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次人大常委会再次审议破产法草案时，发言者也有50多人。但与16次会议初次审议相比，反对通过破产法的,已由41人下降到27人;赞成通过该法的,则由10人上升到27人。巧得很，27:27；两种意见旗鼓相当，互不相让。于是乎唇枪舌剑，激烈辩论，上演了人大常委立法史上空前壮观的一幕 ──
长期在国家经济综合部门担任领导工作的宋劭文委员首先发言:“制定破产法是为了保证宏观经济有效管理，稳定商品经济秩序，保护债权人、债务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竞争，优胜劣汰。我在北戴河仔细看过企业破产法起草说明。我的理解，这项立法将使那些喜爱行政干预的人不能不认真计较起来。实行破产法当然需要配套改革，特别是职工待业保险办法。而这个办法国务院已经颁布了。因此，我是赞成通过破产法的。”
顾委员强调的重点则不一样：“企业破产处理，我看重点还是应该放在挽救企业。沈阳他们试点的3个，就是防爆器械厂黄牌警告后整顿无效，宣告破产。另外两个厂受到黄牌警告以后，职工情绪受到了很大激励，把企业整顿好了。”
来自东北的杨委员不以为然：“黄牌不好使呀，黄牌能解决具体经济问题吗？我认为沈阳3个厂没有一点说服力。”
顾委员立即提供新的材料进行反批评：“8月28日人民日报不是登了一个消息吗？现在全国11个厂搞破产制度试点，就是沈阳防爆厂破产了，其他10个都采取了整顿挽救的办法，已有5个厂有了起色。”
杨委员马上对舆论宣传进行批评：“报纸宣传有片面性。为了搞破产法，就宣传破产试点怎么怎么好。我跟你讲，咱们有时候就这样上当受骗哩！”
还是李贵委员把话题拉了回来，他说：“没有破产法，我们经济体制改革出现的矛盾没法解决。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工人吃企业的大锅饭。没有破产法，明明企业已经破产了，还让它继续存在，大家熟视无睹，好象没有什么争议似的。而实际上这对经济体制改革、对发展生产是不利的。破产法本身是一个积极的东西，是改革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张委员则不赞成对破产法的意义估计太高，他说：“最近，我到兰州找了些厂长、党委书记、团委书记、工会主席、工人座谈。厂长们普遍认为条件不成熟，有些人则根本反对搞破产法，甚至说，我们到底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现在关键是厂长实际上无权，上级领导机关干涉过多，各种摊派很多，企业负担很重。许多因素是上面不正之风造成的,是企业无法抗拒的。破产法是否能解决这些问题,我怀疑。”
段、古两位委员都说，勉强搞破产法，后患很多，会出乱子。黄委员和其他一些委员也有同感，说这是关系到安定团结的大问题，制定企业破产法应十分慎重。
这时，许涤新委员站起来慷慨陈词：“有些同志一提到破产法就谈虎色变 ── 不好了，破产来了！其实破产法不是要你破产，而是要你提高警觉，做好工作，少破产、不破产。过去的老办法实际上是保护落后，包庇破产，那怎么行呢！少数经营管理不善、产品不适应社会需要的企业，当然要破产。这些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的国营企业，我看不能保护，必须让他破产。只有让它破产，才会推动其他企业改革。这就叫优胜劣汰嘛！”
顾委员再次重申两点意见：“第一，实行破产法要尽力挽救企业，把着眼点放在这方面；第二，实行破产法以后对职工生活保障问题不能掉以轻心。”
章委员补充说：“建议在企业破产法中，发挥工会、职工代表会的作用，并建议今后在起草法律的有关工作一开始，就吸收工会的同志参加，以利于法律的制定。”
杨委员这时又有点坐不住了。她说：“刚才工会两位委员的发言，可能还有思想顾虑，怕说什么代表工会，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呀，不敢深说哩！我看可能有这点顾虑。破产法嘛，确实是触及工人的利益。现在许多工厂都是这样：爸爸、妈妈、儿子、女儿都在一个厂工作。一个厂破产就牵涉到他们一家几口人的生活。你发他75％、50％的基本工资，这个补贴没有了，那个补贴没有了。咱们现在又是煤炭补贴、又是猪肉补贴、还有独生子女费5元钱，都不给了，马上减少了收入。他的思想能痛快吗？在座的委员们，如果破产，把你的利益减少了，我看你的思想也会有波动。”
何英委员马上接过话来：“企业大部分还是好的嘛，只有少部分经营管理不好。破产法草案第3条已经规定了破产界限，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依照本法规定宣告破产。是指这样的企业嘛。为什么有的企业办得好，而有的企业办得不好，甚至很不好呢？这里就有企业本身的原因了。如今社会上有这种状况：有些企业已经亏了几年了，但是依然年年都发奖金。这究竟是为什么？我想，一个企业的职能，就是要向社会提供产品，提供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产品，为国家创造财富嘛！如果这个企业不但不能为国家创造财富，反倒要浪费国家的资财，这种企业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嘛！现在通过这个破产法，是不是会使更多的企业濒于破产呢？不会的，只会使许多企业避免破产。我们宣布杀人犯是要杀头的，是不是以后就会有更多的杀人犯呢？不会的，显然会使杀人犯减少。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个企业破产,会不会损害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呢？不会的。我们有几百万个企业，少数几个企业办得不好让它破产，有什么了不起呢？我想，大张旗鼓地让它破产，只能带来积极作用，不会带来消极影响，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自我完善。这个法通过后，会促使其他相应的配套法规陆续出台。破产法可以率先出台，不要等待。”
这时，一位来自贵州的列席代表从个人体验的角度上发表意见：“我是技术人员，是从工厂里一级一级干上来的。我深知，现在企业法人实际上没有完整的行为能力，甚至可以说完全没有行为能力。你能让没有行为能力的人打官司，让他承担责任吗？如果我现在在一个微利的企业当厂长，看了破产法，我第一件事就是要求调动工作……”
话音未落，岂料老剧作家曹禺委员很不客气地顶了一句：“破产法实际上是个积极因素，而不是消极因素。实行破产法是要叫我们国家的产业办得更好，而不能因为有了破产法就吓得要死，不敢办企业。”
杨委员对“黄牌”问题还是耿耿于怀，不肯放过：“什么黄牌、绿牌的，你搞个红牌它就复苏了吗？你不给它黄牌，去帮助它一下不也行吗？我就怀疑。我打算进一步调查，这黄牌是哪来的？发明创造是哪个人？……”
这时一位体育界的老领导及时而风趣地插了一句：“是我们发明的。运动员吃了黄牌如果再犯规，就要被罚出场了。”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杨委员继续发言：“你不给黄牌不行吗？咱们是搞革命的，是社会主义国家，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弄个黄牌干什么？”
会场上又是一阵轻松的笑声。
接着，段委员，韩委员以及另一位杨委员都在发言中提到配套改革问题。企业法、公司法、劳动法、保险法都没有出台，价格调整的措施出台太慢，对破产法的实施也会有不利影响。
“是的，这是个毛病，是个缺点。”经济学家许涤新马上反驳：“但是，不能因为有这个缺点，就不从事必要的立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企业的负担，企业的困难是客观存在的，也有很多客观原因，这我承认；但是，能不能等到所有的客观原因都解决了再来搞破产法呢？不能。破产法是一种动力、一种压力，实行破产法恰恰有利于推动那些客观因素的变化，这就叫辩证法。”
一位来自高等学府的陶委员对此却颇不以为然。他坚持说：“对国营企业破产法的颁行应该慎重。事实上，集体企业和‘三资’企业也有破产问题，是否要另立其他的破产法呢？现在实施破产法的内、外部条件尚不具备，如价格体系还没理顺，能源、原材料、贷款的分配还存在不合理的情况。凡此种种，都说明在实施破产法的问题上，还有不少准备工作要做。”
列席会议的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飞青同志起而辩之：“破产法是一个积极的法，不能等到条件都齐备了，才搞破产法。反之，破产法出台，可以促进其他条件的发展完善。”
这时，前任财政部长吴波委员说，“上次常委会我主张暂缓实行企业破产法。这次修改稿将企业亏损的外部条件排除了，而且破产的只是企业自己经营的财产，虽然公司法没有出台，也可以解决企业‘有限’与‘无限’的问题。工业企业法即将制定，劳动制度改革和待业的社会保险问题，国务院也已另有规定。这个法早一点出台有利于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解决吃‘大锅饭’的问题，不会出现大问题。但必须对企业职工加强宣传教育,尽量避免引起大的震动。所以我同意这次会议通过本法。”
程思远委员也说：“原来我不同意马上通过破产法，现在主张本次会议通过，主要理由是：1.报刊舆论普遍赞成，作为人民权力机关应予考虑；2.沈阳防爆器械厂已被宣告破产，破产在我国已是既成事实；3.匈牙利、南斯拉夫、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已先后实行了破产法。我认为通过破产法有利于改善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有利于增加企业间的竞争，有利于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因此实施破产法有利无弊。”
提到舆论问题，裘维蕃委员也有赞扬之意。他说：“昨天《人民日报》关于破产法的评论员文章写得不错，解决了一些问题。实行破产法，鼓励干部、职工的积极性，把切身利益同企业好坏连在一起。从试点效果看，实行破产法的作用是积极的，建议尽快通过。”
但是，对于8月28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有的人大常委则很不满意。韩委员说：“现在新闻单位的宣传一边倒，《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评论对全国是有指导性的，为什么不登一些反对的文章？这样的报导，实际影响我们审议法律，是向人大常委会施加影响。我不同意这种宣传报导办法。这里破产法还没有通过，那里破产法的书都出来了。有的秀才向人大寄送建议通过破产法的材料，这是不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