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第五个全球最佳公共知识分子排行榜对于这个词的使用和滥用。

有谁会把自己描述为“知识分子”吗？或者在回答“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时把知识分子当作答案呢？“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说法本身在我看来就像“有机食品”一样荒谬。毕竟，不可能有任何“非有机”的营养，我们很难想象，至少从康德开始起，一个知识分子的专业研究领域是私人的。但是，我们很可能需要一个词汇来描述真正的知识分子和诸如“舆论制造者”或者“专家”之类人的区别。尤其是后两者和电视世界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最近重新观看了四十年前芝加哥民主大会上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和过世的威廉·伯克利（William F Buckley）之间具有历史意义的对抗。让人吃惊的是电视在新闻之后给予这两位知识分子全部二十二分钟的时间发表评论。从那个评论标准来看，我们已经衰落了很多了。

我确实曾经听政治科学家阿兰·沃尔夫（Alan Wolfe）介绍自己是“纽约知识分子”，仍然留恋可以追溯到《党派评论》创立时的传统的身份意识。如果把这个特点作为美国对于“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最持久贡献，人们可能注意到这个词主要用来描述在学术界之外工作的人，实际上在大范围的出版界之外，他们可能是“少数派”刊物白手起家的独立编辑。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只是在根本没有指望当教授的情况下写的重要著作而获得荣誉博士学位后才最终在大学谋到一个职务。我认识和崇拜的已经过世的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终生没有稳定的工作、可靠的收入来源，有好多年甚至连一个稳定的住处都没有。戈尔·维达尔从来没有进入大学教书，甚至没有上过大学，（在这方面像乔治·奥威尔，《党派评论》的驻伦敦记者）人们可能提出的相反例子比如乔姆斯基和内森·格拉泽（Nathan Glazer）并不能削弱我的观点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要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关键在于你是什么，而不是你做了什么。许多学者是非常聪明的，受到高度尊重的教授，但是他们不是公共知识分子。

在我提到的所有人中，除了沃尔夫，我想不到还有任何人能说“我是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上，它是需要他人给予认可的称号。我记得在十五岁的时候观看了一个不知名的，现在已经被遗忘的剧本，其中有个人物被认为“他是知识分子，用他的思想解决问题。”我记得当时非常清醒地认识到我渴望将来有一天自己成为这样的人。现在存在的很高的可能性，博客空间和专家霸权（punditocracy）让人们很容易表达自己的思想。需要立刻做出分析，或者至少对这样的分析的需要，越来越多地增加个人的知名度，只要他不觉得尴尬，正如我们通常说的“从来没有发表的思想。”

那么，“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有什么用呢？它帮助我们确定那些生活在思想战场上的人的身份。它常常帮助我们了解到外国文化或者国家，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俄国知识分子异议者在这方面提供了金色标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词已经失去了最初和法国文化的联系，尤其是巴黎左岸咖啡馆。当读者在投票确定二〇〇五年《展望》和《外交政策》排行榜的时候，只有一个法国人进入前四十名，今年的排行榜中只有五个。伯纳德·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évy)和帕斯卡尔·布吕克内（Pascal Bruckner）没有上榜让我感到吃惊)就我所能决定的，“知识分子”这个词在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中作为被滥用的词而大众化了。创造这个词是要说明亲德雷福斯群体对于国家和忠诚并非根深蒂固，更倾向于温文尔雅的“思想智慧”的抽象概念而不是教堂和土地的真实性。我个人希望这个词从来没有丧失颠覆和破坏性的意义。

在过去几年里一个明显的变化是这个词和左派和世俗主义者的从前的关系中断了。艾里克·霍布斯鲍姆在二〇〇五年的排行榜中位于十八名，当时他已经八十八岁了，但是今年除了斯拉沃热·齐泽克，我认为在排行榜中没有一个人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属于像霍布斯鲍姆那样生于一九一七的群体中，值得考虑的还有比如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和康纳·克鲁斯·奥布赖恩（Conor Cruise O’Brien）。比他们年轻的人中，值得考虑的是汉斯·马格涅斯·恩泽斯伯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尤其是在排行榜上教皇是除了哈贝马斯外的唯一德国人)。让人感觉到的对世俗主义的再次打击是排行榜中没有包括了塔里克·拉马丹（Tariq Ramadan）而且还有埃及出生的宗教人士卡拉达维，他对于卡塔尔半岛电视台（Al-Jazeera）感到困惑和依赖的穆斯林发表微型传教和指导。让人振奋的是看到进入二〇〇五年排行榜的曾经引起风波的伊拉克什叶派领袖阿里·希斯塔尼（Ali al-Sistani）这次没有引起轩然大波。

实际上，我刚刚提到的宗教人士或许比榜上很多人更有资格作为思想家同时也是实干家。他们的现世主义对应者被安东尼·鲍威尔（Anthony Powell）在回忆录中描述为意大利诗人邓南遮（d’Annunzio）式的人物，即是思想家又是实干家，比如马尔罗(Malraux)、库斯特勒（Koestler）、三岛由纪夫（Mishima）、梅勒（Mailer）等。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在对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研究中，哀叹这种积极分子的衰落是大学主导地位和专业化兴起的结果。难怪他的书的副标题是“衰落研究”。有人可能觉得这个思想被另外的方式证实了，因为波斯纳自己选择的顶尖知识分子不是别人正是亨利·基辛格。

但是我不应该总是批评别人。因为我能够出现在电视上，仓促发表演讲，飞快地发表文章，我常常发现自己被邀请，甚至被诱惑在众多不同问题上发表随时想到的看法。这样做有时候是很快乐的，有时候也是一种报复，因为多次在电视屏幕上骂人或者纯粹出于愤怒对对报纸大发雷霆。不管怎样，我尽可能在有些时候谢绝邀请，以免成为万金油式的雇佣文人。

对于自命的导师和圣贤，人们必须添加尖锐的问题，是否在自我塑造公共舆论。没有代表人物的群体（像那些参加美国在线（AOL）上的网络全民公决来决定是否应该起诉嫖妓的艾略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 should be prosecuted）的人已经习惯于认为“是我”，当他们读到“这是你的决定。”在受排行榜充分驱使的环境中，思想标准的观点不大可能发扬光大。

即使在这些令人敬畏的页面上，人们或许称为“候选制度”（selectorate）的东西是可以通过追随者群体的网站启动的自我选举做法。(波斯纳的入选名单标准是媒体提到的次数，网络点击率和学术文章引用次数的结合)。很快，我高兴地发现到记者查理·路斯（Charlie Rose）网站上他最近所采访的人物排行榜中，我是第一名(1,059票)，超过伊朗总统默罕穆德·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505票)和比尔·克林顿和乔治·布什（分别是344票和494票），但是你仔细研究这些数字后就很容易发现，通过选票确定这个名次的世界在查理·路斯网站之外并不存在。这样的世界即使存在，也不能把我放在和第四名的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同等的地位，（实际上他在三年前的二〇〇五年由《展望》和《外交政策》主办的排行榜中排在第五名）。上次让我眩晕的感觉是发现《华盛顿邮报》“时尚”版进行新年的“上榜”“下榜”总结，宣称我是新闻界的“下榜”人物，而保守派专家塔克·卡尔逊（Tucker Carlson）则“上榜”者。公平地说，我当时想从来不记得什么时间被认定“上榜”者的。

没有什么比说知识分子是不愿意在公众舆论的热量上沸腾的人更糟糕的了。应该有个词来指代那些自己思考的人，他们愿意承担被人指控“精英主义”（或者至少比民粹主义更喜欢）；他们最关心语言，猜测语言和真理的微妙关系，愿意并能够拆穿谎言。如果这样的人有讽刺意识和历史意识，那正如法国人说的“实在太好了”（tant mieux）。用非常著名的，但没有多大意义的说法，知识分子不需要“向当权者讲真话”。（乔姆斯基尖刻地提醒我们当权者常常更清楚地知道真理）但是，对于我们对于权威的态度应该表示怀疑，正如对待乌托邦的态度一样，更不要说对待天堂和地狱的态度了。其他的目标应该包括具有通过历史学家的眼光看待现在的能力，从活人的眼光看待过去的能力，用国际主义者的眼光看待他人的文化和语言的能力。换句话说，一个人在“赞同”这个呼吁的排名中的位置越高，他对于“知识分子”的称号就越感到怀疑和不安。

译自：“How to be a public intellectual?”by Christopher Hitch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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