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两年的争论，尽管没有达成共识，但对如何推进改革还是很有启发的。
一、维护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中国改革采取“不争论”的策略，获得了改革的操作权，但失去了理论的解释权。反改革力量控制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一次又一次从意识形态出发质疑改革。前两次靠邓小平的政治权威不战而胜，而这一次改革派明显处于劣势，置于被批判、被诘难的地位。反改革力量俨然以维护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自居，否定改革的合法性。而改革派则偏重于用西方经济理论推进市场化改革，不重视意识形态的研究，在理论进攻面前难以应对。
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如果不能取得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就难以为继。改革的停滞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改革在重实际推进时，必须重理论研究。
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不需要强行统一，也统一不了，但对改革必须有主导性的理论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作为改革的理论旗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从古典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吸收养分，结合中国的实际，形成理论体系。夺取政权前，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论断，中国需要经过一个过渡时期进入社会主义，斯大林、毛泽东版的社会主义犯了超越历史阶段的错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与斯大林、毛泽东版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引入资本主义的发展理念和体制模式，使生产力有个较大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社会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是有借鉴意义的。中国又是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大国，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新的现代化道路，不仅为中国，也是为世界寻求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全面小康”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核心理念和社会形态。
二、坚持利益分配的公平性
社会主义的本质含义是兼顾社会的、公共的利益。社会主义不是体现在生产领域的所有制结构，而是体现在分配领域的公平原则。生产领域应以发展生产力为原则，采取什么所有制形式，是公有制、私有制还是股份制、合作制等，都应从有利于生产力出发来决定，不应人为地规定所有制的结构和比例，更不应强调发展或限制哪一种所有制。不管哪一种所有制，能创造财富的高效率的就是好的，就是为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相反消耗财富的低效率的就是差的，就是削弱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分配领域，就应以公平为原则，即既要保证强者多得，以鼓励创造更多的财富；又要照顾弱者，提供全社会生活、福利的基本保障。
改革以来，政府管理从目标理念到政绩考核始终把重点放在生产领域，而忽视教育、卫生、医疗、养老等公共产品的供给。从中央到地方都有GDP的发展目标和规划，而没有公共产品的供给目标和规划，导致公共产品的严重短缺，人民群众的普遍不满。分配领域的不公，已引起民众对改革、对社会主义的怀疑。尽管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但从理念上、目标上、考核上、机制上至今都没有得到解决。政府职能转变依然是一句口号。
三、保障政治领域的公共性
这次自发引起的大争论，体现了现代文明的一个法制原则，即公共事务是可以讨论的，国家应该保障公民讨论公共事务的权利。我国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意思就是国家权力是公有物，国家的治理是公民的共同事业。“共”就是公共事务由公民共同讨论、共同参与，“和”就是公共事务中的矛盾冲突实行和平方式而不是暴力手段来解决。
公共事务共同讨论，对于公民来说是一种权利，因为公共事务关系每一个人的利益，每一个人都可发表意见；对国家来说是办好公共事务的前提，只有经过充分的讨论，才能在明辨是非、了解得失、清楚后果的情况下作出决定。这就是“对话民主”或“协商民主”。
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就要开辟公共领域作为讨论的场所和渠道，主要就是媒体。在媒体上讨论，形成公共舆论，作为决策的依据。公共决策至少分制定、研究、讨论三个阶段。制定国策是党和国家的事，研究国策是理论部门的事，讨论国策则是全体民众的事。国策应在充分讨论、自由研究的基础上制定，才能保证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合法性。这次在互联网上开展的改革的大讨论，应成为讨论公共事务的政治改革的起点。
四、改善精神领域的导向性
改革争论中，各方对精神领域中的道德缺失，其成因和对策尽管存在很大歧见，但都表现了深深的忧虑。当今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充满着矛盾的主张和利益的对立，然而在道德领域却趋于一种实际的共识，即应该恶，不该善。说恶，铮铮有词；讲善，苍白无力。人们可以举出许多社会现象和生活实例证明，为了生存、为了发展必须恶。善无立足的根基，善少存在的理由。社会陷入恶性的堕落之中。
国家虽然控制了舆论、文化、教育资源，但面对这种现状，却无能为力，失去了精神的导向作用。尽管作了不少努力，但理念混乱而又陈旧、方式老套而又单一，无论对党内、对民众、对年轻人，都失去了影响力、感染力、号召力。可是至今连改革、改进、改善的意愿都没有提出。一味地在管、堵、压、查、封的手段上下功夫，满足于形式上的控制权，却放弃了事实上的领导权。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已从政治本位转向物质本位，现在正面临向人本位的过渡。可是，党对精神领域的领导理念和领导方法，依然停留在政治本位的年代。在经济领域，
党和政府全面推行物本位理念，党以发展为第一要务，政府以经济为首要目标，社会以财富为成功标准。与此相适应，民众则以金钱为第一、以快乐为目标、以自我为中心，崇尚物质、崇尚感觉、崇尚眼前。面对民众的思想实际，我们利用什么思想文化资源来教育、引导呢？
我们既不继承具有5000年传统的以孝敬父母为核心的中华感恩文化，又拒绝接受具有500年历史的以尊重个人为理念的西方人文主义精神，而在空白的基地上倡导以集体主义为宗旨、以为人民服务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倡导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的社会主义品德。教育的方式是突击式的树典型、做报告、大宣传。而真正影响人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则被工具性的技能、分数、竞争所充斥。
对党员进行先进性教育，对大学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民众下达道德建设纲要，效果怎么样、结果又如何？倡导物质价值，怎么与为人民服务相统一？承认个人追求，怎么与集体至上相一致？不爱父母，怎么会爱祖国？共产党人的先进、民众的道德靠什么来维系？全社会都以物质追求为第一，谁追求精神？民众的灵魂、思想、精神、情感，谁在关心？民众的精神障碍越来严重、自杀率越来高，有谁重视？我们提出的道德口号、制定的道德纲领、草拟的道德文件，去民众、大学生那里征求过意见吗？他们爱听吗？接受吗？感动吗？精神领域里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实在太严重了，太需要反思、检讨、总结了！
上述四条说明中国处于改革转型阶段，改革转型需要理念的创新，即政治理念创新、经济理念创新、社会理念创新、道德理念创新。理念的创新，需要思想家。中国需要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伦理学家……中国允许、欢迎、鼓励思想家的诞生吗？中国需要为思想家的诞生创造条件，这就需要有开拓精神、决断能力的政治家。政治伟人才能接受思想伟人。当今中国太需要政治伟人和思想伟人了，当今中国是涌现政治伟人和思想伟人的时代。中国的改革才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