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浙江两级师范开办100周年和近代著名教育家经亨颐逝世70周年！
一
五四时期在全国范围内，“高等学校以北大最活跃，在中等学校，则要算是湖南第一师范和杭州第一师范了”。
——陈望道
时光倒转到20世纪初叶，那时的杭城曾有过这么一所学校，它建于科举时代浙江省城贡院废墟之上，虽然以学校之名它仅存在了短短十六年，但它却曾在近代浙江的大舞台上风云一时。它就是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其前身为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
说它风云一时，是因为凡研究浙江近代史和浙江近代教育史都回避不了这所学校。“木瓜之役”、“一师风潮”这两起轰动全省乃至全国的事件，使得名不见经传的杭州小营巷酱园弄的湖州会馆和传承了浙江第一师范文化遗产的杭州高级中学校舍分别成为市级、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无论是李叔同开启的人体写生与“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传唱，还是晨光社、湖畔诗社的青春诗篇，都在中国的文学艺术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华章。
翻开浙江两级师范、第一师范的校史，竟有众多的全省乃至全国之“最”集中于这短短十六年间：
浙江规模最大的新式学堂（浙江两级师范）
浙江最早的生理学讲义和生殖系统讲授课（1909年鲁迅），
浙江最早的教师风潮（1909年木瓜之役），
浙江有艺术专科之始（1912年浙江两级师范图画音乐手工专修科开设），
浙江最早的美术展览（1913年春浙江两级师范举办美术展览会），
浙江最早的音乐会（1913年夏浙江两级师范举办音乐演奏会），
中国最早的人体写生（1914年李叔同），
中国最早的现代版画艺术（李叔同、夏丏尊指导，浙江第一师范学生社团“乐石社”编辑《木版画集》），
中国人自行撰写的第一部西洋美术史（李叔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一曲的填词创作与风靡全国（李叔同《送别》），
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最早的合唱曲（李叔同《春游》），
浙江最早的校际体育会操（1915年10月经亨颐发起省会中等学校联合会操）
浙江最早的校际联合运动会（1915年11月经亨颐发起全省第一次中等学校联合运动会）
杭州各校最早的校园农业实习（1916年浙江第一师范农事实习场的开辟），
中国最早的美术史教科书和参考书（姜丹书《美术史》、《美术史参考书》，1917年、191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浙江省第一份宣传新教育的刊物（1919年4月《浙江潮》）
杭州五四运动的先锋（1919年），
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中国东南地区新文化传播的重镇（1919—1920年），
浙江校园白话文教育的开启（1919年10月，浙江第一师范及其附小实施白话文及注音字母教学）
浙江教师专任制的最早实行（1919年秋）
浙江最早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1919年11月《浙江新潮》），
杭州各校学生实行自治的范本（1919年11月浙江第一师范首届学生自治会成立），
浙江最早的话剧表演（1919年11月浙江第一师范新剧团“曙光剧社”演出自编的《骗中骗》、胡适编写的《终身大事》、陈望道与夏丏尊合编的《严肃》等）
《共产党宣言》首部中文全译本的翻译（1920年陈望道），
五四运动之后全国首起影响巨大的学潮（1920年一师风潮），
全国最早的中等教育选科制、学分制改革（1920年5月浙江第一师范试行学科制）
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诗刊（1922年《诗》），
浙江最早的新文学团体（1921年晨光社、1922年湖畔诗社），
…………
这是当时浙江与世界接轨的产物，是中国第一次社会转型的写照。
说它风云一时，是因为这里曾是近现代中国诸多名家大师的人生驿站。邵章、沈钧儒、徐定超、经亨颐、鲁迅、许寿裳、李叔同、姜丹书、刘毓盘、单不厂、周承德、朱希祖、张宗祥、钱家治、冯祖荀、沈尹默、夏丏尊、刘大白、陈望道、李次九、胡公冕、姜琦、马叙伦、俞平伯、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许宝驹、王祺、黄人望、何炳松……，或同时、或相继来到这块热土执教，或谱写了生命中辉煌的乐章，或开启了生命中永恒的追求。
这是怎样的阵容呵！其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便是主持校务长达十年的校长经亨颐。经亨颐（1877—1938年），字子渊，浙江上虞人。1903年东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专攻教育与数理。1908年浙江两级师范初创，为首任教务长。1911年春受徐定超推荐继任浙江两级师范监督（即校长），是年34岁。从此任浙江两级师范、第一师范校长凡十年，并兼浙江省教育会会长。这个有着一颗年轻的心的中年人，时称“浙省教育界之巨子，革新运动之领袖”、“浙江文化运动的先觉者”，可谓是主一校而名一校：出长浙江第一师范，弘扬新文化，与长沙的湖南第一师范并称“两个一师”；离开杭州回到故乡上虞，白马湖因之蜚声海内外，那儿继续着他在浙江第一师范的未竟事业，那便是有“北南开，南春晖”之誉的春晖中学。
这里也是江浙一带诸多风云儿女启航的港湾。从这扇校门迈出的莘莘学子中，有以中国共青团最早的两位中央书记俞秀松、施存统以及华林、王贯三、谢文锦、宣中华、叶天底、唐公宪、梁柏台、寿松涛、汪寿华、庄文恭、胡成才、李宪仲、蒋友谅、瞿景白等中共早期骨干为代表的先驱志士，有以沈肃文、邵瑞彭、蒋伯诚、张衡、马文车、龙恭、许静芝、赵并欢、孔雪雄、严慎予等为代表的社会活动家与政界人物，有以何绍韩、金古霞等为代表的实业家，有以教育家杨贤江、李宗武、傅彬然、朱文叔、叶作舟、科普作家贾祖璋、艺术家吴梦非、刘质平、金咨甫、金玉相、潘天寿、丰子恺、文学家王平陵、曹聚仁、冯雪峰、潘漠华、汪静之、魏金枝、柔石、经济学家周伯棣等为代表的文化界名流，有以数学家陈建功、鱼类学家陈兼善、中医学家陈无咎等为代表的科学界精英，等等……。
这些在近现代中国舞台上留下深深足迹的重量级人物如此集中地涌现于一个时代一所学校，正所谓“人文蔚钱塘，多士跻跄趋一堂”。不能不说，这令人惊叹不已的师生团队正是这一所学校十六年教育之功，它为整个近现代中国的进步提供了举世公认的最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二
“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蔡元培
“凡学校皆当以陶冶人格为主。”——经亨颐
“我们所行的教育是人的教育。”——夏丏尊
18世纪，“德国教育之父”洪堡创办柏林大学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现代大学理念：“教育的目的是充分发展个人的能力和个性，使之成为……意识到自己尊严的、有教养、独立自由的公民。这种公民的全体才构成一个民族。”约两百年后，“中国现代教育之父”蔡元培也明确指出：教育的使命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
在经亨颐看来，“学校程度虽有分别，而同为教育研究家所居之地，促进社会文化之职责，当然与大学并驾齐驱”。这位被后人称作“中学界的蔡元培”的浙江第一师范当家人与蔡元培南北遥相呼应，力倡“人格教育”，强调德智体美均衡发展，智力训练、情感陶冶、意志锻炼并重。在其心目中，今日之学子乃未来之公民，公民非臣民，公民非工具。他视学校为未来社会公民人格成长的启蒙场所，认为学校不是“贩卖知识之商店”，“凡学校皆当以陶冶人格为主”，“求学何为？学为人而已”，当“以人格之实现为社会发达之本”。
在浙江第一师范度过了整整十二年教学生涯，翻译了《爱的教育》的夏丏尊先生在《教育的背景》一文中挥毫写下了这样的认同：“我们所行的教育是人的教育”，“‘不管学生将来入何等职业，先使他成功一个人。’卢骚（注：今译卢梭）这句话说在百年以前，到现在还是真理。”他们的学生、后来成为新闻界知名人物的曹聚仁在《我与我的世界》中这样回忆经亨颐：“所谓‘修身’，并不是‘独善其身’的‘自了汉’，而是要陶养成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公民’。”
学校文化的重构，强调学校的氛围、精神，强调动力、道德，强调规范、价值观念、态度和信仰。经亨颐视校友会为“教育上必要之事业”，以此凝聚共同愿景，改善师生关系，改造学校氛围。此“校友”并非以离校后为友，而更注重师生在校时即为友，这是对纲常伦理传统的一大文化改造。学校课外活动多半由校友会下设的运动部和文艺部来组织，美术展览会、音乐会、话剧表演、运动会等等，更是面向社会开放，成为引领社会新风尚的平台。
1915年初夏的一个晚上，浙江第一师范校友会召开首次毕业生送别会，席间师生齐唱《送别歌》：“……愿君此去肩重任，尽心教育觉新民，各天涯共精神，毋忘母校恩。”歌中所“共”的“精神”即经亨颐手书的“勤慎诚恕”四字校训：“勤”指“时习”、“敏求”、“不厌不倦”；“慎”指“慎言”、“慎行、“寡尤寡悔”；“诚”指“真实无妄”、“成己成物”；“恕”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尽己及人”。随着时代的演进，经亨颐与时俱进地重新解释了这些传统道德信条，在价值符号不变的条件之下实现着价值内容的更新。
教育所能达到的高度取决于对人的认识、对世界潮流的认识所达到的深度。正是出于“以人为本”，才会有“与时俱进”的责任与理念，而“与时俱进”又必然推动教育改革朝着“以人为本”不断迈进。“与时俱进”一词如今深入人心，其最早竟是出自上个世纪初浙江教育家之手笔。早在1910年，蔡元培在其论著《中国伦理学史》中通过中西文化对比指出：“顾西洋学说则与时俱进。”1913年由夏丏尊作词、李叔同谱曲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歌》中也有“五载光阴，学与俱进，磐固我根本”之谓。而真正成为改革运动的口号则是在1919年五四前后的浙江第一师范。经亨颐将这四个字作为办学总方针，将其人格教育理念发展至“动的教育”新阶段，这是“与时俱进”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的第一次名副其实的实践。浙江第一师范由此发展成为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1919年4月，在经亨颐主持下，浙江省教育会的新会刊《教育潮》诞生。发刊词中对“潮”的评论，最足以说明经亨颐当时的主张：“惟知其势力之伟，故不宜为顽强之抗拒，而当与之顺应；惟知其功用之大，故不宜为淡漠之恝置，而当加以欢迎。”
经亨颐主张教育须以受教育者为中心：“人之精神，不但自知力而成，有较深之感情意志作用为根据，以之内省直觉；又自由活动之萌芽，而含有开辟新生活新价值之创造力。”“教育即启发此创造力之事业，须尊重儿童之个性及其人格，以儿童为教育之中心。”
他主张知情意行的全面发展：“教育而仅有知识授与，是直可谓与理性人格无关系之教育，即非人类与人类之教育。”“人格教育……反主知主义而重情意，对于平凡化划一主义而创个性之自由发达，以期造成真正之人格。”
他主张实施“以儿童身心能力为标准”的差别教育。他猛烈批评“不问心身能力之差别”、“抑压个性之发展”的划一教育制度为“铸型教育”，铸造万人一律的“铅弹人生”，其谬误“全为图教育之便利而不为被教育者着想”，在于“不以学校适应儿童，而以儿童适应学校”，在于“多为教师之便宜以处置儿童，不为儿童之利益设法”。
他主张进行探究式教学，使学生学会学习，具有发展性学力：“教授作用，须兼传达法与发展法之二者而言，授与以真理，无宁授与以真理之探究法；授以知能，何如授以研究法。”“系统的研究法之训练的见地，贵于知能之传达，同时使养成知能收得之方法。”他指出教育者之责任应“为研究法之教授法，非预习法复习法所可了事”，学校的重大职责“在使学生无指导时之研究法，于在学中养成之”。
他主张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师弟之关系，今昔不同。昔人终身一师……，终身学之不及，而青出于蓝之望绝矣。人生之发展，为倒缩退步的状态。今则……终身多师，不特校内多师，且有校外无形之师；随风逼来随潮涌来之师，更不及防……，实为教师与学生共同之师。”
他主张教育为“继往开来之精神事业”：“改造文化增进文化之教育”应当是教育者为“教学半”，此即今之教育者要有终身学习理念之谓，而学生则当“学教半”，即学习与投身改造社会的实践相结合。“所谓学生之社会服务，即在学校所学为人之道，传诸社会，使一般社会亦知为人之道之意而已。”
从“升学谋职”教育价值观向人格教育价值观的转变，从仅重“知识授与”向知情意行全面发展的转变，从“平凡划一”、“教师本位”向个性创造、儿童中心的转变，从师道尊严、父父子子的旧秩序向师生为友、共同进步的新气象的转变，……这是在中国近代第一次社会转型之际，出现的一次面向未来的新教育的闪光。在又一次社会大转型的今天，终身学习、两代人共同进步终于不可逆转地成为信息时代师生共同的追求。重温九十年前经亨颐的教育理念，应是何等的熟悉与亲切。
三
“我步入丛林/ 因为我希望生活有意义/ 我希望活的深刻/ 吸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 把非生命的一切都击溃/ 以免当我生命终结/ 我发现自己从没有活过。”
——美国电影《死亡诗社》（又译《春风化雨》）
人类的生存本无意义，它的意义是人类自身赋予的，值得自豪的是我们能够使我们的生活富有意义，有时甚至是超越死亡的意义。
生活在五四时代浙江第一师范校园的学子们是幸运的，他们的导师为他们铺设了个性精神和自主人格全力弘扬的平台。生活于其中的教师们也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的才华、他们的抱负能在与学生们及其校园氛围的良性互动中得以施展，从而绽放和延续生命的光华。每一个在这个校园内沐浴着新教育阳光的青年学子都会由衷地感受到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一个大写的人的力量和价值。“我浸在晨光里，周围都充满着爱美了，我吐尽所有的苦恼郁恨，我尽量地饮着爱呵，尽量地餐着美呵！”湖畔诗人汪静之用诗的语言昭示着这个校园内人性的觉醒。
这是怎样的一个春天啊！浙江教育之光在此聚焦，浙江教育之新生在此萌芽——
从教员专任到评议会再到学生自治，浙江第一师范在杭城诸校中率先启动管理体制改革。
在经亨颐看来，“教员非专任，对于职务无稳确之观念，对于学校无专任之精神，欲言人格难矣哉”。他提出凡有真才实学、教学热心、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的学者，均应加以聘任，而“其资格，其经验，一概不计”。他召集省城中学校长共同研制教员专任事宜：各校校长根据科目、时间酌定本校专任教员额数；专任教员不得兼他项职业及他校教课，如他校必须聘时，须经本校校长之许可，每周至多不得超过8小时；专任教员以3年为一任期，期满续任者，月俸升一级。1919年秋，教员专任制首先在浙江第一师范实行，首批聘请的专任教员有16位，其中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夏丏尊成为改革骨干，号称“四大金刚”。
与教员专任制相配套，经亨颐在校内设立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议事机构，用来审核各种制度、规程，决定各行政委员会名单，讨论学校预、决算费用及校内重大事件。评议会由校长担任议长，评议员按一定比例从教职员和学生中民主选举产生，每年改选三分之二，连选得连任，但以两次为限。后来经亨顾在一次谈话中坦陈：“每星期开例会一次，遇有研究的问题，还要连日开会讨论。所以我对于职员，是认定‘集思广益’四字做去。”
学生自治更是其顺应时势并与之互动的大胆革新与尝试。经亨颐认为，学校训育可分为以教师意志强迫学生服从的“教师本位”和使学生自觉自愿服从的“学生本位”两种。“今后训育之第一要义，须将教师本位之原状，改为学生本位”，“曰指导，曰陶冶”。他力倡以生为本的“自动、自由、自治、自律”原则，即学生有自发之活动、自由之服从、自治之能力、自律之行为。“教育的目的，是要养成自律，……但在校的期内，完全是他律，自律叫他从那里来呢？……要待学生有自治能力才能自治，试问一天不使他自治，待到几时才有自治的能力？”1919年11月16日，浙江第一师范学生自治会正式宣告成立，宣布其宗旨为“尊重个人的人格，发展互助的能力，养成自治的习惯，练习共同的生活，建设模范的社会”。此事开全省风气之先，以后各地学校相继起而仿效。
从重视西学和音乐、美术、手工诸科到国文教学改革，从年级制、划一制的课程设置到选科制、学分制的课程设置，浙江第一师范的课程改革走向了新的质变。
从周树人的生理课到李叔同的写生课，这所学校与世界接轨的创新精神、实践精神一脉相承。一百年前，那个还梳着长辫子的时代，28岁的周树人也就是后来的鲁迅，在自日本留学归国后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浙江两级师范的生理学课堂上讲起了生殖系统，还鼓励学生要敢于解剖尸体；植物学教学尤为重视野外实习，经常在周六下午带学生到西湖边及周围群山去采集植物标本。短短几年后，应经亨颐之聘前来任教的艺术大师李叔同便在校园内首开中国人体写生教学之先河，而当时的社会环境竟是学生到西湖边画风景都会遭警察误解干涉的啊。在经亨颐的教育理念中，艺术教育是人格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制作不过手段，鉴赏乃为目的”，它并非为术业而开展，而是为现代公民的成长所铺设的桥梁。在浙江第一师范本科五年学程中，每年都有图画、音乐、手工三门课，且每周各有2小时教学，其教授时间和自修时间的比例与国文、数学一样，均为2:1，而其他学科则为4:1。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文言白话之争是新旧思想交锋的突破口。在国文教学改革的问题上，五四时期的浙江第一师范作出改革的表率作用。经亨颐及“四大金刚”等人大胆试行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在美国杜威的“解决问题”教学法启发下，白话文教学十步程序设计出台：说明——答问——分析——综合——书面的批评——口头的批评——学生讲演——辩难——教员讲演——批改札记。他们以人生问题讨论为纽带，将读、写、说有机结合，注重让学生的视野贯通古今，关注现实社会问题，关注身边的日常生活，在加强语文综合能力训练的同时，更增强了人的主体意识。课堂成为了师生对话、共同研讨的舞台，教学民主精神由此播种，学生的思想得以放飞。
在课程设置的多重性、教学制度的灵活性问题上，全国中学界最早打出改革旗帜的仍是浙江第一师范。经亨颐痛陈学年制“轻视青年的光阴，束缚学生的能力；尊重办事的程序，演成划一的流弊”，疾呼：“吾人日言教育，为自己图生活已乎，抑为被教育者谋利益？儿童为吾辈所牺牲乎，抑吾辈为儿童所牺牲？而何以贤愚混同，幽闭于一教室，阻止颖才，苛促低能，同一题材，同一方法，个性发展云乎？”试看1919年浙江第一师范学科制试行办法所迈出的步伐：设必修科和选修科；采用学分制，学完规定之学分，成绩及格者，即可毕业或提前毕业；减少授课时数，增加自学时间；各学科成立研究室，以便于学生课外研究，发挥其爱好、特长。尽管经亨颐任内尚未及实施，而继任者姜琦表示“当极力的贯彻经校长的主义”，将这一教改方案正式付诸实施。后来经亨颐主持春晖中学、宁波省立四中时也继续了这一改革。九十年过去了，对照我们今天正在推进的课程改革实验，不免有相见恨晚之憾。
师生关系由等级到校友，学校管理由校长威权到师生共治，教学模式由单向传输到共同研讨，浙江第一师范由此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学校学习型组织化的一个成功范例。蔡元培也曾誉之为“浙江最负盛名的学校”。
四
“教育必须培养人的自我决定能力，而不是要培养人去适应传统的世界，不是首先要去传授知识和技能，而要去‘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自我学习的主动性，抽象的归纳力和理解力，以便能使他们在目前还无法预料的种种未来局势中自我作出有意义的选择。”
——威廉·冯·洪堡
三十年前，中国重新开启了迈向现代社会的步伐。经济转轨、社会转型要求建立民主、科学、人权、法治等一整套相适应的社会、文化环境。如同经亨颐先生那一代教育先哲所遵循的“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教育宗旨，今天我们必须将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现代公民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真正的教育意味着追求无限广阔的精神生活，追求人类永恒的普世价值：智慧、美、真、公正、自由、希望和爱，以及建立与之相关的信仰。
教育培养的是未来。现代学校教育应当构建基于共同愿景的学习共同体，在尊重、信任与平等的前提下，在民主、宽容与和谐的氛围中，致力于校园生活的认知、交往、审美的统一，着眼于人的精神、情怀和智慧、潜能的深远培育与开发，让校园沐浴科学精神与人性光辉，让师生在对话交往中共同进步与成长，进而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
历史是已经凝固了的现实，现实是正在流动着的历史。曾经燃亮于上个世纪前半叶的浙江教育薪火，如何能在新的时代重新焕发出璀璨之光？魂兮归来！
（作者单位：杭州市教育局）
