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笔杆子，干革命靠这两杆子！”这是林彪在“文革”中说过的一句“名言”。他倒台之后，这句名言没有人再提起了。但是，它却道出了中共非常重要的一个治党治军治国的“窍门”和“秘密”。这是一条革命历史的经验总结。
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面对复杂险恶的社会环境，要取得革命胜利，要获到政权，要打天下，如果没有坚定强硬的作风和大刀阔斧的手段，是不能完成这项伟业的。而没有雄浑悲壮的气魄和博大高远的胸怀也是断难成事的。唯此，舍毛泽东还能是谁呢？而毛泽东为什么就能成此大业呢？靠的就是“枪杆子”与“笔杆子”！
枪杆子，就是指武装斗争。毛泽东有句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进行民主革命，走议会民主的和平道路是行不通的。一个政党如果没有武装做后盾，没有枪杆子做保障，不会有任何政治地位和权利可言，甚至连生命也难以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毅然走上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得到了中国这个的“大天下”。
笔杆子，就是指意识形态。在革命斗争中，党的建设是关键。如何用正确的思想和纲领统一全党的意志，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党的最高领袖的思想理论要在全党贯彻、党的方针路线要去宣传，靠谁去做呢？就是靠党的宣传队伍去落实这件事。由于做这项工作的人擅长舞文弄墨，被人誉为 “笔杆子”。这支队伍，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这支队伍中的佼佼者，则被毛泽东“慧眼相中”，提拔重用，于是，在毛泽东身边便“诞生”了几个重量级的“大秀才”，成为党的著名理论家、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人。
他们“秀才”生涯的起点，是他们担任毛泽东“秘书”这一特殊职务开始的。毛泽东的秘书大致承担着以下这么几种工作：协助毛泽东起草文件；负责毛泽东个人文件管理和保密文件收藏；安排毛泽东个人生活起居和杂务。解放以后，根据工作的需要和形势的变化，又配备了英文秘书。
“秘书”一职，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作助理或助手，这是沿袭苏共中央领导人那里传承下来的一套工作与生活制度，作为一种体制，代代相传，一直持续到现在。由于领导权力的高度集中和事务的纷繁复杂，为各级领导配备秘书，以协助其工作，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事情。在高级干部的生活中，经过组织机构严格挑选、层层选拔上来的秘书一职，尤其重要。因为，他在领导人的日常工作和党的重要活动中，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在毛泽东时代，曾经出现过几位“大秀才”，他们都曾经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起过非同寻常的作用，在宣传舆论战线更是风光一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颇为活跃。但是，其个人的命运和政治生涯，也是变化莫测、波澜起伏的。他们的名字是：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
他们的成长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起步于革命圣地──延安。都是从敌战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而且，他们都没有显赫的社会背景和教育资历，开始，他们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正是在延安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和党的特殊发展时期，才使得他们从众人之中脱颖而出，凭借着他们自身的优势和专长，被毛泽东慧眼识中，并囊括于帐下，成为毛泽东思想和理论的最好诠释者和意识形态的代言人。
陈伯达，福建闽候人，抗战初期到达延安，起初并不起眼，在延安马列学院任教员。一个偶然的机会，被毛泽东发现。在一次孙中山思想的研讨会上，他做了一次发言，恰好毛泽东出席。在旁边听了他的发言后深表赞同，并引起毛泽东的关注。随即被调到毛泽东的身边做秘书。解放后，数任各大要职。在“文革”中更是出尽风头，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九大被选进中央政治局，成为党的领导人之一。林彪事件后遭到整饬，关入监狱。粉碎“四人帮”后，受到公审，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保外就医，恢复自由。
田家英，四川人，只上过小学，但天资聪颖、刻苦勤奋，擅长历史研究，写国多本水平很高的历史著作。1948年，被毛泽东选中后，担任秘书职务，在主席身边工作长达18年之久。解放后，主要负责《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和整理工作。曾参与毛泽东选集一卷到四卷的整个工作。他还曾经参与起草了八大政治报告。在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得到毛泽东的重用和关爱。担任中央研究室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重要职务。但是，从庐山会议后，毛泽东逐渐开始疏远他、不重用他。文革中遭到迫害，自杀身亡。
胡乔木可能是“大秀才”里面学历最高的了。他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加入清华地下党，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但并不是清华地下党的负责人（刘少奇当时是北平党组织最高领导人，胡不是刘“圈子里”的核心，刘的干部包括：彭真、林枫、刘宁一、黄敬等人。北平学联的领导人：蒋南翔、姚依林、黄华、彭涛等人）。胡乔木抗战爆发后到了延安，曾在中央青委工作。1941年，被毛泽东选中，任秘书。解放后，担任中央新闻出版署暑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50年代后期，一直养病，“文革”中受到迫害，但未殃及性命。文革后期，恢复工作，在邓小平建议下成立的“中央政治研究室”任负责人。粉碎“四人帮”之后，从新被启用，任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
这些“大秀才”们，由于身处党的最高领导人身旁的特殊条件和机遇，使得他们的人生经历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这种人生经历，给他们带来过辉煌的岁月，平添过神奇的色彩，同时，也因此而使他们的人生命运跌宕起伏、大起大落。有的，虽景遇不测，但名垂千古；有的，虽文才飞扬、修养学识具佳，但是终在残酷的政治斗争风云中落马，甚至身陷囹乌，饱受牢狱之灾。这确实值得研究。
一、赞襄枢机要务，经历政坛风云
首先，他们作为毛泽东的“大秘书”，作为毛泽东的高级“幕僚”，亲身经历了党史上发生的若干重大事件，直接参与党的历次会议、运动，参与起草了党的文件、报告和社论，撰写过大量文章、著作、小册子，亲眼目睹和经历了多次惊心动魄的革政治斗争，对党在各个历史时期路线、方针、政策的酝酿、发展和形成过程十分熟悉。他们是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见证者。
胡乔木到毛泽东身边当秘书，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协助毛泽东整理党的历史文献。胡回忆道，他看见毛正在屋子里校对一大堆文件，就说：“这个我能做！”主席就把这项工作交给他做。从此，胡乔木就开始参与党的延安整风运动。协助毛泽东起草了许多重要决议、报告、指示，而且，还出席了整风期间一系列重要的会议。例如，延安文艺座谈会。据欧阳山尊会议，在会上胡乔木和一个来自国统区的艺术家还发生了一场小小的争执。当然，胡乔木是在捍卫毛泽东的文艺路线，反对自由主义的观念。解放战争时期，胡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大量社论、评论、杂文等文章，成为一个“高产”的中共新闻“主笔”。据《胡乔木文集》第一卷的统计，1941--1949期间，他共计撰写了各类型理论性文章88篇。有些文章确实新闻评论的佳作：如“国民党缺少什么？”“苏必胜，德必败！”“教条与裤子”“驳国民党”等等，都是上乘之作。文章观点鲜明、立论准确、言辞犀利、言简意赅。其文风颇受毛泽东的影响和熏陶，显得很大气，又极富战斗力，而且，通俗易懂。
陈伯达是名副其实的“大秀才”，他到毛泽东身边的时间最早、担任的职务也最高，从抗战到解放后，始终得到毛的信任和倚重，一些党的重要文件和报告，均出自他的手笔，在党内被认为是大理论家之一，称为“老夫子”，他儿子还和中共其他高级干部的孩子一起，被送往苏联深造，可见他受到重视的程度。特别在“文革”时期，更是上升为党的核心成员之一，最高位置曾列为中央第七号人物，排在总理和康生之后，江青之前。九大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列。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他也最为积极，提出过一些过激的主张，如“直接过渡”、“取消商品和货币”、“城市公社”。“文革”的宣言书─ “五一六通知”就是出自其手笔。
田家英到毛的身边最晚，1948年解放战争时期，经过胡乔木的推荐，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从此也开始受到器重。1954年，曾经参与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1956年，参与起草党的八大政治报告和开幕词。庐山会议，由于同情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曾经一度疏运他。但是，到60年代初期，毛泽东还是原谅了他，让他参加毛组织的“五人学习小组”，这是党内规格最高的“御前讨论”，是受到毛信任的最显著标志。这五个人物是：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胡绳、邓力群。但是好景不常，到了“文革”爆发，还是遭到了迫害。
50年代后期，中国转入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历了多次运动之后，特别是经济建设出现了大起大落的不利局面后，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该如何搞？中央领导人的心里是不清楚的，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还没有很准确的掌握，对如何巩固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和社会主义的政权，也是不清楚的。长期战争环境下形成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遇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严峻的考验。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毛泽东也在反复思考这个问题。党内的认识程度也在逐步发展变化之中。
这期间，毛泽东身边的大秀才们发挥了中央其他机构起不到的特殊作用。他们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是按照毛泽东的思路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二是协助毛泽东起草中央文件，对若干重要政策的出台提供理论依据。
田家英、陈伯达、胡乔木都分别带领调查组下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
1960年，农村出现的严重问题已经大量暴露。11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提出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开展整风整社。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大兴调查之风，对我党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起到关键作用。毛泽东指示：田、陈、胡各带一个组，每组六人，共12个人，要求“每个人都是高水平的，低级的不要。”分别去浙江、湖南、广东，去农村，每个大组又分为二个小组，一个负责调查一个好的生产队，另一个负责调查一个差的生产队，中间的不要，时间为15天，工作完成后，各组都到广东和毛泽东会合，向他汇报，然后再调查广州一个月，共2个月，在广州过春节。
田家英组到浙江后，毛在杭州坐镇指挥，随时听取汇报。在汇报和沟通情况时，大家感到情况非常严重，需要针对人民公社出现的主要问题出台一个条例性质的东西，以纠正错误，规范基层组织的行为。这样，就产生了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想法。主要就是想克服“五风”问题、瞎指挥、公共食堂、自留地、退赔问题等等。毛泽东高度关注人民公社的问题，带领他们到达广州，就开始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条”。出席会议的除了中央大员外，还加上了地方高官：陶铸、江华。经过数月紧张工作，终于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工作条例。对此事，毛泽东抓的非常紧，也非常重视。刘少奇在北方也同时搞了几个调查组，在广州起草文件时，毛泽东集中了这两个大组的成员，一起研究，一起商讨。
在当时，中央起草重要的文件，一般组成这样的写作班底：毛泽东挂帅+理论秀才+地方官员。这期间，又加上了另外三位大秀才：邓力群（红旗杂志副主编）、许力群（中宣部副部长）、王力（中联部副部长，康生推荐）。
1961年2月─3月，就是这批人集中在广州搞“六十条”，3月22日，中央通过了这个条例，初步缓和了农村比较突出的矛盾。会议结束后，田又带着工作组下到浙江调查。主要是试点和讨论工作。农村问题解决后，又开始着手解决工业和教育问题。8月─9月的第二次庐山会议，就是研究这个问题。在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时，连续使用了几次“不甚了了”一词来形容他对这个难题还仍然处于摸索阶段的复杂心情。他说“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但是，当调查组在湖南韶山村调查时，令人吃惊的是，毛泽东老家的人竟然主张“分田到户”、“包产到户”！于是，围绕这一问题，中央领导层形成了两种不同意见：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赞成，而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分歧与文革爆发有必然联系）田家英被夹在当中，说话过了头，毛泽东感到十分生气。因为，他内心的最后一道“底线”被动摇了：如果鼓励分田到户大面积的推广，那么，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又该如何评价呢？对这点，毛泽东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绝不能越雷池一步，如果越了，性质就发生变化了。他是不会允许开历史倒车的！他毕竟是政治家啊。毛泽东尖锐地质问田家英：是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个体经济为主？是你个人的观点，还是代表其他人的观点？田家英被震慑住了。他了解毛泽东的性格：这是触及到了原则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毛泽东历来是不作丝毫让步的。田感到十分沮丧和后悔，但为时已晚。第二天，毛泽东就把田撤掉了，换成陈伯达作负责人，主持起草关于巩固集体经济，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从此，田家英被打入“冷宫”，只做一些事务性工作，重要文件的起草不让他参与了。但是，毛泽东还是让他参加了“五人小组”的学习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这期间，有几位年轻的地方干部引起毛泽东的兴趣：广东的赵紫阳、浙江的林乎加、湖北的王任重、上海的张春桥，他们都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和敏锐的思路，得到毛泽东的器重。当时，他们的职务也不算低了，都担任了省级“书记处书记”。这个职位是毛泽东特意为了培养接班人而设置的，也是为了锻炼他们的实际工作才干，以便中央可以从中选拔干部，委以重用。文革后期，他们的政治地位开始攀升。华国锋也曾担任过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一职，不过，他的提升可能更快些。周小舟在庐山会议出事后，华被毛提拔为湖南省的“一把手”。文革中被调往中央。张春桥此时在上海市委任书记处书记。但是，他一直主管意识形态工作，不管经济工作，属于“理论家”一类干部，擅长写文章。1958年，他的一篇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得到毛泽东的赞许并开始留意于他。文革前，张春桥和江青在上海秘密写批判吴晗的文章（他找到姚文元执笔，上海集团形成）。文革中，他的地位迅速上升，进入中央核心层。
文革中最先落马的是邓拓，也是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被列为“三家村”头号罪魁！文革爆发后，他遭到残酷迫害，自杀致死。下场甚为惨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邓拓是我党最早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著名理论家、新闻家。早在抗战时期，他在晋察冀根据地担任华北中央局机关报的主编，他就开始四处收集毛泽东的讲话和文章，编辑多卷本《毛选》。张春桥在当是还只是他的副手。解放后到上海工作，因追随柯庆施而发迹。而邓拓在解放后一直在中央工作，属于刘少奇、彭真系统的干部，即“华北局系统”的人。50年代担任《人民日报》主编之重任，1958年因“鸣放”不积极，被毛泽东痛骂一顿，遂被撤职。彭真将他调到北京市任书记处书记、主管意识形态。60年代，在《北京晚报》开辟专栏《燕山夜话》，经常发表历史杂文或随笔一类的文章，文笔流畅、夹叙夹议，堪称典范，但是被毛泽东看作是“借古讽今”的“反党大毒草”，成为一项重大罪状！
个人命运之兴衰成败福祸荣辱，在变化莫测的官海沉浮中真是难以预料啊！有的成为风云人物，有的沦为“刀下鬼”！
二、宣传领袖思想，诠释理论主张
其次，理论秀才们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在协助毛泽东完成并建构“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这一艰巨工程方面，也是功不可没。
他们整理毛泽东不同历史时期所阐述的关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理论、观点、想法，将其逐渐梳理、完善，使之成为一个内容丰富、体系庞大的理论宝库。同时，在逐步建立这个理论体系的时候，又加以权威性的诠释和说明，在全党全国范围不断地加以广泛的宣传和灌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良好的效果。
从陈、胡、田的一生经历中，其中有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都在全力投入做这件重要的事情。在《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收录了毛泽东写给田家英的25封信，其中绝大部分是关于编辑《毛选》的事情。田家英下的工夫和精力是很大的。椐逄先知回忆：1949年，中共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并着手进行编辑工作。田家英和陈伯达、胡乔木是参加编辑工作的主要成员。毛泽东对此事很重视，不但参加选稿和确定篇目，还进行精心的修改和写题解并注释。从毛选第一卷到第四卷田家英都始终参与编辑工作的全过程。注释部分由他负责，并负责出版和外文的翻译组织工作。第一卷出版时他还写了评介性文章。同时，田家英还整理毛泽东几篇重要讲话，《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关于重庆谈判》、《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干部会议上的谈话》，都是田家英整理的。经他之手整理的文章酷似毛泽东亲笔所为。经过对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工作，对毛泽东著作的熟悉和理解程度达到精深程度。成为党内宣传和解释毛泽东思想的首要权威。随着60年代政治形势的突变，毛选出版更加重视，规格也提高了。队伍也在继续扩大。又有几个大秀才加入其中：许立群、熊复、王年一等人。王年一日后名气不大，其余几位个个都是文笔很硬的大秀才。
整理和研究这些著作，本身就是极好的向毛泽东学习的好机会。一方面，可以经常接近毛泽东，在小范围亲耳聆听毛泽东的谈话甚至是聊天，都会收益匪浅。另一个方面，可以直接接触毛泽东著作的原稿、手稿或者是谈话记录，从中学习毛泽东的思维方法以至文风气质。毛泽东的著作，越到后期，其思想越成熟。从文字上说也是上乘之作，有很高的艺术性，既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显示其雄浑之气，又行云流水、议论风生，显示其刚柔相劲的韵味，而又情文并茂，表现出毛泽东个人特有的风格和气势。在毛选四卷出齐后，1962年到1965年，田加英开始对注释作全面校订。这是更加艰巨而复杂的任务，需要查阅大量资料，进行细致的考证和校勘，由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负责。另外，他还建议编辑出版毛选的通俗版本和毛泽东诗词。
50年代到60年代，毛泽东在使用这批秀才的时候，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尤其是根据国内外出现大的事件的影响，当党中央需要在关键时刻就某些重大问题作出明确回答的时候，一般都是要组织一个或几个写作班子，同时或分阶段的撰写有分量的、有权威的理论文章，然后，经过中央高层的反复酝酿、讨论、修改之后，在中央级的报刊上发表，有时，特别重要的文章还要同时由几家大报转载、中央广播电台还要全文广播。如：社会主义改造、反右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苏论战等。
进入60年代以后，毛泽东更加重视思想战线和意识形态的问题，尤其是中苏关系恶化之后，国内各种矛盾日益显现，引起毛的高度关注，所以，他特别重视理论战线的工作，对理论家队伍也格爱外高度重用。当时，毛泽东统帅的主要有两支“秀才队伍”在“齐头并进”的工作：一个以农村人民公社为主，另一个以中苏论战为主的。前者重点在国内，后者重点在国际，都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与建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大事大非问题。第一支秀才队伍由陈伯达和田家英负责，主要围绕农村人民公社的“六十条”和工业、教育“六十条”文件的起草、调查以及修改，之后，农村社教运动开始后，参与起草了“前十条”和“后十条”及修改的“后二十条”的工作。在这其中，刘少奇逐渐起重要作用，很多意见是按照刘的意思修改的，已经“左”的吓人了。但是，思路却和毛泽东越来越远。最后演变为“文革”。这是后话了。
三、知识渊博通达，文笔洋洋洒洒
第一代大秀才们确实在党的历史上发挥出特殊的作用。但是，他们不仅是中央的理论家、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和思想理论的最好诠释者、思想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新中国思想理论建设的开拓者，同时，从他们个人修养与素质方面来看，也都是出类拔萃的大知识分子和学者，其个人大多是才华横溢、知识渊博的人物。
他们在紧张工作之余，还写出了大量著作和文章，有些学术价值颇高！这些东西一般不是单纯的为了研究而研究，总是根据现实斗争的需要，为了宣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统一全党思想，打击敌人，团结同志。既是政治性和宣传性的，也具有研究性和学术性。反映出他们高超的写作能力和水平。
例如，陈伯达在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写了一系列短小精悍的小册子：《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四大家族》等，解放后，陈又对经济问题产生浓厚兴趣，虽然在大跃进运动中对商品经济、农村人民公社等问题说了一些过激言论遇到毛泽东的批评，但是，毛泽东还是重用了他，直到文革。陈伯达还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参与制定国家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同时，还身兼数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宣部副部长。文革中，被毛派往《人民日报》，主持全面工作。
胡乔木在延安时期写了《中共三十年》，轰动一时，成为建国后相当一段时间国内唯一的党史教材。胡乔木的党史研究始于延安整风运动。他协助毛泽东整理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本分量很重的党的文献集，实际主编了《两条路线》，成为延安整风中最为重要的党史资料。《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有过详细的记载：“我去毛主席那里工作时，《六大以来》这本文献已经在编。开始我不知道秘书该怎么做。后来我看到毛主席在校对《六大以来》清样。我对毛主席说：‵我来干这个事吧。′毛主席说：‵你这算找对任务了。′……编《六大以来》是要解决一些历史问题。”解决什么历史问题呢？就是为了清理一下党在领导革命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用历史经验来说明党的正确路线的形成，以指导革命继续向前推进。“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这样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毛泽东怎么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比较，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从《六大以来》，引起整风运动对党的历史的学习、对党的历史决议的起草。《六大以来》成了党整风的基本武器。”在编辑党的历史文献的基础上，胡乔木开始了党史研究，写出了那本著作。解放后，由于转向其他工作，党史研究停止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又重操旧业，领导起草了另一个历史决议，组织国内的党史研究。
田家英则更喜欢研究历史，解放后他收集了大量古籍善本、名人信函，而且，酷爱逛北京琉璃厂旧书店。尤其对明清时期历史感兴趣。他夫人董边回忆“在工作之余，家英很喜欢研究现代史、特别是党史。他曾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郭沫若主编《中国通史》的编委之一，负责主编现代史部分。他还研究清史，解放初期，在《新中国妇女》上发表《中国妇女生活史》”。他写下一首诗：“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表明其为人之道。
“秀才”，这一中国古代对文人的称谓，随着历史和时代的变迁发生着本质的变化，但其中反映了中国文化中作为主流的代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与观念性的东西，实际没有发生变化，“士可杀不可辱”、“士为知己者死”等等精神层面的内涵，仍然在知识分子的身上闪现。不过，令人感到一丝遗憾的是：他们的个人命运和政治风云的变化联系如此的紧密，带给他们的除了光彩的部分之外，流下的却是生命的泯灭。
参考书目
1、《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董边 镡德山 曾自 编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胡乔木著 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
3、《胡乔木谈中共党史》 胡乔木著 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4、《胡乔木文集》 第一卷、第二卷 胡乔木著 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
5、《龚育之近作━党史札记》 龚育之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