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简要历史

社会保障的范围很广，国内把它归结为四类：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优抚（主要对军人和军人家属）。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还是讲社会保险，还有社会救济的一部分。中国保障制度的历史已经有整整50年的历史，从1951年，当时的政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试行）》，这标志着中国第一次正式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大概分三段路，第一阶段是51——69年，实行社会保险加顾主责任的形式，企业交一定的基金，并规定顾主有哪些责任。第二阶段是徘徊停滞阶段，从69年到8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使得劳动部和总工会解散了，后来财政部宣布停止这种统筹基金的保险方式。企业自己负责，在计划经济下没有造成多大影响。第三阶段是80年代中期到现在，1984年，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问题就来了，对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造成冲击。企业开始意识到社会保障是政府的责任，于是开始恢复统筹经营的政策，从养老保险开始。87年，办起了失业保险制度，95年，劳动法正式颁布规定了五项受保内容：养老、失业、工伤、生育、职业病。到98年，国务院要改革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制度。

3、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的失业保险制度

1998年，党中央国务院开的工作会议。关于下岗，这两年被用烂了。这个词是有严格定义的，首先是企业，而且必须是国有企业；其次是“两无一有”：没有劳动岗位，没有劳动收入，但是保有和企业的劳动关系，这就是和失业的区别。要享受基本生活保障，有一个前提，必须进下岗职工再就业指导中心。国有企业这三年下岗2100万，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我想有三个原因：第一、是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的。重复建设，以至国有企业冗员充斥，积重难返，我们要是老不去改革，盖子就总是揭不开，只要我们搞市场经济，这个矛盾始终要去面对。第二、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强烈冲击已经开始。我们正在开始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进程之中，经济全球化就是重新分工，不参与进去就要遭淘汰，参与进去就要和跨国公司竞争。我们的国有企业包袱这么沉重，根本无法和它们竞争，所以必须精简，调整我们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这就要求有一部分人要提高业务素质，有一部分人就要遭淘汰。第三、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环保要上来，淘汰旧工艺，必然有一部分人要下岗。象德国和英国工业转型的时候，都出现了这个问题，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中国要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时候，必然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一开始不采取失业保险的制度呢？这是一个策略的选择，把社会稳定放在第一位。城镇的失业人口有530多万，要把2000多万失业人口放到社会上去，必然会造成很大的动荡。而且很多老工人对企业的感情无比深厚，宁可一分钱不拿，也要在企业呆着，强行的实行这样的政策，必然会造成社会动荡。实际，我们是提供一种缓冲的策略。

我们采取了政府和企业共同负责的取向。我们的基本政策概括起来是四个“三”：第一个“三”是三个条件，两无一有，无岗位，无工资收入，但保有劳动关系。第二个“三”是三三制，这是重点。在下岗工人进入中心后，给他们每个月基本的生活补贴；给他们交纳社会保险费，使他们以后仍可以享受各种保险权利；给他们进行再就业培训，使他们能重新走上工作岗位。这个钱哪来？如果是盈利企业，它自己出；如果是亏损企业，实行企业出三分之一，财政出三分之一，再从社会筹集三分之一，如失业保险基金。现在全国各地都有一个最低生活水平标准。 再就业方面，有“进中心，就是单行道，没有回头路”，进中心，就是为了再就业。第三个“三”，就是中心最长管三年，三年以后就要进入社会领取失业保险。第四个“三”是三条线，进中心三年仍解决不了再就业，就进入社会接受失业保险，这还可以享受两年。再不行，就要自己想办法了，不过还有一个保障，就是你的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达不到所在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还可以得到政府的补助，总共三条线。

在这2100万人当中已经有1300万人实现了再就业，当然，有很多是实现了短期的再就业。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完全稳定的就业岗位也是不存在的。到去年年底，中心仍有650万的人未实现再就业。应该说这对国有企业改革的作用还是很大的，国有企业在岗职工最多时有7000多万，现在只有5000多万，大大地减轻了企业的负担。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国家财政这三年拿出来299亿人民币，由于三三制。

现在面临的两个主要矛盾是，一方面，下岗到了底没有，三年已经有2100万下了，超过30%，但是，据估计，还没有到底。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融入到全球的竞争中去，还没加入到WTO中去，加入到WTO以后还要承受更大的压力，还有相当批量的人员要精简，才能在竞争中保持有利地位。不过，那时侯下岗造成的影响和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已经有能力解决好这个问题了。另一方面，我们说要管三年，现在三年马上就要满了，650万人中的大多数要出中心了，这又是一道坎。他们已经不愿意出中心了，这是一个意识上的问题。这一点上海就做的比较好，上海的下岗工人争环卫工作都争破头了，因为环卫工人的工资高，上海人的意识跟北京不一样，他们只认钱。反面的例子也有，沈阳的下岗工人有给农民干活的。

除了观念要转变以外，还有三个比较现实的经济问题。一个是要解决企业对工人的欠帐问题，企业欠发工资，欠交失业、养老保险费。第二笔钱，按法律规定，解除劳动关系，就要给一笔经济补偿金，每工作一年，应该补偿一个月的工资，这也是国际上的公例。第三笔钱，是要解决企业的债务，前几年，企业乱搞集资，欠了职工一大笔集资款。光经济补偿金，我们算了一下，就要1700亿。

怎样去解决这些问题，根本上还是要发展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在我们发展高新产业的同时，还要发展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多服务性的岗位，比如社区服务，很多事情没人去做。现在小区建设需要很多人，保安、保洁、绿化、家政服务等，都需要人去做。这种需求与下岗职工的劳动力供给非常吻合，它不需要特别的培训，是马上就可以适应的。上海的家政服务员的培训是场场爆满，而且上海人还特别喜欢请下岗职工做家政服务，因为他们还会烧上海菜。而且下岗女工大多是家庭主妇，干活还特别细心，周到。但在北京就很难找到家政服务员，因为意识还没有转变过来。

主讲人简介：

胡晓义 高级经济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