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永远不可能完全控制自然，不论是南方雪灾，还是汶川地震，都证明了，面对自然的暴虐，人类其实是十分脆弱的，哪怕是已经有了相当发达之技术文明的当今人类。
但，优良的制度有可能把自然的暴虐所带来的损害控制在最低程度。比如，如果社会的应急机制比较健全、反应及时、准确，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拯救更多生命。应当说，政府在“五•一二”汶川大地震中的表现，要比以前历次灾难更为迅速，更不要说三十多年前的唐山大地震时代了。温家宝总理在第一时间飞赴灾区，政府在第一时间启动救灾应急体系。不过，很多舆论也已经指出政府的救灾决策机制上存在一个问题：在批准台湾和外国的专业救援机构入境参与救援方面过于迟缓，以至于这些机构只能在公认的救灾“黄金七十二小时”之后入境，延误了救援时机。
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政府的精神状态对于救灾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军人的牺牲精神的确令人感动，但是，抗震救灾又是一项专业性工作。如果有一些专业人士对军人进行指导，如果有必要的专业救援器材，那么军人的努力就可以事半功倍。国内可能匮乏这方面的专业人员、器材，但生活于全球化时代，中国完全可以分享他国的这些技术和设备。问题仅仅在于，相关决策机构是否具有理性精神，是否具有利用全球化优势的意识，归根到底，决策是否一切以民众的生命为依归，是否感同身受，把民众的生命看得比其他任何貌似宏大的价值都高。
当然，政府的这种精神状态，乃是需要由社会、由民众来教导、来驯化的。只有在每一个政府官员必须就自己的每项决策和行动对民众承担政治与法律责任的时候，他才能够把民众的生命置于其他价值之上。因此，政府救灾是否得力，也就间接地取决于整个社会的精神状态。
灾难激发仁善、公益之心
通常情况下，灾难能够激发人性中最美好的面相。灾难是日常生活的强制停顿，日常生活中那些可能有点自私、可能有点短视、可能有点冷漠的普通人，看到相当数量同类的生命突然被无常的力量夺走，斯密所说的人心灵中的“同感”机制被触发。在震惊之余，人们会自然地生出对于受害者的同情、关心，并进而积极地奉献自己的人力和财富。在民族国家时代，同胞生命突然被大量夺走，人们的反应当然会最为强烈。
就此而言，本次大地震中民众积极捐款、表达鼓励、同情的种种表现，在古今中外所有灾难中都可以看到。在一九九八的大洪灾中、在南方雪灾中，都能看到这种情形。很多人之所以被普通人美好人性的这些表现所感动，皆因为，这一表现与日常生活中人性的表现有相当大的反差。
九十年代以来，国人的精神发生了严重分裂：一方面，在传统的物质主义哲学教育、政府所倡导的发财致富的政治环境、主流经济学所贩卖的“经济人”伦理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大多数官员、国民把财富视为人生最重要、甚至唯一的价值，物质主义成为这个时代的基本精神。
不过，物质主义向来具有自拆台脚的趋势，它让其信徒的心灵永无满足，始终不安。于是，很多民众产生了追求心灵生活的强烈渴望，并付诸行动。宗教在中国经历了一次明显的复兴。即便是物质主义的忠实信徒，也会对社会普遍的没有底线的自私有所不满。人们普遍觉得，有太多的人太自私了。于是，人们在灾难中的道德表现，令人们振奋、喜悦，并且似乎看到了希望。
这些的确是值得赞美且令人欣喜的。但是，笔者还是不得不有点扫兴地问：在地震造成的巨大震惊过去、人们逐渐回复日常状态之后，这种较为充分地表现了人性之美的精神状态，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延续？国人在地震中的表现或许可以打九十分，但是，三个月后、一年后，还能打多少分？从国人精神成长这一长远视角来看，这次地震，连同南方雪灾中民众所散发出的精神光芒，对于国人的精神嬗变可产生多大提振作用？
公益之心正在制度化
大地震中人们表现出来的对他人的同情、关爱、无私奉献精神，能在多少程度上凝聚为相对稳定的道德信念，嵌入大多数人、哪怕是少数人的心灵结构中，从而改进国人的精神状态？这取决于人们是否具有足够的道德反思能力，以及最重要的，社会中是否有一定的制度安排，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唤醒人们的心灵之善，把这种人借有之、但比较脆弱、微薄的善心、恻隐之心，变成一种可持续的制度。具体地说，人们是否可以自由地结社从事自愿选择的慈善公益事业，是否有一些社会领袖，能够参与组织这类事业。
应当说，近些年来，中国的公民社会、市民社会已经有所发育，民众自发成立的组织已经推进很多领域的自我治理，包括公益慈善领域。因而，大地震之后，四川作家冉云飞发出“中国民间组织参与汶川地震救灾邀请函”，有几十个民间公益组织参与；北京数个NGO发起“北京民间公益组织联合行动”。网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牛博网”网友发起民间募捐，并得到老资格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响应，韩寒这样的年轻作家也作为“牛博网”善举发起人开着自己越野车前往灾区。广州部分网友也自发组织起来，商讨并制定出具体的救灾方案。
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则是江苏私人企业家陈光标。他不仅捐助了大量金钱，更把企业家精神运用到慈善公益事业中，组织了一支强大的民间救助力量，在最短的时间从本公司在江苏、安徽的工地上调集了60台60台挖掘机，装上60台大型平板车，昼夜兼程，在灾后不到36小时内，就从沿海的江苏开进到四川地震灾区，几乎与军队同时抵达了灾区，成为自发抗灾抵达地震灾区的首支民间队伍。陈先生的这一壮举，赢得网民近乎狂热的赞扬和敬佩。
如果运作得当，这样的民众自愿结社有可能把民众已被触发出来的公益之心、仁爱之心制度化、长期化，从而提振国人的精神结构。儒家的修养功夫虽然讲究“慎独”，但在传统社会中，儒家士绅之所以享有较高的道德权威，主要还是因为，受过儒家教育的士绅广泛地组织了社会的自治，向社区提供了公共品，组织了种种慈善公益活动。而士绅的这种领导、组织工作，也提升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
当然，对于偌大一个中国来说，民众自愿结社的公益机构、自治组织还是太少了，大量民众，有公益之心，却无法透过有效的组织化方式表达。这一点在灾区就能看出来。迄今人们似乎没有看到灾区幸存者及周边地区民众自发组织起来参与救灾、救济的报道，只是有一些民众零星从事这类活动。原因在于，震区及周边地区民间社会的发达要滞后于北京、广州等地。社会的自我组织程度低下，既会遮蔽人们的公益心，也令那些有公益心者找不到表现的渠道。而民众自我组织不仅是形成多中心社会治理秩序的关键，也是国人精神成长的阶梯。
宗教助推精神嬗变
国人精神生结构的良性嬗变，似乎也取决于宗教能否在社会中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
随着时间推移，那些未被救出的人将失去生还希望。接下来最重要的工作，当然是重建。物质性的重建确实十分重要，遭到毁灭性破坏的公用设施、房屋都是需要重建的。但是，重建最重要、也最艰难的任务，其实是人的心灵创伤的平复。灾难可能造成五万人死亡。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妥善处理死难者遗体？有报道称，地方政府已经下令无名尸体将不再经过辨认程序而立刻深埋。那么，如何让这些死者获得安宁？另一方面，在地震重灾区，几乎每个家庭都会丧失亲人，地震将会残忍地制造出成千上万的鳏寡孤独。那么，又该如何抚慰这些生者的心灵，让他们走出恐惧、绝望和痛苦？
对于这种精神需求，政府的应急救灾体系是无力提供的，现代政府的确具有强大的物质资源动员能力，但满足民众的精神需求，这显然在国家能力范围之外。所幸，在长期自发演进而形成中的社会中，另有一种制度具有满足人——至少是大多数普通民众——的这种需求的能力，那就是宗教。宗教具备的满足普通民众精神需求的能力，是包括国家在内的各种世俗性组织难以取代的。
近些年来，中国已经经历了一次相当明显的宗教复兴，官方的统计数字即可说明这一点，各种宗教信徒人数都在迅速增加。因而，各地寺庙、教堂、道观等等宗教组织已经聚集了一定规模资源，也形成了相当明确的公益意识。事实上，在传统社会中，宗教组织及其附属机构本来就是最重要的救灾、救济机构，而他们从事这种活动，有其特殊优势：既能救身，也能救心。现在的问题则是，政府愿意为这些机构参与救灾、救济尤其是灾后社会秩序与人们心灵制度的重建，开放多大空间。宗教如果能够广泛参与，将赋予这次救灾、救济和重建以全新的含义。但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新世纪周刊，2008，5，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