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民族主义成为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视角。一些中国学者开始运用这一概念分析中国外交政策，或为中国外交政策出谋划策；在英文文献中，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主导了有关中国未来对外政策走向和各国应对之策的辩论。这些海外研究的一个共通主题是，现阶段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正在成为国际不安定的一个根源。塞缪尔·亨廷顿对于中国意图“洗涤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屈服于西方和日本的耻辱”感到担忧。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Bernstein）和罗斯·门罗（RossMunro）认为，“在民族主义者的情绪鼓动下，（中国）产生了一股从过去耻辱中恢复过来的渴望；并在单纯渴求国际影响力的鼓动下，中国正谋求在亚洲替代美国而成为该地区主导力量。”甚至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Friedman），这位老资格的中国问题专家也不无忧虑地表示，“中国新的、毛之后的民族主义不仅对台湾的自治发出了挑战，并可能危及亚太地区的和平”。
尽管有许多学者倾向于认为现阶段中国民族主义的出现是冷战后一个新的和负面的现象，本文试图就理解中国民族主义与中国外交政策的相互关系提出一种新的解释。本文将论证，自20世纪初以来，民族主义一直是影响中国外交政策走向的一个长期因素；而自1980年代初以来，中国民族主义已日渐温和；从那时起，一种积极民族主义已经建构起来，它既能够满足中国渴望民族复兴的愿望，又能增进世界的普遍福利。
一、中国对外关系中的民族主义转折
对中国人而言，在看待和处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时，民族主义是一个新式概念。20世纪之前，中国人看待对外关系的依据是文化主义（culturalism）。随著“中国治下的和平”在19世纪受到西方列强的闯入而衰败，民族主义终于在20世纪破晓之时进入了中国人的思维当中，并且成为自那以后处理对外关系的主要动力。
1、传统文化主义眼中的对外关系
美国学者约瑟夫·列文森（JosephLevenson）和一些中国学者和政治家如梁启超、孙中山和冯友兰都将传统文化主义描述为20世纪前2000多年里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主要方式。
文化主义最重要的表现是，它在“我们”中国人和“他们”非中国人之间作了清晰的区分。冯友兰观察到：“中国人始终关切的是中国文化和文明的继续和统一。”“从先秦以来，中国人鲜明的区分‘中国’或‘华夏’，与‘夷狄’，但这种区分是从文化上来强调的，不是从种族上来强调的。”詹姆士·哈里森（JamesHarrison）也指出：“传统的中国人通常根据基于历史遗产与共同价值观所限定的‘文化主义’，而不是根据基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民族主义来自我定位。”从文化主义角度来看，中国人最主要的身份认同来自于对中国文化——即支配了中国人思维将近2000年的儒家思想——的接受。接受或不接受这一文化成为区分中国人（华夏）和非中国人或“夷狄”的标准。而且，文化主义并不认为中国人与“夷狄”之间的地理边界是静止的和固定不变的。一俟“夷狄”接受了中国文化，他们就成为了中国人，反过来也是如此。
在区分中国人与“夷狄”关系时，文化主义采用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普世主义（天下主义）观，将中国视为等级化世界体系的中心。由于具有在这一体系中最发达的文化，中国不认为其他实体具有和中国同等的地位。中国是这个体系的中心，而中国的皇帝即天子有权受天命而统治天下。这一等级体系的最好表现是从汉朝开始出现的朝贡体系。
同时，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主义优先关注文化意义上的华夷秩序，而非民族间或国家间关系。在“我们”中国人与“其他”非中国人之间的区别首先是文化上的，文化间关系构成了华夷秩序的本质。在这个世界里，中国并不认为自己是所有国家之间简单的一员，而认为自己是和那些没有开化的蛮夷生活在一起的唯一文明的和有教养的共同体。中国与他们的关系之一是促使他们接受普适的中国文化并使之发生转化，而促使他们发生转化的主要手段是道德示范，尽管有时也使用武力。
这种视野反映了19世纪前东亚国际体系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隔绝。数千年来，中国没有遇到任何其他可以有力地挑战中国的先进文化。其他文化可能在军事上比中国强大，偶尔会征服中国的腹地，然而，当他们想统治庞大的中国人口与幅员时，他们不得不采用中国文化。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观念从来没有在中国人的思维中深深地扎下根。正如冯友兰所说：“中国人缺乏民族主义是因为他们惯于从天下即世界的范围看问题。”梁启超从一个相似的角度说道：“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知其为国也。”相反，他们习惯于将中国视为天下。
2、从文化主义到民族主义的转变
约瑟夫·列文森在其经典著作《梁启超与其新民观》中提出了从文化主义转向民族主义的论断，以此理解20世纪前后中国人对于自身认同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巨大的观念转变。这一论断将文化主义和民族主义看作那一世纪之交知识分子当中两种相互竞争的观念，并将那一时代看成是“民族主义侵入中国历史舞台而文化主义让路”的时代。
文化主义的瓦解根源于它的中心观假设以及中国文化在世界上至高地位的失效。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多次遭异族入侵，然而，这些所谓“夷狄”的侵犯和对中国的征服从来没有对中国文化造成严重威胁。但是，来自海外的新的“夷狄”不仅在军事上更加强大，而且在文化和宗教上也令人畏惧。西方列强和日本通过击败清朝军队，造成了对中国文化前所未有的威胁，由此动摇了数千年来“华夷秩序”的根基。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突然发现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相反，它被抛到了世界的边缘，在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里沦为了一个半殖民地。
“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寻求拯救中国的替代观念。民族主义受到重视，而文化主义遭到抛弃。正如列文森所言：“文化主义拒绝外部观念，但事实上容纳而非积极反对外部的物质力量；民族主义颠倒了这种关系，它承认外部观念，但对外部的物质侵入极力反对。”当中国文化和世界秩序都难以保全情况下，民族主义被看成是解决中国存亡问题的非中国式的补救办法。
然而，最初的民族主义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形式：梁启超的国家民族主义和早期孙中山的种族民族主义。作为20世纪前后中国领袖式的人物，梁启超和孙中山都援引民族主义作为解救中国的办法，但他们在界定中国民族主义以及相应的政治安排上有显著差异。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是国家民族主义，是范围缩小了的文化主义与现代民族主义的结合。他后半生对西方思想和实践的了解使他确信：“故我中国人今日所最缺乏而最需要者，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应“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之一之人类，高掌远蹠於五大陆之上。”为了在一个达尔文主义的世界里生存下去，中国应该象西方列强所做那样，用民族主义团结人民。另一方面，梁启超早年接受过传统主义教育，思想受到过儒家的深刻影响。尽管他不得不批判文化主义的天下观，并以民族国家观来代替它，但他的文化主义倾向使他将缩小了的文化主义与民族和国家杂糅在一起。因此他主张一种“大民族主义”，主张团结所有在中国疆域内的各个族裔一致对外，而不是用“狭隘民族主义”即汉民族主义。在他看来，那些小民族主义者欲驱逐出去的满族也其实早已成为中国人的一部分。从这种大民族主义观念出发，梁启超认为中国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激发民族主义来对付西方列强，防止国家的灭亡，而不需要在国内实行革命，推翻满清政权。他主张实行宪政改革。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者最初拒绝了梁启超那具有文化主义嫌疑的民族主义观和改良主义的政治规划。他们提出了激进的种族民族主义，号召汉族推翻满清皇帝。孙中山提出了一系列后来被称之为三民主义的观念，即民族、民主、民生，并成为推动1911年革命的理想。孙中山认为“三民主义等于救国主义”，其目的是寻求中国在世界上的平等地位，并确保中国在世界永远生存下去。
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一项原则是民族主义。按照孙中山所言，“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艾莫斯特·盖纳（ErnestGellner）将民族主义定义为“主要是一项政治原则，它坚持政治单位与民族单位应该一致”。孙中山早期的民族主义也是如此。他的民族主义是汉民族主义，号召汉族人“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因此，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一项优先任务便是要发动民族革命以推翻满族统治，并建立汉族自己的中国。
中华民国成立后，在他的“民族主义六讲”中，孙中山发展了更为成熟的民族主义思想。在民族主义的内涵上，孙中山开始向大民族主义靠拢，提出了国族主义的主张。他继续大力提倡民族主义。在他看来，中国虽然独立，外国加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双重压迫令中国陷入了“次殖民地”的境地，其境遇比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还更为悲惨。在此情况下，中国和过去一样同样迫切需要民族主义，以抵御西方列强的蚕食。
3、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致胜之路
1931之前，国民党政府在争取中国的民族权益方面也作出了一些努力。外国列强在中国享有的治外法权缩减了，中国的外交地位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然而，当1931年日本侵占东三省之后，国民党政权的不抵抗政策使该政权威信扫地。在其声名狼藉的“攮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指导下，蒋介石政府对日投降，对内大肆清剿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根据地。这种全面背弃三民主义的政策激起了全民族的谴责。
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遭到国民党血腥镇压后，便转到乡村继续战斗。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便已将其当前任务定位为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后，毛泽东高举起反日民族主义的大旗。1932年4月，在江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日本宣战。1935年红军在陕西相对安全地扎下根以后，实现民族革命被界定为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即要“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为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各种积极措施，以寻求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发挥了历史性作用，最终促使蒋介石政府勉强同意共同抗日。在以后的八年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前线和敌后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作为华北战场的主要抗日武装，共产党通过人民战争成功地激发了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使抗战之前的精英民族主义发展为一种新的农民民族主义。正如哈里森（Harrison）所观察到的：“日本入侵第一次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民族主义意识，而共产党对于日本的挑战做出了最为有效的反应。”在考察了1931－1945年间的历史纪录之后，哈里森认为，共产党完全掌握了抗日民族主义的领导地位，他们在华北的成功为其在1949年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二、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1、国际主义指导下的民族主义（1950年代）
当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在对外关系中不可避免地必须重新界定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相互关系。作为一种原则，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映并表达了全世界无产者在反对资本主义和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中的国际团结和基本利益的一致，为此，它要求所有民族和国家的无产阶级统一行动”。作为中国的共产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它早期一直面临这个问题。然而，在抗日及以后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斗争中，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个简便的办法，来解决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即将1949之前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定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民族独立和民主革命这两大目标。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在毛泽东看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几乎是同一回事。在中国从事的民族主义革命，是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大贡献，是国际主义的实际体现。民族主义即国际主义的诠释其时也符合苏联的正统理论。当时的苏联认为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革命具有反抗压迫的民主内涵，苏联对此无条件地支持。
不过，尽管苏联领导对中国共产党寻求国家独立的民族革命斗争给予了支持，但他们明确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继续奉行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当中国共产党获得政权后，苏联领导的共产主义阵营的期待是，新中国应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指导的外交政策，为了共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而支持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并采取联合行动。就中国共产党而言，以一国之力承担这一新的国际义务是一个新的挑战。然而，这又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搭乘的航船。
于是，民族主义的概念被抛弃了；爱国主义一词受到青睐。民族主义等于国际主义的简单公式被放弃，而国际主义指导下的爱国主义成为新时期的指针。周恩来写道：“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国际主义指导下的加强民族自信心的爱国主义。”然而，尽管说法发生了变化，但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中仍然存在。我们可以从下列事件中看出民族主义成分：毛泽东在1949年10月1日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毛泽东在1950年初努力争取和苏联签订一个较为平等的条约；毛泽东清除所有西方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毛泽东尝试用军事方式收复台湾；以及毛泽东后来寻求摆脱苏联的控制。总而言之，毛泽东和新中国其他领导人依然十分注重中国的独立、领土完整和自主。他们想清除所有外国的特权，包括苏联的特权。正如他在后来的讲话中提到，当斯大林在1950年要求在中国东北和新疆维持他们的特权，以及苏联领导人轻视和不信任中国人时，他感到很不高兴。他对苏联后来想在中国建立联合舰队的企图也怒不可遏。
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再也不可能把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等同起来。他们必须将民族主义的政策议程和国际主义义务协调一致。由于苏联认为国际主义意味着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应无条件地服从苏联政策，两者的协调注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大多数情况下，民族利益和国际义务是可以相辅相成的。比如，1950年初中国和苏联签订的新同盟条约，一方面表明这两个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中关系牢固；另一方面，通过获得苏联的安全保证，中国的安全系数得到提升。然而，当两者相互冲突时，中国领导人不得不作出艰难的选择。在50年代早期，在中国面对此种困境时，国际主义显然占了上风。中国在1950年加入了朝鲜战争。志愿军的参战维护了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独立，使不可一世的美国军队首遭败绩，提高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威望。同时，参战也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延缓了国内经济复兴的步伐，无限期推迟了统一台湾的计划。
通过武力迫使美国接受朝鲜半岛停战协定，通过在国内各项事业上取得骄人的成绩，50年代中后期的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信心满怀。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稳步前进之际，苏联也进入了后斯大林时代。时势的变迁，使毛泽东越来越不能容忍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充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当然领袖。民族主义冲动促使他对他所称之为“父子党”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提出挑战。同时，在如何建立一个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与资本主义世界关系问题上，中国和苏联的分歧日益加深。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开展和随后经济困难的出现，毛泽东的外交政策变得日益激进起来。
2、国际主义之中的民族主义(1960年代)
当毛泽东的中国民族主义与苏联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日益龃龉时，国际主义下的民族主义遭遇了危机。在1950年代，中国领导人同意承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袖地位。这一承认源于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和苏联界定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致性。而当苏联向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妥协并寻求和平共处时，中国共产党却仍然在台湾和印度支那与美国尖锐对峙。这种一致性日渐消蚀。继续追随苏联的政策已不符合中国的核心民族利益和意识形态利益。另一方面，当苏联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其对社会主义阵营中小国的控制越来越严厉时，苏联越来越不愿听到社会主义集团中的不同声音。为了迫使中国接受苏联的领导，苏联采取了形形色色的强制措施。1960年，苏联突然撤离它在中国的所有专家，并终止了绝大部分对中国的援助项目。在极度珍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中国领导人眼中，苏联的强权做法是不可容忍的。
毛泽东拒绝苏联式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并没有导致毛泽东拒绝本质上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反，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替代性的中国式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构想。它比苏联式的更为激进，更具有革命性，并且同毛泽东眼中的中国民族利益相吻合。1963年6月，中国提出了“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它要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
新的中国版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路线支持全球的所有革命力量以创建一个新世界。这不仅与苏联的路线发生决裂，而且比以前较为狭窄的只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目标更为激进。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后的中国进入了外交政策最激进的阶段。
中国积极支持世界革命斗争，这一支持在越南采取直接提供物质和人力的形式，而在其他大多数国家采取口头支持的形式。在有限的能力下，中国发动了反对美国及其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追随者的进攻；发动了反对苏联及其修正主义同盟和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追随者的进攻。结果，在60年代末，在军事上与两个超级大国发生冲突：中苏围绕争议边界的武装冲突和中美在印度支那的对峙。正如学者谢益显所感叹的，由于中国的四面出击，中国“确实是树立和面对了太多的敌人了”！
毫无疑问，这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包含着浓厚的意识形态成分。不过，我们仍然可以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具有革命色彩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国际表达。这种民族主义允许中国拒绝任何外来的领导者而保持中国的绝对独立，又通过扮演世界革命运动中的“思想中心”的角色而获得更高的国际地位。只有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才能理解1970年代初中国政策发生突然转变的逻辑。
3、超越国际主义的民族主义(1972－1977)
1969年，中苏紧张关系演变成边界战争。苏联在长达4000公里的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威胁要对中国使用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以摧毁中国尚未成熟的核能力。在来自北方的威胁日增之际，中国大陆还在东部的台湾面对一个时刻要反攻大陆的国民党政权，在南部与一个不友善的印度为邻，并因支持越南而与美国为敌。“中国这时在国际战略态势方面实际处在建国以来最为不利的状况。”可以说，世界革命版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满足了中国的独立要求，但对中国的外交和安全利益构成了损害。
当国家安全日益危急时，中国领导人开始重新思考它的外交政策。毛泽东要求四位老帅评估一下国际形势，并委托他们提出政策建议。最后他们建议中国模仿1700年前诸葛亮的同盟战略，联合东方的美国对抗北方的苏联。显然，这一新政策要求中国将国家安全放在支援世界革命的使命之上。毛泽东接受了这个建议。随后发生的一系列外交行动，包括著名的“乒乓外交”，使中美在1972年签署了历史性的《上海联合公报》，实现了中美和解。随着与美国关系的改善，中国和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得以改善或正常化。1971年，中国还加入了联合国。
这些变化预示着早先的革命民族主义与它的国际表达需要被重新定义。在新的民族主义表现形式中，国家与民族的独立仍然是最重要的成分。然而，为捍卫独立，中国需要一个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来抗衡最危险的敌人：苏联。如此，重新定义后的中国民族主义视国家安全为优先任务，世界革命的使命退居其次。
毛泽东在1974年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为中国外交政策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苏联和美国被归类为“第一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欧国家为“第二世界”，发展中国家为“第三世界”。作为“第三世界”国家中的一员，中国愿意加入“第三世界”，努力赢得“第二世界”国家的支持，并反抗“第一世界”——尤其是苏联——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三个世界”理论缩小了中国敌人的范围，并形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以集中对付苏联。“世界革命”的口号没有完全消失，但其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支配作用不复存在。
三、积极民族主义和相互依赖(1978－)
1、积极民族主义
1978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决定调整党在新时期的国内工作任务，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全面转向经济建设和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为配合国内工作重心的转移，在国际上，中国的外交政策努力寻求国际环境的稳定，并通过日益扩展的国际合作支持现代化计划。先前的自力更生的主张与世界革命的冲动都被搁置一旁。在邓小平领导之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各种国内改革，并鼓励对外贸易和投资。
和新的改革开放政策相一致的是，1982年，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关于这一政策，一位中国学者把其核心概括为两个词，即“和平”与“独立”。在他看来，“‘和平’意味着中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将首先考虑该政策是否有益于国际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不是获取军事优势。‘独立’意味着中国将依据自己的国家利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制定外交政策。”此外，新政策也打算放弃中国外交政策行为中存在的大部份意识形态因素。换言之，中国在处理与其他国家间的关系时，将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管其他国家持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也好，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也好，只要它们不对中国安全造成威胁，愿意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中国将一视同仁与其发展友好关系。
我们认为，这一政策重心的转移并不意味着民族主义的衰退，而是民族主义的变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民族主义表达形式相比，新形式的中国民族主义呈现出温和积极的特征。
首先，和以前的意识形态化的民族主义相比，新的积极民族主义注重实际，能将它自身从世界革命的激情中解放出来，从而致力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落后的经济。正如赵穗生所言：“虽然外国的经济剥削和文化渗透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之一，但现代化的缺乏则是中国容易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一个目标的原因。由于政治腐败、科技和经济落后排除了任何自保的可能性，使中国沦为了外部帝国主义的牺牲品。”对注重实效的民族主义者而言，中国要复兴就必须首先解决中国经济的落后问题。通过坚决地将经济现代化作为中央政府的工作重心，通过实行所有可能的国内经济改革，注重实效的民族主义能够充分调动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为他们自己的经济福利和国家复兴而奋斗。
其次，和以前的闭关自守型民族主义相比，新的积极民族主义具有良性的经济民族主义特征。本杰明·库恩（BenjaminCohen）作了这样的区分，“恶性的民族主义无情地追求国家目标，甚至不惜牺牲其他民族的利益；相反地，良性的民族主义力图使国家的优先政策与其他国家相妥协，以适应其他国家的利益。这两类民族主义之间的区别在于一个国家是否愿意将它自己的民族利益和整个国际体系的稳定性结合起来。良性的民族主义承认自我利益与体系利益之间的联系，而恶性的民族主义忽视或否认这一联系。”积极民族主义把改革前的经济闭关自守视为落后的根源，因而愿意参与到国际经济相互依赖和正和博弈中去。通过有控制的对外开放和经济自由化，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日益融合，这不仅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1978�1989年间，中国对外贸易总量从200亿美元左右上升到1117亿美元。结果，对外贸易依赖程度率从1980年的12.6%上升到1990年的29.7%。
第三，和以前的革命民族主义相比，积极民族主义是温和和保守的，重视国际秩序的稳定与和平。在整个1980年代，中国致力于与美国发展全方位的合作关系；建立与日本和西欧国家间广泛的经济联系；并逐渐改善与苏联的敌对关系。在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期间，中苏关系恢复到了正常状态。这些努力显示，中国不仅是世界和地区和平的有力维护者，而且也已成为和平国际环境的主要受益者之一。
第四，和以前进攻型的民族主义相比，积极民族主义是反应型的和防御型的。大卫·香博（DavidShambaugh）将中国的民族主义概括为“防御性民族主义”，它“形式上是主动的，实质上是反应性的”。多少年来，人民解放军一直寻求军事解放台湾。“解放台湾”这一口号在西方成为中国“好战”民族主义的一个表征。70年代末，中国的新领导决定放弃“解放台湾”的口号，并制定了经过谈判实现和平统一的新对台政策。此后，军事开支在国家预算中的比重一减再减，人民解放军数度裁军，国防工业大规模军转民。在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中，军事冲突发生的几率也急剧下降。当然，这种反应型的民族主义并不是软弱可欺的。在捍卫中国利益时，按照奥克森伯格（Oksenberg）的话说，这种民族主义也是“果敢而坚决的民族主义，策略上灵活，战略上精妙，在维护国家独立、统一和国家富强上坚定执着”。
第五，和以前缺乏自信的民族主义相比，积极民族主义对中国在国际战略环境中的地位和最终实现伟大复兴充满信心。30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寻求自身的安全。50年代，安全威胁来自美国；60年代，来自两个超级大国；70年代，来自苏联。到了80年代，由于和苏联关系的改善，来自苏联的威胁也降低了。结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中国第一次享受一个没有主要敌人的和平的国际环境，并通过独立的外交政策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
2、对积极民族主义的质疑
但1989至1991年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对积极民族主义基本假定提出了质疑。在国内，1989年6月发生的事件使中国共产党面临重建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重任；在国外，西方国家立即采取的各项制裁，使中国担心“和平演变”的现实可能。面对国内种种问题和国外重重压力，对积极民族主义的辩论再度出现：改革政策是否会使共产党执政能力变弱？开放政策是否会造成西化？西方国家是否正采用一种敌对政策打算颠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制度？
从国际上来看，柏林墙的倒塌，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瓦解成为新的国际体系诞生的标志，这些加剧了中国所面临问题的严峻性。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剧变，使西方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向前苏东国家长驱直入。虽然中国在60年代就已经脱离了苏联集团，作为硕果仅存的共产党领导的大国，并正在面对最严峻的国内问题和国际制裁，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安全感不可避免地加剧了。
另一方面，随着冷战的终结，战略三角关系也似乎走到了尽头。这一关系由尼克松、基辛格、毛泽东和周恩来在70年代初建立，意图使中美两国在冷战中面对咄咄逼人的苏联时获取优势地位。作为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中国在三角关系中享受有利的战略地位和战略空间。然而，这一三角关系以苏联霸权主义的存在为前提。随着苏联的瓦解，这一战略关系也相应解体。美国不再那么需要中国的合作以遏制苏联。在此种情势下，中国的战略价值即使没有完全消失，也大大地减少了。
因此，中国在冷战结束后面临一种矛盾的局面：苏联威胁的消失提升了中国的安全水平，然而它又降低了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战略地位。中国不能再通过参与冷战时代的均势博弈而推进自己的力量与影响。当这一博弈结束后，中国在面对外来政治压力时变得更为脆弱。
中国共产党在两个方面进行回应。一方面，它开始加强对青年一代的爱国主义教育。中国共产党认为80年代缺乏这种努力，从而为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形成浪漫的政治自由主义提供了机会，而这在某种程度的上引发了80年代末的政治动荡。1991年4月，国家教委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在中小学进一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意见》。1993年9月，又发布了《运用优秀影视片在全国中小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通知》。1994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明确提出爱国主义教育的目标是：“要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引导和凝聚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上来，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共同理想团结奋斗。”为此，《纲要》规划了多种形式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新形式，诸如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创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社会氛围，提倡有助于培养对国旗、国歌、国徽崇敬感的必要礼仪，大力宣传爱国先进典型等。
在这一自上而下全国性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之外，特别是在邓小平于1991年末至1992年初南巡之后，中国共产党也重新启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显然，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独立的坚定捍卫者一直是其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源泉。除此之外，为了提升其执政能力，中国共产党必须努力实现中国人民的其他重要诉求：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国家统一。正如郑永年所考察到的那样，这三个因素成为1989年之后，官方民族主义新的核心。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和政治上高度稳定大大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并使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重新恢复了自信。
3、大众民族主义的兴起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民族主义主要是以爱国主义名义自上而下建构的。一直到1990年中期，党和国家垄断了中国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话语，并能决定中国民族主义的方向、内容和程度。民族主义的情绪时而被强烈调动，时而被淡化处理。即使在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党和国家对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话语依然保持着高度的垄断，以防止非官方话语的入侵和干扰。
1990年代初，情况有了一些新的发展。由下而上的民族主义话语体系开始出现，并与官方的爱国主义话语展开竞争。这种大众民族主义具有三个不同但又具有内在联系的层面：传统主义；新保守主义和“说不主义”。传统主义（有人称之为文化民族主义）主要被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所认同和宣扬。他们认为中华民族的根基在于儒家传统和哲学，“强调中国文化在维护政治秩序中的意识形态功能”，要求发扬光大中国的传统文化。新保守主义（或新权威主义）则急切要求建立强大的威权国家以实施现代化计划。他们认为东亚“四小龙”经济奇迹的产生是由于他们都秉持儒教传统和家长制的权力结构。1990年代初，新权威主义被重新包装后变成了新保守主义，它强调中央集权和本土的传统价值。对新保守主义而言，80年代的地方分权发展战略造成了一些严重问题，现在必须重新进行权力集中。尽管新保守主义的一些结论与中国政府的政策有着明显的吻合，但其推理却有着明显的不同。
由于它们的内向性特征，这两类民族主义通常反对西方化，试图使传统的儒家思想得以复苏。另一方面，它们对西化的拒绝未必等于对西方的敌视。事实上，它们首先关注的是中国的国内政策，而不是要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指手画脚。用一位学者的话说，它们“最好被看作是为解救国内诸如中央权力和民族认同衰颓等问题所作出的反应，而不要被看作是由于经济快速增长而要求显示力量的表现”。在这一点上，“说不主义”与以上两种大众民族主义有所不同。“说不主义”者关注外交政策，并以大胆直言、对西方强硬而广受关注。他们的言论反映了90年代部分中国青年中存在的比较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因中国的快速发展而受到鼓舞，又因西方加诸中国的种种不公正待遇而强化。90年代前半期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中国人很容易认为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存有不轨之心，这一系列事件包括美国和法国向台湾销售先进战斗机，西方阻挠中国获得200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权，美国强行搜查中国银河号货轮，日本激化钓鱼岛的主权争议，西方发动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谴责，美国派遣航空母舰进入台湾海峡，等等。1995年5月，《中国青年报》做了一个大规模的公众调查，结果表明，96.8%受调查者仍然对日本军队在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感到愤怒，98.6%的受调查者认为不应该忘记那段历史，有87.1％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是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57.2％的被调查者把美国列为最不喜欢的国家。
不仅公众态度得到了调查并发表了调查结果，而且，大众民族主义也得到了更为系统的阐发。1996年5月末6月初，也就是中美在台湾海峡发生军事对峙之际，五位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作家出版了《中国可以说不：后冷战时代政治与情感选择》一书。此书作者以直言不讳的文字对美国和日本说“不”，并要求政府对西方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该书在学术界被批评为情绪化成分过多和理性分析不足，但这一点不妨碍其成为当时国内的一本炙手可热的畅销书。1999年5月，北约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后，“说不主义”者又推出了《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一书，再一次表达了“说不主义”者对西方政策的愤怒。
4、重申积极民族主义
尽管积极民族主义遭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在冷战后仍然使积极民族主义坚持了下来。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言人，推动着中国在实现经济发展、国家统一和主权独立、争取更高国际地位等民族抱负方面不断前进。中国共产党的这一角色不仅为日常的政策实践所印证，也日益体现在官方讲话和文件中。在《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上的讲话》一文中，“民族”一词出现了33次，“中华民族”一词出现了10次。在此文中得到全面阐述的“三个代表”思想中，其中的一个代表就是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此，中国共产党以清晰的语言表明，民族使命构成了党的使命的核心内容。
同时，重视追求民族使命的积极民族主义并不是偏狭和极端的民族主义。中国领导人懂得，要在国内提升其领导能力，在国外获得令人尊敬的国际地位，最好的办法是不去鼓励敌视外国的极端排外民族主义。虽然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情感对党和国家维护统一和保持政治稳定都颇有助益，但这种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应该是自我确认型的或增强国民自豪感的，而不是咄咄逼人的或好斗的；是支持党和国家政策的，而非不可控制的和破坏性的；是强调国际协调与合作的，而非仇外和对抗的。因此，即便官方民族主义话语体系在当今时代已不再能够垄断中国民族主义的话语，它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以防止非官方大众民族主义话语对中国外交政策过程的干扰。
和80年代一样，积极民族主义继续强调经济发展在实现所有民族使命中的关键地位。通过90年代的超高速经济增长，中国政府成功地兑现了在20世纪末进入“小康社会”的承诺，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通过采纳国际化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日益紧密，与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程度大幅提升。这样一种经济战略保证了香港和澳门的平稳过渡，也提高了台湾试图实现独立的经济代价，因而大大有益于国家的统一事业。此外，不断强化的国际经济联系也有益于稳定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有助于减少或消除它们在人权、台湾、西藏和武器扩散等问题上对中国施加的各种压力。最后，经济发展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实力，并进而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加强了中国处理与世界各强国关系的自信心。中国成功收复香港和澳门主权，中国最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北京赢得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权等一系列事例皆表明，积极民族主义是行之有效的。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尽管1980年代的积极民族主义的本质被完整保持下来，积极民族主义在新时期的表现形式也有所变化。一是它更加重视军事现代化；二是大众民族主义的兴起，其在塑造中国民族主义话语过程中的影响有所抬头。虽然它的影响力仍旧有限并受到控制，非官方的大众民族主义的发展，仍然需要引起中国和外国决策者的重视和正确对待。三是强调外交以人为本，要求中国外交不仅追求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也要保障和增进民族的每个个体成员的权益。外交部长李肇星今年3月在会见记者时就表示，“新时期的中国外交也贯彻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这一宗旨。”按照庞中英的界定，这种“民本外交”就是：“国家的外交组织、外交活动和外交内容都要以这个本来衡量，即是否满足了人民的需要、是否为人民尽到责任、是否受到了人民的有效监督、是否维护了每个公民在世界上的权利。”
四、结论
随着中华帝国及其意识形态——延续千年的文化主义——在20世纪初的崩溃，民族主义走到了中国政策和中国与其他国家间关系的核心层面。整个20世纪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形态表明，民族主义在理解中国国内政策与它与外国关系时十分重要。民族主义是20世纪中国政治精英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源泉。即使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之下，民族主义也没有退出中国的政治和外交舞台。而“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表明，中国激进的民族主义甚至可能以国际主义的形式出现。
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民族主义以积极民族主义形态表现出来。它的主旨是实现尚未完成的民族使命：经济发展、民族国家的建设、政治统一与独立，以及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所以说它是积极的，在于它采用国际化的战略，重视国际合作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在于它不再宣扬革命以推翻现状；在于它在设计和实现中华民族的自身抱负时强调对世界和地区普遍福利的贡献。（《国际问题论坛》2004年秋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