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之后，日军的铁蹄蹂躏到中国的大半个河山，几乎半壁江山迅速沦陷，尤其是中国的华北、华东、华南地区，更是遭到日本侵略者疯狂的进攻，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而上述地区，不仅集中了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中心城市，例如北平、天津、上海、杭州等大中城市，而且，这里还集中了中国著名的大学和研究院所，汇集了中国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和教授学者，如果毁于战火，或落入敌手，将对中华民族造成不可挽回的、毁灭性的巨大灾难，这种损失将是无法用任何物质资源来补偿的！

基于此，国民政府及最高统帅部下令教育部，对各大战区内的各所国立大学、研究机构下达了战时紧急动员令。要求各所大学组织所有教职员工、学生迅速转移到战略大后方，同时对大学的仪器、设备、图书、文物等物资全部随学校一并转移到新的大学地点。这样，在抗战伊始，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和战争的滚滚硝烟，中国的大学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英雄壮举：即向中国广大腹地的大迁移之壮举。书写了一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惊心动魄的英雄篇章。

大学转移的路线大致有三条：一条是向大西北方向，目的地是甘肃的兰州、陕西的西安。北平国立师范大学就是迁移到了大西北，最后在甘肃扎下了根；第二条是向大西南的四川，目的地是战时的中国陪都----重庆和成都，以南京的中央大学为代表的几所大学就是迁移到了重庆，而另外几所大学则迁移到了成都；第三条是向大西南的云南、贵州，目的地是昆明和贵阳、遵义等地，例如地处华北的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经过横穿中国中部数省的大迁移，最后抵达云南的昆明，三校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继续坚持办学八年之久。而浙江大学则更为艰辛展转，最后抵达贵州的遵义，继续办学，为国家和民族保留下珍贵的文化火种，薪火香传，绵延不断，并在十分艰苦动荡的战争环境下，培育民族的英才，造就出一大批日后成为新中国各个战线、各个领域的杰出人才。

下面，仅以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的南迁、中央大学农学院的西迁、浙江大学的入黔为例，展示一下这个过程的大致轮廓，以彰显中国大学走过的这段不平凡的难忘经历。

一、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的“湘黔桂滇南下旅行团”。1938年初，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在长沙组建的三校“长沙临时大学”奉命南迁云南，由三校师生组成“湘黔桂滇南下旅行团”。一千多师生参加的队伍，由湖南长沙出发，全部步行，一路南下，长途跋涉，途径湖南、贵州、广西，进入云南，到昆明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坚持办学，长达八年。一些著名教授，如，闻一多、曾昭奋-----…和年轻的学子们，一路风尘，克服各种艰难险阻，餐风露宿，终于到达昆明，此举震动了中外教育界，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和斗志，也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壮举。

二、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的饲养的“生畜家禽战略大转移”。 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是中国30年代的一所著名农业专门学校，该学院途径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四川共计五省！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这所农学院为了教学实验的需要，从国外进口了一批优良品种的羊、牛、家禽，为避免落入敌手，农学院的职工和学生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硬是靠着人力和极其简陋的运输工具，把这批稀有的良种生畜和家禽安全的运到了大后方，避免落入敌手，给国家造成损失。创造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另一次壮举。

三、国立浙江大学在校长竺可桢先先生的带领下，先由浙江省会杭州迁往浙南的衢州山区，后又继续西迁，经安徽、江西、福建，最后抵达贵州的遵义城继续坚持办学。和而后陆续又迁到此地的协和医学院、广州大学等高校，逐渐在过去十分偏远的贵州形成高校云集的教育区，有利的推动了抗战期间西南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

这此战略大转移，目的地虽然不同，一个是到西南的云南，一个是到四川，另一个是贵州，但是，都将中国极为宝贵的教育资源转移到大西南地区的后方，不仅保护了宝贵的教育资源免于落入敌手，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出中华民族的一种伟大的精神与道德，反映出我们民族在面临外强侵略的危机关头，不屈不挠，顽强抵抗，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民族气概。据此，我们民族是不能被灭亡的！这种民族精神是应当发扬光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