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要解释一下今天讲座的题目。北大红研会来跟我联系时我得知许多专家都来北大做过讲座，我和他们都很熟，对彼此研究的内容都很熟悉，99年我自己也来北大做过一次讲座，所以我说这次就讲点儿新的东西。因此今天这个题目的重点不在动态上，而在“新”上。当然红楼梦就那么一些内容，具体细节上我也有可能和别人重复，但只要角度新就行了。
我们从红学的命运和“气数”讲起吧。现在有些人认为红学如果不是气数已尽就是气数将尽，因为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他们还引用梁启超关于学术发展的“四阶段”的说法，即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这些人认为“红学现在已进入衰落期，种种迹象表明红学已进入运中数尽的边缘”。这个学者在十年前提出这个观点，96年国际红学会在北京召开时，他说红学十年来没什么发展，理由是很多原来搞红学的人都改行不干了，他说这就是红学蜕变的一个标志。98年他在一本书里明确提出这个观点“红学如贾府一样处于运中数尽的边缘”，去年他又重申了此观点。
今天我就从这里切入，在我看来，红学的气数正旺，正处于全盛期，而且会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最近两年红学的人气之旺仅次于股票，用股市上的术语来说红学最近几年一直是牛市。红学界一出现什么问题大家就很关心。举个例子， 去年中秋节前后崇文区因为城建要拆房其中有“十七间半房”，北京市领导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几次召见红学界学者研究应该怎么办，媒体也很重视，各大报纸都对此做了报道。
前不久（去年12月）北师大一位在攻读博士的女士在为博士论文搜集资料时发现一个新本子。这个本子跟北大保存的根存本是一个系统但有所不同。目前这个本子的学术价值尚不确定，但已引起相当的重视，这说明大家对红楼梦是很关心的，很有兴趣的。因此说“红学运中数尽”未免为时太早。
也许有人会说你周思源是研究红学的当然向着红学。其实我过去是很不赞成研究红楼梦的，我觉得一本红楼梦哪有那么多东西值得研究啊？都是大家自己瞎琢磨的。62年我从复旦毕业后到北京一所中学教书，这所中学就是杨振宁和邓稼先的母校。我的大学同学推荐我进红楼梦研究所，当时我的另一个大学同学也在红楼梦研究所，我说为什么非要挤独木桥呢？我50年代初第一次看《红楼梦》，78年时第二次看，86年放《红楼梦》的电视剧，这时我第三次看《红楼梦》，我这次看出一点门道来了。88年我发表了第一篇论文，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越写越觉得有东西可写，从此堕入“红海”上不来了。我开始是研究现代文学的，写了那篇论文后有人说我研究《红楼梦》我当时还死不承认，但后来我发现我越要和它划清界限越是分不开了。
任何一部单部的文学作品都比不上《红楼梦》，没有一部作品能像它这样经得起研究。拿作品中的人物作比较，安娜卡列妮娜和哈姆雷特也许可以和贾宝玉相提并论，但是哈姆雷特有贾宝玉、薛宝钗甚至袭人这么难以琢磨吗？不管哈姆雷特有多么复杂，大家对他的道德评价还是比较一致的。《红楼梦》不一样，大家对袭人、薛宝钗、王熙凤的评价可以是截然不同的，这在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贾宝玉光名号就有7个，像“神英侍者”、“富贵闲人”、“怡红公子”等，这七个名号每一个都非常值得琢磨。贾宝玉就像他落草时所含的那块美玉那样，是一块“似玉之美石”，所以他既有玉性又有石性，是“形似玉、质乃石也”。贾宝玉那么尊重少女，那么保护她们，但有几件事是应该批评的，像金钏之死、晴雯之死以及司棋被逐。文化大革命时贾宝玉是受批评的，因为表现不好，其实贾宝玉表现不好很正常，他本来就是一块石头嘛。他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基因，既有玉性又有石性，所以他的性格经得起琢磨。贾宝玉被称为“富贵闲人”、“无事忙”，他到底是闲是忙呢？他闲的是不读四书五经，忙的是整天为姐姐妹妹们操心，这和他前生在天上的命运是一样的。“怡红公子”这个名号绝妙至极，“怡”是使动用法，“红”指书里的女性，“怡红”就是使她们快乐的意思。这是一种男女平等的意识，体现了对少女的尊重，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思想。贾宝玉的所有名号都丰富了他这个人物形象。
《红楼梦》中的任务名字都是有含义的，即使是丫头、仆人的名字也都是精心设计的。比如焦大，姓焦排行老大。前80回中只有两页提到他，但读过〈红楼梦〉的人都不会忘记他。焦大其实是“大焦”，即大的焦虑，他为贾家当年祖宗创下的大业将败在这些不肖子孙的手中感到焦虑。曹雪芹写人物有一种类似现代物理学中的“场”效应，“场”散发出来的能量影响到周围许许多多，焦大大骂的那些人和事和后来的许多人物有联系，但也不是说得很清楚，给读者留下了充分的艺术想象的空间。曹雪芹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以和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相提并论，若要将这些大作家的作品一一对应的话，《红楼梦》是绝无仅有的。如果说中国五千年的发展历史的物质文明的代表是长城那么精神文明的代表就是《红楼梦》。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讲红学是否到了“运中气数的边缘”。红学会会长在一首诗中写到“大哉，红学！再论一千年！”一千年无疑是一个虚数，但红学再发展个十年几十年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这十年来的情况是关注红学的人越来越多，红学越来越兴旺发达。红学还有许多可以发展的空间，不用说有些问题没有搞清楚，比如关于后四十回的问题，就是已经解决的问题中也有很多重大或次重大的问题有必要重新研究，甚至有些结论应该推翻。
第一，后三十回曹雪芹是已经写出来了还是只写了一部分？有专家研究表明曹雪芹写完前80回在40岁左右，去世时约47或48岁，按照这样的推算曹雪芹完全有足够的时间把遗失的稿子重写一遍，可问题是他为什么没有补写呢？在世界文学史上作家在丢失稿件之后重写并不乏先例，像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寄往莫斯科时丢失了，他马上又重写，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他重写之后的本子。曹雪芹为什么不重写呢？有人分析是健康原因，有些人认为后四十回涉及抄家怕文字狱所以避而不写，这些都有一定道理，但都不能圆满地解释这个问题。我的解释是曹雪芹后三十回写不下去了，他在写作上遇到很大的困难。我认为最大的困难出在林黛玉身上。我们知道《石头记》中有两条基本线索：一是宝黛钗的三角关系；二是贾府的没落。把两条主线扭结起来的只有两个人物：贾宝玉和王熙凤，林黛玉只是第一条线索上的重要人物。在45回林黛玉和薛宝钗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她们的误会消除了，矛盾消解了。从46回开始，林黛玉已经无事可做只在吟诗作词的场合出现，至此宝黛钗的三角矛盾很难发展下去了。
从清代开始就有人认为林黛玉“真率”，薛宝钗“奸诈”。林确实比薛真诚一些，薛有时很冷漠甚至是冷酷，比如她对金钏之死的态度，但我以为对她过分的批评是不应该的。薛的品质并不坏，这是我们阅读《红楼梦》应掌握的尺度，她本身并不坏只是比较会做人。薛宝钗的悲剧在于她真诚地信奉着封建礼教。这就像我们过去有些人也真诚地信奉某种东西，比如在文化大革命中。很多打小报告的人品质并不坏，只是他的真诚是悲剧性的。薛宝钗对尤三姐表现得特别冷酷，她认为尤三姐就是一个坏女人。就像文化大革命中有人遭迫害，另一些人就是认为他们是背叛了革命，这些对遭受迫害者冷眼旁观的人绝对不是品质存在问题，如果让这些人当官，他们肯定不会贪污腐败，但如果他们手里有枪，他们肯定会向不守革命纪律的人开枪。
还有些人认为薛宝钗一进贾府就开始窥视宝二奶奶的位置，这种批评是没有道理的。薛在当时身处贾府，很少接近男性的情况下对宝玉动心是人之常情。何况她没有过采取任何主动的行动，而且她是知道宝黛之间的感情的，她看到宝黛在一起就会尽量回避，这和林黛玉的主动是不一样的。薛宝钗从心里并不想破坏宝黛之间的恋爱，相反她还多次开他们的玩笑促成他们。有人认为这也是薛的“奸诈”之处，是她会做人。这种观点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谈过恋爱的人都知道这种玩笑是开不得的，你明明喜欢一个人你还会开玩笑促成他和别人好吗？所以在这点上薛也是真诚的。前45回男一号是贾宝玉、女一号是林黛玉和王熙凤，他们三个人是领衔主演，其他人都是友情演出。45回之后女一号只有王熙凤一个人，这时男一号和女一号之间并不构成对手戏，因为他们之间不存在感情纠葛，所以他们的冲突不构成故事的主要矛盾。
搞过创作的人特别是搞长篇小说的人都知道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出场以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有了自己独立的生命，作家对他就无可奈何了。小说写到这种程度后作家已经不能完全控制人物了，人物有了他自己的命运逻辑，性格逻辑。我认为曹雪芹在对林黛玉的性格设计上过于简单了，就是说在对林黛玉和他人矛盾的网络编织上简单化了。林与薛的矛盾主要是由林的小心眼引起的。
曹雪芹在80回之后在写作上碰到麻烦的另一个原因是《红楼梦》是一部结构非常宏大的小说，它有宝黛钗之间的三角恋爱关系这条明线，以及贾府的败落这条暗线，还有很多副线，比如说薛蟠的故事。线索多会给写作带来麻烦，比如薛蟠也算二三等人物，作者就必须不断地让他出场，并且需要和主线进行扭结。线头一多，要相互扭结就很困难。在林黛玉和薛宝钗之间的矛盾化解之后，主副线就很难再扭结到一起了，因此往下的写作就出现了困难。这个问题以前没有人研究过，我认为是值得研究的，它对我们创作长篇小说会有很大的帮助。
第二，红学中的定论值得再研究。
首先是关于林黛玉的形象。一直以来，大家都认为宝黛是具有叛逆性格的两个人物，认为正是林的叛逆性格使得她不被贾府所容，其实这种观点是缺乏足够的证据的。林黛玉确有叛逆的表现，但她的叛逆与宝玉的叛逆是有很大不同的，这与他们的前生有关。宝玉的前生是神英侍者，他不在天上好好的做侍者，却非要下凡当个普通人，因此宝玉的叛逆是一种主动型的叛逆，是天生的带有一种对天的叛逆。这种“天”实际上就是宋明理学的“天理”、“天道”。林黛玉的前生是一棵绛珠小草，她是为了报恩才追随恩人下凡的，因此她的叛逆不如宝玉的主动，是一种相对被动的叛逆，当然她的叛逆也是体现进步性的。正因为林黛玉的叛逆是被动型的所以我们对她的叛逆性不宜估计过高。为什么林黛玉会如此多病呢？因为她就是一棵小草，小草是脆弱的。
一直以来人们都觉得林黛玉在贾府受尽折磨，正如她自己所说的“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但是林的感觉不等于贾府的实际。其实林黛玉在贾府是受尽宠爱，这我们只要看看各次集体活动中贾母对她的态度就知道了。以凤姐和宝玉在贾府的地位尚且要被别人说三道四，更何况林黛玉呢？因此人们对林黛玉说三道四是很正常的，并不是歧视她。所谓林黛玉寄人篱下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很多研究者都忽视了一点：林黛玉是曹雪芹最喜欢的一个少女，也是批评最多的一个，当然对她的批评是委婉的。比如在抽诗签那一段里，曹雪芹安排黛玉抽到的是“莫怨春风当自嗟”。“东风”这个意象暗示家长，以东风寓家长在中国文化中是有传统的。绛珠小草的生命来自神英侍者的浇灌，因此林黛玉的生命完全依赖贾宝玉，宝玉是黛玉的一切，一旦失去，她的生命就会枯竭。缺乏独立的人格是中国传统女性的的悲哀也是东方女性的悲哀。曹雪芹对林黛玉的批评具有很强的现代性。当然这也是我们的现代性释读。但是还有什么小说能像《红楼梦》这样不断的释放出释读能量呢？
有人问《红楼梦》到底写了什么故事？因为书中先后出现五次“补天”，所以就有人认为《红楼梦》写的是补天的故事。但我认为《红楼梦》写的是一个受享的故事，受享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享受石头在天上不甘寂寞到人间干嘛？就是为了受享。为什么他会和少女特别好？这是一种精神的情感的受享。我认为人的受享分三个层次：物质的、精神的、情感的。情感应该也属于精神，但我认为它和其他精神受享还是不同，所以我就把它分了出来。我在《红楼梦的创作方法》一书中写到“《红楼梦》是否创造了一种尚未认识的主义？”主义有很多种像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外国人爱用主义，中国的主义都是进口的。中国没有“主义”，有“主意”。我在那本书里提出曹雪芹是有明确的主义的，所以他的《红楼梦》才这么经得起琢磨。有人认为《红楼梦》是严格的现实主义，《红楼梦》怎么会是严格的现实主义呢？起码是很不严格的现实主义。《红楼梦》中有大量的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并且运用得非常好。象征主义在苏联没有地位，在中国也没有地位。在苏联没有地位的在中国也不会有地位，因为苏联是中国的“老大哥”。其实欧洲的象征主义是从中国学的，英国诗歌就是学中国的唐诗。现实主义比较容易反映社会生活，创造出有`生命力的作品。《红楼梦》之所以有经久不衰的魅力就在于它以现实主义为基础又很好地结合了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等。象征主义适合绘画、诗歌。 曹雪芹很好的解决了将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的问题。
《红楼梦》是如何将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结合的？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研究的。综上所说，《红楼梦》还有那么多问题等待我们去研究，它怎么会“处于运中数尽的边缘”呢？
一直来人们都认为史湘云是一个可爱的女孩，曹雪芹也很喜欢这个人物，因为曹雪芹给她的判词极好“英豪阔大宽宏量”。的确，史湘云美貌、多才、大度、真率、透明、善良，比薛宝钗更讨人喜欢，历来她被认为是《红楼梦》中三个最出色的女性之一。但我认为史湘云这个人物形象是单薄的，我的观点遭到了激烈的反对。但我这么说是有理由的，因为史湘云在小说中是一个可剥离的人物，她的戏可以单独划出去而不影响整个小说。这就说明她没有进入主线，她不与其他主要人物构成矛盾冲突。我研究的是现代小说，年轻时自己也搞过创作，所以我是从创作的角度谈《红楼梦》的。如果没有冲突小说就很难发展。李纨这个人物大家不是很注意。广西有个女教授写过几篇关于李纨的论文，我看了她的论文之后感觉大家上了曹雪芹的当。《红楼梦》中有八个字评价李纨“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概无见无闻”，大家于是都顺着这八个字进行研究，但千万不要忘了那副对联：“假做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曹雪芹在写书的时候是假假真真搀杂一起的，李纨在很多时候并不是槁木死灰也不是无见无闻。只要看看宝钗、探春、李纨三驾马车管理大观园时就可以看出李纨是挺能说的；再有李纨还毛遂自荐当诗社社长，第一次诗会李纨判名次，宝玉不服，李纨就说“再有言者必罚”，她这话厉害中透出风趣；她还说平儿是“凤丫头的一把钥匙”，这话也讲得很精当。为什么原来“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概无见无闻”的李纨会有这么多相当精彩的表现呢？我的理解是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黛玉、宝钗进贾府之后，原来的李纨也许是槁木死灰无见无闻，但她受到少男少女的影响，人性当中一些可爱的东西开始恢复。
李纨这个人物形象前后有些矛盾的现象我分析是作者一开始对这个人物确实有一个预先的设定，但后来人物有了自己的生命力和命运，作家很难加以控制，所以出现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这种现象在《红楼梦》中很常见，这也和那副对联的精神是相吻合的，就是真真假假、真假难辩。比如薛宝钗一开始是“一问摇头三不知，不干己事不开口”，到后来情况就变化了。所以我们不能把某一回中作者说的某些话当成定论，而是要比较整个情节再做出判断。
《红楼梦》的艺术成就还远远没有被大家所认识。我在86年看过电视剧《红楼梦》之后二读《红楼梦》，88年写的第一篇论文题目是《论〈红楼梦〉的艺术浓度》。我以为思想和艺术结合起来就是浓度，《红楼梦》是一瓶60度的茅台酒。有些作品是矿泉水，没有味道但所幸对人体也没有什么大害；有些对人是有害的，喝多了会闹肚子；《红楼梦》是好酒，是“经得起品味式精读和解剖式研究”的作品。世界上哪有一部作品可以像《红楼梦》这样切成一段段来研究？像其中的饮食、建筑、服饰都是可以单独研究的。
当代长篇小说与《红楼梦》之间的差距在哪里呢？
（一）、缺少经得起琢磨的思想，缺少和艺术形象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思想。
当代小说并不是缺少思想，而是思想大于形象并且思想多以理论的形式出现。《红楼梦》的思想却是以形象出现的，在《红楼梦》中有思想家而无理论家。《红楼梦》中的思想都是以极具个性化的语言，这些语言具有商标性、专利性。
（二）、缺乏经得起品味的艺术形象。
当代一些优秀的小说也有典型的人物形象，但是不够多。莎士比亚的37个剧本中写了400个人物，而曹雪芹一部书就写了不止400个人物。当然这种比法是不合适的，但曹雪芹的前80回中经得起分析的人物至少也有七八十个，这是任何作家都做不到的。据95、96年的统计，论文题目中出现宝玉或黛玉的名字的有300多篇，这在世界文学史上只有哈姆雷特可以与之媲美。现在一部小说中能有七八个较好、一个很好的人物就算得上是优秀作品了。《红楼梦》中的三等人物也经得起品读，因为曹雪芹是用一等力气写三等人物。
（三）、缺乏与人物、情节融合的经得起咀嚼的艺术语言。
《红楼梦》在语言提炼上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句句经得起推敲，句句可以当作经典格言。比如“这四家皆联络有亲、一荣惧荣、一损俱损、扶持遮事、俱有照应”。不同年龄段的人读〈红楼梦〉会有不同的感受，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读〈红楼梦〉也有不同的启发。这跟人的阅历有关，不到一定的阅历就读不懂一些东西。返观我们现在的一些小说，语言不是和人物身份不符就是大大超过了人物的认识水平，一看就知道是作家自己的语言，有一种明显的凿刻的痕迹，语言显得极不自然。
（四）、缺乏大量耐读的细节，这是最大的差距。
《红楼梦》中有大量耐读的细节，比如在41回贾母带刘姥姥逛大观园，妙玉招待大家喝茶，那里茶具有多讲究。妙玉给每一个人沏茶时用的茶杯都是不一样的。妙玉在给宝玉沏茶时随手拿了自己的茶杯给他沏，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细节。妙玉这一潜意识的动作说明她“六根未净”。大家都知道出家人是要“六根清净”的，六根是指眼、耳、口、鼻、舌、身体和思想，妙玉是被迫出家的，所以她的性意识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妙玉一个遁入空门的出家人尚且情欲萌动更何况常人？这与宋明理学强调的“存天理、灭人欲”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形成了多大的讽刺？
一句话，《红楼梦》是一棵遮天蔽日的大树，从树跟到树干、树枝、树梢、树叶每一部分都经得起品味、阅读。中国至今没有一部作品能接近它更不用说超过它。
主讲人简介：
周思源教授，著名红学家、红学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