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姐，很聪明，也很漂亮，但是胆子很小。文化大革命还没开始的时候，正在我们县二中（这所中学在一个偏僻的山坳上。后来我曾在那里教了4年书）上初中。一天，几个穿着干部制服的人来到学校，把我的大姐叫到外面盘问了一会儿，之后走了。他们是来了解我爷爷“投机倒把”的事的。这件事对大姐伤害很深。文革后期，大姐的同班同学都分配到工厂或机关上了班，她回到农村。因为她是地主的女儿。这时大姐变得沉默寡言。一天，在生产队劳动。中间，大姐和一个同伴去解手，被队长看到了。队长马上召开现场批斗会。两个人去的，但只有大姐一个人低着头站在台上挨斗。那一年大姐只有17岁。后来大姐就疯了。母亲只是哭。父亲每每在街道上找到又哭又唱的女儿，从围观的人群里哄出来，领回家。病稍稍好一点时，爷爷便领上大姐到处求医。有一次，爷爷领大姐和我去城里看病。一天，爷爷出去办事，只有大姐和我。大姐哭了起来，一边还诉说着什么。哭完了大姐央求我不要告诉爷爷。后来大姐就嫁了人，姐夫是一个大字也不识的农民。结婚的那个晚上，她一个人呆坐在煤油灯下，什么时候衣服烧着了都不知道。
大姐的病一直没好，每几年就要犯一次。
1986年，在大姐曾经读书的那所中学教了四年书之后，我考到了西安一所大学，读历史系。那一年冬天回家，母亲告诉我，大姐的病又犯了。过完年我回学校的时候大姐的病还没好。这次大姐的病比以往持续的时间长。暑假我回来的时候母亲说大姐还病着。我赶紧去看大姐。大姐一个人蜷缩在炕上，他们家里的人谁也不理她。大姐没有完全失去理智，她给我讲她的病： 如果她见到一个人就要把这个人所有的事情都要回忆一遍，她无法停下来，整夜、整夜不能睡觉。我和姐夫谈判。我要他把大姐领到医院去治，但他说大姐没病。能吃能动，那里是病！我不和他讲道理，坚持要他领人到医院。对峙了几天之后，一天早上，我们上了城。在兰州的一所医院的神经内科，医生给大姐的病下了结论：神经官能症，但可接触。我知道住院治疗是不可能的，姐夫不可能拿钱。医生给大姐开了些药之后，我们就回了家。大姐的病虽然没有马上好，但吃着药对我就是一种安慰，一种希望！我时时去看看大姐，大姐憔悴的样子和哀求的神态深深地刺痛着我的心：大姐对我寄予着很大的期望，她希望我能帮助她摆脱精神上的折磨。回西安前，我决定：借钱给大姐买半年的药。我把药送给大姐的时候对她说：“你要好好的喝药，跟我回来一定治好自己的病。这些药是我给你买的，出了事是我的，你千万不要做糊涂事！”
但我还没有走，大姐就把我买的几瓶安定片全部喝下去了。姐夫让人捎信来的时候，大姐还在医院抢救，生死不明。父亲马上上了城。
那一夜是我一生熬过的最痛苦的一夜。父亲没有回来，我们不知道大姐是死是活。母亲在对面的屋里一边流泪一边唉声叹气。我一个人躺在炕上，看着顶棚，一言不发。我推测大姐一定死了，不然父亲一定赶回来：他知道我们在等消息。我害死了我的大姐，我一辈子不得安宁。我似睡非睡，似梦似醒，脑子里尽是些恐怖的情景。天快亮的时候，我昏昏沉沉睡了过去，但没有多久就惊了醒来。外面太阳高照，不时传来人们的说话声，这些声音像是地洞里的回音，钝钝的；自己的身体也轻飘飘的，像不是真实存在。我在绝望地等待那个消息。我盼着这个消息早点来，又怕自己承受不住打击。中午1点多的时候，我爬起来上厕所。外面太阳耀得晃眼，我一摇一摇地走出大门。突然，我看见父亲一晃一晃地从大路那边走来。我吓了一跳，像触了电，赶紧跑回屋里，关上了门。我躺在炕上，全身发软。我听见父亲的脚步进了大门，我等待着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声传出来。但没有声音，对面的屋里静悄悄的。过了一会，父亲的脚步朝我睡的屋里走来，门被推开了，父亲走了进来。父亲说：“你姐活过来了”。我的眼睛里热乎乎的眼泪肆意地流了出来。
去兰州坐火车的时候，我很想去看看大姐，但我怕她看到我心里难受，对她造成额外的精神刺激。我买了些东西，让父亲送进去。我对父亲说我不怪她，让她好好养病。一个月以后，我收到大姐的一封信。大姐在信中向我道歉，并答应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都要好好地活下去。我回了一封信，我没有责备大姐，而是劝她忘掉这件事，调整好心情，好好治病。
大姐的病后来好了。虽不时也有复发，但她从那件事以后，大姐确实在好好地活。
那件事之后，我得了失眠症。我整夜、整夜听着别人的鼾声，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天快亮的时候稍稍睡一会，然后起床去跑步。在操场上我拼命地跑，希望耗尽所有的精力，祈求晚上睡个好觉。上午我拖着疲倦的身体去上课，老师一开始讲话，瞌睡就不可抗拒地占据了整个心身，我酣然入睡。但到中午又无法入睡。整个下午和晚上我的头像石头一样沉重。我的失眠症越来越严重！我对宿舍产生了恐惧，对黑夜产生了恐惧，对生活和生命产生了厌倦和绝望的念头。我知道自己在向危险接近。
大二的冬天，我搬到外面，住进了一个进修生租的房子里。
那个进修生叫黄福新。我要特别地感谢他。他不但让我白住房子，还要忍受我的失眠对他造成的干扰和不便。他中午喜欢看看书再睡，但我必须静静地躺在床上等待睡眠之神的降临，哪怕一点点声音都会惊走我的瞌睡。他翻书页的时候，我全部的注意力不由自主地紧紧地吸着在那沙沙沙的声音上。他为了不吵到我，尽量轻轻地翻书，但他越轻，我的注意力越集中：我在努力找出那若有若无的声音。 最后我十分为难地说了这件事，他笑了笑，放下书本。从此每天中午他和我一块早早躺在床上等瞌睡。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我毕业的前一年，他结束了学习，回新疆帮他父亲经营养鸡场去了，再后来我们就失去了联系。今天我特别想念他，但不知道他在哪里。
经过吃药、调理，我的失眠症基本上治好了，但还是偶尔彻夜难眠，只是再也不惧怕失眠了。有时，睡不着觉就吃点安眠药。记得有一次，我吃安眠药被母亲发现了，她顿时吓得脸色煞白。母亲不识字，但因为看大姐常吃安眠药，认识药瓶和药片。母亲认为安眠药就是神经病。第二天，我的安眠药不见了。我问母亲，母亲不吭声；后来我在茅坑里看见了药瓶。从那以后，我一回到家，母亲每天晚上的任务之一就是催我放下书本睡觉，有时我不听，她就干脆把灯关掉，弄得我哭笑不得。母亲认为读书断送了大姐的一辈子，她怕我读书多了，也想不开事，最后祸害自己。
回忆历历在目，宛如昨天，但已经是差不多二十年前的往事了！母亲去世已十个年头，大姐也是六十岁的人了。去年秋天，回家给父亲烧三周年纸，兄弟姐妹们团聚，也已经少了一个——2000年三哥病故。见到了大姐，大姐听到高兴的事，仰起头哈哈大笑，声音特别响亮，而且人老了特别嘴馋，什么东西都想吃，嘴里总是咔嚓，咔嚓的，闲不住。故乡的秋天，老宅的院场上，午后的阳光明亮、温暖、安静！那些艰难、压抑、不堪的日子已经远去，而父母亡故，兄弟凋零，美好的年华也随风飘去，再无法唤回！
2006年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