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荏苒，今年佐藤俊树的《不平等的日本》中文版问世，是在原著初版的８年之后。６年前我曾经撰文《世纪末的论争》（《读书》２００２年第６期），向我国读书界介绍过该书初版前后的背景。即１９９８年经济学家橘木俊诏的《日本的经济所得差——从所得和资产来考察》一书揭示了１９９０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前后，日本就基尼系数而言，达到０．４３３（１９８９年），甚至比同期贫富差别最悬殊的美国（０．４０）还要高。橘木指出，严重的是到了１９９０年代日本的现状是低增长，不公平程度却在扩大。他期望按照罗尔斯正义论的原则，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来缓解日本社会经济分配的不平等；提议通过降低学费和扩大奖学金的举措来抑制世代间阶层的再生产。橘木的这本书获得了日本第３９届经济著作奖，也遭到不少持反对意见学者的批判，引起了学术界一场关于“日本是个不平等的社会吗？”的论争。佐藤俊树的《不平等的日本》就是参与这场论争的著作。
２０００年春起日本各大媒体都开设了论争的专栏，同年五月号《中央公论》和《文艺春秋》都因此出了特集，论争进入高潮。在这期《中央公论》上为橘木助阵的有社会学者佐藤俊树的文章《“新中间大众”诞生二十年》，和同年十一月号《中央公论》特集上他的《即使如此也是一种“不平等社会化”》一样，这两篇文章基调都出自于他在同年六月出版的《不平等社会日本》（中公新书）一书。《不平等社会日本》在出版后头三个月中售出了８万册，可见其社会影响不局限于学术界。
第二年，社会学者原纯甫、盛山和夫的《社会阶层——富裕中的不平等》（东京大学出版会）一书问世。原和盛山利用１９５５年以来的ＳＳＭ调查（１９５５年起日本学术界每１０年以全国２０岁至６５岁国民为对象，进行社会阶层的调查和统计，“ＳＳＭ调查”是“社会阶层和社会流动调查”全称的缩写、简称）的数据，提出与橘木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主要是以下两个原因，导致１９８０年代后基尼系数上升。一、日本步入高龄化社会，高龄家庭增加，退休工资都归入了低收入；二、女性独立意识增强，单身家庭与女性为主的单亲家庭增加，而妇女工资待遇未得到改善，普遍远低于男性。即使１９８０年代基尼系数有所上升，“日本社会虽不是北欧那样的平等福利国家，只不过是和英、法、德并列的‘普通国家’”，从眼前的迹象来看，并不是美国那样的贫富分化极大的社会，而且，今后也不会有很大变化，故不必杞人忧天。
佐藤俊树和原纯甫、盛山和夫一样，也是利用１９５５年以来的ＳＳＭ调查的数据，却得出与原、盛山不同的结论：“现时技术、管理职务的上层白领阶层世袭程度比战前还要严重”，因此日本社会是个阶层固定化的闭锁社会。因为双方采用同一个统计数据，分析得出不同的结论，使论争更趋“激烈”，佐藤这本书问世可以说是“揭开论争的第二幕”。（《中央公论》编辑语）佐藤认为，如果按照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９５年历届ＳＳＭ调查数据的差额比（ＯＤＤＳ）和社会开放系数来分析，可以得出战后日本社会各种职业世袭程度有很大下降的结论。但佐藤认为，这种研究方法有很大漏洞。即在统计时点上，４０岁以下的上层白领家庭出身者不一定已经从企事业中层上升到上层的技术、管理职务的地位。因为，日本的企事业中，年轻人就业后，大多须经１５年左右时间晋升到白领职务（科长以上职位），所以，在统计时点上，未满４０岁的人虽居下层白领地位，内有一部分人是上层的候补者，却为统计所“遗漏”了。不把这１５年左右的时间差考虑进去，会得出日本社会是一个世袭性很低、阶层流动是开放的社会的结论，会有一种日本社会阶级已经消失了的错觉。为此，佐藤的统计样本只以４０岁至５５岁年龄层男性来统计分析世代间的社会流动系数。根据佐藤研究的结果，从１９３６年至１９５５年间出生的“团块世代”（即１９５０年代至１９７０年代期间就业的世代）开始，日本社会流动急剧朝阶层世袭化、固定化方向发展，社会不平等程度甚至超过战前。他虽也反对绝对平均主义——“恶的平等”，但是，他对世袭的社会地位继承表示难以容忍，指出“他们得到的地位是绝对的，与其他职业相比，即使具有相对的意义，却很难说是一种由其本人取得的成果”，他们因为父亲职业的缘故，获得上层白领地位比常人容易四到八倍。父辈拥有的高收入、持有的不动产、金融资产，可以通过教育和资产两条有利途径使他们也能获得同样的富裕和社会声望。
佐藤《不平等社会日本》一书又将论争推向新的高潮，同年十月号《中央公论》又刊出题为《论争：日本是不平等的社会》特集，同时刊出观点对立的盛山和夫的《中流崩溃不过是一种“故事”》和佐藤俊树的《即使如此，也是一种不平等的社会化》。
如果说橘木是从经济学的收入所得分析当今日本社会不平等问题，佐藤俊树则是从社会学阶层流动研究的角度，与另一位教育社会学者刈谷刚彦的著作《大众教育走向——学历主义和平等神话的战后史》（中公新书，１９９５年）相互呼应，来证明１９８０年代以来各世代间社会阶层再生产。虽然原书初版至今业已８年，言及的许多内容对中国的教育社会学研究者还是有许多启发。在此略陈几例。
我国许多教育经济学和教育社会学在关注教育机会均等的时候，只把公正、平等等意识局限于考试选拔制度本身，忽视父母职业对学历和就业后社会地位的再生产功能及其“洗净”作用，学历本身也可能在世代之间再生产，而且当考试制度的“公正、平等”的保护功能也丧失的时代，世袭职业、社会地位再生产尤其得到强化（５７页）。与中国学者关注入学门槛问题相反，日本的学者与欧美学者一样，早就把机会均等研究重心放在教育体制的“出口”——关于就业后的阶层流动这个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的课题上。其次，日本学者看到经历了经济起飞前期之后，教育体制决定的学历选拔使得上层白领达到饱和的时候，不仅通往上层白领职业对下层社会出身的大学毕业生开始关上大门，而且，作为自己创业的道路——最后一条路径也几乎封闭，这个时候阶层的世袭就会达到最高点（８２～８５页）。当今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难就难在通向上层白领的位子稀缺，而且个体创业（自我雇佣），经济体制在创业的条件等方面也几乎对于工农出身的毕业生封闭了通道。还有，佐藤在书中指出了阶层世袭的后遗症之一，即导致新的高级白领阶层、知识精英的社会责任感完全丧失。因为形式上的学历选拔制度似乎是能力主义下的“公平”竞争，使得胜利者的知识精英们自以为是自己能力与努力的结果，甚至也不具有西欧那种明显阶层化社会中精英为了表示自己社会地位合法化要表现出承担那种“高贵的义务”的姿态。这种并不是建立在正常竞争基础上的胜利，会使得精英们毫无责任感地接受既得利益。不仅在经济体制中会导致精英的腐败，而且毒化整个社会的伦理水平（８８～９０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