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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与心境有关，最近一些年我喜欢老子庄子要胜过孔子，究其原因，或许与我认为孔子入世太深而老子庄子才真正跳离开了世界看人看事有关，所以，在我的作品中对老子庄子的引用要远远多于孔子，比如今天，我就特别想强调“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庄子：《逍遥游》）这句话深含的人生大智慧：人在短暂一生中认为永恒的东西其实未必永恒，你之所以产生错觉，仅仅因为你来到这个世界那些东西正好与你相伴，就像朝菌只见日出而未见日落、蟪蛄只度过春天而不知道还有秋天一样。
如果有一天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早晨拱出地面的菌株生长到了日落，出生在春天的蟪蛄活到了秋天，它们对于世界的感觉一定与当初截然不同。这是因为，宇宙间的一个基本关系即人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颠倒，这种颠倒必然导致人对世界的见解的变化。我想，这也是庄子没有直接讲出来但暗示给我们的意思。
我下面要说到的意识形态之境和意识形态之境中的人，在某种条件下大体就是这样一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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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秋天，我入中央党校学习，很高兴，因为这意味着我可以暂时摆脱工作烦扰，好好放松一下——这差不多等于是想到那里休息一下了。相对于组织对你的信任，这种想法很不好，但是我当时的确是这么想的。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这里，“学习”的名声不太好，它往往意味着一种表面文章，一种可以给自己留下过精神生活空间的仪式性活动（再透露一个很不好的想法：我从来都在开会学习的时候阅读与开会学习无关的书，追讨回来多少可贵的时间！），所以，整理行囊的时候，除了党校入学通知要求必带的《江泽民文选》和《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以及邓小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请不要质疑这个排序)之外，我挑选了数十本自己感兴趣的哲学、历史方面的书，打算偷偷放到膝盖上阅读。想到可以在四个月时间里读很多想读的书，真的很高兴。
报到，住下，开通电脑网络，发教材……忙活了大半天才安定下来，我翻阅了一下讲义，愈发认为带几十本书是正确的——从讲义内容看，这将是一场漫长枯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称之为受虐的学习过程。
这辈子经历此类事情太多，所以我也就没怎么在意在这里会不会遇到完全不同的情形，像往常那样为自己安排了学习计划，其他都不去管。第二天开学典礼，不叙，从第三天开始上课学习。行政管理人员（也可以叫班主任）正儿八经，很严肃，对我们的要求也很严格，譬如教导我们必须阅读规定阅读的《江泽民文选》和《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以及邓小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要按时保质保量上交读书心得笔记，按照规定时间、规定题目撰写论文（符合标准、水准较高的文章将在班级刊物《学习园地》发表），学习成绩将被邮寄到所在单位，列入个人档案……等等。大家听得很认真，记得也很认真，偌大的会议室里鸦雀无声，有一种庄严的静穆气氛。
授课开始了。授课的是一个六十岁左右的女教员，讲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新阶段以后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成果……都是一些经常萦绕在人们耳边的老生常谈，没有令人惊奇之处，不出我的预料。
不感觉出乎预料的不仅我一人，课堂气氛很沉闷，有人在记录，有人在打盹，有人在想事情，有人在整理手机，有人在发短信……来回走动上厕所的人越来越多，或许因为排泄太多的原因，越来越多的人需要补充水分，供开水的女服务员忙得不可开交，结果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厕所与会议室之间几乎形成人流。也有的干脆到会议室外面的走廊喷云吐雾，低声聊一些匪夷所思的话题，相互传看留在手机里的五花八门的图片……我从一位同志手机里竟然看到很多大自然巧夺天工生长成为男女性器官形状的山峰和凹洞的照片，感到极为诧异——不是诧异图片新奇，而是诧异这位司局级领导干部的趣味竟然如此有趣味。当然，我不能把这种诧异表达出来，因为我看到他极为珍重这些照片，就像我们任何人都极为珍重人间一切美好事物一样。
授课老师很有韧性，用显示中国文化特点的词汇形容就是很有定力，老人家就像顿悟成佛了的人那样安详寂静，低垂着眼皮，用平缓的声音一丝不苟地照本宣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女教员的语气和眼神中，从她的精神状态中，总感觉即使是她自己也不相信她所讲述的东西。这就是说，促使她坐在这里的最重要缘由与思想无涉，与信仰无涉，仅仅是一种职业行为以及与这种行为对应存在的物质关系。从年龄看，老人家一定是一位长期从事马列主义研究的专家、教授，退休以后在这里谋了一个差使，如果没有物质利益驱动，她有什么理由非要在这里与大家一道忍受这种枯燥无味之苦呢？
学员怎样？前面的描述是一种情景，但是这种散漫的情景一旦进入到讨论阶段就完全不同了，刚才还乱哄哄的学员（包括手机里有男女性器官照片的那位）竟然都积极配合了老师，在规定情景下对规定的话题进行了符合规定的讨论，发言热烈而庄严，俨然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有深刻领悟，俨然这是一个重要到占据整个生命的话题，是一个人全部存在的显现。
读者也许会认为我如此详尽地描述这些情景在一篇非文学作品中多余，其实不然，我藉此在描述一种状态：我们过的是一种统一规格和形态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生活，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无论是谁，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你都将无可避免地处在这种如同本文标题宣示的“意识形态之境”之中。我们就像广口瓶中的标本一样被浸泡在意识形态液体里，与意识形态形成一种相互依存、共有共无、共生共死的关系，意识形态液体与我们的精神体液消失了界限，消失了差别，交融在一起，我们甚至很难想象倘若脱离开意识形态液体将如何生存？我们还有自己的生命吗？如果有，它在什么情况下显现为实呢？在休息室喷云吐雾的时候？欣赏男女性器官照片的时候？还是与家人团聚的时候？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我没有答案，但是我认为这是一种很值得在意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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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寻找答案，我们必须把视野放宽阔一些。
我不想引用哈维尔，我知道这个人对我们有很多不方便，但是，想来想去又觉得哈维尔无可回避，在我有限的知识储藏中，我觉得只有哈维尔直截了当对我前面说到的境况做出了概括——
“意识形态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解释世界的方式。它赋予人类以认同、尊严和道德的幻象，而使人们与实质轻易地脱离。作为一种‘超个人’的与客观的武器库，意识形态让人们欺骗自己的良知，掩盖他们的真实境况和不光彩的动机，自欺欺人。意识形态很讲求实用，但有时则冠冕堂皇地为上上下下正名与开脱。它既面对芸芸众生也面对在天之神。它是一层面纱，用来掩饰自己的失落的境遇、卑琐和安于现状的心态。它是人人都能用的藉口。水果商用对全世界无产者大联合的热情来掩饰他对失业的恐惧；官僚们用为工人阶级服务的词藻来掩饰对权力的贪欲。意识形态开脱和障眼术的根本功效是向后极权社会内的支柱和受害者们提供假象，让人们相信制度是与人类和宇宙的法则谐调一致的。”（参见哈维尔：《无权者的权力》）
这就是说，意识形态之境既是强力压制，又是我们内心的某种选择，如果用现成语句，可以将其比喻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斯德哥尔摩效应”、“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人质情结”、“人质综合症”……这几个词汇的意思是指某项犯罪行为中的被害者对于施害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施害者的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状态造成被害者对施害者产生好感和依赖心理，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心甘情愿为施害者提供帮助。
任何比喻都有不周到的地方，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也是如此，所以，我决定舍弃这个词汇，用我自己的方式对事情做一番梳理。我的梳理是这样的：“意识形态之境”与人以层级叠加的方式发生关系。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层级：一个人初入社会也就直接进入了“意识形态之境”，此时，他凭着生命的原始冲力还能够抗拒周围发生的一切，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它们是一种“异在”，他不能让自己的精神生活与它们发生对接，他让自己认为可以不理会它们，不理会它们也不会产生后果……然而他越来越感受到它们巨大的裹挟性力量，他试图抓住自我，坚守自我，但是随后他就会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一切都在松动，没有一样能够依傍的东西，他惶惑不安地向世界张望，目力所及之处呼啸着风暴，一种巨大的力神秘地撼动着世界，它要重新安排一切秩序，一切时间，一切色彩，一切形状，一切声音，这个人将无法抵抗，彷徨也罢，悲痛也罢，他必须做出选择——并且只能是妥协性的选择。
于是事情进入到第二个层级：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将出现两个自我，一个是原始的真实的具有内在精神的自我，一个是具有某种技艺性的虚假的自我。真实的自我被深深掩藏在深处，只有这个人独自面对它时才它显现为实；虚假的自我则控制着他参与的全部公共生活——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女教员枯燥地述说着老生常谈，学员们尽管既无诚心又恭敬之意却能够展开积极热烈的讨论和交流，尽管所有人都在说假话，所有人都知道所有人都在说假话，但是假话仍然在所有人中作为正常语言被使用……人成形了。
这个成形了的人自然会进入到第三个层级，在这个层级，公共生活密集而又复杂，就像非洲马萨伊马拉草原上游荡着凶猛的食肉动物一样，游荡着人类的种种原始欲望：对被承认的渴望，对权势无所不用其极的追逐，对财富的不择手段的无止境攫取……与非洲草原上那些杀戮者不同，人的所有杀戮和攫取的欲望都被意识形态伪装成了正义，伪装成了公正，伪装成了真理……于是发生了这样的情形：“起初，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而光是好的，所以光和暗分开了，光叫做白天，暗叫做夜晚，所以就有了夜晚，有了白天……”（《圣经》·创世纪·第一章）
意识形态之境就这样与人构筑成了一种耐人寻味的关系。
现在我们不看关系，专门来看人，看人的处境——人异常繁忙却又经常感到虚无，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偶尔会诘问自己：这一切有意思吗？权势和财富真的能够带来幸福吗？回答是：没意思，真的没意思，没意思极了……这时候，如同电石火光一般，他可能会突然意识到在灵魂深处还蛰伏着一个被称之为“自我”的东西，他很想接近它，想看一看它，想跟它说一些与别人不能说的话，但是他离它已经那么遥远，那么遥远，他追不上它，他甚至觉得终生终世都不可能再接近它……于是他不再幻想，他让自己陷入混沌，进入梦乡，第二天早晨太阳照常升起，生活照常迈着永恒的步伐前行，他照常扮演社会分派给他的角色，我们照常看到一个又一个忙碌着的人。
这就是意识形态之境的强大功能，它就像天文学中的黑洞一样，所有物质都被它吸附过去，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逃逸……我们被它同质化了，我们丧失了对事物进行辨析的能力，我们无力把自己从沉沦中救出，人类世界不动声色地用自然界的方式演化着自己的历史。
唉！庄子真是令人赞叹，我们每一个人的确都是朝菌，都是蟪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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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竟然就发生了朝菌看到落日、蟪蛄欣赏到秋天的事情！
我们还是回到中央党校，回到我的亲身经历之中——大约开课以后第三天，讲台上突然坐了一个其貌不扬的人。我在后排，离主席台很远，其貌不扬的人就只剩了一个身影，一个抽象物。我在窄桌上打开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的《人论》，打算继续阅读，其他人则拿出课程讲义，准备像往常那样随着老师的照本宣科用红色笔画一画重点。
其貌不扬的人说话了：“大家不要拿讲义，我今天讲的内容讲义上没有。”
就像人们在反常事物面前总要做出静穆的反应那样，小礼堂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所有人都静止了。老师显然估计到或者说适应了同学们的这种反应，泰然自若，用并不激昂的语调开始了讲授。我们这些似乎见过一些世面的人就像小学生一样，被老师逐渐展开的思想从共同遵守和维护的虚假中解脱出来，来到了一个陌生却充满诱惑力的地方——我们突然发现这里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是我们的生命本能苦苦寻找的世界，我们在这里左顾右盼，流连忘返，心灵间有很多声音在欢呼笑闹，仿佛被遮蔽的人性一刹那间得到了复苏，我们自己的思维功能重新得到恢复……所有人都对这位其貌不扬的老师产生了深深的敬重和热爱。
原来，老师抛开讲义讲述了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局：由于政治改革严重滞后，社会发展进入到了寡头垄断的“最肮脏的资本主义”阶段。这不是抽象判断，而是依据种种触目惊心的数据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分析和说明。结论是悲观的：如果没有进一步的社会压力，中央政府不会把以民主为导向的政治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意味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还将进一步恶化，国家仍旧会沿着目前这条非常有可能通向毁灭的道路狂奔。
这样的话不是可以随便讲的，更不是可以随便在中国共产党培养中高级领导干部的讲堂上讲的，仅此一点就足以让准备装模作样应付学习的人激动和兴奋起来了，讨论极为激烈，直到围坐在饭桌上，也没有消停下来——都是负有领导职责的人，可以提供很多事实材料佐证老师的观点，在某些问题上，学员们的见解甚至比老师还要深刻，学员们披露的社会状况更加令人触目惊心……这些平时正襟危坐、总是板着面孔的领导干部就像孩子一样袒露着天性，说着平时绝对不会说、不敢说的话。这就是说，因为一个偶然的诱因，这些人跳离了意识形态之境，还原回了人本身。
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比人更有光彩？！
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比思考着的人更值得敬重？！
在那一刻，我不仅被老师感动，更被学员们感动了，这个世界突然有了质感，有了色彩，有了形状……这是一个我们一直想触摸的世界，无论我们走得有多远，我们都没有放弃触摸它的渴望，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
我们用形式逻辑来分析这件事：在教师课堂上的讲述和讲义之间，如果判定讲述为真，那么，讲义就为假；反之，如果讲义为真，讲述即为假。好在我们不难做出判断——老师明确告诉我们：讲义是谎言，那只是写作了它们的人的生存技艺，与思想无涉，与真实的内心图景无涉。校方有关管理人员也提示我们说，讨论无边界，无限制，但是落到学习总结和学习体会上，还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准确把握观点，深刻反映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理解，云云。
在给我们授课的几十位教师中，与这位令人敬佩的老师取同样态度、讲课极有深度的老师大约可以占到四分之一。仅此一点，读者也就不难想象我们的学习生活有多么丰富和令人着迷了——这件事在我这里的结果是，推开了我带去的几十本书，浸润在如饥似渴的聆听中，参与到兴奋的讨论中，沉醉在形而上或形而下的思索中。
我一直在想，这些教师是怎样在这样一个集中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环境中生存下来的？他们难道不怕被追究吗？他们难道不会被追究吗？我私下向老师提出这个问题，老师淡定地回答：“过分的话，当然会被追究，我们这里有人就被调离了授课岗位，但是绝大多数都没有被追究……目前还是比较宽松的。”这就是说，时代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即使在意识形态之境，一种新的精神生命也在成长。这时候，你会禁不住想去拥抱这个时代，想去拥抱那些顽强地宣讲思想的人，我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中央党校的看法，对那个用思想活着的教师群体充满了敬重与赞佩。
有一个思想尺度更为大胆的老师对我解释了他的信念：“不管有多么严重的后果，只要我还站在这个讲坛上，我就将遵循我的良心，说真话，不说假话。”这已经有了舍身成仁的气概，你不能不尊崇这种气概，因为“说真话不说假话”在我们这里差不多等于战争年代一个士兵宣布说“我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是视死如归一样的表示。这是极难极难的，果真将其付诸实施，不仅需要胆识，更需要智慧，需要技巧。
心理学家马斯洛曾经警告人们：“在信仰与科学之间没有冲突，但是在愚昧的信仰和愚昧的科学之间有冲突。”我们可以把马斯洛的语义延伸一下：在真实与真实之间、虚假与虚假之间没有冲突，但是如果它们对应错了，变成为真实与虚假、虚假与真实，它们之间就会有冲突，而且是极为严重的冲突。我们每个人都处在这种冲突之中，我们人生的状态取决于这种冲突的深度、宽度和高度。
在这个意义上，中央党校教师群体的精神气节更加值得我们敬重。
校方发给我们上百份讲义，就政治标准而言，它们全部是合格产品，那里充塞着当时流行的所有政治语汇，没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然而也正是这些合格产品的制造者，在讲述思想的时候把它们推开了，我们听到的全部是思想者的声音，是用灵魂说话的人的声音。这是两个叠加的世界，一个相互被掩映的世界，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够从中体会差别，知道何为真，何为假，何为虚，何为实。
这件事值得如此大书特书吗？它难道蕴含着某种非同寻常的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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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月以后，我们都递交了标准的学习总结，在考试中，按照党性原则和标准的意识形态语汇对问题做出了标准的解答，这些解答将与我们的学习成绩一起进入档案。假如你还很年轻，还有晋升的机会，那么它们将成为你被进一步提拔的依据和条件……至于在这四个月里我们受到的思想启迪和震撼，将会随着回到各自单位进入到职业角色而永久性封闭在心里，你不会与单位的任何人谈论那些思索，那些交流，那些讨论，你还得在主席台上引导群众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你必须进入到存在于社会每一个角落的政治程序之中。
事情还不仅于此。
时间会消弭一切，改变一切——倘若你是一个不怎么看重精神生活而又有进取心的人，你会逐渐把那些曾经激荡过你的思想忘掉，你仍旧作为标准的社会产品在世间行走，你说的尽管是连你自己也不信的谎言，但是久而久之，你就不会认为那是谎言了，谎言会成为你获得发展的必备技巧，一种可以为你提供“场”的磁力……再过一段时间，就连记忆也会消失，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切的一切都浸润在温暖舒适的幻景之中，只有极少数人还认为寻找自己是那么重要。
这就是说，我们仍旧得用两副面孔活人，因为我们仍旧生活在虚假中——虚假既是社会常态，也是构成我们置身其间的世界的基础，没有了虚假就一切都坍塌了，一切都不存在了，为了保证我们“有”的现实感，你只能选择过双重生活——这通常意味你只能过表演式的虚假生活，真实的生活在你的内心，在很深很深的地方。
这不是我对生活的不严肃推想，这是生活实实在在本身——前不久，我听说一个与我在同一个班学习的同学因为腐败被逮捕了，我还听说有的人获得了升迁，得到了更大的权力，当然，也有的人因为各种各样原因离开了原来的领导岗位……那位在手机里积存男女性器官图片的人是不是又丰富了收藏？曾经用激烈语言表达对现实观感的人是否在嘲笑自己的天真？对社会人生有深刻洞见的人会不会重新把本真掩藏，继续在嘻嘻哈哈中装傻充愣？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我知道的是，我们这一拨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学员偶尔还会相聚，但是当初那些激动人心的话题已经不能成为热点，要好的人低声分析各自的政治境况，相互提出谋求更大权力的建议，更多的人则封闭了心灵，在觥筹交错中，在嬉笑怒骂中，真已经不那么重要，所有人都用一个坚固的壳把自己封闭了起来，谎话和空话重新成为我们的交际语言，成为了我们遵循的社会价值标准，甚至成为了证实这个世界为实的标志。
有没有试图发现自我并保存自我的人呢？有，但不幸的是，那些试图发现自我并渴望将其在现实中显现的人，往往是极为敏感同时也极度缺乏生存技巧的人，他们沉湎于追问自我，感受生之痛苦，无法对现实形成“正当”感觉，这导致他们游离生活主流，在不如意不得志中漂泊，寻找不到一个落脚的地方……这样的人很少，我甚至可以说很少很少。
结果，我们看到的仍旧是每天都能够看到的人，换一句话说，我们看到的仍旧是朝菌，仍旧是蟪蛄——归根结底，朝菌还是没有能够活到日落，蟪蛄也没有看到秋天，一切都是原样。
(2008-8-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