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谁是周文

1952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31周年纪念日，周文猝然离世。那时他正值盛年，刚过45岁生日。

周文死在一个新世道诞生的第三年。那曾是他梦想一世，奋斗半生的世道。

周文被定为自杀，党内除名。

2007年，周文诞辰百年之际，我赴京参加一个关于他的研讨会，后来去拜访了周文在重庆《新华日报》的下属，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先生，他们夫妇俩说，当时都听了关于周文之死的传达报告，毛泽东有一个八字批示：“自绝于党，弃之荒郊。”由此，“自绝于××”之说诞生。死亡开始成为最后一项罪名。

周文瞬间失去一切，甚至失去了穿干部服的资格，套了一身古怪的黑寿衣，被草草葬在了京郊一个普通墓地里，没有墓碑。周文夫人郑育之死死记住了这个无名墓地的位置。数年后，当郑育之也将被赶出京城之前，她偷偷来到这里，将周文遗骸转移到万安公墓，给他立了一块碑，上面刻了一个陌生的名字：何开荣。那是周文在老家的原名。

周文迅速从这个世界消失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第一次知道周文。

那时，我和他那个叫李虹的、但从未谋面的外孙女相识了。一次闲聊中，她对我说，她有一个姥爷，叫周文，是一个作家。三十年代在左联工作过，当过左联的组织部长，是鲁迅的学生，给鲁迅抬过棺。那时候，我自认为对中国的现代文学已有些了解，除了左翼作家，革命作家，连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也知道一些，但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也没有读过他的任何作品。

李虹说，很长时间，她们第三代的孩子们，也不知道自己有这么一个姥爷。

周文重新被提起，始于文革初期，那是一个极其复杂怪异的动荡岁月。当年陷周文于泥沼的人们，14年后自己也落入波涛汹涌的汪洋大海之中。周文这个被封存已久的名字，开始出现在中央党校的大字报上，一些知情人和群众组织开始质疑周文之死。被“周文自杀”事件压抑与牵连了多年的郑育之——一个三十年代初期入党，有着许多传奇经历的上海滩上的地下工作者，开始了漫长的，艰难的，不屈不挠的为丈夫寻求平反之路。但一直未果，反倒又吃了许多苦头。一直到了波谲云诡的1975年，中国现代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两个人——毛泽东和邓小平，一起为周文恢复了名誉。1976年初，周文的遗骨被取出，火化后安放于八宝山。他的骨灰盒上，盖上了党旗。

不久，李虹拿来一份装订成册的复印文件，首页是一份标记为1975年第263号的中共中央文件，整页是大字体的毛泽东批示：“此件印发在京政治局各同志，同时送李井泉郑育之二同志各一份。周文同志之死是被迫死的，如不受压迫，他不会死，此点我看没有疑义。请中央组织部予以复查，妥善解决。毛泽东。十月三十日。”

后面是中共中央邓办发出的《中央组织部关于周文同志被迫害致死的情况调查》及邓小平给毛泽东的请示：“主席：政治局会议同意中央组织部对周文同志的复查报告，同意中组部所拟三条平反和善后处理意见，现送请批示。邓小平 十一月二十八日”，随后附有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给周文的数封亲笔信和郑育之给毛泽东的申诉信。然后是追悼会上发布的悼词和一大片参加追悼会的人员名单。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关于周文的文字材料。

从此，周文那张清癯、文静又隐隐透着川人倔强的照片开始挂在家人子孙的厅堂里。这张脸渐渐开始为我们熟悉了。但这一切，周文都一无所知。

周文是在惶然，悲怆，痛苦与绝望中离世的，那是周文对这世界最后的情绪。在那之前，周文努力过，挣扎过，苦苦思索过，甚至违背周文一贯的做派，违心地反省过、自责过、检讨过。但都没能得到解脱。

1978年，周文从未谋面的外孙女李虹成为我的妻子。我们生了一个男孩。于是，这个对周文一无所知的男孩与周文有了八分之一的血统，于是，周文与我也有了某种关联。周文与我另一种更深刻的关联是，我们有着同一种终生热爱的职业——写作。

八十年代开始之后，我陆续读到了重新出版的周文作品。那是他在三十年代写的一批杂文，随笔，评论，短篇，中篇，长篇……可以说，周文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都在他三十岁以前写完了。那时，从文学领域发端的白话文运动兴起还不到二十年。对于一个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只受过十多年旧式教育，进过两三年新兴学堂的年轻人，周文无疑是极具文学天赋的，在他动笔写小说之前，读过的文学经典，不会超过十部。更可贵的是，在左翼文学中常见那些毛病——狂热，教条，偏执，功利，廉价的浪漫主义，空洞的鼓动宣传，甚至直接用文学来组织群众发动革命……这些，周文都很少沾染。本原，对一个从偏远边城来的一个左倾文学青年，这些都是极易受到蛊惑的。周文走了另外一条踏实的路，写他熟悉的，写他心中的，由此，我们才看到了像《雪地》、《山坡下》，《在白森镇》、《烟苗季》等等一大批内容独特，风格迥异的周文式小说，为中国现代文学留下了一幅幅不可取代的社会生活画卷。雪域高原，茶马古道，险关狭谷，挑夫马帮，军阀土匪，山民烟客，家族倾轧，同仁暗斗，帮派火并……读周文的小说，常让我想起凤凰城下的沈从文，呼伦河畔的萧红。

周文几乎是一脚就踏入了中国文坛，处女作就是成名作。他被鲁迅先生看作中国最有才华的青年作家之一。1934年，鲁迅和茅盾应美国作家伊罗生之约，编选了一本中国短篇小说集，入选23位作家，周文名列其中，同时又把周文、刘丹主编的《文艺》月刊杂志也推荐给了伊罗生。我后来常想，如果周文就在文学之路上走下去，又会如何呢？三十年代他的许多同道师友——胡风，巴金，聂绀弩，靳以，肖乾，黎烈文，肖军，肖红，张天翼、沙汀、艾芜、欧阳山……周文会成为哪一个的相似者？

由西康边城到十里洋场，周文成为一名作家的同时，也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这两种身份，编织成他跌宕复杂的人生。

回望中国漫漫百年，怀想周文传奇一生，突然发现，他一生中有两次出川，神秘地划出他两道古怪的命运曲线。

周文的两次出川相隔整整十年。

第一次出川是1930年初，行川江，过夔门，下江南。那一年他23岁。

这一次是苦闷，忧愤，孤独而出，自信，睿智，从容而归。

第二次出川是1940年初，越秦岭，出剑阁，赴陕北。那一年他33岁。

这一次是豪迈，热情，坚定而出，却是归去不再来兮……

2·披云出夔门

1907年6月17日，川西，山水林木深处的古镇荥经，一个男婴呱呱坠地，起名何开荣。踏入文坛后，他给自己改名为周文——周，他崇敬的鲁迅先生本姓。文，他钟爱一生的文学。

一百年之后，我来到周文故乡。飞抵成都，行驶三百多里到美丽的雨城雅安，再驶数十里，到群峰环绕，林木森森的荥经，这里还保存着数人环抱的古树，保留着数百年前的老屋和风情如梦的旧街巷。我想，百年之前，在这样偏远闭塞，与世隔绝，又山清水秀物产丰饶的地方，大多数人都会囿于故土，终老一生。特别像何家这样有房有地有店铺，家道还算殷实，未有衣食之虞的人家。4岁，周文上私塾，一读就是十年。15岁，考入新学堂雅州联立中学。16岁，在母亲包办下完婚。18岁，到表姐夫任旅长的川边军供职，做候差，文书，印鉴官，禁烟委员……20岁，做了康定化林坪分县的代县长。从上面简单的履历可以看出，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环境，他算是顺遂的。他有一个能干果决的母亲，有一个稍有权势的亲戚，还有几个慧眼识才的师长。就这样一个本原可以安宁平庸度日，或升官发财娶姨太太的边城青年才俊，突然决意出川，浪迹天涯了。

生活中有许多偶然。周文恰恰在他人生的几次关键当口，都被某种偶然遇上了。

母亲为他包办的婚姻，是他出走的第一推动力。中国五四之后的作家，革命家名单中，因不满封建包办婚姻而走上新路的人不在少数。周文兄弟三人，他是长子。周文的父亲是秀才，中医，开了一家药铺。父亲在他5岁时患肺病去世，母亲独自撑起家业，养育失怙三子。在一个男权社会中，孤儿寡母有许多的凄凉、苦楚与无奈。周文的父亲离世之后，母亲便让孩子们对她以“爸爸”相称，并寄希望于长子周文，希望他早日成人成才，成为家庭栋梁。在他16岁的少年时光，周母便主持周文完婚。新娘是周文全然陌生的，比他大两岁，是临近一户小地主家的女儿。紧接着，母亲让周文到表姐夫的部队里任职，周文离家赴职，也算是一次对无爱婚姻的逃离。但是对于一个单纯，善良，梦尚未做完的知识青年来说，部队血腥，鄙俗，冷酷，弱肉强食的生活，无异是另一种地狱。那一段日子唯一的收获，就是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许多独特又鲜活的素材。

他不断地变换职业，后来考取国民二十四军刘成勋办的川康边政训练所，这个期间，他读了许多对他来说无异于开天眼的书刊：政治学、经济学、帝国主义、三民主义，郭沫若，张资平，陈独秀，鲁迅……他被启蒙了，苦闷彷徨之中，他看到了黑暗与愚昧，不公与野蛮，他渴望光明，渴望自由，渴望寻到生活的意义，也渴望真正的爱情与婚姻。

在川康边政训练所时期，周文遇见了影响了他一生的两个人，一位叫刘伯量的老师，一位名叫骆枕寒的青年友人。周文后来说：“我一位同学的弟弟骆枕寒和我很要好，他也不满于家庭和军队生活，坚决离去，在上海流浪，他的个性很强，人很正直。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他在上海经常和我通信，叙述他流浪的苦境，也叙述他的快乐。那种苦我是不怕的，在我觉得倒是一种快乐。我能够离开我的家乡，能够离开周围一切我所痛恶的……”[1]

无爱的婚姻，两人都被深深伤害。母亲渴望家族早日兴旺，周文的小弟不幸夭亡，母亲太需要男丁，周文只得生下一个孩子——可惜是一个女儿，在母亲要求下，妻子又怀孕了。周文不能够再忍受下去，编了一个谎言，从母亲那儿要来了200银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骗来了200银元。于是，1930年3月，他抛家别子，跋山涉水决然出川了。

船出夔门，他回头对着渐行渐远的家乡喊着：你丑恶的四川，我永远不要再见你了。

往后的十年，是周文一生中可圈可点日新月异的十年。那是一次痛苦，艰难而绮丽的羽化，他破茧为蝶。

三月出发，五月到上海。骆枕寒的哥哥接待了他，告诉他上海太过奢华，不能久留，带他去到南京，住在四川会馆，与骆枕寒等一批川籍流浪青年开始了一段艰苦又浪漫的生活。有钱大家花，有饭一起吃，读书论世，桀骜不驯，看《阿Ｑ正传》、《拓荒者》，看花花世界，新生活。这天地人三不管的日子倒也很自在。但等到大家的钱都花光了，还得去找寻吃饭的行当。

当年在川康边政训练所的刘伯量老师，此时已任南京政府农矿部林政司司长。知道周文境况，把他介绍给一位即将去浙江兰溪任公安局长的同乡，安排他做了一位科长，有吃有住，月薪50元，这一类查毒禁赌的肥差，还有许多额外进项，像他这样的外来流浪打工者，该是非常满足了。但周文身上有一种东西，那就是传统文人与现代独立知识分子都视为身家性命的道德追求，就像学者张宁指出的“他与周扬、丁玲等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周文的不同，并非来自独立思考，而是来自独立道德。”这一点，让他不见容于所谓的旧社会，到得后来，同样也不见容于他曾经以全副身心去拥抱的新制度。

去兰溪赴职后，周文并无自得之感，甚至很不快乐。他不喜欢整日在身边蝇蝇嗡嗡的那些想从他身上讨些好的地皮流氓，也看不惯那种官府豪绅或明或暗的枉法勾当。一次接报有豪绅聚赌，抓还是不抓，局长很是犹疑。周文坚决要抓，并且果真就抓了，还亲自审问施以处罚。果然就弄到县长跑来责问局长，被抓者放出后扬言报复，让局长非常狼狈，只好赔罪道歉。刚刚到任几个月周文慨然辞职而去。

周文又回到南京，他不愿再依赖刘伯量，自己考取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抄写员，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抄写国民党党员的调查表和测验表。干了一个月，他开始吐血，查出了肺病，那是致他父亲于死的一种恶病。刘伯量借了一笔钱给他，让他去西湖疗养。而后，刘伯量再次介绍他去江西修水，担任修水县水利委员会科员，月薪40元。不到一个月，周文再次请辞。

在修水期间，周文知道了红军，知道了共产党，并心向往之。他隐约觉得他的好友骆枕寒是一个可以帮他找到共产党的人，又远赴广州去找他。在1940年到达延安不久，交给中组部的自传中，周文这样写道：“回到南京后不久，‘九•一八’事件爆发了，许多人去参加了义勇军，在南京城里报名，每天早晨跑去出操，但我不愿参加义勇军，我当时觉得那是狭隘的国家主义的观念，那时我认为所谓保卫国家者，是替国民党，替压迫阶级保卫国家，我不愿干，我要的是加入共产党。我非常苦闷，找不到共产党在那里！我积极的开始看关于国际问题的书，《苏联视察记》我看到了。我又第一次真正明了这世界上已经有了不准人压迫人而且进向新人类的国家，而这国家就是共产党所创造的。我对于加入共产党的心更是非常热切。决心为创造新社会而奋斗……我认为要找寻共产党恐怕只有骆枕寒才有办法。我认为他一定还认得一些共产党。我决定到广州去找他。” [2]

在广州，周文找到了骆枕寒，但是没有找到共产党。没有工作，衣食无着，他们不得不再次返回南京。时局动荡，刘伯量愿意出钱送他回四川，母亲也来信要他返乡，但是周文都拒绝了。靠着刘伯量偶尔的接济，周文和骆枕寒过着极其清贫的生活，但做着极其壮丽的梦。他们互相温暖互相鼓励，读一些社会科学书刊，了解十月革命。这样激越又罗曼蒂克的生活过了几个月，依然难以为继。刘伯量再一次介绍他到安徽省教育厅任事务员，又过上了月薪50元的小康生活。

安徽省教育厅秘书处有一个日本留学归来的年轻人，是厅长的弟弟，叫叶元烁——就是日后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以群。许多年中，凡上过大学中文系的，大都读过他那本大名鼎鼎的高校教材《文学的基本原理》。以群当时在编一本叫《安徽学生》的刊物，他无意中发现周文那儿的一本禁书——苏联小说《一周间》，他开始注意周文，并把他也调到秘书处一块儿编刊物。这份工作比较清闲，让周文有时间写那部酝酿已久的长篇小说。周文的文学生涯由此发端，同时，他的革命生涯也由此发端——周文生平第一次遇见了一个活生生的共产党人。以群成了周文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这一点是那位乐善好施的国民政府林政司长刘伯量先生始料所不及的。

周文死后第14年，1966年8月，文革高潮中，叶以群在上海跳楼自杀。这也是这位革命领路人当年不曾料想到的。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也注意到刘伯量这个人，在周文的文字中，多次出现过这个名字，周文在自传中这样说道他：“刘伯量是我的老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对革命相当同情，我的亲戚——过去当副司令的那位，名贺次璜，我回成都后又和他往来，他对革命无所谓。文艺界如：老舍、马宗融、罗念生、谢文炳、刘盛亚、李劼人、陶雄、萧曼若、刘开渠、厉歌天、叶鼎彝等等，都是自由主义的作家，对革命很同情，和我都很好，现在还在通信。”可以看出，在周文那里，“自由主义者”是一个还说的过去的褒词。

周文这段话中提到的刘盛亚，是刘伯量的儿子，在南京期间，周文曾与他一起筹办文艺刊物。刘盛亚后来留学德国，纳粹上台，刘盛亚写过十多篇揭露纳粹的文章，成为我国最早的反法西斯作家。抗战开始，刘盛亚毅然返国共赴国难，被聘为内迁乐山的武汉大学教授。1957年，与时任川大农学院院长的父亲一起，双双化为右派。1960年，刘盛亚死于峨边沙坪劳改营。

在安徽省教育厅，周文与以群成为形影不离的密友，从他那里，周文读到了《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国家与革命》、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还有苏联版的《党员初级读物》，也读他以笔名华蒂发表的许多作品。

周文倾听，思索，阅读，写作。

周文在以群的鼓励下，开始在他主编的《皖江晚报》副刊《雀鸣》上发表作品。

周文完成了革命启蒙后，以群告诉他，自己是左联的。左联是革命文艺组织，鲁迅也在里面。他们成立了“安徽文艺研究会”，算作左联的一个部分。

周文说：“我在这时期，一直都非常兴奋，我们研究着，工作着。到十月，华蒂（以群）回上海去了，我就介绍骆枕寒给他，骆枕寒也就到了上海。十一月，我便辞去了教育厅的职务，赶到上海，参加‘左联’。因为骆枕寒是修理飞机的技术人员，他们把他介绍给党，送到福建苏区去了，听说他后来在那里当了参谋，带了伤，长征时留在中央苏区。牺牲了！我在‘左联’里参加了一个小组，并担任油印工作。那时‘左联’编一部改编名著的大众丛书，要我编《铁流》、《毁灭》……我开始发表小说，用的笔名是何谷天。”[3]

1933年2月，周文由左联组织部长以群和宣传部长丁玲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被选为左联执委，组织部长，并进入党组，党组的另两位成员是林伯修和周扬。开始了他职业革命家和职业作家的双重生活。

那时候的革命者，没有工资，生活靠自己去挣，住房靠自己去租，苦难与危险靠自己去承担。这些都满足了周文对自己的道德要求，也保证了他道德独立的自我期许。在漂泊的旅途上，他有时和那些底层的穷苦百姓一起挤在混乱肮脏的轮船上，火车里，会有一种融入劳苦大众的自豪感。也为他们的贫穷与不幸感到伤痛。这些，成为他创作的道德背景。

1933年4月，周文到左联的数月之后，他的生活里进入一个女性，这是一个日本归侨的女儿，当时还在上海一个教会中学读书。这个女性就是多年之后我叫她“姥姥”的郑育之。

郑育之，1913年生于日本横滨，1919年归国。父亲是一家金业交易所会计科科长，在当年上海滩上，该算中等人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许多这样人家的小姐，都醉心于革命文艺书刊。郑育之的人生嬗变，与一位当时著名的左倾女作家有关，那就是当时风靡一时的《莎菲女士日记》的作者丁玲。“9•18”事变之后的一天，丁玲由一位地下党身份的老师请到郑育之班上讲课，这是少女郑育之第一次与丁玲相遇，从此，她与丁玲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情谊。那一堂课之后，那位老师给她们几个要好的学生讲了一些丁玲的故事，包括她那个被枪杀的丈夫——作家胡也频。

1932年1月28日，日军分三路猛烈进攻上海，蒋光鼐、蔡廷铠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陆军奋起抗敌，史称“1•28”事变的第一次沪淞抗战爆发，上海进入动荡年代。郑育之等几个向往革命的学生已经无心念书，她们希望找到共产党，数次努力未果，三个十几岁的丫头竟冒昧地给当时丁玲主编的刊物《北斗》写信，表达了这样的愿望。两个月多之后，当她们几乎失望的时候，丁玲委托以群给她们复了信。经过一段时间考验，接纳她们三个女生进入左联工作。

在一次秘密的组织生活会上，郑育之第一次与周文这个曾经天远地隔的川西青年相遇。

郑育之一边念书，一边为左联做一些工作。她当时已经是一名地下青年团员。

参加那次会议的还有以群和与郑育之一起给丁玲写信的姑娘梁文若。那是一次很有意思的会议，在四川北路1649弄，周文租住的一个亭子间，革命说完之后，大家各自叙说了自己家庭的政治经济情况，婚恋情况。周文如实说了自己的家庭，经历以及婚姻和逃婚。梁文若则宣告，她已经和以群同居。

浪漫时期的革命情侣常常走不到头。梁文若和以群最终分手。但是数十年后，都选择了同一条不归路，文革中，梁文若也跳楼自杀。而郑育之却从此与周文风雨相随，一直到周文倒下。

这一年，周文26岁，郑育之20岁，正值豆蔻年华。

3· 上海滩传奇： 革命－文学－爱情

动荡的岁月总是青年的节日，但他们的父母不会这样感受。郑育之和她的同志们开会，学习，刻钢板，发文件，到先施公司楼顶撒传单，到沪东工厂区贴壁报……这些这些危险的活动大多都是在夜间秘密进行的。郑育之的父亲对女儿这样鬼鬼祟祟夜不归宿既担心又恼怒，训斥无效后，常常不给她开门，甚至下了逐客令。郑育之也早已做好准备，陆陆续续将自己的衣物用品转移到周文住处，终于在某一天，住到了周文家。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与家庭断绝了往来。郑育之后来这样回忆他们的那一段岁月：“同居后，为了节约开支，开始了自煮饭菜，我既不会烧饭菜，也不会生炉子，于是由周文独自挑起来，但他计划得很有秩序，只在晚上，用煤油炉烧一锅饭，吃剩的留到次日早晨，用开水泡热两人吃了分头参加组织上安排深入工厂，进行女工的宣传组织工作……两人都无固定收入，生活非常艰苦。如果有了两三元钱，那么个人拿一半作为车费，到了中午，买上两只烧饼充饥。晚饭只有咸菜烧豆瓣下饭。实在开不了锅，就到叶以群家混口饭吃。路上经常会遇到盯梢及密探。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设法摆脱。于是前车门上车，再逐步移到后车门下车。必要时，还得转小街，走小巷。在棚户密集的地带找到只有女性的居户，要求在他们家小便，或要求脱衣等拖长时间，让密探找不到……”[4]

这个小小的亭子间同时还是左联机关所在地。像我们在电影中常常看到的一样，他们两人拉上厚厚的窗帘，通宵达旦写文件，刻钢板，拟飞行集会上用的口号传单，与上下级秘密接头……

革命，爱情，文学……编织成了周文在上海时代的色彩斑斓的背景。这种生活是紧张的，艰苦的，危险的。也是浪漫的，自由的，充满激情和创造力的。

下面是从《周文年表》1933年段中摘出来的一些内容：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周年纪念大示威。文艺杂志《春光》在光华书店出版发行。将鲁迅翻译的法捷耶夫长篇小说《毁灭》改编缩写为通俗本完稿， 5月由光华书局出版发行。发售第三天，被当局查禁。参加青年文学研究会开展的文学创作座谈会，发展了王尧山等人加入左联组织。与汪仑、周钢鸣、刘丹在四川北路跟台湾人张庆璋先生学习日语。在内山书店遇到鲁迅先生并向先生请教。鲁迅向他们介绍了《志贺直哉集》等作品。在圣公会教堂(现山东路145号)楼上秘密地召开新选出的左联第二届执委会，鲁迅参加会议。丁玲约楼适夷到周文住处商讨传单口号内容，周文刻印并带传单参加飞行集会。将苏联作家绥拉菲莫维支的名著长篇小说《铁流》改编为缩写通俗本，由光华书局出版。丁玲和潘梓年被捕，周文迁居。国民御侮自救会总会、分会被封闭，小组转入地下活动。周文夫妇再迁居海宁路。筹款寄给丁玲湖南家乡的寡母。将美国作家迈克.果尔德长篇革命小说《没钱的犹太人》缩写为通俗本。参加左联创作理论座谈会，鲁迅在会上提出认真创作，努力培养新人。参与组建现代文艺研究社，成员有何家槐，周文，夏征农，叶紫，欧阳山、杨刚、草明、艾芜、聂绀弩，吴奚如，丘东平、杨潮、卢梦等。进入左联党组，担任组织干事，周扬出席会议。联系并指导复旦大学左联成员工作。出席暨南、光华大学小组会议。参加左联小组会。联系并指导玻璃厂、印刷厂等工人小组和农民小组的工作。楼适夷被捕，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的工作由周文接替。郑育之娘家被搜，周文夫妇又搬家离开四川北路到赫德路居住在一个亭子间内。由于叛徙出卖，郑育之被捕。周文避住工人区。一个多月后，郑育之被娘家人疏通暂释，保人将她送回娘家，关在家中。在此期间，周文接到母亲来信，弟弟何开富在军阀混战中阵亡。母亲寄来路费要求周文回家，周文退回钱，表示不能离开革命工作……

1933年，周文来到上海的第一个年头是如此多姿多彩。

就在这样如火如荼的一年中，除了上面说到的改写了那三部长篇名著之外，周文还创作了《恨》、《薛仁贵征东》、《一个英雄》、《母亲》等大量小说，诗歌，散文，评论。这一年，他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短篇小说《雪地》，发在茅盾主编的《文学》杂志9月号上。这是一篇以他在西康的军旅生活为素材的作品，述说了那些军阀部队的士兵们不堪忍受军官欺压奋起反抗的故事。小说写完后，周文将它寄给鲁迅先生，很快就收到先生肯定这篇小说的复信，说已将它转给茅盾。与《雪地》同期，还发表了茅盾用“惕若”的笔名写的评论文章《雪地的尾巴》。1934年，鲁迅、茅盾将《雪地》推荐给美国作家伊罗生，收入他主编的中国短篇小说集《草鞋脚》，同时又把周文、刘丹主编的《文艺》月刊杂志推荐给伊罗生。由此开始，周文进入了中国三十年代文学史。另一件事，则让他进入了现代革命史。

1933年9月27日，上海福州路上（今上海汉口路613号），那家在当时看来很气派的东方旅社，入住了一对衣饰华贵的新人。这对新人就是周文与郑育之。这是他们结合半年以来，最像新郎新娘的一天。从第二天开始，他们陆续购进了锅、盆、碗、碟、茶杯、刀叉、汽炉以及许多罐头、汽水、苏打水等食物，还有两只硕大的樟木箱，里面装满面包。看起来，像新人为新生活添置的一应居家用品。这是他们为一次重大的秘密会议做的后勤准备。

此时，由英国肖伯纳、马莱爵士，苏联高尔基，法国古久里、罗曼•罗兰，中国鲁迅、宋庆龄等发起参与的国际组织——“世界反帝大同盟”，派代表团来到上海，准备召开远东反帝大同盟会议，由于当局阻挠与监控。会议只好转入地下。中共中央责成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负责筹备此次会议。周文夫妇购买的那些饮食器具，就是为这次会议准备的。

会期临近，地下党交通前来带领周文夫妇将一应物品运送到开会地点。这对新人上车，直到确认没有盯梢，周文半途下车，他的新郎角色到此结束，因为他还要去起草刻写此次大会的宣传品。到了会场有另人继续扮演新郎。

会址在唐山路附近一幢僻静的红砖洋楼里，临时租用的，里面各种古色古香茶几，长桌，椅子也是临时租来的，连屋里的公公，婆婆，新郎一应亲属也是临时扮演的。当郑育之一行将一应嫁妆搬进屋时，她怎么也没想到这幢居家小楼，数日之后，将有近百人潜藏在里面开一个国际性会议。多年之后，郑育之回忆道：“第二天早上起来，三层楼上已来了六七十个人，在地板上有睡有坐，鸦雀无声。有纪律规定不能立起来在房间里走动，也不能开窗，又不能在窗前眺望，既不能跑到楼下，更不能出大门，只有大小便才能离开房间到厕所。这些人中，指定了两三人，做房主人的厨师和听差，有的派出去买米、买菜、买汽油，有的煮饭吃，因为新搬入这房子，水电还未接通，所以有的还要到老虎灶买水。第一天大家用面包充饥，第二天一听说烧饭吃，都很高兴，都想插手。但是，哪有少爷少奶奶动手做饭的。我们只好闲坐在楼下，警戒着户外动静。饭是一锅接一锅的煮，由于米多，锅又小，烧的饭既生且焦，而且只有咸菜下饭，但每个人都吃得津津有味。烧了一天，也吃了一天，还轮不到吃第二顿。到夜深人静时，不应再烧了，才各自休息。马桶又无水冲洗，于是塞起来了。挑来的水冲进去也漫出来，怎么办？群众有办法，索性把三楼的浴缸当作马桶使用。傍晚，江苏省委负责筹备这个会议的冯雪峰同志到会场检查工作，并带来两个消息。一是说我们左面邻居，是公共租界捕房的侦察头子，另一个是说今晚有重要代表到来，要更加提高警惕，注意作好掩护工作。不能出任何差错。于是，我们进一步检查掩护工作中的缺点，一致认为没有准备好对付强行入内的军警，也没有准备好通知楼上准备战斗的方法。于是我们又做了细细研究，决定采用飞行集会、罢工游行时使用石灰包朝追近来的军警的眼睛扔去，再用铁器与之搏斗的办法。用绳系一铃在三楼，如杂人来，即拉一声，通知代表做好隐蔽；如拉乱铃，即是有军警要上楼，要做好战斗准备，并决定，如来三五个军警，就在楼下干掉，如人多，就引上二楼干掉。这样决定了就分头去购买石灰和废铁棒，又到厨房拆炉台，取炉柱，找砖头。同时迅速把这些东西隐藏起来，以免暴露。

夜幕降下了，后门传来暗号声，代表们又到了，三、五人成一批地引进来，摸索着上楼。夜深人静了，我们还轮流隐蔽在后门右侧汽车房前守候着，不时注视着右侧邻居侦察头子家中的动静。那一夜，除一老一小睡了以外，都不肯睡，坚守在自己岗位上。但是我们的情绪是愉快的，精神是饱满的。夜半一时左右，三个重要代表来了，一看全是外国人，他们也是摸黑以脚尖轻轻地走上楼梯，被引上了四楼。我以为重要代表到齐了，有部分人可以休息了。后听说还有个重要代表未到。于是我们继续等下去。黎明快到了，门外还没有代表到来的暗号，我们开始紧张起来了，以为这位代表出事了。又听说如果这位代表出了事，这个会就开不成了，而且到会的代表们必须迅速转移。好焦急啊！天已蒙蒙亮了，暗号声才传来，引进一位穿黑旗袍的妇女，一看是宋庆龄先生。当时敌人对她监视很严，出门就有特务尾巴跟着，那天她好容易才甩掉尾巴来到这里。”[5]

第二天，1933年9月30日，宋庆龄就在这幢小楼里主持召开了上海远东反战大会。会议决定由宋庆龄，两名英国人，两名法国人，一名比利时人共同调查中国被侵略的实情。那天参加会议的有工农代表，中央苏区派来的红军代表和其他爱国军队的代表一百多人。

会议顺利结束，代表顺利撤走。第三天，家俱店搬走了家具，租房人退掉了房子，像一切都没有发生的样子。但是，此次活动还是被发现了——一百多名代表，在马桶里，浴缸里留下的那些东西。

那次会议上被选为名誉主席的鲁迅先生没有参加会议，稍后在给肖军、肖红的信中说：“会是开成的，费了许多力；各种消息，报上都不肯登，所以在中国很少人知道。结果并不算坏，各代表回国后都有报告，使世界上更明了了中国的实情……会开完，人是不缺一个的都走出的，但似乎也有人后来给他们弄去了，因为近来的捕，杀，秘密的居多，别人无从知道。”

周文来沪的第一年即将过去。最后的那些天不知他如何过的。从鲁迅先生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以下几条：

12月15日：下午得谷天信并《文艺》(三)一本(谷天即周文)。

12月22日 “上午寄俊明信”。(俊明即周文)。

12月30日： “上午得谷天信。”

鲁迅先生日记中提到的《文艺》月刊，此时已经被禁。现代文艺研究社也停止了活动。郑育之依然被软禁家中。

1933年，是周文凤凰涅槃的一年。新的一年又要来了。

其后几年中，周文依然过着这种风雨飘摇或曰风雷激荡的日子。让人感慨不已的是，他竟然总能在这样的日子里不断写出一些作品来，甚至是他一生中最好的作品。我想，这是因为他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东西：自由与崇高。

1934年开始后，随着日寇侵华的脚步声一阵阵逼近，随着国共两党较量的升级，上海滩上的形势也越来越严峻。周文曾这样说到那一段时期左联的境况：“不久，组织部长被捕了。党要我担任组织部长。参加党团。党团是周扬同志任书记，由文委林伯修同志出席领导。这期间，上海的白色恐布一天比一天更加厉害。过去“左联”的工作过“左”，弄得和党一样，参加小组的联盟员的日常工作是贴壁报，散传单之类，在文艺工作上发展得太少，因此有的同志很容易遭到破坏了，有的不愿意作这种散传单的工作，便不参加小组生活，和“左联”的个别负责人发生着不大密切的关系，有的则认为“左联”的工作还不够“左”，便转到别的组织去了。使“左联”的工作受到相当的影响，我于是提出意见，要加强联盟员的文艺教育和文艺工作。一方面在组织工作中逐渐改变着过去的作风，帮助联盟员研究文艺写作问题，帮助介绍稿子出去发表，我自己在这时期，除了经常领导各小组外，也抽出时间来写东西，断断续续的又写了好几篇！这期间的生活全靠这些文章的稿费维持的。”[6]

左联的工作方针调整之后，受到的破坏迅速减少，成员渐渐增加，胡风调来任宣传部长，各项活动又开始活跃起来。但是周文的工作负担越来越重，长期营养不良，身体越来越坏，肺病复发，痔疮加重，走在路上也会掉出来。

这期间他两次被捕，一次是误捕，他们夫妇和彭柏山一起去霞飞路巴黎大戏院看苏联电影《循环》，因为衣着太差，被一俄国商人指认为偷了他钻石的窃贼。虽然没有定罪，但是吃了许多皮肉之苦。一次是接头人被捕，他们被守候在那儿的巡捕抓住。这两次最后都由郑家出面，花钱具保化险为夷。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对他们反叛的儿女们，总还有一些仁爱之心，骨肉之情，和许多年后，他们的革命儿女对他们的大义灭亲不太相同。

周文向组织请假，得到了批准。他一边写作，一边用写作换来的稿费养病。周文后来说：“因为肺病，因为两次的被捕，因为一次挨了毒打，我便作较长期的休养。为了文艺工作，也为了生活，这以后的一年半我完全是在写小说，而我这时期的小说也特别写得多，有二十篇之多，当时曾被傅东华在文章上说我多产。其实我还开始了写长篇《烟草季》。至于我们这一年多党的关系仍然是由路丁同志和我们发生联系的。”

三十年代中后期，周文几乎写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批作品。八十年代后出版的几个集子，收录的也大都是这些。其后的岁月中，他虽然又写下了各类文字数百万，我想，今后能留下来的，还是那几年的。那是他一生中任情率性的一段岁月。许多文学界老人，都记得他和傅东华的那一场“盘肠大战”。

傅东华该算是周文的前辈了，周文出道之初，傅东华已是著名的学者、编辑、翻译家，1935年，傅东华在他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周文的《在山坡上》，小说中写道，一场血腥混战之后，战场死伤一片，夜半，一个腹部刺破肠子外流的士兵醒来，发现与他肉搏的敌手也受伤未死，于是又是一场残忍的带伤厮杀。傅东华认为这一细节不真实，未与作者商量，擅自删去与此情节相关的两千字。这本是一桩不算太小也不算太大的事情，再说傅先生主持《文学》以来，已发过多篇周文的作品，似乎并无个人嫌隙在里面。但有着战场生活并亲眼见过类似场景的周文较真起来，写了文章为此辩解，对傅的删稿表示抗议。傅东华也迅即回应，周文再作反驳，你来我往，刀光剑影，紧接着，又有观者参战，拥傅的，挺周的，有的说文学与生活，有的说作家与编辑，有的由两人的身份背景牵扯到各自的文学派系……一时间，上海滩打起了一场文坛“盘肠大战”。这官司就打到鲁迅先生那里去了。

鲁迅先生亲自向日本军医了解腹破肠出，是否仍可继续搏斗，得到肯定答复，但又担心周文过于执着，陷于长期纷争，反误了自己的写作。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廿四日，写信给胡风说：“前天得周文信，他对于删文事件，似乎气得要命，大有破釜沉舟干他一下之慨。我对于他的办法，大有异议。所以我想最好于明年小饭店开张时，由你为磨心，定一地点和日期，通知我们，大家谈一谈，似乎比简单的写信好。此事已曾面托肖吟太太（即肖红）转告，但现在闲坐无事，所以再写一遍。也因心血来潮，觉得周文反会中计之故也。”

一月廿九日，当胡风代鲁迅邀周文到陶陶居吃饭，鲁迅先生对周文说：“创作应该是艰苦地、不断地、坚韧地去做的工作。譬如走路，一直向前就是。在路上，自然难免苍蝇们飞来你面前扰扰嚷嚷，如果扰嚷的太历害了，也只消一面赶着，一面仍然向前走就行。但如果你为了赶苍蝇，竟停下脚步，或转身去用力和它们扑打，那你已经失败了，因为你至少在这时间已停滞了。你应该立刻拿起你的笔来。”

周文深受启迪，感动至极，将这一场大战打住。后来，鲁迅先生还是在《半夏小集》一文中，批评了《文学》杂志主编对待青年作家的态度。

傅东华先生因这场笔墨官司及其他非难，辞去了《文学》主编一职。他长周文20岁，但比周文多活了近20年，也是一位对中国文学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人。他翻译的《飘》，《红字》，《琥珀》，都是我年轻时代爱读的书。现在看当年那一段删稿之争，与今天的一些事儿相比，觉得是太过轻巧了。只是周文那种可爱的执着率性，到得后来，却再也没有见过。

那些年中，周文除了文学写作，依然做着一些重要的，不能为人所知的事情。比如秘密营救丁玲出狱并安排护送到延安，受鲁迅先生委托购买火腿、香烟、围巾，带到西安，转送延安的中共中央，又从西安夹带密件，经费回上海，在鲁迅先生和冯雪峰，胡风之间做交通，联络斯诺去延安采访，采买延安方面需要的一些急需用品，掩护长征中受伤的政治局委员王稼祥去苏联治病——在上海，敌人的眼皮子下面，让王稼祥在一栋小楼里隐藏了三个月，一边疗伤，一边等待赴苏的机会，周文则在掩护陪伴王稼祥的那一段时间里，完成了长篇小说《烟苗季》，同时还成了一位疗伤换药的外科护士。

我后来才知道，当年读中学时，方志敏那曾经感动过我们的《清贫》、《可爱的中国》，也与周文夫妇有关。

当读过这两篇文章的学生们已经进入中年时，郑育之回忆了当年的往事：

“一九三六年，冯雪峰同志来上海后，有些东西交给周文保管，周文管不了，就交给我保存。王稼祥同志来前，为了确保他的安全，存放的许多文件除由冯雪峰同志拿走外，其余都烧毁了，只有卷成一卷的《清贫》和《可受的中国》两份手稿，冯嘱我暂存。王稼祥同志来沪后，先到我们旧居住，然后一起搬进新房，这两份手稿也带到新房子去了。不久，王稼祥同志要我们检查一下，有无粗心大意留给敌人以借口整人的证据时，我就提出这两份手稿，恰巧那天潘（潘汉年）、冯（冯雪峰）先后来到，我把两份手稿的事提出来请示处理意见，他们当着我的面跟王稼祥同志一起研究、讨论，一致意见是要很好珍藏起来，以免丢失。这时，我才知道这是方志敏烈士的遗著。过了两天，潘、冯一起来，潘还带照相机，一页一页地拍下来，并把底片拿走。原稿则由冯雪峰同志转移到别处保存。六十年代，我在一个展览会上看到展出《可爱的中国》，惊喜交加，喜的是这文稿保存下来了字迹还非常清楚。我想，三十多年的战争岁月中能够保存下来是多么不容易啊！冯雪峰同志将原稿转移到哪里保存，我并不知道。但是，为了保存这两份手稿，王稼祥、潘汉年、冯雪峰同志确实有很大功劳，虽然主意是三个人研究定下来的，但估计王稼祥同志的意见要多一些。[7]

……我常想，如果让周文一直活下去，给他一个清明安宁的环境，他该可以写出许多奇谲瑰丽惊心动魄的作品来的。这世界上许多的精彩，都随了他们的主人永远埋入地下。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周文在第一时间里从冯雪峰那里得到消息，立即参与先生的一应后事，治丧，守灵，下葬。是为鲁迅抬棺的16位青年之一。当许广平母子处境危险的时候，又安排他们与郑育之父母一家同住数年，尽力保护她的安全。其后鲁迅的每一个忌日，在上海，在成都，在延安，周文都是纪念活动的重要发起者或组织者，写了许多关于鲁迅先生的文章。

这一切，周文都很少说起，也很少见诸于他的文字，连到了延安之后的那份向党中央交心的万字自传里，也一字未提他与鲁迅那些足以耀人的私交和地下党时那些重要活动。周文是一个自尊的，内敛的，甚至是慎独的人。

4·大风起兮云飞扬：在抗战的成都

1937年抗战爆发。同年8月13日沪淞会战开始。周文放下了小说创作，写了一系列抗日救国的杂文、评论，诗歌。此时，因为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在共产国际授意下，左联已经解散一年多了，上海的危势，也不可能再开展更大的文化活动。周文主动要求到四川去做统一战线的工作。他说：“我己懂得了许多，对于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工作的方式和方法，我更觉有了很多把握。潘汉年同志和冯雪峰同志都愿意我去，由潘汉年同志给我写一封介绍信到成都去找李一氓同志，并带一份关于成都救亡活动分子的秘密调查报告给李一氓去。”[8]

1937年9月，周文经南京到武汉，找到胡风与董纯才，稍事停留后，又乘船入川经重庆到达成都。这是他7年前乘风破浪下江南时的同一条路线，只不过这一次是逆流而上。

离家七载，周文返川。船入夔门的时候，不知他还记得当年永不还乡的誓言否？

曾给周文许多关怀与帮助的恩师刘伯量先生，此时也在成都，任四川省政府设计委员会委员。周文一到成都，就去了文庙前街15号的刘伯量先生家，还在他家吃住了一段时间。周文说：“他这人是一个学者，爱好文艺，他知道我离开他以后的几年来，不断的努力创作，出过好几本书，在他看来在创作上是算得有了点成就，在社会上己小有地位，对我过去的对他断绝关系并不介意，而且对我更好些。我到成都就住在他的家里，从他那里认识了许多他的同事和教授之类，渐渐扩大我的社会范围，我到的第二天，正是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开成立大会的一天，他约我一同去参加，他还要我作一番演说。”[9]

潘汉年要周文去接头的李一氓却没有找到，他已经到南昌新四军去了。周文立刻写信与潘汉年、冯雪峰说明情况。决定自己独立开展工作。

7年前，周文以一个彷徨苦闷的文学青年之身出川，7年后，他重返故里，已是一个知名作家，文学组织者，坚定的革命者和成熟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者了。

在这块当年被诅咒的土地上，周文如鱼得水，纵横捭阖。

成都文艺界得知周文回来，为他举行茶话会欢迎会。他们希望周文帮助他们，领导他们。他为文艺工作者协会的朋友写稿，看稿，编刊物，和他们个别接近，去认识他们。周文还结识了川大的一些老作家老教授，如朱光潜，罗念生，谢文炳，陈翔鹤等。周文将二十余位知名作家教授上层知识文化界人士，组成成都文艺界联谊会，推动他们出版文艺刊物，又将七八十位文艺界青年组织为成都文艺工作团，周文参加了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在艺术委员会负责文艺组，又结识了成都的许多救亡活动分子，很快在成都打开了工作局面。胡风等人在汉口筹备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周文与他常有联系，借冯玉祥，老舍来蓉之机，成立了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一时间，这座悠闲的古城热闹起来，雨后春笋般涌现出近百个文艺刊物。

直到此时，周文依然是一个自食其力的自由职业者。经刘伯量介绍，他到设计委员会文化委员会任助理员。后又到成都市政府任科员，有了每月八十元的薪金。成都市长杨全宇是刘伯量的同学，对周文很好，使周文有更多机会来做他的工作。后来，在南京曾与周文一起做过创办文艺刊物梦的刘盛亚从德国回来，终于通过父亲筹到款项，与周文一起创办了《文艺后防》。

到成都之后，周文才知道，老家的元配在失去周文音讯多年又听说他已经死亡的传言之后，改嫁他乡，不知去向。周文从荥经接来了母亲、七年未见的大女儿和出走后才出生的小女儿，郑育之也取道香港来到成都。周文一边做着自己的文化活动，一边过起了老少三代天伦之乐的家庭生活。在日后远赴陕北的时候，带上了一直未尽为父之责的两个女儿，于是，数十年后，才有了我的妻子李虹和我的岳母何靖康。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不可捉摸。

许多年后，我和周文的成都老乡谢韬先生聊天，谈到周文为了工作方便，买了一辆自行车，还请了保姆，每月给工薪5元。谢韬先生说，5元？很高的工薪啊，那时候，请一个保姆2元就很高了，自行车更是稀罕物，比现在小车还时髦。

周文并无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的轻佻，也没有乱用自己在党内的身份与人脉，他将自己的使命深藏起来，以一个文化人本份踏踏实实做一些他热爱的工作。以至于一些左倾青年私底下说他很灰色。

2007年7月，在成都，我寻访了许多周文当年活动过的遗迹旧址，秘密接头的努力餐馆，碰头聚会的望江楼，居住过的桂花巷，举行集会的人民公园，办过鲁迅纪念展的图书馆，还有他当年来来回回走过无数次的大街小巷……有些建筑还在，有些连一整条街巷都消失了，满大街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还有人记得当年那些个激越又紧张的日子吗？努力餐馆已经重新改建装饰一新，要不是招牌上那几个字，便是周文再世，也不会认出它来。他的老板车耀先是我少年时读《红岩》就铭记在心的人物，还有罗世文，朱亚文，这些周文当年的战友，都死在他们的梦想即将实现的时刻。

1939的一件事情，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

设于抗战前线二战区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聘任周文去做教授。周文后来说：“一个从事文艺工作的，在这抗战期间不到前方或其他地方走走是不会写出有力作品来的。我很想到延安来走走，再到前方去。我把这事提特委讨论，特委同意我来延安。恰巧林老（林伯渠）、吴老（吴玉章）、王明同志到成都，他们向我说，还是到民大去的好，到那里可以埋藏下来在那里工作。我便决定往民大去。”[10]

5·擎火出剑阁：向延安

1939年12月10日，周文带了妻女和一百多名在川招收的民大新生，从成都出发，开始了五十多天，三千多里的长途跋涉，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1940年初，周文第二次出川了——出剑阁，翻秦岭，下咸阳，走到西安附近，传来民大生变，阎锡山和共产党闹磨擦了。于是带上队伍直奔延安。

1940年2月2日，周文和他的队伍到达延安。

生活就在那一瞬间改变了样式——那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是以一种庄严，热烈，严谨，朴素并不可变更的方式呈现在他的面前的，几乎所有的人一进入这样的新生活，都会热血沸腾。

一踏上延安的土地，首先前来迎接他们的是民众剧团团长柯仲平和他的团员们。柯仲平与周文紧紧拥抱，然后将他们送到青干校落脚，召开欢迎大会，冯文彬致欢迎词。周文一家先被安排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下榻。第二天，丁玲接周文一家到延安文协的窑洞住下，那是他们的新家，再也不需要自己东搬西迁找住处了。一天三餐都由组织供给，再也不需要奔波一天回来还要用汽油炉子煮泡饭了，这里没有工资，但是一应物品都由组织上供给，还有免费的医院，卫生所，和上门服务的医生和护士，再也不需要用稿费养家糊口治肺病了……

周文到延安的第三天，在延河边遇见毛泽东。这位日理万机的领袖似乎对周文并不陌生，当即就约了周文去他那儿谈话。毛与周文的谈话连续进行了数日，关于周文三十年代的工作情况。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二个口号的论争。关于白话文、文言文、大众语的论争。关于第三种人。关于鲁迅先生的逝世，及鲁迅先生对他的培养。然后伟大领袖给他安排了工作——办一个大众读物社，以提高边区军民的政治文化水平。

本想到延安后，安安心心坐下来写作的周文，几乎没有任何犹疑地遵从了毛泽东的安排，迅即到边区党委报到，研究社址经费、物色编辑人员，通过中组部调进胡绩伟任《边区群众报》主编，张思俊、白彦博任通讯科正副科长，林今朋、庄启栋任丛书木刻科科长，赵守一任编辑科科长，还调入了胡采、方之中、高茜规、朱明、杨蜚生各类工作人员。很快，连报社的办公窑洞也打好——是丁玲主持设计的，窑洞内有土沙发、土床架、土书架、土食品架等。一切都是这样高效，快速，井井有条，和上海滩的那种自由散漫各执一词判若天壤。那时候，可以不辞而别，可以请假养病，可以争辩，可以抗拒，可以把论战打到各种报刊媒体上去，也可以随意就不参加活动了。

这里的一切都是全新的。都是周文从未经验过的。

周文带着家小和一百多新生从成都出发的时候，曾向那位做了军官夫人的表姐借了200大洋，以备路途不时之需，到了延安，才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偿还能力了，也没有钱来赡养家中老人。他跟周恩来说起此事，周恩来在一次去成都时，带了周文的亲笔信，亲自登门偿还了这一笔债务，同时安排四川有关人员，照顾周文家人，一直到后来周文接母亲进京。

周文从踏上延安这块土地的第一天起，便进入了他人生中的急速运转时期，开始了他长达12年的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及意识形态宣传的组织和领导工作。直到1952年7月1日嘎然而止。我手里一部长长的周文年表，这一段时间的各类活动，占去年表篇幅一大半，满满当当几乎都是以日记载的，一天紧跟一天。

周文到延安的第一个职务是大众读物社社长，兼任《大众文艺》主编，同时还任职于中华全国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新文字协会、延安反侵略分会一些社团组织。此后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陕甘宁边区秘书长，晋绥分局秘书长、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兼晋绥《抗战日报》社和《晋绥大众报》社长，中央马列学院秘书长兼中直常委纪检会委员……许多时候身兼数职。那是他一生中工作最繁重的时期。

与周文年表中密集的工作记载相反，赴陕后的12年里，却再也见不到与他内心相关的文字了，也见不到他一生钟爱耿耿于怀的文学创作。

有一个问题一直让我好奇，周文，这个被自由，民主，思想解放为标志的五四精神滋养的文化人，以他的出身，经历，个性气质，社会关系，文学背景及思想观念，是如何经历了踏上延安土地之后，那些疾风暴雨的岁月——特别是长达三年的延安整风？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想看看第二次出川，来到革命的摇篮新中国的发源地延安后，周文的内心世界。

1942年，周文也参与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刚刚结束，高层一声“特务如麻”，边区顿时坏人遍地，整风运动迅速升级，晋绥，晋察冀，太行根据地也一片风声鹤唳。大批党政文化干部，特别是那些白区来的大小知识分子顿时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人人自危。周文的师友同道也一个个陷落。《野百合花》的作者王实味第一个被送上祭坛，紧接着是周文的入党介绍人，被毛泽东誉为“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丁玲，然后是他们夫妇在上海地下党领导，直接在周恩来手下工作的吴奚如，还有艾青，肖军，艾思奇……数以万计的“国特”、“日特”、“CC”、“复兴”、“汉奸”、“叛徒”、“红旗党”被揪出。关押，批斗，肉刑，自杀，逃跑，痛哭流涕或乱说乱咬，成为这些知识分子拥抱新生活的第一份作业。

从1927年江西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始，中共的党内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但在偏安一隅的延安，开展如此漫长，如此浩大，如此残酷的运动，确实让人匪夷所思。这一切，都是周文从未经历过的——当那些师友同道历尽屈辱甚至丢了性命的时候，他内心又是何种状态呢。他这个出身旧式家庭，有过复杂经历，两次被捕，长期在白区工作的知识分子是如何躲过劫难反而一步步升迁的？依他当年在上海滩与傅东华先生论战的脾性，他又是如何免却了口舌之灾的？

我一直想看看他的日记，他的信件，和所有与他内心有关的文字，竟都没有。

八十年代初期，我出差上海，在郑育之（当时我已随夫人李虹叫她姥姥了）家住了几天。第一次见到这位与中共许多重要人物打过交道的上海滩上传奇人物。让我很意外——她已经全然一副里弄老太的模样，一身灰暗的老式春秋装，短发花白凌乱，步履琐碎，家里乱得一塌糊涂，信函，文件，书刊一摞一摞堆得到处都是。郑育之极节俭，周文家的后代，都能说得出郑育之几件“抠门”的故事，旧信封要翻过来用，写东西常在字纸的背面，所有的废旧零碎都宝贝一样收藏着，买一只咸蟹切八瓣当一家人的下饭菜……我陪她去买菜，两只萝卜，一把小葱，几两肉。只有一样，为了周文的事儿，多少钱都舍得花出去。

周文去世时，她39岁，从此没有再嫁，一直到90高龄辞世。整整半个世纪，她除了几段岁月有一些降职安排的工作要做，几乎全部生命都在为周文忙碌奔波，为周文的昭雪一次一次赴京申诉，有时候在那里一住数月，招待所，地下室，有一餐，没一餐，就像现在那些专业访民一样。四处探访周文故旧老友，仔细搜寻周文的每一个字——我今天所看到的百万资料和大量图片，都凝结着这位执着老太的血泪与痴情。

在郑育之家的那几天，她刚好在清理文件，我便要她给我找找我想看的那些东西。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一本四十年代的日记。郑育之说，周文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便是在地下斗争的危险中和抗战初期的繁忙中，他也尽可能写着日记，还保留大量信件。这些文件——包括鲁迅先生给他的信件及赠书，在他第二次出川时，都放在一只箱子里，交给刘盛亚保管，后来在日寇轰炸成都中遗失了。

兴致勃勃读起这本日记，发现全是公文——工作笔记，会议纪录，事务安排，有几处写到与生活相关的，也是衣食住行开荒纺纱之类。有一些页面或段落被浓重的墨迹涂抹，用尽办法，也看不出原来的文字。后来，周文的夫人与子女整理出能找到的所有这一类文字，依然没有我想知道的内容。周文的日记从1940年3月到1944年2月，整整4年间全部缺失。1944年之后的日记，和我当年看到的那一本一样。

那些年，他写下的文字数以百万计。而作为一个作家，在自己的文字中表达的个体思想和心绪，也是缺失的。

1946年，周文奉调到重庆任《新华日报》任副社长兼主笔。那一段时间，共产党一南一北两大报纸（另一个是延安的《解放日报》）留下了中共新闻史和思想史上最绚丽的身影。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前些年的一本书《历史的先声》，里面文章大多来自于这两份报纸：周恩来在国统区领导的《新华日报》和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里面那些抨击国民党专制独裁，张扬民主自由理念的文章，教育鼓励和召唤了无数追求进步向往新生活的人们，直到今天，里面的许多话依然掷地有声。作为副社长和主笔，其间想必留下了周文的许多文字或思想。如果是这样，我想那就是周文在他的文字生涯中又一段值得珍视的岁月。只是他不会想到，半个多世纪之后，这些当年国民党政府都没有查禁的文字，被自己的机构查禁了。

1946年9月。周文奉召返回晋绥。

其后的五六年岁月，风雷激荡气象万千如梦如幻。根据地土改，内战，建国，镇反，全中国土改，审干，抗美援朝，批《武训传》，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每一样都是惊天动地的大手笔。

建国前夕，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将在北京召开。周文接到晋绥分局党委书记李井泉通知，让他带队前往参加。他文心涌动烦乱不安，觉得自己多年已经没有作品问世，无颜去参加这样一个全国文学艺术界的盛会，也无颜去见那些多年未见的各方文友。他婉谢这样的安排，提出另换他人前往。被说服后，他终于去了。

1949年6月，柯仲平、周文率西北团进京。

周文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大会联络处主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在大会上作了晋绥文艺工作的报告，又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任组织部负责人，在这次大会上，他与冯雪峰，丁玲，胡风等一大批故旧相逢，再一次燃起了重返文坛的欲望。

会后，周文回到晋绥，收到中央通知，让他准备参加接管四川西康，当时，西康还是一个独立省份。周文异常兴奋，那是他的故乡，那儿有自己阔别多年的亲人友人，有自己熟悉的土地山川，他准备在那里续写《烟苗季》的姐妹篇。还要让又是一别十年的母亲看看新添的孙儿孙女——周文的两个弟弟逝去之后，那宝贝孙儿，成了何家唯一续接香火的独苗。

正在等待出发命令的时刻，接到周恩来一纸电文，调周文到中央政府国务院写作组工作。周文的文学梦再一次破灭，他有些沮丧。向中央组织部报到后，他去见周总理，希望去学习一个时期马列主义理论再工作，周恩来同意了，安排他到马列学院担任秘书长，并告诉周文，马列学院已有个付秘书长，担任行政事务工作，他可以抽出时间边工作边学习。

我不知道周文提出这一要求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是真想加强理论修养，还是回避那种公务写作，寻机迂回到自己喜爱的文学创作中来？到马列学院之后，他参加谢觉哉率领的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去了南方数月，收集了许多素材，想回来写小说，依然没能如愿。

周文接来了母亲和岳父。大女儿何文康，二女儿何靖康也已经工作数年，两个女婿都是年富力强的红军干部，一跨下马背，就接二连三地给周文添了一群外孙、外孙女，四世同堂了。二十年的艰苦奋斗披肝沥胆，终于换来了和平年代的幸福生活。在他看来，这样的日子将会长长久久地过下去，他总有机会写出许许多多的好作品。

6·周文之死

谁都没有想到——包括他自己，一年之后，他会忧愤而孤独地死去。

周文死在三反运动末期。他本人当然不是老虎。个人品质上，他是一个清正廉洁到无可挑剔的人，他身上有着中国旧式文人不可救药的道德洁癖。他受命打老虎。老虎没死，打虎的死了。中国的事情常常如此乖谬。关于这一个微妙，复杂，充满中国政治诡秘色彩的过程，至今也没有谁人将它说明白。

1951年末，毛泽东发动了 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运动。

这是建国后短短两年中，继“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抗美援朝运动”，“三查运动”，“民主改革运动”，“批武训运动”，“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 等大大小小十几次运动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与前者不一样的是，这一次运动的矛头主要是针对党内的。

随着中共进城执掌政权，一大批共产党人迅速蜕化变质，贪污受贿，挥霍浪费，勾结奸商，中饱私囊，吃喝玩乐，吸毒嫖娼，投机倒把，生活腐化……这一幕幕，让半个世纪后的我们是如此眼熟。

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东北局书记高岗，随着朝鲜战局进展和财政困境的出现，这位东北王首先提出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口号——让人震撼的是，两年多后，这个率先提出“三反”口号的人，因另一类罪名举枪自尽。

毛泽东很快注意到这个令他焦虑的现象。

不久，著名的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后任书记兼专员张子善一案浮出水面，两人总计贪污挪用公款约二百亿元（旧币，一万元相当于一元，后同）左右。紧接着各地一批大案要案的报告送上毛泽东案头。毛泽东震怒，发出号召：“发动党内外最广大群众（包括各民主党派及社会民主人士），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贪污分子、浪费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当然大多数不是反革命分子（可能有一部分人即是反革命分子），他们的罪名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但这个问题现在已极严重，必须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去进行斗争，一样的用死刑和徒刑等对待他们，并且一样的要查明情况，心中有数（犯贪污的占全体工作人员的百分之几，轻者重者最重者又占百分之几），精密地掌握这一斗争。”他并且表示：“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11]

马列学院成立于1948年7月，刘少奇任院长、陈伯达任副院长，杨献珍任教育长，主持日常工作。周文任秘书长，主管教学。

三反运动开展以来，中直机关动作缓慢。毛泽东很不满意，指示说：发动不起来，一律撤职。如有不干净，撤职加开除党籍。

马列学院也受到中直机关党委的批评。1952年初，中直机关党委副书记刘华峰代表中直机关党委到学院，直接指定周文负责学院“三反”“五反”运动，并根据群众举报，点名将副秘书长刘元士作为“老虎”重点。刘元士是一个1926年入党的老革命，在高层有着丰厚的人脉资源。与马列学院的重要领导关系也非同一般，给这样的“老虎”拔牙有何风险，周文这一介书生没有好生思虑。

马列学院打虎队成立之后，经过一系列内查外调，初步查明，刘元士及另外两人——沈瑛（该院生产办事处副主任）、于维琛（该院修建科采买员）三人的经济问题，金额达2.33亿元。主要是四笔款项：

1：刘元士与进驻东北兵工制材厂的私商李德庆联手，“私用马列学院名义要了49个车皮”，贩运出1300立方米木材，并替宝隆商行以每立方米172万元的价格介绍卖给中直机关修建办事处所属光华木厂700立方米。仅此一项，李德庆按成交价的10%给予刘元士报偿，刘自己坦白，李德庆给了他一亿两千万，他曾一度说他因此成了宝隆商行的半个老板。

2：在这1300立方米木材中，刘元士经手为马列学院购买700立方米，价格为每立方米98.8万元，但其中有130立方米报价每立方140万元，冒报5356万元。此款虚悬在修建科账上，已经半年，成为黑钱，刘坦白，想上腰包，但因有沈瑛、于维琛等几个都知道此款，还未下手。

3：刘元士挪用马列学院修建款12亿元，与私商大鹏汽车修理厂合伙倒卖汽车，刘坦白，大鹏老板给了他5000万元。

4：刘元士替大鹏汽车修理厂介绍2部汽车，卖给中共中央华北局。刘坦白，其中一部，他从大鹏汽车修理厂取得200万元的佣金。[12]

此外，刘还有买木板贪污了1000多万元，帮献珍同志做皮袄子贪污了5万元等其他零星的贪污款，报告上交之后，“打虎队”又查出刘截取银行利息款，买卖股票等多项问题。

这些数据得到多方确认后，范若愚组负责写成刘元士材料。沈瑛、于维琛两人的材料也由专门小组写成。最后，组织决定这些材料交由周文汇总，并且经过“打虎队”、学院和中直机关党委会等多层宣读，征求意见。关于报告形成经过，周文后来说：“党委会的三反总结，是党委分配了几个同志分担了各段的初稿，党委开会分配的那天，我不在家，几个同志写好交党委看后，党委指定由我执笔把它综合起来。”“我当时想到那经验的内容，在学校报告过两次，在中直党委召集的大会上报告过一次，后来又征求过打虎队一些同志的意见，没有了意见，由于中直党委指定写并催着要，我就没有再交党委看就直接送去了。”[13]

这份以周文个人署名的《打刘元士“大老虎”的经验》材料，通过中央直属机关党委送交中共最高领导。毛泽东很快批示“此经验很好，转发全党参考”。

这是周文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领导党内的政治运动。他太幼稚。竟然在报告里写下这样的文字：（刘元士）是1926年的党员，‘资格’很老，曾和伯达、献珍同志一起坐过牢，共过患难，到马列学院以来，他认定献珍同志一直对他很信任，在公审大会以后他还在念叨着。二、政治上很落后。他整年不看党报，长时期不缴纳党费，对政治很不感兴趣。三、有流氓性。他过去作地下工作时和京津一带的流氓关系很多，他自己就很流氓。四、贪污手段相当老辣，有好些事情从表面看来都可以作两种可能的解释……[14]

如果说，毛泽东是从巩固新生革命政权，强化个人权威的角度发动了这一场运动，我想，周文则更多是从道德立场来看待这些贪赃枉法的人们。

周文是从一个污秽的环境中出来的，在他青年时代的各种任职中，有无数的机会收受贿赂敲诈勒索而发财，也有无数机会阿谀奉承见风使舵而升官，他所以厌恶并拒辞这一切，是因为他希望进入一个更纯美的世界。这也是当年许多出身钟鸣鼎食之家而全心拥抱革命的知识分子们的乌托邦。

周文太单纯，他没有想到这样一桩正义在手天经地义的事，到后来变成自己的炼狱。

像中共的许多运动一样，势如破竹排山倒海地开场，柳暗花明和风细雨地谢幕。作为非法制化的一场全国性运动，“三反”“五反”带有天然的弊端。最高领袖强力推进，“打虎”指标层层加码，时间紧，任务重，不少单位沿用多年以来的关押、吊打、车轮战、逼供信等手段，打虎越多越光荣。造成冤假错案无数。数月下来，有人杀人，有人放火，有人发疯，光中直机关就有22人自杀或自杀未遂，14人逃亡。三反运动开展数月之后，中央决定三月底开始甄别工作。

马列学院因“三反”开展较晚，于是出现了周文报告递上不久，就进入运动后期。老虎的问题放下了，利用下面上报部分数据不够准确，开始追究打虎人。

在学者朱鸿昭的《周文，走出延安的第一桩文人案》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刘元士与杨献珍曾经于1930年代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下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31～1936年期间被逮捕同时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后经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报请当时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总书记洛甫（张闻天）批准，同意他们按照监狱当局的要求办理手续出狱。同时出狱的六十一人中还有徐子文（安子文）、张永璞（薄一波）等。刘元士不在这六十一人之列，但他与杨献珍、安子文等人在草岚子监狱共同度过一段艰难的岁月。

而杨献珍被捕，是因为此前中共顺直省委交通科科长周斌（周仲英）和秘书长徐子文（安子文），以及由组织安排刚从上海到天津的陈伯达（被捕后化名王通），在天津英租界集贤里中共顺直省委招待处被捕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指派胡鄂公、杨献珍乘船从上海到天津，‘设法通过一切关系，尽一切可能营救天津被捕的同志出狱’。他们积极活动，四处奔走，始料不及的是，1931年7月24日杨献珍在北平虎坊桥刘少白家被捕。

这一段极其复杂曲折的革命斗争经历，使得刘元士、杨献珍、陈伯达、安子文、薄一波、刘少奇之间，结下了非同寻常的情谊。”[15]

也是这样一段非同寻常的情谊，让上述各位在文革中陷于灭顶之灾，那就是当年轰动全国的“61人叛徒集团”案——不过这已是后话。

三反甄别开始之后，“杨献珍便向刘少奇、安子文汇报了他个人的看法：他不相信刘元士是‘老虎’。安子文等来重新审查，结果证明刘元士没有贪污行为，遂取消了扣给刘元士的‘大老虎’的帽子。”（孙春山《无悔人生•杨献珍》）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方面并没有给出有力的甄别平反材料，也没有查出任何逼供信捏造罪名的事实。对此，朱鸿昭诘问：“如此严肃的组织行为，如此认真的内调外查，如此负责的政治态度，如此确凿的经济数据，为什么很快就被全部推翻了呢？甚至连刘元士自己本人已坦白承认的事实都置之不顾？原因很简单，正是因为这份材料的确凿可靠，才有那么大的份量，足以动摇与刘元士有利益关系者的地位，于是，招致政党政治体制中某些利益群体的迅速反击。”

5月，继刘少奇来到马列学院之后，安子文也到马列学院作报告，将问题引向周文的政治野心：“周文在此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三反一开始就对准献珍的，那就很不应该的。马列学院在三反中有一股歪风，周文要负很大责任的。犯了这个错误，应受适当处分。”

这样，1952年5月以后，虽然马列学院开展的仍然叫“三反运动”，但内容已经转变为周文的清算。

其后近两个月，周文陷于无休无止的批判，检讨，再批判，再检讨却无法过关无法解脱的屈辱与苦难之中。他甚至需要拿了检讨书，到一个一个学员班去念去征求意见……

在最后的时刻，他去找副院长陈伯达申诉。在1952年5月19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晚上和伯达同志谈我最近对学校工作的意见，我谈话时很激动，哭了，但我又忍耐着。我希望他最近多注意学校的问题，帮助加以解决。我也谈到我近来的痛苦，这痛苦是这两年就积压下来了的。”[16]

陈伯达的冷漠与偏向，给了周文最后一击。

早年失怙，家族倾轧，母亲专断，婚姻不幸，周边世界又是那么残酷污秽，这些在周文性格中烙下了深深印记。他内心敏感而丰富，却喜怒不形于色，连他那些写生死搏杀的文字也是冷峻克制的。不似许多五四以来的作家诗人那般多情浪漫。在我读到的所有文字中，第一次见到他说自己哭了。并说到自己的痛苦已有两年之久。

周文青年时代就职多次，一旦不适便会拂袖而去——包括一些在人看来安稳舒适的肥差。但此刻，他只能痛苦，只能饮泪，只能任由一张无形的罗网将自己紧紧缠住而不得脱身。

6月29日晚，安子文在中组部亲自主持会议，马列学院党委会全体同志和各班班主任参加，对周文进行批判。会议从晚上7点开到次日凌晨5点，周文的检讨仍然没有获准通过。

周文是一个过于自尊的人，在这危难的时刻，在这绝境之中，他没有求助于将他调来北京的周恩来，也没有诉诸于将他的报告转发全国的毛泽东。他宁愿自己独自承担这一切。

周文将母亲接来之后，努力竭尽人子之孝，每晚都要去母亲卧室请安，然后回自己房间，再工作到夜深。6月30日午后，也就是经历了通宵批判之后，周文从城里回到西郊的马列学院，他对母亲说，许多天没有睡好，今晚就不来了。母亲不知道，这是儿子最后的诀别。

周文回到房间，在外间桌子上放置一张纸条，然后将卧室门闩插上了。

第二天午后，母亲来叫周文，叫了三次，都没有动静，老人捅破窗纸，从窗棂中看去，他躺在床上，满嘴白沫，一动不动。母亲叫来人破门而入，周文已经死去。

外屋桌上，有周文放着的一张纸条。笔耕一辈子的周文，最后留下两句非常朴素的话： “我要好好睡睡，请不要叫醒我。”

后来，在周文口袋里发现了一封给安子文的短信：“我的错误是很严重的，我是诚恳接受党的任何处分的。我在近月来对自己作了痛苦的斗争，决心彻底检讨自己的思想。我在前天晚上的检讨，在我自己觉得是把我自己的思想毛病都检讨出来了，我是下了很大决心来说出我这些毛病，并决心来改正这些毛病的。但是昨天晚上有些同志又对我提出许多疑问。当然也由于我有这样的错误，所以才引起别的同志的种种猜想。我自己的毛病是严重的，但我绝对没有害人的思想。但我自己觉得像在这样形势，我已无法说清楚了。我实在很对不起党，实在是很难受的。”[17]

当时常住城内全国妇联机关的郑育之赶回来，悲恸之中，对周文死因有疑。因为几天前她与周文分别前，周文还说起想通过丁玲，冯雪峰重返文坛。

马列学院迅速宣布周文为自杀。

数十年来，关于周文的死，在不同语境、不同政治气候下，一直有着不同的解说——自杀，病逝，药物过量，便是对那一份结论模糊的尸检报告，也做出着不同解说。

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死因常常比死本身更为重要。

当“自杀”成为对一个人最后一击的锐器时，杨献珍们选择了“自杀”说。

当杨献珍们又成为毛泽东的政治对手时，毛泽东说：“周文同志之死是被迫死的，如不受压迫，他不会死，此点我看没有疑义。”晚年毛泽东，依然是一个语言大师，他没有说自杀，也没有说不是自杀，只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被迫死的”。

而郑育之和周文的大多亲属，多年以来一直坚持“药物过量”说。除了有这样一种可能性之外，“自杀”在中国的政治词典中的特殊含义以及紧接而来的严重后果，也许是重要原因。死，成为一种最后的不自由。

看了周文最后岁月的一些文字，我忽然觉得，他已经心死。

其实，与他之后罹难的57年人和66年人相比，他在52年的遭遇，已经是非常温良恭俭让了。

他是文静的，又是刚烈的。他是坚韧的，又是脆弱的。如一团泥，烤着烤着，最后突然迸裂。

周文的一生，是一个艰苦卓绝自我奋斗的底层知识分子与一个严于律己无私无我的革命党人组合的宿命。他的前期，充满着追求光明，追求自由，追求有个人价值之人生的热情与意志。他的后期，在一个严峻的环境中，一直担承着沉重浩繁的事务工作，成为一架革命机器中超负荷运行的部件，并直接为当时铁的规律所左右。这种由自由知识分子向革命意识形态工作者的转换，是“五四”以后，许多文化人的道路。

混浊社会中的青年知识分子与革命有着天然的联系，被文学之光照耀着的周文，心怀对黑暗时代深恶痛绝的周文，走上社会革命道路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尽管他没有在文学写作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但就是那短短几年中的创作，也足以能奠定他在现代文学中的地位。这也是为什么半个多世纪之后，周文依然能以他的文字而存在的原因。

从一个自由写作的左翼作家，到一个严酷环境中党的工作者，是周文一生重大的转折。这个转折，似乎在冥冥之中，也决定了他的命运。

周文死在建国初期，是幸耶？还是不幸？说不幸，可以说，周文为一个崇高的理想，跋涉山山水水，历尽风风雨雨，甚至放弃自己一生所爱的文学事业，终于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伟大变化，并在这变化中获得了自己该有的地位与声望，却在这花团锦簇时刻绝望离世，并给家人后代带来长久的阴影和苦痛。说是幸运，往后看一看其后数十年中，一轮又一轮的政治动荡，他能够一次又一次的躲避过去吗？如果万幸能躲避过去，又能保全自己不被一次又一次的污染与亵渎吗？看看在他之前已经历尽坎坷但活得比他更长久的那些人：胡风，丁玲，冯雪峰，夏衍，田汉，艾思奇，靳以，以群，吴奚如，聂绀弩……有谁能够平安渡过一轮又一轮的汹涌劫波呢？甚至包括当时与周文发生龃龉并给了他许多压力的人们，后来也河东河西，或久羁牢狱，或死于非命。

这些人大多是周文的挚友、师长甚至生死之交，即便他有幸没有被列入另类，他又能逃脱装作一脸凛然向这些人大吐口水的窘境吗？又能逃脱刚刚吐了人家口水又被人家的口水淹没的羞辱吗？周文去世三年，胡风落难，他当年那些至交好友瞬间变脸，用最锐利最恶毒的语言砸向他，最惨的当算丁玲，胡风案尚未落幕，她就落入“丁陈集团”陷阱，整个抗战时期与胡风朝夕相处并肩战斗的老舍，闭眼就说他是美蒋特务，十一年后，1966年酷夏，老舍遭受更加猛烈的折磨之后悄然投湖自杀……周文如果活下来，会如何对胡风？对丁玲，对冯雪峰？对那些曾经敬重或喜爱的文友？这真是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文的早逝，让他避免了更多的不堪，煎熬和凌辱，让他保留了些许人格的清白与单纯。

周文后半生撰写公文无数浩如烟海，大多还可以看成职务之为，检读他的各类文字，有两篇以个人名义写的杂文让我印象深刻。一篇是批判王实味的《从鲁迅的杂文谈到实味》[18]，写于延安讨伐王实味的高潮之中。文字当然是那种充满教条主义挞伐之气的，有许多看似说理其实蛮横的东西，和他原来的文风相去甚远，但和当时许多谩骂之作相比，还是多了一份克制，特别是他还称了一声“实味”。另一篇是《关于武训“苦行”和“兴学”》，也是干涩空洞，既无见解也无性情，但是，周文内心的一丝温情总是掩藏不住，到得后来，还是说了一句很不合时宜的话：“当然，陶先生是热心民主主义教育事业的，他后来在政治上有很大的进步。武训算什么东西呢？那是根本不能和陶先生相提并论的……” [19]不过，我心里总有一种后怕。如果周文一直这样勉为其难地活下去，会不会也像他当年在左联党团的同仁周扬一样，终于炼成了一根无往不胜的金箍棒呢？

与周文同代的人们，在其后的五十多年中，几乎都已相继离世。时至今日，周文又被人们记起，我想是因为他的为人——有时候，一个人的人格品性，比他一时的对错正误，存在得更长久。况且，周文还留下了他的作品——特别是他早年的作品，因为他对生活独特的感受和记录，因为他尚在一种自由的表达之中，那些作品将具有更加长久的生命力。”

周文的第一次出川，是对旧式家族桎梏与黑暗社会网络的一次勇敢冲决。

周文的第二次出川，是进入了一架更加严密更加强大的革命机器。这一次，他再也无力冲决，几乎所有进入的人都无力冲决。

而周文之死，似乎是一代左倾知识分子命运的先兆。

1994年，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了“周文纪念暨学术研讨会”，从那开始，十多年来，关于周文的各类学术，纪念活动已有十多次。关于周文的书也出了不少。今年是周文百年诞辰，北京，上海，四川荥经分别开了三个会。周文夫人郑育之数年前以九十高龄谢世，他的儿女们也进入了老年。活动完了，他们多少都有些伤感，说：怕是最后一次了。

也许是。

但是，关于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命运的话题，还远远没有说完。

2007年6月8日 初稿于武昌关东

2007年11月9日改定于武昌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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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文自传》，周文手稿影印件，1940年2月。

[2] 《周文自传》，周文手稿影印件，1940年2月。

[3] 《周文自传》，周文手稿影印件，1940年2月。

[4] 郑育之：《多年的心愿》，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年4月。

[5] 郑育之：《掩护召开世界反帝大同盟远东会议的经过》，《鲁迅研究资料》第5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

[6] 《周文自传》，周文手稿影印件，1940年2月。

[7] 郑育之：《王稼祥同志在上海养伤的日子里》，载《回忆王稼祥》，人民出版社，1985年。

[8] 《周文自传》，周文手稿影印件，1940年2月。

[9] 《周文自传》，周文手稿影印件，1940年2月。

[10] 《周文自传》，周文手稿影印件，1940年2月。

[11] 《中央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1951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第548－549页。

[12] 周文：《打刘元士“大老虎”的经验》，油印稿，第2－3页，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办公室印（1952年2月20日）。

[13] 周文：《周文的检讨》，油印稿，第16～17页、第14页。

[14]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将他们称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经中组部调查证实，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是一个重大错案，给予彻底平反。1950年2月16日、1960年4月12日，在京部分原被捕同志聚集草岚子合影照相中，刘元士都参加。转引自朱鸿昭：《周文，走出延安的第一桩文人案》（周文研讨会会议稿）

[15] 朱鸿昭：《周文，走出延安的第一桩文人案》（周文研讨会会议稿）。

[16] 《周文日记》，手稿（1952年5月19日）。

[17] 《周文致安子文信》，手稿。

[18] 周文：《从鲁迅的杂文谈到实味》，《解放日报》，1942年6月16日；《群众》第7卷第16期（1942年8月31日），第392～394、402。但是不知为何，在1980年5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周文选集》中，将此篇改名为《从鲁迅的杂文谈到王实味》。

[19] 周文：《关于武训“苦行”与“兴学”》，《学习》第4卷（1951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