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十几年来，在欧债危机、移民危机等持续发生的背景下，欧洲极右翼政党发展迅速，有“全面开花”之势。从地域分布来看，西欧大国极右翼政党正朝稳定的反对党演化，北欧和南欧部分国家极右翼政党已初步取得独立执政或联合执政地位，部分中东欧国家的极右翼政党则实现了长期稳定执政。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兴起缘于近年来欧洲经济、社会、国际环境和公共领域四重结构性变化所导致的公众对现有主流执政党的高度不满情绪。整体而言，欧洲极右翼政党从多个层面对欧洲一体化造成挑战，包括影响国内政治，改变主流政党的执政理念；通过在欧洲议会组建跨国联盟的方式对外直接输出影响力，以及利用执政地位实施疑欧或反欧政策等。但是，欧洲极右翼政党在主流政党的自我调适、自身资源的有限性、民众的最终排斥意愿和欧盟的反制措施等约束之下，会在一定程度地在增长后遇到发展的“天花板”。我国应视情区别对待不同极右翼政党，积极支持欧洲一体化和欧盟发展，促进欧洲继续保持对外开放态势。
关键词：西方政党政治；欧洲；极右翼政党；欧洲一体化；民粹主义
最近十几年来，欧洲极右翼政党发展迅速，不仅成为所在国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力量，而且对欧洲一体化的进展造成严重冲击。在极右翼政党的话语攻击与行动破坏之下，欧洲一体化从不证自明的“政治正确”被污名化为饱受质疑的“精英阴谋”。有学者指出，在极右翼政党的视野中，欧盟不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成为问题的源头。极右翼政党的崛起，还使得支撑欧洲一体化的共识政治面临冲击，破坏欧盟的核心决策模式。在疑欧反欧思潮扩散的同时，极右翼政党却得以合理利用欧盟制度，从欧盟汲取政治资源，进一步暴露了欧洲一体化的严重内在困境。尽管当前极右翼政党尚未彻底逆转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态势，但已经对欧洲政治生态造成持久影响。
学术界多从不同角度解读欧洲极右翼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索菲亚·瓦西洛普卢（Sofia Vasilopoulou）的极右翼政党与反欧洲一体化关系研究，并将其具体反对形式分为三种模式——拒绝、有条件拒绝和妥协。茱莉亚·舒尔特-克鲁斯（Julia Schulte-Cloos）则研究了欧洲议会选举与极右翼政党之间的关系，认为极右翼政党并不能利用欧洲议会选举作为影响国内选民的平台。我国有学者则从后功能主义理论视角入手，分析了西欧极右翼政党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化动机、策略和影响，并考察了当下欧洲社会民情和政党政治的演变趋势。殷佳章和房乐宪基于后功能主义理论视角，分析了极右翼政党得以对欧洲一体化施加影响的三个路径，包括将一体化议题政治化、塑造大众排外身份认同和影响主流政党决策等。
以上文献对理解欧洲极右翼政党如何影响欧洲一体化提供了有益参考。本文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致力于进一步系统回答如下问题：欧洲极右翼政党的最新发展情况如何？其迅猛崛起的根本原因何在？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政党正采用哪些方式冲击欧洲一体化进程，以及它们的发展是否会遇到重大挑战？
一、欧洲极右翼政党分布格局及其主要立场
欧洲极右翼政党是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秩序的母体所孕育出的反题。这些政党以反对自由主义语境下的“政治正确”、反对开放社会的“多元平等”原则为特征，主张向民族、传统、宗教的回归与转向。近年来，极右翼政党在欧洲取得突破性发展，呈现“全面开花”之势，深刻影响欧洲的政治局势与社会思潮走向。
（一）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分布格局
近年来，中左翼的支持度在许多欧洲国家迅速下降，多个在过去几十年占据政坛主流地位的左翼政党（如法国和西班牙的社会党、意大利的民主党和德国的社民党）面临选举吸引力急剧降低或完全崩溃（如在希腊、捷克与荷兰）的困境。中右翼政党的选举命运则更为复杂，有的还占据主流，有的也正遭遇极大挑战。相比之下，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发展令人印象深刻，尤其在下列国家的大选中表现突出，包括法国（国民联盟主席玛丽娜·勒庞在2022年两轮总统选举中获得23.15%和41.45%的选票）、德国（另类选择党在2021年联邦议会选举中获得10.3%的选票）、意大利（兄弟党在2022年大选中获得26%的选票）、奥地利（自由党在2017年获得26%的选票）和匈牙利（青民盟在2022年选举中获得52.52%的选票）等。
极右翼政党在欧洲的影响力总体上可分为三个层次。在西欧大国，极右翼政党已成为较为稳定的反对党，并凭借自身影响开展泛欧极右翼互动。在北欧和南欧部分国家，极右翼政党已成功取得独立执政或联合执政地位，试图将其政治构想转化为政策实践。在中东欧部分国家，极右翼政党实现长期稳定执政，甚至尝试突破欧盟约束发展新的政治形态。
第一，在法、德、英等西欧大国，极右翼政党虽尚未取得执政地位，但已具备作为主要反对党影响公共政策的能力。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原“国民阵线”）早在2002年就曾进入法国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国民联盟在法国支持率位列第一，再次掀起极右翼旋风。国民联盟主席勒庞借势于2017和2022年两次进入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在2022年法国国民议会选举中成为最大反对党。比国民联盟更加激进的极右翼政论家埃里克·泽穆尔及其领导的“收复失地”党，也在2022年法国总统大选中引发巨大关注。法国极右翼政党正挤压温和左右翼政党的生存空间，推动法国政治格局分化重组。同时，国民联盟作为欧洲历史最悠久、影响力最大的极右翼政党之一，积极开展泛欧互动，其选举成功极大鼓舞了欧洲其他极右翼政党的政治野心。德国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在2017年联邦议会选举中从尚无一席的小党跃升为第三大党，这在二战后具有浓厚反极右、警惕纳粹思想的德国堪称重大事件。英国极右翼的改革党（原“脱欧党”）及其领袖奈杰尔·法拉奇以推动英国脱欧起家，成功实现自身目标，并上升为仅次于保守党和工党的英国第三大政治力量。
第二，在北欧和南欧部分主要国家，极右翼政党已开始具备执政记录。譬如2022年瑞典议会选举后，极右翼的民主党成为议会第二大党，虽未入阁，但通过与执政联盟签署合作协议，拥有了影响政局的“准执政党”地位。在欧债危机冲击背景下，意大利极右翼政党崛起。2018年意大利大选后，持部分极右翼政见的“五星运动”党和近年来呈现由中右向极右转变的意大利联盟党实现联合组阁。2022年，被视为具有新法西斯主义色彩的意大利兄弟党在选举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其党首焦尔吉娅·梅洛尼出任总理。西班牙极右翼政党呼声党（Vox），也通过与中右翼人民党建立执政伙伴关系而进入西班牙政治主流。
第三，在中东欧部分主要国家，极右翼已实现长期执政，并尝试挑战欧盟法治权威与欧盟价值观共识。波兰法律与公正党在2015年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成为该国冷战后转型以来第一个在议会席次中单独过半的政党，并执政至今。经过多年执政，该党已在波兰建立“恩庇体系”，掌握政治资源的分配权，并呈现出一党独大特征。近年来，法律与公正党多次挑战欧盟法治体系乃至战后欧洲基本政治共识：在难民危机后拒绝接受欧盟难民分配指标；2021年，波兰宪法法院裁决波兰宪法在部分领域高于欧盟判决；2022年，波兰前总理、法律与公正党领袖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公开向德国索要1.3万亿美元的二战赔款。这些事件带有浓厚反欧色彩。匈牙利极右翼政党则建立起比波兰更为稳固的政治地位。欧尔班·维克托领导的青民盟自2010年执政至今，通过2011年修改匈牙利《基本法》，确立了高度有利于该党的选举制度。在2014和2018年的两次议会选举中，青民盟及其盟友均凭借不到50%的普选票，获取超过三分之二的议会席位，并于2022年成功击败反对党的大联合，又一次占据议会绝对多数。欧尔班·维克托公开主张匈牙利是“非自由的民主国家”，宣扬保守主义与宗教传统观念，同欧盟的价值体系分庭抗礼。
（二）欧洲极右翼政党的主要立场
欧洲极右翼政党的立场可以通过其意识形态进行确认。然而，在具体政治实践中，极右翼政党通常采取差异化竞争策略和菜单式议题驱动的表达动员模式，经常按照选民偏好变化自己的立场，以至部分政党甚至难以被明确定性为极右翼。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学者仍将极右翼政党的意识形态归为某些共通的类型，比如有学者认为极右翼政党体现了欧洲意识形态传统中最糟糕的一面：排外的民族主义、本质主义、反启蒙教条主义和政治威权主义，彻底拒绝非欧盟移民及越来越多地拒绝欧盟本身。本文从对内政策、外交政策与对欧盟政策三个视角概括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共同立场。
第一，对内强调“人民主权”，反精英、反建制。欧洲极右翼政党倾向于以作为整体的“人民”代言人形象出现，强调人民在当前的政治体系中面临严重的分配不公与利益受损，人民所秉承的常识与价值观遭遇多元主义政治的严重侵蚀，而僵化的政治程序对人民的呼声缺乏足够的回应。为此，极右翼政党积极主张民粹主义、排外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其理解的人民利益为名，在经济上主张降低税率，明确福利政策的边界，保护本土民众利益。在社会治理上，其主张打击非法移民，强化社会治安、惩戒恐怖袭击。大多数极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将深色皮肤的移民和难民，尤其是穆斯林视为“威胁”。在价值观上，它们主张回归欧洲传统与基督教精神，反对同性婚姻、女性堕胎权等“进步主义”议程。极右翼政党的主张具有强烈的反建制、反精英色彩，通过散布精英群体的“种族大置换”（Great Replacement）等阴谋论，动员民众积极参与极右翼政治议程，抵抗“邪恶精英的支配”。
第二，对外强调保护主义，反对全球化。极右翼政党认为，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的商品进口对欧洲制造业构成了严重的替代与冲击，是导致欧洲制造业衰落不振的重要原因；来自欧洲周边的难民、移民涌入欧洲并得到接纳，不仅占据了大量就业岗位，并且使得欧洲普遍出现社会动荡等现象。基于此，极右翼政党反对全球化下的商品流通和人口迁移，认为全球化的受益者是精英，代价却由中下层民众承担，主张保护欧洲中下层民众免受全球化大潮冲击，捍卫欧洲自身的经济优势与文化特性。同时，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极右翼政党在外交上对俄罗斯等西方语境下的所谓“威权国家”更具好感，认为俄罗斯维护自身身份认同与文化特性的做法值得欧洲借鉴，倾向同俄罗斯开展对话与务实合作，质疑欧盟对俄制裁的效果。
第三，对欧盟的存在价值提出质疑，反对欧盟扩展深化。极右翼政党指责欧盟为腐化的精英与走向反面的自由主义政治秩序的堡垒。他们认为，欧盟并非由民主选举与人民意志产生，是缺乏代表性的官僚机构，但在政治上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压制、侵犯成员国的民族特性与法治；在经济政策上无法实现“老欧洲”与“新欧洲”的平衡，既迫使“老欧洲”国家付出大量经济成本维持欧元汇率、平衡债务，又未能使“新欧洲”国家获得入盟前预期的快速发展；在社会政策上推行多元主义，导致欧洲丧失自身主体性；在外交政策上过于理想化，缺乏对欧洲利益的保护。极右翼政党甚至将欧洲目前出现的各种危机归因于欧盟暴力的新帝国主义运动，背叛了结束欧洲大陆战争的最初使命；指责“一两个国家”试图重新强加“霸权”，欧洲人权法院是“新的教皇”；认为欧元导致了“国家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极右翼政党的政治立场并非一成不变。部分极右翼政党在走上执政地位后，为最大限度争取选民和提升影响力，会将自身立场温和化，在形式上宣布与过去的激进观点切割，甚至采取一些传统上属于左翼的立场，例如提升最低工资等。部分极右翼政党立场转型后甚至难以明确其在政治光谱上的定位，成为极左与极右的混合体。因此，在看待欧洲极右翼政党立场时，不能忽略其机会主义的特点。
二、欧洲极右翼政党崛起的主要原因
极右翼政党的崛起，根植于欧盟在经济体系、社会秩序、国际环境、公共领域等层面所经历的结构性变化，并借助欧盟内部爆发的社会政治危机而取得突破。冷战结束与苏联解体为欧盟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继之而起的欧债危机，逆转了欧盟的发展趋势。欧债危机后欧盟的发展动力长期疲弱，作为欧盟合法性来源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也日趋衰落。同时，基于大数据和算法的新媒体深刻改造舆论环境，对欧盟赖以存续的民情与制度基础造成重大冲击。这些因素对欧盟的发展环境带来了四重结构性改变。
第一，经济体系的结构性变化。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之后，欧盟经济增长疲弱，成员国普遍出现失业率上升与收入差距扩大等现象，传统的福利国家模式面临重大挑战。欧洲国家长期以来遵循自由市场经济的要素禀赋逻辑，将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降低生产成本，缓解自身面临的环境与劳工权益压力，但造成了严重的产业空心化，在经历危机之后，大量就业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与此同时，上述危机发生后，欧盟各国追求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赤字控制和紧缩措施，这种经济政策扩大了特权精英与民众间的收入差距，导致大量民众滋生对当局的不满情绪。而且，欧盟未能把握住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趋势，在创新型企业的孕育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已经落后于中国和美国，经济竞争力衰退，发展动力匮乏。在此背景下，欧洲各国的中下层民众普遍面临收入下降乃至失业的困境。经济地理学的分析发现，极右翼政党赢得高支持率的地域，同中下层民众集聚的传统工业区、城市郊区与小城镇高度同构。经济体系的结构性变化在中下层民众群体中积聚了严重不满，为极右翼政党的崛起提供了天然的支持者。
第二，社会秩序的结构性演变。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欧洲本土的工人阶级人数在不断下降，而外来移民却在不断增长。尤其在经历2015年那一波最严峻的移民危机后，欧洲本土居民和外来移民之间的社会冲突达到新高潮。欧洲与移民群体有关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文化冲突，以及对身份认同的强烈愿望。比如在奥地利，极右翼的联盟党就庇护寻求者是否应获得有关奖金进行争论；而在荷兰，有庇护中心婴儿死亡引发过移民问题的新辩论等。这些问题使欧洲极右翼政党获得了攻击当局的借口：“极右翼为全球化危机提供了民族主义、保护主义的解决方案”，也为它们强调身份政治提供了最为肥沃的社会土壤。
第三，国际环境的结构性改变。金融危机之后，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全球化陷入衰退，西方世界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地位饱受质疑。一方面，西方为维护自身地缘影响力，以自由民主价值观为借口实施的对外干预遭遇反噬。例如美国与欧洲主要国家联合在西亚北非地区策动政权更迭，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导致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在当地兴起，使欧洲陷入恐怖袭击与难民危机的双重挑战之中。另一方面，西方对全球治理的领导能力出现显著赤字，特别是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期间，美欧就全球治理的观点发生严重分歧，多边主义国际机制的内部团结遭遇挑战，乃至陷入瘫痪。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大流行与俄乌冲突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国际体系的对立、对抗趋势，冲击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基础。欧盟产生和发展的内在逻辑与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全球化紧密结合，国际秩序的结构性变革对欧盟的合法性造成重大冲击，导致欧盟自身的脆弱性充分暴露。欧盟也不得不承认内部的分裂趋向，试图通过“多速欧洲”等策略予以弥合。带有鲜明民族主义色彩的极右翼政党乐见国际秩序转型，借此获得更多存在价值与意义，并通过与美国极右翼力量的合作获取物质资源与政治策略上的支持。
第四，公共领域的结构性变革。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曾提出“公共领域”的概念，指向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对公共事务进行交往、互动、对话与讨论的场域。近年来，数字化媒介的兴起带来了全新的交往方式，既影响民众对自身利益的理解，又改造了民情与生活经验，冲击欧盟公共领域的稳定性。一方面，短视频与直播技术的产生，有利于政治领袖与民众开展直接、双向的对话。政治领袖可以绕过复杂的政党内部结构，直面民众进行政治动员；民众也得以免受代议机构与行政体系的约束，直面政治领袖表达诉求。这种近乎“直接民主”的互动方式，导致政治领袖只有发表激进乃至极端的言论，甚至进行博出位的“政治表演”，才能吸引民众眼球，获得关注与选票。另一方面，由算法和大数据驱动的社交媒体底层逻辑，造成了严重的“信息茧房”效应。社交媒体根据用户偏好向其推送信息，导致民众长期沉浸在同类型的信息之中，既有的观念不断自我强化，难以进行反思性、批判性的思考与判断。数字化媒介的广泛应用，客观上导致公共领域进入缺乏权威与共识的“后真相时代”，公共领域中原有的分歧显白化、扩大化，意识形态对立复兴，为擅长操弄政治议题的极右翼政党提供了土壤。
欧盟发展环境的结构性改变，在有利于极右翼政党扩大影响力的同时，进一步导致欧盟陷入社会层面的认同危机与政治层面的代表性危机。这对极右翼政党的影响从量变进入质变，为其登堂入室、走向执政提供了契机。极右翼政党的执政反过来又加剧了危机的扩展与深化，导致欧盟泥足深陷，难以自拔。在社会层面，欧盟受困于中下层民众的认同危机。经济体系的结构性变革导致中下层民众的境遇恶化，“相对剥夺感”显著。国际秩序的结构性变革，特别是西方国家对外干预的失败，使得大量难民涌入欧洲，客观上与本土中下层民众在就业岗位上构成竞争。公共领域的结构性变革，致使本土中下层民众的不满被反复强化、放大，成为实施政治动员的潜在对象。福山就此指出，由于欧洲经济结构的转型，特别是作为阶级政治基础的制造业衰落，中下层民众群体已经不再具备被左翼力量组织和动员的条件。极右翼政党借机施加影响力，编撰一套新的政治叙事，将低技能劳动力群体的困境界定为全球化精英与外来移民的合谋下，本土劳动者从社会主流被贬低为边缘的悲剧，由此激发这一群体对获得社会认同的渴望，进而将这种强烈的情感形塑为民族主义与排外主义。社会层面的认同危机，积聚了对现实政治怨怼不满的强大力量，进一步导致政治层面的代表性危机。
一方面，欧盟的代表性广受质疑。早在上述四重结构性变革发生之前，欧盟成员国内部就存在将布鲁塞尔视作高高在上、专横食利的官僚机构的倾向。近年来，对欧盟的质疑随着认同危机的爆发进一步展开。欧盟成为中下层民众眼中精英政治的代表，是剥夺他们尊严的罪魁祸首。极右翼政党宣扬一套疑欧反欧的政治经济学，认为欧盟掌控欧元区国家的汇率政策，导致各国无法在经济危机期间通过货币贬值维护自身利益，是经济衰落的重要原因。危机之后，欧盟强制受冲击国家紧缩银根，加剧了民众利益的损失。同时，欧盟掌控申根国家的边境管理政策，拒绝采取有效措施阻止难民涌入，致使社会动荡。新冠疫情爆发后的经济衰退与俄乌冲突的长期延宕，提升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也令极右翼进一步质疑欧盟财政、货币政策和对俄制裁政策的合理性。欧盟与成员国民众的关系出现断裂趋势，极右翼政党的“再国家化”主张则从异想天开成为逐渐需要被正视的现实。
另一方面，主流政党的代表性难以为继。受到“中间选民定理”的影响，欧洲国家主流政党之间的左右分野越发淡化，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衍生的“政治正确”成为主流政党的共同底色。但在认同危机冲击之下，相当部分的欧洲民众对主张族裔平等、尊重少数群体的“政治正确”深恶痛绝，特别反感“政治正确”指引下对移民的包容吸纳，以及对性少数群体等社会边缘群体的过分突出，认为这些政策已经对欧洲的价值观、宗教与传统构成了重大打击。与此同时，主流政党的高制度化组织模式无法适应四重结构性变革下的欧洲社会现状，难以发挥政党固有的汇集民意与动员民众的作用。主流政党的运行逻辑与民众利益脱节，陷入“自我感动”的死循环之中。这致使在中下层民众这一“基本盘”之外，一些具有较高知识水平与财富积累能力的民众也在失望中转向极右翼政党，扩大了极右翼政党的支持范围。
总体而言，欧盟所面对的多重结构性变革为极右翼政党的崛起提供了基本条件。而由四重结构性变革引发的社会政治危机，更是直接造成了欧盟政治秩序中的巨大断裂，为极右翼政党走向执政、直接抗拒欧洲一体化提供了可能。
三、欧洲极右翼政党影响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机制
尽管欧洲极右翼政党在各自国内的地位和影响力千差万别，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反对欧洲一体化。从现实角度看，这些政党通过多种方式有意或无意冲击或影响欧洲一体化进程。在国内，极右翼政党通过与传统主流政党竞争，迫使主流政党调整甚至改变固有的执政理念，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向极右翼政党靠拢，从而使极右翼政党具备一定的塑造国内主流意识形态的能力。对外，极右翼政党通过参与欧洲议会选举，通过跨国联合等方式放大影响力，使自身成为欧洲不可忽略的一股政治势力，由此冲击欧洲一体化进程。另外，那些已经步入执政舞台的极右翼政党更是能够通过实施自己的极右翼政纲和疑欧主义政策，直接改变所在国家与欧盟的关系。
（一）对内改变主流政党的执政理念
欧洲国家在形式上都采用选举民主制度。在这一制度下，通过选举赢得选票、议会席位与执政权，是欧洲各政党首要目标。那些未能实现执政目标的极右翼政党，则利用社会矛盾攻击现有主流政党，并对它们的亲欧洲政策提出批评乃至否定，以此在近些年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国内支持。数据显示，欧洲各国选民对疑欧主义极右翼政党的支持，从2005年移民危机爆发后开始迅速攀升。随着极右翼政党的崛起，我国有学者将它们与其国内主流政党的竞争概括为两个途径：一是通过政治动员与舆论压力直接向主流政党决策过程施加影响；二是动摇主流政党的传统选民基础，迫使主流政党为维持优势主动调整策略。在极右翼政党的影响下，欧洲一些国家的内部政治开始发生变化。
第一，一些主流政党逐渐部分地“民粹化”。由于右翼民粹主义逐渐蚕食了对传统中右翼政党的支持，同时对中左翼进行了致命一击，其结果是自二战结束以来主导欧洲政治的中左翼和中右翼双头垄断的终结。整个欧洲的政党体系已经支离破碎，而且大多数都向右翼倾斜。因此可以看到，欧洲一些长期持保守主义立场的中右翼主流政党，例如英国的保守党和匈牙利的青民盟等，实际上已经或正在进行“民粹化”改造。以英国为例，2016年，中右翼的保守党在其执政期间，通过全民公投实施反欧洲一体化的“脱欧”行动，之后的历任保守党政府在移民政策、对欧和其他对外政策方面越来越极端和右倾化。英国保守党的“民粹化”反映了欧洲民粹主义势力兴起下，传统政党为吸纳选民所采取的调整趋势。与此同时，英国工党为了挽救其声望，在理念上也越来越右倾化，在对外政策和移民问题上更加接近保守党立场。两党立场趋近实际上体现为英国传统主流政党向右翼民粹化发展的趋势。除英国外，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主流政党的“民粹化”也不可忽视。如德国的基民盟、立陶宛的民主党和波兰、捷克等国的一些政党，都存在程度不一的“民粹化”端倪。
第二，极右翼政党的“正常化”。在传统主流政党向意识形态光谱的极右翼一端移动的同时，一些极右翼政党也通过向中间光谱适当靠拢来获得更多支持，这一极右翼政党向中间光谱移动的情况可视作其“正常化”的一部分。比如，意大利的极右翼政党“兄弟党”在获得执政地位前后，其领导层改变了对欧政策基调，由过去激烈的反欧盟立场变得相对温和，以稳定和布鲁塞尔的关系，并期待获得在改善本国经济困局和公民健康方面来自欧盟的金融和政策支持，最终维护意大利国家利益。又如，法国最突出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在经历多轮总统大选后，逐渐在内外立场上有所缓和，适当向主流观点靠拢。在2022年总统大选中，国民联盟主席勒庞也软化了法国退出欧盟或欧元区的立场。勒庞在这次大选第二轮选举中获得近41.45%的选票（胜选者马克龙获得58.55%的选票），并在后来的国民议会选举中获得577个席位中的89个，这是该党参与全国大选以来所取得的最好成绩。这与它适当调整内外政策立场，向主流观点靠拢不无关系。同时，传统主流执政党在政策上适度采纳了国内极右翼政党的观点，这些所谓“中间”政党组成的政府也开始“加强庇护法、尽可能限制入境移民、重新建立内部边界检查（违反申根协议的精神）”，从而使极右翼政党看起来更加“正常”。
第三，主流政党的政策部分迎合极右翼政党的诉求。欧洲大部分主流中右翼政党没有向“民粹化”方向转变，但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国内极右翼政党的诉求，通过调整部分内外政策以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比如，法国马克龙政府受到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选举获得重大影响力的冲击，向国民承诺加倍提高生活水平和家庭购买力，尤其大幅减少发给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国民的签证数量等，这些立场本来属于极右翼政党的偏好。
可见，在极右翼政党的影响、渗透或竞争压力下，传统主流政党要么干脆向“民粹化”方向转化，变得日益激进，要么适度调整内外政策，以迎合极右翼及其背后支持的选民的诉求；部分极右翼政党为赢得选举或维护国家利益，也适度调整固有观念，向中间立场转移。在这一局面下，极右翼已经在改变所在国家的内外政策和政治生态，这将对这些国家移民问题、财政支出、庇护制度、气候问题处理和国家民主制度运作等产生冲击，而这些政策的改变将直接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产生深远影响。
（二）对外直接输出影响力
除了影响国内政治生态，间接影响本国与欧盟关系，对欧洲一体化造成困扰外，欧洲极右翼政党也通过施加对外影响来改变欧洲一体化进程。这主要表现为：向欧洲议会输送本党成员，在欧盟内部发挥影响力；通过跨国联盟，寻求与境外的欧洲其他极右翼政党合作，相互取暖，通过联盟形式放大极右翼势力在欧洲的影响力等。
第一，在欧洲议会施加影响。极右翼政党在欧洲议会曾经默默无闻，然而在最近十年内的两次议会选举后，这些政党在欧洲议会的影响力明显增长。目前，欧洲议会10%左右的席位由极右翼政党所占据，这为极右翼政党影响欧洲一体化提供了绝佳机会。
由于欧洲议会的议员由直选产生，由成员国在本国直选基础上向欧洲议会输送，因此极右翼在欧洲议会的崛起意味着这些政党正日益获得国内选民的青睐，也反映公众对欧洲一体化日益增长的怀疑。同时，极右翼政党在其国内的影响力虽然有所增长，但受到选举机制的约束，在国内议会的席位可能没有得到同步增长，甚至在某些年份有所下降，因此转而开辟欧洲议会这个新的战场。如德国另类选择党在2021年德国大选中失去11个席位后，开始改变策略，寻求在欧洲议会获得更多席位，以弥补在国内失去的影响力。另外，这些政党努力进入欧洲议会的目的也在于能够通过这一平台来寻求同类政党的支持，以扩大自身影响力。
事实上，极右翼政党在欧洲议会建立了多个意愿联盟，从而形成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议会党团。2014年，英国极右翼政党独立党在欧洲议会内组建了“欧洲自由与直接民主”党团（EFDD）。2015年，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与意大利极右翼联盟党合作，在欧洲议会创建了称为“身份与民主”（ID）的团体，成为欧洲议会中的第五大党团组织。属于这一党团的其他欧洲极右翼政党还包括德国另类选择党、奥地利自由党、比利时弗拉芒利益党和丹麦人民党等。还有一些极右翼政党如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也在议会领导下成立了称为“欧洲保守党和改革派”的党团（ECR），吸纳了瑞典民主党、意大利兄弟党和西班牙之声党等极右翼党派参与。
虽然整体上极右翼党团力量有限，但依然能够利用欧洲议会规则发挥影响。比如在“议长会议”上，因为每一议会党团无论其规模大小都有一票，因此在有些大的主流党团内部达不成共识时，主流政党就可能需要和极右翼政党合作以获得多数支持。极右翼政党和党团也可以利用否决权阻止一些重要议案的通过。比如匈牙利的青民盟和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成功阻止过欧洲议会对一些重要问题（如欧盟预算）的决议的通过]。另外，这些极右翼政党在反对欧盟扩大上也施加了重要影响。总之，它们在欧洲议会内利用机会，不断“质疑欧盟政治精英们的民主合法性，也适时抨击本国执政党的政策失当”，从而对欧盟政策施加影响。
事实上，极右翼已成为欧洲议会不可忽视的力量。《里斯本条约》后，欧洲议会在欧盟决策中的地位得到巩固和强化，成为与欧盟理事会共同决策的机构。这使得这些崛起的极右翼政党能够利用欧洲议会来影响欧盟决策。欧洲极右翼政党成为欧盟决策体系和欧盟政治的一部分，而这些政党在理念上反对欧盟及其一体化。鉴于它们有能力结成欧洲议会内的联盟，这些极右翼政党可能不能再被视为边缘力量。
第二，建立国际联盟。除了在议会建立党团、利用欧盟规则发挥影响力之外，欧洲极右翼政党也通过跨国联盟形成合力。目前，已经有10多个欧洲极右翼政党建立起了国际联盟，包括执政党（如匈牙利的青民盟、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等）和非执政党（如法国的国民联盟、奥地利的自由党、意大利的联盟党和兄弟党等）。它们召开峰会并发表宣言，联手抨击欧盟政治方向，宣称欧盟是试图建立超级国家的“激进势力的工具”。在2021年7月举行的一次“峰会”上，欧洲极右翼政党联盟发布了一份文件，概述了该联盟组织为“未来”而战的愿望，包括保护国家、家庭和传统基督教价值观，并特别谴责欧盟对成员国的过度干预，要求各国法院以新的方式推翻或重新谈判欧盟法院的裁决，等等。尽管这一联盟尚未表现出很大的影响力，各党的诉求和立场也不尽相同，但已通过这一形式将影响力扩大到欧洲层面，并且其影响力在今后有可能继续扩大。
（三）执政的极右翼政党实施疑欧主义政策
自2000年以来，民粹主义政党参与政府的欧洲国家数量翻了一番，从7个增加到14个。极右翼政党走到执政舞台中央的情形在中东欧最为显著，其中包括在波黑、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波兰、塞尔维亚和斯洛伐克获得主政地位，还有另外两个极右翼政党在东欧获得初级联盟伙伴地位。对于那些已走上执政党地位，或在联盟政府中担任初级伙伴的极右翼政党而言，它们可以利用其执政地位独立施政，其中包含疑欧主义的内外政策。最显著的案例是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及匈牙利的青民盟，这两个极右翼政党分别在各自国家执政多年，实施了诸多不利于欧洲一体化或欧盟团结的政策。法律与公正党在任职期间推出排他性的政策，涉及“本土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同性恋恐惧症”等，加深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并将在野党、民间团体、少数族裔和记者等斥为“人民的敌人”，制定了支持传统价值观的文化政策，等等。这些中东欧极右翼执政党也曾拒绝执行欧盟移民安置计划，不接受来自中东和北非的移民，这削弱了欧盟的凝聚力，并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形成严重干扰。政治学家简·齐隆卡（Jan Zielonka）曾因此悲观地预计这导致“欧盟终将解体”，并加深欧洲政治走向的不确定性。
四、欧洲极右翼政党面临的挑战与中国的应对
尽管欧洲极右翼政党发展势头较快，但发展越快，遭遇的各种挑战可能越多，这使它未来在欧洲的兴起和影响力会受到相当大的限制。第一，目前欧洲的主流传统政党依然相对强大，而且也都在适时进行调整。有些左翼政党正在向右倾斜或改变过时主张，而有些传统中右翼政党则如前所述，适当吸收了民粹主义立场，改变选举策略，从而加剧了这些极右翼政党的选举压力，排挤了其政治发展空间。第二，欧盟极右翼政党存在发展“天花板”，当迅速壮大后会很快遭遇难以逾越的障碍，包括有限的人才、资金和影响力。以荷兰的平·佛图恩党（List Pim Fortuyn）为例，该党在2002年曾赢得17%的选票并加入联合政府，但其内部的无能和持续的派系斗争导致其在执政不到九个月后崩溃。另外，极右翼政党党员数量有限，获得捐赠有限，活动能力受到资金限制，因此有些极右翼政党不得不借助国外势力捐助。第三，批判性功能强于建设性功能，终究难获主流社会认可。极端右翼政党依靠反移民、反国际主义、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等立场赢取选民支持，但它们提出的改变现状的方法大体是“回到过去”，但实际上今天欧洲面临的问题并不能通过“回到过去”得到解决。反欧洲一体化和反欧盟并不是欧洲主流观念。“欧洲晴雨表”近期一项调查结果显示，68%的受访者认为欧盟国家总体上受益于成为欧盟的一部分，这是自198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61%的人认为他们的国家加入欧盟是一件好事，这一数字只有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的记录才能与之相比。第四，从极端右翼政党反欧洲一体化的方面来看，极右翼政党的反欧立场会遭到欧盟的反制。欧盟有许多政策工具可以阻止极端右翼政党产生破坏性影响，这包括在欧洲议会中主流党团尽量不与极右翼达成合作，修改议事规则以抵制极右翼政党在全体会议上的行为滥用，修改党团组建规则以降低极右翼政党联合的意愿，以及在欧洲理事会层面启动欧盟制裁程序即《里斯本条约》第7条，等等。
针对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强势发展趋势和将会遭遇的种种挑战，可以初步断言，极右翼政党在未来一段时间还将较快发展，但它也会在多重挑战面前最终遭遇难以逾越的障碍，从而阻止它们继续施展影响力。考虑到这些政党有些在欧洲国家执政或参与联合政府，以及在国家和欧洲层次发挥较大影响力，我国可以采取一些适当的策略进行应对。第一，对已获得执政地位的政党，我国应在政党外交基础上，加强与这些政党不同组织、地方机构和政党领袖（尤其是青年领袖）的交流和相互了解，促使这些政党尽量支持我国内外政策，促进双边关系发展。第二，对尚未获得执政地位，但社会影响较大的政党，我国可深入了解这些政党背后支持的资本和人群，从侧面了解该国的政治生态变化和未来社会发展和民意演变趋势，从而更好地维护双边关系。第三，对于那些高度排外和反全球化且在所在国影响力不大的极右翼政党，我国应采取远观态度，对它们进行适度研究，关注其政治影响。尽管如此，由于极右翼政党在整体上不利于欧洲一体化发展进程，不利于促进经济全球化发展前景，不利于优化国际政治和平发展局势，在宏观上不利于建构我国所需国际环境，不利于我国与欧洲整体发展需要，故我国不应对极右翼政党表达特定立场，而应积极支持欧洲一体化和欧盟发展，促进欧洲继续保持对外开放态势。
简军波，中国欧洲学会理事，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
方炯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