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读小说，听过许多情话。欲说还休的，柔情蜜意的，炽热如火的，海誓山盟的．．．．．．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另一种情话。

七十年代后期，我因言获罪，被我当时所在的那个工厂关押起来。一个工厂，不经任何司法程序便堂而皇之地拘禁自己的职工，这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但在那些岁月却是天经地义司空见惯的。

那天中午，我在看守羁押下回家取了行李物品。正要离家，来了一位电台女编辑，真像小说一样巧合。我们认识已有几年，后来有了一些革命工作关系之外的故事，但这故事一直未有头绪。她是大西北人。我们之间的脾性、经历、背景、包括对许多世事的看法都很不一样。用当时的眼光看，我们甚至属于两个不同的阶级。正如我后来在一首诗中所说："我们是如此不同，像一座山和一条水。"我插队时，她当兵去了。我进工厂，她成为喉舌机关的干部。对她这一类高干子女，当时年少气盛的我是有许多排斥的，有许多我的孤傲，因而对她有许多的冷漠。在她之前，我已让别人伤过心。被她撞见这戏剧性的一幕，我只得说，告诉我父母亲，我外出一段时间，很快就能回来。——我乐观了一点，原以为两三个星期至多个把月，没想到一关就是十四个月——当时我母亲身体已经很不好，父亲也六十多岁了。她答应了，并确实如此说了，只是没能一直瞒下去。后来我知道，那位女编辑第二天就住到我家来了，并开始做一个儿媳妇该做的一切。这一住就住到今天，还给我生了一个高高大大的儿子。

我被关在厂区内一个独立的小院内。院内有一座小平房，里外两间，我住在里间。两个"看守"，二十四小时轮班，一个住外间，一个住里间。我除了在"看守"陪同下上厕所外，不能离开那座平房。不能写信，不能打电话，不能会客，也不能客会我。开始还有一些工友找些由头来看看我，讲些外面的事。后来也不让让他们来了。"看守"大都也是平日熟悉的工友、师傅，待我都很好，没有什么阶级斗争气氛。一起下棋，一起聊天，一起生炉子烤馒头煮烫饭洗衣服……

有时还带些自家的小菜来共进晚餐——如果不是行动受阻，倒很象工厂的单身汉宿舍——有的"看守"还冒着风险去我家看看，回来将家中情况偷偷告诉我。曾有一个"看守"在夜色掩护下将我带出去与那位女编辑幽会过几次。他让我将蚊帐放下，把被子饰成有人睡觉的形状，再将一双平日穿的鞋摆在床前，然后带我到白天与女编辑定好的地点——当然，这是后话了。"看守"们常常被换掉，十四个月中，前后约有二十人做过我的"看守"，其中许多人成为我的好朋友。他们都是一些很善良、很厚道的工人。

我的那间房有一扇很高的小窗，窗上装着铁栏杆。通过铁栏杆，可以看见一堵厚重的高墙。据说那堵高墙清朝时就立在那儿了。高墙外面是那条很短但很有名的马路——以辛亥首义三英烈的姓命名的马路。看不到太阳，也看不到月亮，只能看到狭长的一线天空。

那时经常停电，让孤寂的夜更黑暗更漫长。后来工友们端来一大盆工业用蜡，点上几个小指头粗的棉纱芯，使那小屋又温暖起来。

望着那一团团溶化又凝结的晶莹如玉的蜡块，我便用它来捏制各种小动物，天鹅、小兔、大象、梅花鹿……这是我与这个世界交流的唯一语言了。

一个冬天的深夜，我依然在烛光下做我那些可爱的小牲灵。我已经做了许多，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看守"也迷上了这种创作，还拿来许多颜料，看那种能染上颜色。许多年后，我遇见他，他说他家里还保存着许多蜡塑。今年，一位工友来告诉我，他已患病去世了。想当年那些蜡塑还在他家里放着吧，纪念着一位曾在这世上生活过的，善良的，热爱美的普通工人。

突然，我听见天上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大声地在暗夜中呼唤我的名字：胡＿发＿云＿我停下，聆听。又是一阵呼喊，苍凉，旷远，如无人荒原上一只失偶野兽的长啸。我听出是那个女编辑的声音。那呼喊让我顿时想起大西北高原上那些同样苍凉旷远的民歌。那些激越率直、不管不顾的民歌……于是，我走到小窗下，也对那暗夜大声回应一声。外面不再有任何声音，世界又回复冬夜的死寂。我不知道她是离去，还是依然站在高墙外的寒风中。我便要一位"看守"赶快出去看看，并将一只小鹿和一只白天鹅带出去送给她。

这大约算我们最初的情话。一声无忌的呼喊，两只无言的牲灵。

此后的夜里，便常有这样的呼喊，越过高墙扑进我的小屋。也常有各种无言的牲灵，通过"看守"转到她的手中——直到她也被单位停职审查。

那些蜡塑后来被专案组索要了去。他们当着她的面将它们扔在了地上，并用脚跺碎。但那呼喊他们不能索要，它已穿透那冬夜的天空，向着宇宙的远方飞去。

我自由时，她告诉我，那只美丽的小鹿她偷偷藏了下来。她太喜欢那个四腿修长，眼睛温柔的善良的小动物了。

后来，当我们有了儿子的时候，这个小动物便成为了他的名字。

当然，在那十四个月中，还有许许多多的故事，在这篇短文中不能一一叙说。有时我常常感谢那一段被囚禁的日子。要不然，我永远也不能听见那越过高墙的呼喊。这是任何喁喁私语，象雾象雨又象风一类的情话所不能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