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学需要坚定发展方向、回应实践需要、调整发展战略，同时注重话语体系建设，扩大学科影响力。话语体系作为一个学科的表征乃至组成部分，其成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科发展的程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需要认清其与社会学中国化或者本土化的区别和联系，要超越西方化与本土化。要在科学思想指导下，以推动和引领世界社会学发展为目标，增强回应当代世界与中国实践重大议题的能力，提升话语影响力。加速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至少涉及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人才培养体系、国际交流和学者素质等多个方面。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本土化；马克思主义

话语体系作为一个学科的表征乃至组成部分，其成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科发展程度。作为现代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学引入中国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和专业在中国大陆地区被取消，影响了其发展进程。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提出对社会学进行补课，由此启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进程。经过近40年的发展，中国社会学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习近平，2016），这其中就包括了社会学。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从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提出，“要根据新的实践对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作出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习近平，2017：18），其中明显包含了对社会学学科的新要求。与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需要相比，与发达国家社会学研究状况相比，与世界社会学对我们的期待相比，与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建设目标相比，目前中国社会学还有不小的差距，需要加快发展和完善，加速社会学话语创新和体系化，继续致力于提升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的解释力、传播力和影响力，扩大中国社会学的话语权，迈进中国社会学的新时代。

一、中国特色社会学迈进新时代

存在决定意识，理论源于实践。一个学科的发展总是与其所处的社会实践阶段密切相关的。社会实践的不断变革推动着学科建设的不断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2017：10）。在此意义上，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自然也就进入了新时代。

事实上，我们说中国社会学迈进了新时代，还有更为丰富、明确的内涵，更加强调社会学者要有清醒的自觉，跟上时代进步的步伐，加快推进社会学学科的新发展。

首先，中国社会学迈进新时代，是指中国社会学在恢复重建取得显著进展的基础上，需要不忘初心，增强自信，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建设方向，追求更有内涵、更有质量的发展，由此在中国发展实践中站稳脚跟，为新时代中国发展实践作出更大贡献，并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方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恢复重建以来，中国社会学基本确立了其学科地位，教学和科研机构不断增加，从业人员和人才培养规模不断壮大。在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社会运行与社会发展、社会调查、城镇化、人口流动、乡村工业、民族关系、婚姻家庭、社会结构转型、社会阶层、社会组织变革、社区建设、社会网络、社会治理、社会体制改革、社会工作与社会服务、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社会学者开展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为认识社会运行和发展规律、识别和分析发展实践中的难题与问题、开发社会政策、改进社会服务、创新社会治理、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了社会学学科的积极贡献。不仅如此，社会学教育还在涵育人文精神、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社会学的知识、价值和理念，通过教育的渠道，成为全社会的精神财富，可以帮助社会成员更好地认识、理解自我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提高修养，陶冶情操，完善人格，培养人道、理性、公允的生活态度和行为，这也就是所谓‘位育’教育的过程，是建设一个优质的现代社会所必不可少的”（费孝通，2003a）。相应地，随着中国社会学的持续发展，这门学科的国际影响力也日益提升，走出去的步伐开始加快。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社会学的教学科研机构、从业人员和人才培养规模与一些相关学科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与发达国家相比也存在很大差距；社会学在人才培养质量方面也还有很多不足；社会学学术研究的系统性、广度和深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社会学对于实践进程的总结和指导仍然需要加强；社会学的国际影响力与中国崛起的国际影响还很不相称。可以说，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知名学者认识到中国社会学发展与时代进程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基础不够扎实和深厚”的现实，呼吁进行新的“补课”，促进科研和教学的结合，促进跨学科研究和跨文化对话，扩展社会学的界限，发掘中华文化的宝藏，强调“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费孝通，2000，2003a；郑杭生，2009）。学者们一再指出，要结合中国实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例如，费孝通先生指出：社会学“不像自然科学，不能从国外照搬，我们不能搬了苏联的，再去搬美国的，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立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费孝通，2000）；郑杭生先生一直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构建，强调“把中国社会学定位为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社会学”是首要的理论自觉（郑杭生，2009）；李培林认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李培林，2017）。应该说，以上学者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各种自觉认识已经发出了社会学迈进新时代的先声，强调了对中国社会学发展方向的坚守。所谓中国社会学迈进新时代，最为紧要的就是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坚定学术自信，扎实推进中国社会学的发展。

其次，中国社会学迈进新时代，是指社会学需要在回应新时代的社会实践中设置好重大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习近平，2017：10-11）。有学者指出，面向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需要关注一些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理解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社会结构转型；发展和完善“新社会动力学”，助力创新驱动发展；理顺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创新社会治理体系；加强社会心态研究，回应人民群众期盼；加强大数据分析，创新社会学研究方法（李培林，2017）。毫无疑问，这些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从党的十九大所描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宏伟蓝图看，我们不仅要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提升，而且要对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涵进行学理分析；不仅要研究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具体内涵和突出表现，而且要研究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社会学路径；不仅要深入研究民生发展规律，推进社会事业发展，而且要研究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根本要求和客观规律；不仅要研究社会发展的客观方面，而且要研究其主观方面，致力于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尤其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充分重视基于社会学学科特色的理论研究议题，比如对新时代社会性质的认识与界定，如何认识信息化对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全面深刻的影响，如何在贯彻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增进一体性、全面性、协调性和共生性，如何把握新时代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如何认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构成、互动关系及其发展演变规律。进一步而言，在新时代，我们还要特别重视对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整体性的学理总结，重视中国实践对现代性扩展的影响和概念的重构，并以此为核心加强与既有现代性与发展理论的对话，展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关怀，重构社会学的基础话语，扩大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影响。

再次，中国社会学迈进新时代，是指社会学需要在发展战略上作出一些重要调整，这里涉及对古今、中外、理论与实践等重大关系的处理。第一，社会学作为一门经验性学科，固然重视面向实际开展研究，这是社会学的一大特色，也是一个很好的传统。但是，站在扎实推进中国社会学发展的立场，我们的研究需要更加强调历史的视野，不仅要把中国现代化进程放到中华民族生存、繁衍和发展的大历史中来看，把中国现代化放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来看，而且要把中国现代化进程放到人类发展史和世界格局演变的长期趋势中来看。特别是要注重发掘中华文明的宝藏，让社会学接续中国文化之根。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国丰厚的文化传统和大量社会历史实践，包含着深厚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理念,蕴藏着推动社会学发展的巨大潜力，是一个尚未认真发掘的文化宝藏。从过去二十多年的研究和教学的实践来看，深入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国学者对国际社会学可能做出贡献的重要途径之一”（费孝通，2003a）。把历史维度纳入社会学研究，加强中国社会史、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教学，增强社会学教学与研究的纵深感和厚重感，是当下社会学发展战略调整的不可回避的重要方向。第二，社会学作为一门从西方引进的现代社会科学，无疑需要加强对国外社会学理论和学科体系的学习与借鉴，要密切跟踪了解国外社会学发展的前沿动态。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加强对国外社会学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实践和历史文化背景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地认识和把握国外社会学的建构与发展。于此，有必要加强对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思想史和社会史的教学与研究。另外，在当今中国与世界联系愈加紧密的时代，在中国更加需要国际社会的时代，在中国日益参与国际社会治理并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时代，我们也更加需要关注当代国际社会研究，包括对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与民族的社会研究，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智力支持，为中国社会学发展扩展国际视野。与此同时，我们特别需要更加强调基于中国立场、中国实践、中国智慧和国际视野的理论总结与提升，需要结合中国实际建设社会学学科体系，发展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创建和发展。第三，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方面，我们一方面仍然需要针对各种具体的社会问题加强调查研究，提高调查研究的科学性，产出更有质量、更具针对性的应用成果，更加及时有效地为新时代社会实践提供智力支持。另一方面，我们更为迫切地需要加强理论思维，着眼于建构和发展中国社会学的概念体系、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夯实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基础，彰显社会学的学科特色，为中国社会学的持续发展壮大打牢根基，积累思想资源和理论资源。即如对新时代社会实践的回应，如前所述，我们也应该高度重视理论议题的设置，加强理论层面的反思、总结和建构，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应用政策层面。

最后，中国社会学迈进新时代，是指社会学迫切需要扩大其学科影响力，提升其学科地位。在当前中国各种主要哲学社会科学中，社会学的影响力相对较弱，不仅在各种资源分配方面处于相对弱势，而且在影响实际社会进程方面的声音也相对较弱，我们迫切需要通过提升学科发展质量来扩大影响。进而言之，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更加强调社会生活建设，更加注重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注意发展的平衡性、充分性，这对社会学学科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要求，政府与社会对社会学者有着更高的期待。与此相比，社会学学科的回应能力还有很大不足。更进一步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正在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不仅仅是技术经济层面的强大，而且是包括体制制度与思想文化在内的全面强大。社会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组成部分，面临着更为急迫的由弱转强的要求。最终，中国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是一个关门强国，而是在一个开放世界中的强国，是一个需要得到全世界承认的强国。为此，中国不仅要在经济上为全世界作出贡献，不仅要在制度上为世界上一些国家和民族提供新的选择，而且要在思想文化方面为世界文化发展和人类文明建设作出贡献。这当中就包括了大力加强具有中国特色、国际视野的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大幅度提升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包括社会学的国际影响力，要加强国际社会学学科的竞争、对话和共构。很明显，一个学科的影响力是与其内涵发展紧密相关的，同时也与其话语呈现密切相关。科学合理，具有解释力、传播力的话语体系，非常有助于扩大学科的影响力。

综上，我们可以说当下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确实开始进入了新时代。如果说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经历了最初二十年左右的补课速成时代、第二个二十年左右的反思自觉时代，那么中国社会学即将迈进的是一个实践提升的新时代。在这样一个新时代，中国社会学将实现由移植嫁接到落地生根、由服务实践到理论建设、由中国研究到世界研究、由国内竞争到国际竞争的重大转变，中国社会学教育也将不仅面向国内传播知识、培养人才，而且要面向世界发出声音、传播话语，重视国际人才的培养。

二、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基本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学迈进新时代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进一步扩大学科影响力，提升学术话语权。而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问题，往往被一些学者解读为社会学中国化或者本土化问题。实际上，这是两个问题，彼此之间有联系、有重叠，但是并不能简单等同。社会学中国化或者本土化问题，可以说从社会学被翻译为“群学”就开始了，并一直伴随着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的学者曾对这一话题有广泛讨论，并引起了国际关注（林南，1986）。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的讨论主要是新世纪以来的现象。继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之后，郑杭生先生提出了“理论自觉”（费孝通，1997，2003b；郑杭生，2009），他从理论自觉的角度讨论了社会学的学术话语权问题。郑杭生先生指出：“学术话语权是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深层要求之一。探讨学术话语权及其在中国社会学百余年发展历程中的体现，对进一步提高学术话语权意识，构建中国气派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推动中国社会学从世界学术格局的边陲稳步走向中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郑杭生，2011），“学术话语权是话语体系建设最关键的所在，没有学术话语权的话语体系是苍白无力的”（郑杭生，2014）。

大体上，社会学中国化或者本土化议题所关注的主要是源于西方的社会学如何在中国发展、如何对中国社会现象更有解释力以及如何建设中国社会学的问题，其所针对的是全盘照搬西方社会学的局限性，其所强调的是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特殊性，其所反对的主要是“食洋不化”，其代表性主张可以说是“将中国社会文化特征及民族性融纳到社会学里”（林南，1986）。如此，“中国社会学”的真正含义，既不是“社会学在中国”（Sociology in China），也不是“关于中国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China），而是“来自中国的社会学”（Sociology from China）。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的议题主要是在中国社会学取得显著进展、世界社会学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背景下提出的议题，针对的是社会学话语体系现状的局限性，强调的是社会学话语的影响力，反对的是丧失学术主体性，倡导的是积极的创造和建构。如果说社会学中国化或者本土化议题带有某种居于守势的自我辩护色彩，那么，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议题则具有更为积极、开放的进取姿态。

说到“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其基本内涵至少有以下一些方面。第一，承认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即社会学）的客观存在。社会现象的存在具有普遍性、客观性和可认知性。社会现象的背后是有规律可循的，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可以指导对其规律的探究。在此意义上，存在一个可以建构和发展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学科——社会学。但是，社会现象的存在又是历史的、具体的并有特定空间特征的，所以社会学一定要随着对社会现象研究的拓展而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社会学话语是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第二，成熟的社会学应有自成体系的并与其他学科区别开来的话语。所谓话语体系，至少应该是建立在一定知识、概念、命题和理论基础上的，包含有研究范式、方法论和具体方法的话语组合，这些话语内容丰富但又有共享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逻辑自洽但又具有开放性和延展性。能否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完整的话语体系是社会学学科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第三，社会学的话语体系需要有影响力，不仅是说中国社会学需要对世界社会学有影响力，而且是指社会学要对其他学科和社会实践有影响力。在此意义上，前面提到的郑杭生先生的观点“学术话语权是话语体系建设最关键的所在，没有学术话语权的话语体系是苍白无力的”，非常有针对性。可以说，没有影响力的话语体系实际上也是不成熟的，难以立足的。第四，“中国特色”是社会学话语体系的重要定语。这里的“中国特色”不是强调中国独有，不是过分强调中国社会文化的特殊性，而是强调在世界社会学的建构和发展中，在对人类社会运行和发展规律的研究中，要有科学的思想指导，表达中国智慧、中国视角、中国声音，体现中国学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样一种“中国特色”当然是反对全盘西化、反对依附于外来学术的，但也不是简单地等同于社会学的中国化、本土化，而是面向全人类、面向未来世界的，借鉴各种优秀文明成果，其实质是在扎根中国大地、突出时代特色、树立国际视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的自觉努力，是超越本土化、西方化，以推动和引领世界社会学发展为目标的一种不懈追求。事实上，正是世界各地区、各国家、各民族在文化自觉、理论自觉的基础上彼此沟通与对话，共同参与作为一门科学的社会学的建构与发展，社会学的科学性才能得到拓展和强化，社会学研究才能更加接近对人类社会运行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

当下之所以要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主要是因为在中国社会学快速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学的话语体系还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第一，社会学话语的解释力问题。虽然我们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初步恢复重建了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开展了大量的社会学研究，但是，面对当今世界和中国所发生的深刻社会变迁，中国社会学尚未给出一些充分的、有力的、前瞻性的和广为接受的理论解释。事实上，这不仅是中国社会学的局限，也是整个世界社会学的短板。在重大社会议题方面的集体失语，也不仅仅是中国社会学界的现象。第二，与第一点密切相关，中国社会学话语的影响力还十分有限。就国内情况而言，整体上自然科学话语比社会科学话语更强势。在社会科学内部，社会学与其他学科（比如经济学、法学等）相比也处于弱势。这种弱势不仅体现在学科点的布局、从业者的规模、人才培养的数量、科学研究的资源和发表平台等方面，而且体现在公众的认知与评价、对实际社会进程的影响等多方面。若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对话能力还很弱，在世界社会学界中参与的程度还很低，至于引领世界社会学发展的作用则更为有限。第三，部分地作为前两点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社会学学科内部的整合程度还不足，不仅学科的边界与范围不甚清晰，而且学术界内部也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共享的问题意识、规范意识、共同体意识以及共同认可的话语体系。社会学话语表现出过分拼盘化、多元化乃至碎片化、孤立化的倾向，社会学社区内部存在着明显的分离、分立乃至分裂的张力。仅就学科体制而言，社会学一级学科下的若干二级学科往往彼此独立、各行其是。第四，最为根本的是，中国当下的社会学状况离一门科学的学科要求还有较远的距离，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人才培养体系、国际交流以及学者自身素质等方面的不足，影响着社会学学科的健康发展，影响着其针对社会实践的高水准的概念化、理论化能力，不利于打造出体现中国智慧、接续国情地气同时又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从而影响着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完善进程，不能适应学科发展与社会建设良性互动的实践要求。

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

一个学科的话语体系不是简单说说就能建成的，需要有学科共同体的长期实践和学科制度的有效支撑，更需要学者们自身的学术自觉、学术自信和矢志不渝的学术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从工作角度看，至少涉及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人才培养体系、国际交流和学者素质等多个方面。

任何一个学科，不管学者们是否明确意识到，实际上都有其指导思想。指导思想对于学科发展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科学的指导思想会促进学科健康发展，强化其话语体系的影响力；不科学的指导思想会限制学科的想象力，限制学科发展的成就和社会作用，甚至会导致错误的范式、理论、命题、概念和知识。就此而言，如同其他一些社会科学，中国社会学在一个时期内、一定程度上确实存在着缺失指导思想自觉的现象，对西方社会学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反思不足，对作为科学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重视不足、坚持不足、发扬不足。仅从公开发表的科研成果引文和社会学专业教学内容而言，对马克思主义学习重视不足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和现实都证明，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有力的思想武器，如今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学区别于其他社会学的根本标志，是提升中国社会学话语权的思想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谈到话语体系建设时指出：“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习近平，2016）。很明显，一个学科的话语体系建设离不开学科体系建设。中国社会学作为一门引进来的学科，其学科建设明显受到西方社会学的影响。西方社会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持续的、过度的分化现象，学科领域的细分和体制化确实保障了研究的专业性和一个个具体学科的利益，但是对于学科回应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能力是有损害的。在当今世界巨变的背景下，我们更应该重视以实践为取向促进学科沟通、合作和整合。笔者在201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要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变迁，我们需要发展出整合的社会学。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社会学学科内部的分化过快，社会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也不够紧密，而其与自然科学的联系则更为肤浅。这样一种状况严重限制了社会学的视野，限制了社会学对社会现象复杂性的认识，限制了社会学对于当代快速社会变迁的理论回应能力。当下的中国社会学，不仅需要重视社会学、人口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社会政策学、社会工作学等学科的整合，而且要与其他社会科学开展有效的对话和交流，也包括建立与自然科学的必要联系”（洪大用，2010）。现在看来，这个观点也还是适用的。不仅如此，我们在学科建设上，对于社会学基础理论、社会学方法论、社会学史（包括社会思想史和社会史）的重视还不够。即使是移植西方社会学，我们也没有直触根基、连根拔起，只是表层嫁接、简单模仿，这样无疑会损害中国社会学的厚重性、前瞻性和持续发展的潜力。

一个学科流行什么话语，也是与其学术体系密切相关的。所谓学术体系，包括了学术支持、学术发表、知识产权、学术讨论、学术评价、学术激励、学者联系等多方面的制度安排。什么样的研究能够得到支持，什么样的成果能够发表，如何说话能够赢得听众，什么样的研究成果能够获得奖励并带来学者和学术单位自身的利益，都直接影响着社会学的话语生产。在此方面，我们社会学的学术体系建设还存在诸多不足，不能为有影响力、有生命力的话语生产提供有效支撑。特别是社会学研究所获得的支持，在总体有限的同时还存在着大量的低水平重复以及复杂的资源使用管制；社会学学术发表的平台有所扩大，但是依然有限且质量仍需继续提高，发表制度的不完善不利于激励原创性；学术研究对中国和世界重大实践议题的学理化阐释、建构和创新不足，不能有效满足社会实践的迫切需要，跟不上时代前进和理论创新的步伐；社会学者之间有效的学术对话、讨论和合作还非常不足；社会学学术成果的评价机制不健全，评价标准、评价导向更是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不利于保障学术方向、引导学术发展、提升学术质量、扩大学术影响；学术成就考核简单化、功利化、短期化，不利于涵养学术之心、引导潜心治学；学术组织联系学者不紧密，对学术促进的作用还有待加强。因此，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需要同时加快优化其学术体系。

人才培养体系的健全程度直接关系到社会学话语再生产的机制。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努力。如同教什么语言说什么话一样，我们社会学的教学科研单位怎么培养学生，就直接影响了其话语的生产、使用和传播。在此方面，我们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社会学类专业人才培养数量还很有限，整体规模不大；二是人才培养标准还不够细化明确，共识不足；三是人才培养质量还有待于继续提高；四是对其他专业人才培养的渗透力不足，社会学课程的通识教育作用发挥不够充分。就社会学类专业人才培养过程而言，我们在课程体系建设上还有不足，课程安排与讲授内容畸轻畸重、交叉重复的现象比较普遍、比较严重；在实验实践教学方面还有不足，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训练相对不足；在拓展学生国际视野、促进学生文化自觉和对多元文化的理解方面还有不足。特别是在人才培养方面，重经师轻人师、重智育轻德育、重知识轻能力、重传承轻反思、重教书轻育人等现象还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有些方面表现还很突出，不仅对当下的话语生产不利，而且对将来的话语生产也有着负面影响。因此，我们需要下大力气改进社会学类专业的人才培养工作。

在世界社会学的发展中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就必然涉及拓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话语体系建设时指出：“要鼓励哲学社会科学机构参与和设立国际性学术组织，支持和鼓励建立海外中国学术研究中心，支持国外学会、基金会研究中国问题，加强国内外智库交流，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要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推出并牵头组织研究项目，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要加强优秀外文学术网站和学术期刊建设，扶持面向国外推介高水平研究成果。对学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发表学术文章，要给予支持”（习近平，2016）。这里提到了多项有力措施。相比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而言，社会学在以上各方面都还很薄弱。整体上看，中国社会学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频率不高、人员有限、层次较浅、机制不全、内容不实、效果不彰，仍然居于被动、辅助和配合的地位，需要着力改进和加强。

最终，人的因素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学术是要通过学人来传袭和开拓的”（费孝通，2000），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需要人才，特别是需要高水平人才。这样的人才不仅要具有扎实的学术基础、宽阔的国际视野、积极开放进取的学术心态和良好的合作意识与能力，而且要有使命感和献身精神，要将社会学研究作为一项伟大事业，而不只是个人谋生的手段。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人才需要有明确的主体性，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要有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需要扎根于中国大地，汲取中华优秀文化的营养，关怀人类共同体的未来命运，始终保持清醒的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实际上，这些素质与能力不仅仅是对社会学者的要求，也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管理者和政策设计者的要求。我们拥有越来越多这样的人才，我们的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就有望取得重大进展。

四、新时代加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关键要求

在新时代加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学，加强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我们尤其需要遵循若干关键要求。整体而言，我们仍然需要关注两个重建进程的交织与互动。一方面是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恢复和重建进程，另一方面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重建进程。作为一门学科，社会学提供观察、研究社会的一种视角，并且为社会重建提供各种参考路径；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中国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为标志的社会重建，不仅成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也成为社会学重建的客观环境。实践证明，上述两个重建进程结合得越紧密，互动越是良性时，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就越顺利，成就也就越明显。反过来，当两个重建进程出现张力之时，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就会遭遇困境。此外，我们也应深入关注全球社会变化与世界社会学发展之间的互动，着眼于全球变化的新实践对世界社会学的挑战，致力于创新、引领世界社会学的发展。

将中国社会学发展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重建进程和全球社会变化进程，是中国特色社会学成长壮大和争取社会学话语权的必经之途，这就要求我们更加注重广泛的理论联系实际，更加坚定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更加努力地推动创新与创造。

首先是始终坚持从变化着的社会实践出发，更加注重理论联系中国社会实际。社会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对于中国社会而言，社会学又是外来学科，社会学的中国化还远远没有完成。从本本出发，移植国外的社会学，固然有其重要意义，但不能等同于创建中国社会学。以国外社会学的理论、概念乃至方法论分析中国社会实践，往往有隔靴搔痒的感觉；而简单地以西方工业化、现代化的经验指导乃至规训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往往会走弯路，甚至走错路。的确，中国正在经历着现代化的巨大社会变迁，但是这种现代化几乎是没有先例的。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习近平，2016）。因此，中国社会学者应当深入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直面信息化的社会冲击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的研究，特别是要加强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和全球变化等重大实践议题的分析研究，探索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需要、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正如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引路人费孝通先生所言，我们要“在中国泥土里培植中国的社会学”（费孝通，1986）。当然，我们应该认识到，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对全球社会变化有着巨大影响。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是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沃土和热土，必将给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构建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其次，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更加坚定为人民服务的学术立场。1980年，费孝通先生在接受应用人类学会颁发的马凌诺夫斯基纪念奖时发表感言：“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中绝大多数人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安全和繁荣，为了满足他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科学才会在人类的历史上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费孝通，1980）。费孝通先生主张建设“迈向人民的人类学”和“人民社会学”（费孝通，1981）。事实上，为什么人的问题是社会学的一个根本性、原则性问题，也是社会学能否有所成就的重要导向。社会学脱离了人民，人民也将远离社会学，这门学科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和生命力。在当今社会分化日益加剧的时代，各种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正在形成并且日渐显著，而社会学学科自身的发展，也使得社会学从业者大可以谋得一个不错的位子，安身立命。所以，当下的社会学是有可能为某些利益群体或者为社会学从业人员自身服务的，这样无疑会使社会学者的视野和担当受到局限，会影响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成长和壮大。只有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富强、民族发展和社会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着眼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是以学科来为自己个人利益服务，而是以自己的一生能贡献给学科的创建和发展为旨趣”（费孝通，2000），中国社会学才能健康发展、多出优秀成果，社会学的话语才能赢得最为广大的受众。

再次，要始终坚持以创新为驱动力，更加努力地贡献既有普遍意义又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社会学成果。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表明，单纯模仿式、赶超式的发展是没有前途的。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单纯的移植与照搬也是不可能成功的。费孝通先生曾经指出：“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概念，是不容易在不同性质和不同文化的社会之间传来传去的”，“我们要赋予我国的社会学以新的内容,这内容必须得之于我国自己的社会，不能向外国去现货现购的”（费孝通，1982）。也就是说，我们要理解发生在中国的社会现象，需要有一种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需要坚持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充分发掘中国智慧，创造出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普遍意义的概念体系、理论体系、方法体系、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质言之，建设性的批判创新是社会学发展的本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最可贵的精神品质，是社会学能不能真正体现中国特色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坚持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问题导向，也必然要求我们努力创新、全方位创新，而且也一定会催生这类创新。惟有全面地、持续不断地创新与创造，才会有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源头活水，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形成，才能使中国社会学更好地服务于中国人民的福祉，才能真正提升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影响力、引领世界社会学发展的新潮流，实现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服务国家和人民事业新发展的新目标。

最后，以上三个方面都体现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学区别于其他社会学的根本标志，我们必须持之以恒地把马克思主义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学构建的全过程和各方面。我们分析研究社会现象，首要的是掌握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而马克思主义正是这种“伟大的认识工具”。实践证明，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习近平，2016），依然是通向真理道路上的指明灯。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过程中，最为要紧的是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与世界的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客观要求，也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创新和世界社会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只要我们始终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中国特色社会学就一定会有更加辉煌的明天，其话语体系也必将日趋完善并产生日益广泛的影响力，为在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原文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1期，本文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专栏——“本土化、国际化与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体系建设（二）”第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