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算来，在燕园这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悠久学术传统的地方，我已经学习工作了十四个春秋。读书的时候，我就非常痴迷于对于北大传统的探求，并借着在北大校刊服务的机会，接触到许多在各个领域造诣精深的名师大家。在走访这些学界前辈的过程中，他们的人生遭际和丰富阅历所给予我的生命意义上的启迪固然使我受益匪浅，然而这些大师的特出的人格魅力和为师风范，每每使我在景仰的同时反复玩味不已，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内心里面充满了对于教书这个职业的敬畏与神往之感。但是留在母校服务，对于我来说，绝对是一件概率极小的偶然而幸运的事件。一个几乎没有任何教学经验的人，一个在众人面前讲话都会感到拘谨而胆怯的人，是否能够胜任北大的神圣的讲台，是否能够抵挡北大学生近乎苛刻的挑剔眼光，对于我和我的家人来说，都是不十分确定的。就是带着这种诚惶诚恐的心态，开始了我的教师的职业生涯。

所谓“无知者无畏”，尽管对教学毫无经验，但我并不觉得站在讲台上说话有多么恐怖。我也风闻过一些前辈的逸事，比如沈从文先生，到北大讲授的第一节课，准备了两个小时的讲稿，竟然不到半小时就讲完了，站在讲台上尴尬得不知所措，只好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我讲完了，没有话可说了”，至今传为佳话。汪曾祺先生曾有文章忆及此事。再比如曾有学长告诉我，厉以宁先生虽时下举办讲座时从容不迫侃侃而谈令听者云集如痴如醉，但他早年因口吃之故，几乎要放弃在北大的教职而欲往他处专事科研工作。我后来听厉先生的课，果然还微带口吃痕迹，有点相信学长讲的故事并非虚构。这些传说，不管真假，总算给了我一点勇气和信心，觉得教书如同任何职业一样，总有一个淬炼的过程，而决定职业生涯成败的关键之点，在于你是否享受这个过程，是否在这个过程中感到愉悦和自我实现。

我听到无数前辈说过，教书是一门艺术。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实际上，任何一种职业，当它达到一种纯熟、从容、忘我、自如的境界的时候，不都是一种艺术吗？弹奏古琴，物我两忘，固然是一种艺术，然而一个铁匠，当他有节奏地挥舞着铁锤，看火红的物件在铁砧上锻炼时，那种浑然忘我的境界，那种完美的节奏，那种娴熟的收放自如的神态，不也是一种艺术吗？所以作为“竹林七贤”的名士嵇康，既可以是卓越的古琴演奏者，在《广陵散》的世界里陶醉，也可以是一个优秀的铁匠，在铁锤的叮当声里体会生命的美感。所以斯宾诺沙既可以是一个深沉的哲学家，在他的思想世界里享受快感，也可以是一个手艺精湛的磨镜片的工匠，在这两个领域，他都以艺术家的姿态生活着。教书作为一种职业，其境界，也应该是艺术的。艺术的本质是多元，所以教书的风格就不是单一的，而应该是多种风格并存的；艺术的本质是创造的，因此教书就不会是一种简单的机械的重复，而应该经常注入新鲜的东西；艺术的本质是一种激情，因此教书就不可能是呆板的毫无生气的照本宣科，而应该是生命热情的全部投入。我体会，正是在这些意义上，前辈们才称教书是一门艺术。艺术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我有幸在北大学习的过程中，见识了很多在教书这个行当堪称高手的“艺术家”。可是他们的教书的艺术或者说风格确实是非常不同的。我曾在课堂上跟学生戏谈北大教师的风格，我把这些风格分成五种：激情宣泄型，人格感化型，儒雅洒脱型，冷静肃穆型，世情嘲讽型。我可能另有文章来细说这几种类型。实际上，我们往往有一种误解，以为所有名师一定都是在讲台上谈笑自如，都有着讲演家的口才和相声艺术家的幽默。其实名师的风格是缤纷多样的，并不拘于一种模式。我在读书的时候听过很多名师的讲座，他们给我的感觉似乎恰好相反：这些大师的口才实在不能说是特别优秀的，但是他们的课堂却总是能够吸引那么多沉静听讲的学生。季羡林先生有些山东口音，讲话速度并不迅疾流畅，属于朴厚敦雅的学者，他的讲课风格很平实，处处透着一种老实、宽厚、谨严的风范，我从来没有看到他的讲座中出现什么高潮轰动的场面。张岱年先生也是这样，他不太会讲笑话，说话有些艰涩的样子，总爱说：“这个问题很复杂”，他完全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名士的洒脱。侯仁之先生的讲课很有热情，但基本的格调仍旧是平实的。经济学院的几位前辈给我的印象也多半如此。据说陈岱孙先生的讲课富有逻辑性，思路清晰，掌握节奏恰倒好处，但他气质平和，讲课并非激情洋溢妙趣横生。经济史一代大家陈振汉先生，据说讲课时声音极为微弱，且一口浙江官话，听来十分费劲。但他的课程无疑是很有分量很有内容的。我到陈振汉先生家拜访多次，每次听他讲诸暨话我都很头疼，经常茫然不知所云。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可谓开宗立派的学者赵靖先生，讲话有浓重的济南腔，讲课的风格十分平静质朴，几乎没有什么波澜，但他对中国古代文献的渊博学识总是使学生在课上屏息以听不敢怠慢。这些大师级前辈，之所以成为名师，不在于特别优异的口才和演讲天赋，而在于其渊博的学识与精深的学术造诣，还有他们在为人行事方面所表现出的特出的人格魅力。自然，也有口才与学识兼擅的名师，比如北大历史上的胡适先生，马寅初先生，但这样的人物实属稀有，不能当作通例。

我读过一篇文章，谈到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说他对教书有一种类似于“宗教的狂热”和“母性的激情”，这种形容当然是文学家笔法，但却颇为传神地传达出一个教师所必须具备的首要素质：那就是对教书的一种深刻的、执着的热爱。假如一个人在职业中找不到激情，找不到那种身心俱醉的投入感觉，找不到一种自我实现的满足感，那么，他就应该考虑重新选择自己的职业。教书不是为稻梁谋的“教书匠”职业，它是需要一种激情作后盾的。我听说过侯宝林先生（80年代曾被北京大学中文系聘任为教授）的逸事。据说侯先生在家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不苟言笑，十分没有幽默感；然而一上台子演出，则立刻神采飞扬妙语连珠，仿佛变了一个人。戏台是他的人生提升之所，是他感到光彩焕发之所。讲台也是如同戏台，当一个教师站在神圣的讲台前的时候，他应该表现出像侯先生上戏台一样的激情，他面对的是他所热爱的忠实而挑剔的听众，他必须用全部的身心力量来展现自己，不能慵懒，不能敷衍，不能面无表情，不能无所用心。

古时谈起教师，总要说“学高为师，身正是范”，我体会，古人对于一个教师的要求是相当全面的，不但要有精湛的学养，还要有高尚的人格根基，也就是前人所说的“道德文章”。在这个方面，我国经济学泰斗陈岱孙先生堪称典范。在他逝世的时候，我曾连夜写了一副挽联：

“学为儒范，行堪士表，仰一代宗师，道德文章泽后续；

质如松柏，襟同云水，数九秩春秋，经世济民慰平生。”

岱老为人所称道的，也不仅是他在西方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卓越贡献，更使学界推重的，是他的淡泊、高贵、坚贞的人格操守和独立不倚、“修辞立其诚”的学术品质。《陈岱孙先生纪念文集》是我经常翻阅的一本书，每次读，总会被其中回忆岱老的文字所打动和震撼。一个教师，能够在那么多心灵里面留下宝贵的痕迹，能够以他的道德文章感化和熏陶那么多的后辈，实在是做到教师这个职业的巅峰境界。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说过“甘作前薪燃后薪”，有这样的教师在北大薪火相传，则北大优秀的学术传统和人文精神就永不会湮灭。

我体会，北大这些声誉卓著的学界大家之所以成为名师，有三个重要因素。一曰职业操守。所谓职业操守，乃是对自己的职业所怀有的敬畏、珍惜、尊重与神圣的感觉。一个北大的教师，最重要的是要珍惜和尊重自己的职业，热爱自己的学生，并且对北大怀着天然的深厚感情。一个在北大这样的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学府执教鞭的人，如果他对北大的历史渊源和学术传统没有相当的觉解，如果他对这所大学的未来命运没有一种天然的负担和使命感，那么我们就很难相信他能够胜任北大教师的职业。二曰学术根基。一个优秀的教师，首先应该是在自己的领域里学有专长、有所造诣的学者，所以科学研究始终是教学的基础。北大的教师，往往不是拿着现成的教科书去照本宣科，而是在讲授过程中紧密结合自己的科研工作，将自己的研究心得及时地反馈和融会到教学之中。而教书过程中所遇到的学生的质疑、问难，又补充和修正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使自己的科学研究达到一种新的境界。因此之故，我们才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并非妙语连珠口若悬河的学者，可以成为深受学生爱戴的名师，其中的道理在于，他们在学术上的深厚根基使他们的讲授充满智慧的光彩。三曰人文底蕴。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有其深刻的人文背景和社会属性。一个经济学的研究者和传授者，如果没有深厚的人文底蕴，没有一种终极意义上的人文关怀，他就不可能成为优秀的经济学研究者和传授者，他所培养的学生，也只能是没有思想的经济学“工匠”。工匠与艺术家的区别在于，前者成批制作，固守模式，而后者倾心于创造，绝不与他人或先前的自己雷同；前者乃是为稻梁谋的职业匠人，而后者是将生命投入进去的献身者。一个经济学的研究者和讲授者，如果不具备历史学、哲学、文学、社会学等最基本的人文修养，就很难在更高的意义上理解经济学，他只能是“经济学匠”，而不是“经济学家”；而一个匠人，所培养的也只能是匠人，而不可能培养出有着人文关怀的、有思想的、有创造力的未来的大师。

北大90周年校庆纪念文集《精神的魅力》（1988）的扉页，印着这样一段话：

“这真是一块圣地。近百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数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构成了一种特出的精神魅力”。

这是我读过的对北大精神最精彩、也是最富有文采的诠释，据我所知是出于中文系谢冕先生的手笔。北大精神的传承者是她的一代代学生，但其传授的担子在教师肩上。我有幸生活学习在这样的一个校园，见识到这么多优秀的学者和教师。他们都是值得效仿的榜样，还是那八个字：“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北大（以及那些名师）对于我而言，是一所永远难以毕业的学校。“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陈岱孙先生晚年给后辈题字，喜欢用这句话。我体会，这不仅仅是一种大师式的谦逊。这里面蕴涵着教师这一职业的精髓所在，那就是：终身学习。

2004年10月16日夜

* 本文是作者在2004年10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学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