基础。

1、超越权力政治的基础

怀特在《权力政治》一书中描述了权力在国际关系具有关键作用。这种迷恋权力甚于道德的观念在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中成为一种核心观点，那些现实主义大师无一例外地吹捧权力政治决定国际关系的重要性。因而总的来看，国际关系的趋势——当前国际体系通向终极状态的趋势——似乎总会以某场剧烈的国际战争收场，之后便是通向另一场新的战争的趋势，人类社会就是在两场不可预料的战争的间歇期间苟延残喘。

无疑，现实主义对未来社会的悲观预测和对国际社会本质的深刻揭示为世人提供了持久和深沉的警讯。然而，即使这一哲学命题的基础——国际社会的行为原则主要依赖于权力而非道德——并不存在致命的假设错误，它也难以断定权力政治的最终结果一定是战争。理论上而言，人类社会可以延长，甚至无限期延长两场战争的间歇期；而从历史经验来看，大规模的和频繁的战争已非国际社会的常态，人类已经积累了许多避免战争爆发的途径。因此即使承认权力政治是国际关系的本质所在，也不能说明它一定会导致国家之间的暴力冲突。基于自由主义的观点，国际机制和相互依赖状态可以对权力政治形成有效的制约。

在非洲，中欧之间已经存在沟通管道，这包括中欧战略对话机制和亚欧会议，尽管这些机制的作用还需要得到更广泛和深入地发挥，但至少提供了可能的途径以解决本应由权力政治来解决的具体问题。也许中美之间缺乏有效的多边主义场所来解决中美在非洲问题上的冲突，但两国也存在双边对话机制。中美欧在非洲问题上的三角关系之所以能超越权力政治的主要基础在于，三者各自的全球利益已形成相互依赖状态。这表现为，如果欧美过分排挤中国在非洲的利益，则由此受到伤害的中国经济将对美国和欧洲的消费者产生冲击，也对他们的在华投资者产生不利后果；此外，如果欧美排挤中国在非洲地区的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那么中国将会和欧美在中东地区展开更剧烈的竞争，这只能加剧本来就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的国际局势，这不符合欧美的利益。这些利害关系成为权力政治的制约力量，而在国际机制的框架下，利害关系又可以通过有效却温和的方式而非胁迫的方式加以化解。

2、观念和行动的改变

为了缓解中美欧三方在非洲的冲突和矛盾，既要有超越权力政治的观念，也要在行动上体现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首先，无论是美国或者欧洲，都应平等看待非洲，将与非洲的经贸关系建立在平等互惠的经济自由主义基础之上，而不是政治自由主义基础上之上。欧美对非经济政策都会附加相应政治条件，这种方式在名义上坚持了普适的道义原则（如要求非洲国家尊重人权、法治和民主自由），但是它没有放弃“胁迫”方式——当西方人认定非洲国家没有遵守附加政治条款时，会采用禁运、武力威胁甚至直接干涉的方式去促成所谓的政治自由主义标准。因此西方在非洲问题上表现伪善，一方面强调与非洲的平等与伙伴关系，一方面却自认为保有高傲的政治上的道义优势，这一优势在实际操作中不会将非洲平等看待。

其次，中国应诚实地改善自己在非洲的形象。中国并非完美无暇，如果只注重与非洲的经贸关系而忽视非洲内部政治的糟糕现状，它会日益遭遇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事实上，中国在非洲较多关注经济利益而忽视非洲内部情势的行为已引发了日益众多的非洲人的抗议，这些抗议不仅来自民间社会（诸如环保组织和劳工群体），也来自一些政治团体。由于非洲 1990 年代后的迅速民主化培育出了许多市民社会，民主政治的形式又使得一些政治团体在迎合特定选民的时候会成为指责中国的政治代表。这在 2007 年赞比亚的总统选举中可见一斑，当时反对党领袖、总统候选人麦克尔·萨塔对中国冲击其民族产业、忽视环保、劳工条件和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发出了强烈警告。[27]因此，在面对非洲伙伴国家内部严重的政治危机时，中国应积极承担自己的国际责任以维护国际道义的尊严和帮助非洲国家度过难关。因此，中国既不应对非洲国家糟糕的政治事务充耳不闻，也不能无视其主权而进行单边主义干涉，而应以建设性的积极的方式寻求多边主义的解决途径。

第三，中美欧都应有针对性地积极改变生产或生活方式。对中国而言，作为全球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应加速产业结构升级，提升资源和能源利用率，开发出更多替代能源产品，以减少对非洲资源的依赖度，至少放慢资源需求的增长速度。对美国和欧洲而言，重点应改变其国内的消费方式。欧美家庭所消耗的人均能量数倍于中国，这反映了西方的高额资源消耗在摧毁世界（包括非洲）的可持续性发展前景，这无异于对他国的剥削。

总而言之，在非洲问题上，中美欧三方都不具有相互指责对方并实施报复的必要，为了共同的利益，彼此应在非洲问题上相互尊重，更重要的是，应通过多边主义的、和解的方式达成利益的分享而不是冲突的持续。

结语

显然，本文还没有足够关注非洲人自身的态度和反应。在中美欧三边关系上，非洲并非任意主宰的对象而应是大国平等相待的伙伴和利益相关方。无论是美国、欧盟还是中国，都应该倾听非洲的声音，并在中美欧三方寻求合作的过程中充分讨论非洲的利益和优势，而不只是关注自身利益和彼此之间的共同利益。无论如何，在一个全球化和经济利益相互依存的时代里，中美欧的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非洲利益为代价，这一殖民主义似的方式既不道德，也不符合各自的利益。

为此，在非洲问题上，中美欧在进行三边讨论与合作时应对非洲采取恰当的态度，这包括：第一，尊重非洲经济和政治主权，使他们能够对自身的资源和能源享有完全充分的支配权利，以阻止国外资本对它们的掠夺式开采，保障非洲的可持续性经济增长的条件；第二，以公平贸易的方式与非洲交往。这意味着中美欧在非洲进行经贸往来时应尽量遵循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和平等原则；第三，也许更重要的是，中美欧非应该实行灵活多样的四边合作，彼此充分了解对方的意愿和国家情况，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制定多赢的非洲政策。

注释：

[1][美]彼得·施雷德：“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对非政策”，《西亚非洲》，1997年第5期。

[2]Goran Hyden and Michael Bratton eds.,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Press, 1991, pp.2-3.

[3]就具体的原因而言，民主化得益于多方因素，诸如受过西方教育的领导人；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的日益紧密和1989年柏林墙倒塌所产生的世界性影响。参见Goran Hyden andMichael Bratton eds.,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4]Abraham McLaughlin, “Can Africa solve African problems?”,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January 04, 2005.

[5]The Africa Conflict Prevention Pool: A Joint UK Government Approach to Preventing and Reducing Conflict in Sub-Saharan Africa,Published by the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Development September 2004.

[6] Susan Dicklitch, “African corruption is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August 09, 2004.

[7]有学者将非洲经济一体化分为两大类型：符合1980年获得接受的《拉格斯行动计划》的经济一体化；外在于《拉格斯行动计划》的经济一体化。见Alan Matthews,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Africa,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Food Secur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FAO2003；同时参见Cynthia Ohajionu, “The need for African integration”, the Statesman, July 02,2007.

[8]U.S. Security Strategy for Sub-Saharan Africa, Report published by 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Security Affairs, Department of Defens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fice of the AssistantSecretary of Defense (Public Affairs), August 01, 1995

[9]“US Security Strategy: Spotlights African Partnerships”,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Series, Vol.43, No.3, 2006, pp. 16594A-16594C.

[10]2007 AGOA Report Shows Growth in U.S. – Africa Trade,参见http://www.ustr.gov/Document_Library/Press_Releases/2007/May/

2007_AGOA_Report_Shows_Growth_in_US_Africa_Trade.html。

[11]The EU and Africa: towards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Brussels, 19 December 2005, 15961/05(Presse 367), p.1, http://ue.eu.int/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en/er/87673.pdf.

[12]The Africa-EU Strategic Partnership: a Joint Africa-EU Strategy, Lisbon, 9 December 2007,16344/07 (Presse 291), p.1, 参见http://www.reliefweb.int/rw/RWFiles2007.nsf/

FilesByRWDocUnidFilename/THOU-79R7YQ-full_report.pdf/$File/full_report.pdf。

[13]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Council,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EU Strategy for Africa: Towards a Euro-African pact to accelerate Africa’s development, Brussels, 12.10.2005,COM(2005) 489 final.

[14]The EU and Africa: Towards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Brussels, 19 December 2005, 15961/05 (Presse 367).

[15]Ibid.

[16]The Africa-EU Strategic Partnership: a Joint Africa-EU Strategy. Lisbon, 9 December 2007,16344/07 (Presse 291).

[17]平衡预算，严格控制预算赤字，优化公共开支；优化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提倡资本市场自由化；建立可变动的有竞争力的汇率体系；走贸易自由化之路；吸引外国投资;推进国有部门的私有化；政府放松管制；明晰产权并保护私有产权。

[18][美]威廉·芬尼根：“帝国经济学——评华盛顿共识（上）”，《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3年第8期。

[19][美]斯蒂格利茨：“后华或顿共识（下）”，《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99年第2期。

[20]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4.

[21]2003年6月4日，七个国家的10个主要银行宣布实行“赤道原则”，即由这些银行制定的、旨在管理与发展项目融资有关的社会和环境问题的一套自愿性原则，以保证在其项目融资业务中充分考虑到社会和环境问题。

[22]例如，有西方媒体宣称，2004年，尽管美国和欧盟对津巴布韦实施武器禁运，但津巴布韦从中国获得了价值2亿美元的战斗机和军事直升机。

[23]比如，他们认为现在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原油消费国，仅次于美国，估计到2020年，中国油气进口量将由目前的33％增长到60％。见Peter Brookes and Ji Hye Shin,China's Influence in Africa: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ates,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AsiaandthePacific/upload/94305_1.pdf.

[24]Alex Pasternack,China and Africa and US, Treehugger, http://www.treehugger.com/files/2008/02/china_africa_us.php.

[25]“2008 China faces charges of colonialism in Africa”,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uary 28, 2007.

[26]邵磌：Some responses to the China threat in Africa,见中国台湾网：。http://www.chinataiwan.org/english/News/op/200711/t20071107_480470.htm

[27]在2007年秋天赞比亚的总统选举上，反对党“爱国阵线党”主席迈克尔·萨塔喊出了“把中国人赶出去”的口号，并由此获得28%的支持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