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2月，上海老牌的《申报》老板史量才（见图）起用 28岁的黎烈文改革 “自由谈”副刊。在一年多时间内，鲁迅一个人就在“自由谈”发表143篇含沙射影的杂文，结集的有《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等。此外，茅 盾、巴金、老舍、郁达夫、陶行知等人也在上面发表了大量评论、杂文，“自由谈”成为“一种站在时代前面的副刊”，超过了国民党当局容忍的尺度。上海市社会 局长吴醒亚向史量才施加压力，要他撤掉黎烈文。没想到他竟回应说：“《申报》是我个人产业，用人的事不劳外人操心，我自有主张。章依萍决不聘用，黎烈文决 不撤换。”“感谢诸公惠临施教，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成‘不自由谈’吧！”到1934年5月9日，黎烈文为了不连累史量才，主动提出辞职，主持 “自由谈”1年6个月零9天。

《良友》是1926年在上海创办的一本综合性画报，没有政治倾向性。1933年，左翼女作家丁玲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之后，《良友》发表她的一篇小说《杨妈的 日记》，主编马国亮还在后面写了个编者按，称这是她失踪后由她的朋友投寄的未完成之作，因为是日记体小说，片段成文，可以从中看出这位中国女作家的文笔和 意境。此文一出，惊动了上海国民党市党部的主任委员潘公展。良友公司的经理余汉生及赵家璧被请去谈话，潘指责良友出版左翼作家的作品，还有《苏联大观》、 《活跃的苏联》等书，《良友》画报也经常发表这些作家的文章，认为马国亮、赵家璧和共产党有关系，要良友公司炒了他们两个的鱿鱼。良友总经理伍联德听了汇 报，只是淡淡地说：良友是民营的企业，政府管不着。叫马、赵两人照常工作，不必理会他们。接着，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又给良友公司来函，要公司将他们解雇。公 司一面为他们向潘公展申辩，一面托人向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去说情。此事最终不了了之。马国亮晚年回忆，他们的编辑方针仍一如既往，并未因此而改变，感叹良友 公司当年不要求他们自律，绝不干预，“这是十分难得的”。

1933年是“九一八”事变两周年，《大公报》计划出一期纪念特刊，张季鸾、胡政之两巨头事先已安排好，请曾在哈尔滨邮局工作多年的票友记者陈纪滢秘密前 往东北采访。陈于这年9月16日上午顺利回到天津的报馆，一天多的时间就写出了36000多字，足足三个版面，题为《东北勘察记》，对沦陷后的东北方方面 面的情况做了第一手的详细报道。“九一八”特刊完全是独家新闻，轰动一时，日本大使馆接到天津领事馆的报告后大为恼火，当天就向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 理由是“有碍邦交”。当南京来电话时，胡政之正好在宴请陈纪滢等人，陈向胡表示歉意。胡的回答是：“这与你无涉，报馆既刊出，即应由报馆负责。”

1936年，《大公报》开办上海版，重心开始南移，萧乾那时主持文艺副刊，发表陈白尘一个抗日题材的独幕剧《演不出的戏》，惹了麻烦，尽管他在编辑时把所 有“东洋人”中“东”字都换成了“×”，日本人还是不依不饶，向租界法院控告《大公报》犯了“反日”罪，“妨害秩序”。9月11日，一袭布衣长衫的张季鸾 出庭应诉。因为那个“×”，一周后法庭判决《大公报》胜诉。张季鸾和胡政之不仅没有责怪萧乾，还赞许他那个“×”打得好。上海沦陷后，《大公报》除了维持 张季鸾主持的汉口版，胡政之另带一支人马开办了香港版，萧乾继续编“文艺”副刊，他的版面经常因为检查官抽文章而开了天窗。有一次整个版都没通过，被审查 官打了个大红“×”，那天他正好看电影去了，去哪家影院没有人知道，胡政之派人一家家去找他，终于把他从黑洞洞的电影院里找出来，补发了稿子。此事急得他 满身是汗，可是胡只诅咒审查官的蛮不讲理，还是没有怪他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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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片段使一部中国新闻史有了永远都活着的声音，有了生气和力量，虽然这一切正在离我们远去，但这些片段构成了新闻史的精神脉络，这些脉络要比发行量、广告收入重要得多，那才是一家报纸或杂志的精、气、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