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权力转移理论认为霸权国和新兴大国之间争夺权力的冲突是导致战争的重要原因。冷战后，中美两国能否摆脱这一宿命式的论断取决于两国的战略互信和兼容能否实现。本文认为，中国通过和平发展战略的实施能在战略上与美国达成互信和兼容打下基础，而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则是中美两国在具体问题领域中合作的一个缩影。因此，通过战略层面上的互信和具体问题领域的合作将有效为发展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服务，尽管中美两国关系的前景并不能最终确定。

[关键词]中美关系 和平发展战略 六方会谈 权力转移理论 国际体系

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在现代国际关系历史上，每一次大国的兴起和发展都对现行国际体系带来重大冲击，并因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的冲突而带来战争。[1]但这个理论同时还认为，当多数大国满足于现状并支持主导国家时，体系是稳定的。只有当一个不满足于现状的大国发展得比主导国家还快，并借此逐渐实现权力平衡时，体系的不稳定才会增加。[2]所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如何管理中美关系成为一个影响世界特别是东亚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美国国内对中国崛起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中国崛起削弱美国在亚洲影响的程度和中国是否最终会把美国排挤出亚洲。[3]对中国而言，没有稳定的中美关系，中国的发展就会面临更为困难的国际环境。稳定健康的中美关系是中国获取良好有利的国际环境的一个重要前提。从长远看，中美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有赖于两国在战略层面上的互信和兼容，从短期看，则有赖于两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合作密度的增加。本文试图站在中国的角度，从战略上——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实施和具体问题的合作上——六方会谈这两个层面为中美关系的未来提供一个分析框架。

一、后冷战时期的国际体系：中美关系的背景框架

考察冷战后的国际体系必须引入两个新变量：第一，全球化。这一轮全球化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结合以通讯信息技术为中心的科技革命、全球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美国的政治强力推动下从经济层面向政治、社会等更广阔的层面迅速拓展。这轮全球化具有这些特点：在范围上，随着苏联的解体，全球化真正席卷全球，囊括了在20世纪50—60年代去殖民化浪潮中成立的众多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一轮全球化在广度上没有先例；在深度上，这一轮全球化伴随着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世界经济分工的升级，随着美欧日发达国家工业化的成熟并步入后工业社会，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始了工业化进程，从而在世界经济分工上，发达国家经济逐渐以高科技和高附加值的服务业为主，以劳动和资金密集型为特点的制造业产业转移至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影响上，虽然这轮全球化仍然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但一批发展中国家也在崛起，国际关系史上的政治经济体系第一次真正开始重新布局；在风险上，流动资本的控制、市场经济周期性随着世界经济网络的扩散与联结、环境气候乃至安全上的恐怖主义都在全球层面出现，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呼唤全球层次的治理。第二，美国唯一的全球霸权身份。这个身份及其所带来的利益将使美国不断受到权力的极大诱惑，如何使用单一霸权权力成为一柄真正的双刃剑。如何利用多边主义而不受或更少受到牵制？如何利用双边主义而不丧失多边主义的支持？如何利用单边主义而不受或更少受到全球的反对（比如从长期来讲避免制衡的形成）进而使其长期累积的软权力不至于削弱？其次，虽然作为唯一的全球霸权在可预期的时间内难有对手，但在管理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上却面临着更多不确定的对手，从而分散大量的外交和军事资源。再次，主要而确定的对手的缺失使得美国政府在如何获取国内政治支持上面临更大的难度。在冷战时期，美国国内政治能在遏制苏联的战略中团结起来，冷战结束后，这个条件也随之不复存在。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将不断寻找机会谋求国内支持，其国际行为也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在上述两个变量基础上形成了冷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美国通过在多边国际机制的主导地位、建立多边同盟和以一种所谓“轮毂-轮辐”（hub-and-spoke）关系为特点的双边同盟[4]维护其中心地位。因此，这个体系具有复杂性和多层次性的特点（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1-美国；2-盟国；3-非盟友大国；4-非盟友小国；5-体系外国家）。在这个体系中，美国在与任何一个国家的关系中都拥有更为主导性或主动性的地位，而其它国家之间的关系发展都或多或少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在管理这个体系中，美国要维护其中心地位，必须得到盟国的支持。同时，根据防止将风险转化成威胁的逻辑，美国也必须与俄罗斯、中国、印度和巴西等非盟友大国接触，把这些国家纳入到美国中心的规范与制度中。[5]

约瑟夫·奈认为，由于信息革命和全球化赋予非国家行为体在跨国问题上极大的权力而导致世界政治存在复杂的三维问题领域，每一个问题领域都有着不同的权力分配结构。在军事上以美国为单极，但在经济事务和跨国事务的权力分配上使用单极化和霸权没有什么意义。美国要在后两个领域中获得所期望的结果，就需要得到其它国家的帮助。[6]冷战后，美国为维护霸权地位，其国家战略基本上包括这几个方面：第一，确保不出现对美国霸权构成挑战的国家；第二，确保对战略通道和（政治经济）关键区域的控制和主导地位；第三，确保关键区域对美国资本和产品开放；第四，推进和扩展民主；第五，扩展美国中心体系。冷战后相继出现的所谓“文明冲突论”、“失败国家论”和“建立世界新秩序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希望借美国唯一霸权身份扩展美国中心体系。而进入21世纪后的“9·11”事件表明，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直接挑战的不是其它某个大国，而是体系外的一些诸如国际恐怖主义这样的跨国非政府组织、全球环境恶化、跨国犯罪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全球性问题。由于全球技术和信息网络所导致的跨国恐怖集团组织对美国造成的攻击使这些威胁进一步加剧。这些问题的解决方式之一就是扩展美国中心体系。因为只有在这样的体系中，美国才可以利用自己的唯一霸权国地位，便于对上述问题进行管理。“9·11”事件后的全球反恐行动为美国提供了实施这个战略的契机。这也是“9·11”事件后美国政界和学界相继提出“转型外交”[7]和“整合主义”[8]战略的背景。

作为一个霸权国家和一个在国际舞台上影响力不断增长的国家，或者说一个霸权国与新兴国家，美国与中国之间双边关系的管理非常重要。中国不是美国的盟国，但中国是当今国际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并且随着实力的增长，这种重要性也相应提高。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任何实力增长都非常警惕。另一方面，中国并不必然是美国霸权的挑战者，美国要维护其中心地位，也需要中国在很多领域中的合作。中美关系由此非常复杂。[9]从全球化角度看，中美关系面临的更多是机遇。对美国而言，虽然拥有最强大的力量，但不是全球化的安全岛。一方面，美国本身的经济和安全也面临全球化风险的挑战，通过20世纪90年代的两次金融危机和21世纪伊始的“9·11”事件就可得出这个论断；另一方面，霸权的责任与能力存在差距，美国单一力量在如何管理和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和处理各种全球性问题上显然力有不逮。[10]因此美国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合作。但是，从美国唯一的全球霸权身份来看，中美关系更多面临的是挑战。根据历史经验和权力转移理论，美国要维护霸权地位，必须遏制任何潜在的挑战。而冷战后，最有条件可能成为美国霸权挑战者的无疑是中国。[11]霸权国和新兴国家对权力的争夺而导致冲突和战争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屡见不鲜。根据权力转移理论的逻辑，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取向和中国对国际体系的满意程度将决定两国是否走向冲突。[12]美国政界和学界认识到，与美国相比，目前中国的实力还存在很多不足和差距。[13]所以美国采取一种所谓“对冲”或者说是“两面下注”（hedging）的对华战略[14]：一方面防范中国，另一方面希望中国合作，参与管理一些全球性和地区性的问题。从长远看，中美关系将越来越趋于复杂。一方面，中美双边关系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多，从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到各自国内政治，从战略性层面到具体的功能性层面不一而足；另一方面，从国际体系层面看，尽管美国仍将居主导性地位，但其它国际行为体和非国际行为体因素的影响也将越来越突出。在维持国际体系的稳定、发展世界经济和治理全球性问题等方面中美的合作也将越来越多。所以，有限的冲突与广泛的合作将贯穿于中美关系中。两国各自的国家战略将决定双边关系的大局，而不同问题领域的合作与分歧将成为双边关系中的常态。

二、和平发展战略与中美关系

正是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提出与实践对维护和发展稳定良好的中美关系的意义才显得更为突出。和平发展战略的提出与实施是中国努力开拓一条世界大国发展的新路子，既是中国对世界的一个承诺，也是一个目标。从中国外交战略和发展目标的角度看，和平发展战略就是希望借此摆脱所谓“权力转移”和霸权国—崛起国冲突（战争）模式的制约。和平发展战略至少可以通过确立四个方面的内涵为中美关系的战略互信和兼容提供基本框架。

第一，中国的发展以经济为中心和主要取向。和平发展起步于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从国内层次上讲，是从阶级斗争向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任务转移；从国际层面讲，就是中国开始积极融入国际体系，谋求经济发展所需的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在对外关系中，以发展与大国的良好关系为基础，发展良好的中美关系成为中国外交的重心。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取向决定了中国的发展路径与二战前德日和二战后苏联等国家的发展路径具有重大区别。德日苏这些国家都是通过军事方法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利益，并在不同程度上强调军事方法在扩展国家影响力过程中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后，中国也没有如西方世界认定的那样把巨大的经济资源转化为军事资源。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有意识地避免老牌强国以前所走过的崛起道路。在历史上，军事崛起取向往往引发或加剧安全困境。即使中国近几年军事力量有所发展，也只能说是国家发展过程中的正常军事现代化。[15]因此中国坚持和贯彻防御性的国防战略。[16]从防御性武器与进攻性武器的比较来看，当前者居于支配地位而导致进攻的成本增加时，安全困境的影响就会相应减弱。[1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作为新兴国家与当前的唯一超级大国的关系不具有传统意义上国家间军事竞争的内涵。同时，中国不断提高军事力量发展的透明度，与美国的军事交流从广度和深度上也不断得到拓展。军事热线的建立和开通也将进一步提高中美两国的互信程度。以经济为中心与和平发展的战略取向对中美关系的影响,除了上述安全领域外，还在于中国的经济繁荣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可以维护和推动东亚地区和整个世界的经济稳定与发展，这对美国在世界和东亚地区的经济和贸易利益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将不断增加双边关系的相互依赖性。

第二，和平发展意味着中国的发展不以改变现行国际体系为目标。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发展是否具有信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维护、修正还是革命？在国际舞台上，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个客观规律。因此，国际体系变迁是一个不以任何国家的力量和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自然过程，这个过程对国际社会和国际秩序造成的影响好坏取决于变迁的路径和方式：激进暴力还是和平渐进或通常意义上的改良还是革命。中国和平发展对国际体系的影响不在于后者是否出现变迁或转型，而在于中国以什么样的方式，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处理这种变迁或转型。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发展都是通过融入现有国际体系框架内取得的，中国没有理由打破这个现状。从理性分析的角度看，中国也没有必要和能力承担巨大的成本打破并重建一个新的国际体系。必须指出的是，建立在二战后国际安排基础上的国际体系是一个相对开放的体系，大多数国家能够获得相应的发展空间和舞台。从一个国家在全球主要问题上对国际社会的认同程度（比如主权、自由贸易、核不扩散和军备控制、人权、民族自决权等方面）和融入各个国际组织而言，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都越来越合作，也没有证据显示中国破坏现行国际体系。[18]

第三，中国和平发展以不谋求在东亚的主导或控制地位为目标，积极推动开放的东亚地区主义。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发展通过推动开放的东亚地区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而更具和平的性质与特点。在客观上，中国发展所带来的一个重大地区性后果就是影响东亚地区秩序的排列组合。什么样的秩序能维护地区稳定，被广大区域内国家所期待？东亚地区秩序需要什么样的主导性力量？这些都是东亚地区主义必须解决的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后，地区合作和地区治理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的一个重要现象，领导或主导国家在这一过程的作用和功能被不断地研究和讨论。[19]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积极推进东亚地区主义的开放性，坚持并尊重东盟的主导地位。在2005年12月的首次东亚峰会上，中国政府明确了这个立场。因此，中国支持和推动东亚地区主义的开放性意味着中国不会建立东亚版的“门罗主义”以实现排挤美国的企图。中国政府多次表示欢迎美国通过一定方式与东亚地区主义建立联系。中国在东亚合作中不谋求主导地位符合东亚相关国家和美国的期待，这个期待与维持和不挑战现状的地区秩序是基本一致的。

第四，和平发展与中国成长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进程相辅相成。在一个越来越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中，由于大国拥有更多的能力，对国际政治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就应承担相应更大的责任。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是大国软权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为国际社会接受大国的成长奠定一个心理基础。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至少由三个方面构成：维护世界和地区稳定与和平；促进世界和地区经济发展；以建设性合作方式参与各种全球性和地区性问题的治理。从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到为世界热点地区谋求和平稳定的各种努力，从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到中国利用诸如WTO等国际机制解决经济贸易纠纷都说明中国正在有意识地塑造自身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更为明显的是体现在中国维护周边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的努力上。中国坚持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政策，积极推进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与互利合作。推动并实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互利互让”的精神为宗旨，中国努力解决各种历史遗留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平等协商、互谅互让，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老挝、越南等国妥善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使漫长的边界变成和睦相处的纽带。2005年中印就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达成共识，中印边界争端已不成为阻碍两国开展广泛合作的障碍。2002年，中国同东盟各国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05年，中、菲、越三国的三家石油公司签署《在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为和平解决南海问题开拓了道路，也为世界其他地区有关国家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借鉴。中国作为斡旋者积极推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就是新时期中国以新的姿态和面貌塑造负责任大国的又一次努力。

三、六方会谈与中美关系

如果说，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有利于在战略层面上发展良性健康的中美关系，那么，六方会谈则体现了在具体的问题领域上中美之间能展开合作的空间和舞台。到目前为止，通过六方会谈对朝核问题管理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这与中美两国的合作努力是分不开的。而这种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果对中美关系具有重大的正面促进作用。在《建设和平与民主》一书中，韩国前总统金大中把朝鲜半岛描述为“亚洲的巴尔干半岛”[20]，可见围绕朝鲜半岛安全与政治关系的复杂性。围绕朝鲜半岛的大国博弈的密度是全球其它地区所没有的。在很大的程度上，朝鲜半岛的稳定与和平并不仅仅取决于朝鲜和韩国本身。[21]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让中美双方走上战场，板门店协定的签署方也包括中美两国。因此，中美两国成为朝鲜战争状态终结的两个必不可少的国家。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是围绕朝鲜半岛大国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组关系。

二战后，核武器对国家安全所具有的“四两拔千斤”的功效已成为很多国家的一种共识。特别对中小国家而言，拥有核武器意味着国家安全有了更大的保障。在1994年和2002年先后两次出现的朝鲜核问题就与朝鲜所面临的国家安全挑战息息相关。[22]冷战后美国保持对朝鲜的敌视政策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朝鲜的敌对形象有利于为美国保持在东北亚的军事存在提供理由，美国政府也需要一个敌对的朝鲜以获取其国内的支持；其次，朝鲜位于美国中心体系之外。小布什总统的“邪恶轴心”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在很大意义上，所谓“邪恶轴心”就是由于这几个国家处在战略地区（伊拉克和伊朗所在的中东地区）或关键地区（朝鲜所在的东亚地区）而尚未被纳入美国中心体系。因此，朝鲜之所以被小布什列为“邪恶轴心”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在今天的美国中心体系中，朝鲜被视为一个异数，是一个处于美国体系外而可能对这个体系构成威胁的来源。特别如果朝鲜掌握并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么对美国将构成更大的安全威胁。朝鲜正是抓住美国国家安全的这个“软肋”，以发展核武器为支点，希望能实现与美国关系正常化从而促进国家安全。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朝鲜发展核武器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2002年朝鲜核问题又一次出现后，对美国而言，最理想的方案就是在变更朝鲜政权的基础上把朝鲜纳入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彻底解决朝核问题。次优方案就是对朝鲜核问题进行有效管理。第一个方案必须通过战争实现，这对美国来说存在很大的难度。首先是伊拉克战争及其带来的相关问题。朝核问题重新浮出水面与美国决定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基本上处于同一个时期。因此，伊拉克战争的进展以及后续事宜影响着美国对朝核问题的政策。在美国没有解决好伊拉克问题的情况下，美国不大可能采取对朝鲜的军事行动；其次，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局势远比中东复杂。在朝核问题上，中国和韩国坚决反对武力解决，俄罗斯和日本也总的倾向于利用和平手段。因此，美国在朝鲜半岛上的军事行动受到极大的制约。最后，朝鲜半岛具有与中东不同的重要性。与中东相比，朝鲜半岛缺乏石油这一重大筹码，但美国在亚太地区拥有广泛的经济贸易联系。美国贸易逆差的82%来自于环太平洋地区，其中日本、中国大陆、韩国等又占了其中最大的一部分。朝鲜正处于东北亚的中心位置，如果对朝鲜用兵，会直接影响从该地区进口产品。[23]在战争很难成为一种解决方案的情况下，通过“六方会谈”的方式来管理朝核问题就应运而生。

由于长期敌对所导致的互不信任和美国不愿意与朝鲜直接谈判的状况需要一个第三方来充当朝核问题多方会谈的斡旋者。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无疑是最适合这一角色的。[24]六方会谈是展示中美两国在具体问题领域进行合作的良好平台。当然，这个平台必须建立在符合各自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需要六方会谈满足各自的期望，只有这样，美国才愿意通过六方会谈管理朝核问题，中国才愿意在六方会谈中充当斡旋者和组织者。正如前面所述，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因改革开放而累积的国力在世界舞台上不断受到重视并持续地不断在世界舞台和东亚地区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这种国家权力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东亚地区内的不断转移，导致美国对中国可能挑战其全球唯一霸权地位的前景越来越担心。[25]因此，美国希望通过继续维持其在朝鲜半岛安全上的影响力来制约中国可能对其东亚优势地位的挑战，进而尽可能维持其在全球的唯一霸权地位。朝鲜半岛安全问题由此成为美国全球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美国对六方会谈的期待包括：第一，朝鲜最终弃核；第二，中国政府能对朝鲜施加有效影响；第三，中国从朝核问题和平解决中所获取的声誉等利益不会意味着美国相应利益的丧失；第四，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不破坏和影响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换句话说，六方会谈作为一个多边谈判机制，实现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必须以不削弱美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为前提。

从中国的角度看，六方会谈的功能要至少满足三个方面的需求：第一、和平解决朝核问题。首先，朝核问题必须解决。朝鲜发展核力量势必对中国的安全构成新的压力。一旦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引起日韩竞相发展核武器，中国将处于核包围的状态之中，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将加剧东北亚地区的冲突与动荡。同时，朝鲜发展核武器可能进一步加强美日韩同盟，加速美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尤其是战区导弹防御系统。[26]其次，朝鲜核问题的解决必须以和平方式进行。朝鲜半岛上的任何一种非和平状态都有可能将中美两国卷入到一种直接或非直接的军事对抗或军事高度紧张状态中，从而对中美关系造成恶性影响。[27]这也与中国长期推行的稳定和平的周边外交政策相冲突。第二、六方会谈需要合理解决朝鲜的安全与经济需求。朝鲜对中国的信任是其同意并持续参加六方会谈的一个基础，也是中国成为斡旋者的前提。中朝关系是传统友好关系，但中国改革开放后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重心也在相应调整。中朝两国自然拥有各自不同的国家利益。在中国作为外交斡旋者的问题上，从朝鲜的角度讲，虽然中国是朝鲜的传统友好国家，但在美国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对象国并对中国的统一问题、经济贸易问题等多方面有着最重要影响的前提下，中国政府的斡旋能否建立在对朝鲜安全处境的关切和对朝鲜政府立场的同情性理解基础上？从中国的角度讲，由于地缘和政治等因素，朝鲜的安全与稳定是中国国家安全的一道有力屏障，保持与朝鲜的友好关系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时，根据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中国完全理解朝鲜对自身国家安全的关切。因此，在原则上，朝核问题上的中美合作不能以牺牲朝鲜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为基础。在六方会谈上，朝鲜关于安全与经济方面的关切和要求，中国都给予相当重视，并协调其它国家形成一个合理框架。比如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认为朝鲜像其它国家一样，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28]第三、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塑造。在和平发展战略的指导下，中国作为斡旋者和组织者参与六方会谈，既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发展的一个期望，也是中国树立自身良好国际形象的绝好机会。它表明中国参与全球性和地区性问题治理上的建设性合作者的形象越来越明晰，也表明中国的外交承诺越来越可信。从长远看，中国实施和平发展战略需要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以增加和平发展战略的可信度。但是，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建立在具体的问题领域中，通过具体事例才能得以证明和树立。在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的表现就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随着六方会谈工作的推进，国际舆论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斡旋工作和成绩越来越肯定，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得到了提高。

在“9·11”事件以后，小布什总统的亚洲政策包括四个方面：（1）与中国接触；（2）加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泰国等国的同盟关系；（3）合作反恐；（4）促进经济、市场、商业环境和合作的自由联系。[29]对美国而言，希望和期待中国能与美国进行更多更广的合作，在全球和东亚地区事务上承担更多的责任是其处理中国崛起的一个重要措施。中国不是致力于对权力的追逐和表现对现状的不满，而是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各种建设性作用以及妥善处理中美关系中的分歧，在反恐和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等方面努力加强双方合作，体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成长的责任与追求。六方会谈对中美关系的意义在于：（1）朝鲜半岛无核化符合中美双方利益；（2）六方会谈符合中美双方对东亚地区安全和各自利益的期待；（3）六方会谈体现了中国与美国合作的能力与意愿，进一步突破了新兴国挑战霸权的模式。这三个方面无疑有利于促进中美双方长远的稳定发展。

四、小结

战略上的互信与兼容是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基础，具体问题领域的合作则促进战略基础的巩固，两者是一种相互补充和促进的关系，任何一方面都不足以满足对日益复杂的中美关系进行管理的需求。中美两国一方面在战略、经济和政治层面上互相依赖，另一方面又相互防范。所以，有学者把中美关系描述为“警惕性的相互依赖”（wary interdependence）。[30]在冷战后以美国为中心而又具复杂性及多层次性等特点的国际体系中，美国对中国在全球和地区层面上的合作需求会越来越多，美国也希望把中国发展纳入到其所希望的框架中。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中，美国将不断调整相应的全球战略，包括对华政策。“9·11”事件后，在全球反恐战略的指导下，美国进一步加强了与中国合作的需要，促进了中美双边关系的发展，也使得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实施空间得以拓展。同时，由于美国仍然是这个国际体系的中心，同样的可能性也存在：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美国也可能对中国实施相对更为强硬的政策，使得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更为严峻。因此，在中美关系中，美国仍然拥有更大的主动性。对中国来说，在战略上取信于国际社会和美国，在具体问题领域中开展与自身能力和责任相关的更多合作，符合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的需要，也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六方会谈提供了这样一个良好的平台。过去的历史表明，只要中美关系处于一种良好健康的状态，很多热点问题就容易解决或者更能建立起一个和平处理的框架[31]。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在世界的其它地区和问题领域中将越来越多地拓展出中美互动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六方会谈中的中美关系因素只是一个缩影而已。在东亚区域，六方会谈是中美两国在安全领域内的第一次合作。鉴于中美关系对东亚地区稳定的重要性以及东亚安全问题的复杂性，很多学者都建议六方会谈作为一个持久性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得予以保持。[32]如果真的实现了这一点，那么无疑将对促进两国的战略互信极为有利。同时还必须认识到，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不但需要中国体现诚意、做出努力，更需要美国以一种更为负责的政策做出积极的回应并对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持乐观态度。

注释：

[1]Efird, Brian and Jacek Kugler and Gaspare M. Genna. “From War to Integration: Generalizing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29, 2003: pp. 293-313

[2]Jacek Kugler and A.F.K. Organski, “The Power Transition: A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Evaluation,” in Midlarsky, ed., Handbook of War Studies, pp.171-194.

[3]Evan S.Medeiros, “China’s Rise in Asia Pacific: Beijing’s Moves, Washington Responses and the Future Challenge for both Nations”, SWP Belin, China’s Rise, Diverging EU-U.S.’s

[4]Christopher J. Hemmer and Peter Katzenstein ，“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 Collective Identity, Region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6.2002, pp. 575-607.

[5]Michael Mastanduno, “Economics and Security in Statecraft and Scholarship”,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t Fifty: 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Autumn, 1998, pp. 825-854.

[6][美]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第7页。

[7]Condoleezza Rice, “Transformational Diplomacy: Remarks at Georgetown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 Georgtow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January 18,2006.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6/59036.htm

[8]Richard N. Haass, “Defending U.S. Foreign Policy in a Post War World”, The 2002 Arthur Ross Lecture, Remarks to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New York, April 22, 2002.http://www.state.gov/s/p/rem/9632.htm.

[9] Brent Scowcroft’s answer to the question raised by the author during a dinner meeting at Brookings Institution, September19, 2005.

[10]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Issue 80, fall 1990, pp.153-171.

[11]Douglas Lemke and Ronald L.Tammen,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Rise of China.”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29, 2003: pp. 269-271.

[12]Efird, Brian and Jacek Kugler and Gaspare M. Genna. “From War to Integration: Generalizing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29, 2003: pp. 293-313

[13]Efird, Brian and Jacek Kugler and Gaspare M. Genna. “From War to Integration: Generalizing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29, 2003: pp. 293-313

[14]Robert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Issued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September 21, 2005. http:// www.state.gov/s/d/rem/53682.htm

[15]郑永年， “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冲突、合作与和平发展” 《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1期

[16]“中国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2006年12月29日 10:01:13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12/29/content_5545885.htm

[17]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30, No.2 (Jan., 1978), 167-214

[18]Al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7, No.4,2003.

[19]Walter Mattli, “The Logic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Europe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4. also see, Lloyd Gruber, “Ruling the World. Power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Supranational Institu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93-167

[20][韩]金大中：《建设和平与民主》冯世则等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1年版。

[21]Jong-Chul Lim and Jaebong Ro (041002)，“Geopolitical and Economic Role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for the 21stcentury”.

http://www.kiep.go.kr/Project/Workshop.nsf/webview2/41D9590A5BFED1CE49256CA800174225/$file/geopoliticsfinal.PDF

[22]Jong-Chul Lim and Jaebong Ro (041002)，“Geopolitical and Economic Role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for the21stcentury”.

http://www.kiep.go.kr/Project/Workshop.nsf/webview2/41D9590A5BFED1CE49256CA800174225/$file/geopoliticsfinal.PDF

[23]王俊生，“第二次朝鲜核危机：评估与管理──兼谈当前的中国角色定位”，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7年4月号。

[24]Shi Yinhong, “China and the North Korea Nuclear Problem: Diplomatic Initiative, Strategic Complexities, and Relevance of Security Multilateralism”,《军备控制与安全》 第 4 卷（2006 年） 第 1 期

[25]Masashi Okuyama，“Geopolitics of North East Asia: the U.S. perspective，” UNSCI DISCUSSION PAPER May 2005.

[26]李正男，“中国多边外交在东北亚：和平构想中的地位及其局限性”载《当代亚太》2005年第6期。

[27]Shi Yinhong, “China and the North Korea Nuclear Problem: Diplomatic Initiative, Strategic Complexities, and Relevance of Security Multilateralism”,《军备控制与安全》第4卷（2006年） 第1期

[28]“Practical Steps for Improving U.S.-China Cooperation on Arms Control and Nonproliferation” FOURTH U.S.-CHINA CONFERENCE ON ARMS CONTROL, DISARMAMENT AND NONPROLIFERATION, Co-sponsored by Center for Nonproliferation Studies of the 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China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ssociation, 20-21 July 2004.

[29]James A. Kelly. “George W. Bush and Asia: An Assessment” Robert M. Hathaway and Wilson Lee (eds.) George W. Bush and East Asia: A First Term Assessment，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2005, pp. 15-30.

[30]Zhao Quansheng, “Analysis on the U.S. Response to China’s Rising”,

file:///E|/webengllish/forumenglish/Winter%202005/Ana...on%20the%20U.S.%20Response%20to%20Chinas%20Rising.htm

[31]Zhao Quansheng, “Analysis on the U.S. Response to China’s Rising”,

file:///E|/webengllish/forumenglish/Winter%202005/Ana...on%20the%20U.S.%20Response%20to%20Chinas%20Rising.htm

[32]“Practical Steps for Improving U.S.-China Cooperation on Arms Control and Nonproliferation” FOURTH U.S.-CHINA CONFERENCE ON ARMS CONTROL, DISARMAMENT AND NONPROLIFERATION, Co-sponsored by Center for Nonproliferation Studies of the 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China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ssociation, 20-21 July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