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从社会学的角度谈谈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一点个人看法。

大家知道，我国经济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一直持续低靡增长，直到2000年情况才有了变化，经济增长达到8%，这对我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它遏止了经济增长下滑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都在讨论：经济发展的拐点是否已经出现？中国经济是否进入了稳定快速增长的时期？许多经济学家对此持乐观态度，我个人却认为不太乐观。

要分析现象背后的原因，首先得引入一个很简单却常常被忽视基本背景，那就是中国正在开始进入耐用消费品的生产消费时代。人们从直观上也许会觉得这是一项很好的事实，但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恰恰都是这看来美好的东西带来的。必须说明，一个社会从生活必需品生产时代转入耐用消费品生产时代的转变过程是十分艰难的。回头看看西方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它波及了全世界，事实上是整个人类的经济灾难。引发这场经济危机的原因是什么呢？过去我们一直说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过剩，但在此之前资本主义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的时间，为什么独独在那个时间出现经济危机呢？事实上西方社会当时正面临着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却迟迟不能顺利完成。在萧条中西方政府做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如改善社会福利制度等，终于在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完成了转变。为什么这种转型会带来如此巨大的麻烦？我认为是“消费模式”的问题，那两种社会阶段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消费模式。回想我国八十年代初，商品大都实行凭票供应的配给制，这种消费模式的特点一是对商品没什么选择性，二是生活必需品数量较多而单价较低，所以用来消费生活必需品的是即时收入。而耐用消费品往往有很强的选择性，而且数量较少单价较高，所以只靠即时收入来消费是不够的，往往既要动用储蓄又要用将来的收入，即所谓的信贷消费。当社会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转向耐用消费品时代时，消费模式也要转变，而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连的消费模式能否形成就是一个问题，需要一些结构、制度条件做支持，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就很容易发生经济、社会危机。

下面我就从三方面讨论一下和耐用消费品时代消费模式相连的条件。第一，滞后的城市化使农村人口被甩在耐用消费品时代消费市场之外。回头看看前几年连续的内需不足，其实与我们的城乡结构是密切相关的。在我们的社会中，许多产品的生产者却不消费这些产品。这种独特的现象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在中国，提供第二、三产业产品的人口城市中有2亿，农民工有1亿，再加上1亿乡镇企业工人，共有4亿。中国又有多少人在消费这些产品呢？城市人口3亿，富裕农民1亿，总共也是4亿。这种情况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在我们的社会由生活必需品时代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时，缺了一项重要条件即城市化的完成。西方的城市化在十九世纪就已经完成了，面临转型时社会中已有半数以上的人口住在城市中，这对一个要实现转型的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但目前中国大多数的人口都在农村。按照正常的发展顺序，一个社会应该城市化在前，经济转型在后，但我们面临转型时城市化才刚刚开始。1949年以后，中国最适宜城市化的时期是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末，但恰恰是在此时期，中国的城市化不仅没有发展，反而倒退了。大部分人口滞留在城市以外，就意味着大部分人口滞留在耐用消费品市场以外，这其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农村收入明显不足，其次农村消费方式本身与耐用消费品时代消费模式是相违背的。所以农民是很难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这样，中国2/3的人口就被甩在了耐用消费品时代之外。可见，是社会结构的特点导致了内需不足的问题，制约了经济的迅速发展。

第二，收入的分布与结构。先说财富与收入的分布。当今社会财富与收入拥有的不平等状况严重，当社会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大部分人就没有足够的钱用来消费，这就严重制约了耐用消费品市场的形成。我从中看到了一个不容乐观的趋势：八十年代是资源扩散的时代，社会中的落后边缘地区从中收益；九十年代情况却发生逆转，资源出现重新积聚的过程，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农民、下岗工人的情况恶化，社会边缘地区大都是一片凋敝景象。这样的收入财富结构对经济增长造成了严重制约。再说说收入结构问题。我国人民的支付特征是：一次性支付能力很强，常规性支付能力不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特征呢？这和人民的收入结构有关。在整个收入中，偶得性收入占比重较大，常规性收入占比重较小。这一特征恰恰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相矛盾，由此造成一种消费者对产品买得起用不起的局面。

第三，制度的不确定性。按理来说，一个社会要搞社会保障制度，总要选择经济比较平稳、资源比较富裕的时期，而西方恰恰在经济出现严重危机时大搞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这就引发我们去探讨社会福利与社会危机的关系问题。人民怎么能放心地用将来的收入去消费呢？和行为联系在一起的是预期，是制度的安排导致形成了预期。制度安排第一要明确，第二要稳定，才能帮助人民形成长期的预期，从而发生长期的行为。制度的不确定性可能造成极端的长期行为，即畸形的储蓄倾向。在社会福利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老百姓为克服未来的不确定因素拼命的存钱而不敢消费，必然造成内需不足、通货紧缩。

以上我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在一个社会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时，形成相应的消费模式所必需的制度支撑。从我国现状来讲，各方面条件都很不利于形成这种消费模式。可以说，这些结构性、制度性的条件不形成，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就无法完成，那么内需不足的问题就会长期困扰我们，以上三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问题也就不能解决。

主讲人简介：

孙立平，男，1955年5月出生。1978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83年获学士学位。 1983--1999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工作，曾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北京大学社会生活口述资料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社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2000年转到清华大学工作，任社会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发展、社会结构变迁和口述社会史。

从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社会现代化的研究工作，并成为国内社会学界这一研究领域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中，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理论是一个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现已为研究现代化的学者普遍引用。《社会现代化》一书获北京大学优秀学术成果奖。90年代初，学术兴趣逐步转向对中国的社会结构的研究。提出了“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等重要概念和理论，以对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进行宏观上的描述和具体的研究。其中代表性论文《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获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从90年代中期开始，开始口述社会史的研究工作。。《“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不仅成为口述社会史研究群体的理论指导，而且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